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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安娜·科穆宁娜在《阿历克塞传》中，记载她那行为有如使徒的父亲，处理摩尼教徒的有关状况。她渴望能驳斥这些极为可厌的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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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巴西尔是个僧侣，是鲍格米勒派的创始人，这是诺斯替教派的一个分支，很快遭到毁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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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我们英国历史学家的这段文章是出于迪康热对维尔哈杜因极为卓越的注释。维尔哈杜因发现，菲利浦波里斯的保罗教派成为保加利亚人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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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保加利亚人这个民族有几种称呼，像Bulgari、Boulgres和Bougres等，这个特有的名词是法兰西人用来谴责放高利贷者，或是违反自然的性犯罪者。Paterini或Patelini是指一个处事圆滑而又善于奉承的伪君子，像《帕特林律师》就是一出原创和欢乐的闹剧。摩尼教徒可以称为卡撒里，是纯洁的意思，以讹传讹叫成加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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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用法律、十字军和宗教迫害来对付阿尔比异端，莫斯海姆有公正无私但笼统的记载。有关整个事件的细节，教会历史学家都有详尽的记载，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天主教还是新教，在这些人中弗勒里的论点最为公正和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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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林波克在出版《宗教裁判法庭通史》之前，先刊行《图卢兹的宗教裁判法》（1307—1323A.D.），这些作品应该要有学识更渊博而评论更正确的编辑。我们不应该中伤宗教法庭，甚至对撒旦也要讲公道话，但我一定要说清楚，罪人的名单填满了19页对开的纸张。只有15个男子和4名妇女被判无罪，释放后回到家人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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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莫斯海姆的《通史》第二部分，揭露宗教改革者的革新主张和各种记录。虽然他能洞察当前的一切状况，写作有定见不受影响，但还是逐渐倾向路德教友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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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1547—1553A.D.），我们的宗教改革更为大胆和完美。但是在英格兰教会的基本条款中，为了讨好人民、路德信徒或伊丽莎白女王，最早的原始文件原本强硬而明确地反对实质存在，后来取消这个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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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宗教狂热的惠斯顿（1667—1752A.D.，英国神学家）对哲学家哈雷（1656—1742A.D.，英国天文学家）说道：“要不是有路德和我这样的人物，你现在还跪在圣威妮弗蕾德的画像前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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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有一本著作提到塞维特条款，是一份最好的记录文件，让我看到这种极为可耻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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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塞维图斯被判处死刑，比起西班牙和葡萄牙点燃的大屠杀，使我感到更为愤慨。其一，狂热的卡尔文完全是怀恨在心，这种恶意很可能是出于嫉妒。维也纳的法官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他竟然就在这些人的面前指控他的对手，为了达成毁灭塞维图斯的目标，不惜背叛神圣的信托，提供他们之间的私人信件作为罪证。其二，不能用教会或国家遭到危险作为借口，来掩盖残酷的行为。塞维图斯行经日内瓦，根本是个不会造成伤害的陌生人，没有传播教义也没有出版作品，更没有劝人改变信仰。其三，正统教会的宗教法庭审判官要求别人服从，自己也会遵守服从的戒律。但是卡尔文违犯为人处世最基本的条件：以身作则。我从伊索克拉底的道德规范上读到这句格言，是福音书诞生前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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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年轻国王在总主教的淫威之下，理性的情感和人道的思想都受到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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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我们可以推崇伊拉斯谟是理性神学之父。宗教宽容在沉寂100年以后，又能恢复到当年的盛况，这些献身的人士是荷兰的阿明尼乌派信徒，还有格劳修斯、林波克和勒·克拉克；在英格兰是契林沃斯（1602—1644 A.D.，英国神学家）以及剑桥的宗教自由主义者，像蒂洛森（1630—1694 A.D.，英国坎特伯雷主教）、克拉克（1675—1729 A.D.，英国神学家）和霍德利（1676—1761 A.D.，英国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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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我很抱歉还要提到17世纪的三位作者，用高贵的态度来维护宗教宽容的权利，贝尔、莱布尼茨和洛克（1632—1677 A.D.，英国唯物论哲学家）都是俗家人士和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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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可以参阅威廉·坦普爵士的《低地国家的宗教》最令人激赏的章节。我对格劳修斯并不满意，他赞同宗教迫害的法律，仅仅谴责宗教法庭血腥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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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威廉·布莱克斯通（1723—1780 A.D.，法学家和历史学家）爵士解释英格兰光荣革命时期所确定的法律。要不是民族的气节比数以百计的成文法有效，那么除了天主教徒以外，对于任何否认三位一体的人士，宗教迫害仍旧留下可供施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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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我要提出两篇与普里斯特利（1733—1804 A.D.，神学家和科学家）有关的文章，让公众得知可以同声责难，这些文章揭露他的论点所要达成的终极意向，其中第一篇可以让教士战栗不已，第二篇会使官员大惊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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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约翰·斯特里特花费很大的工夫，将拜占庭正史有关蛮族的文字和资料，经过整理、编辑和改写以后，完成一个拉丁文的译本，在佩特罗波利于公元1771年—1779年出版，编成四大册六卷。样式的编排非常美观大方，却没有增进粗陋史料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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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狄奥菲尼斯认为古老的保加利亚在阿特尔河或伏尔加河的河岸，但是他又说这是流入黑海的巨川，地理知识太差，使人无法相信他的话。（译按：亚述海可以说是黑海的一部，虽然伏尔加河流入亚述海，说它流入黑海也没有多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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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希腊人提到的状况和伦巴第历史学家的叙述，有明显的差异，卡米洛·佩利格里诺和贝雷提很容易就将其解决。保加利亚的殖民区迁移到空无人烟的桑尼乌姆，虽然习得拉丁语，但是并未遗忘他们的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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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这些都是帝国的行省，而且都说希腊语，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教长经过协商，按照教会审判权划分给保加利亚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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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锡德雷努斯把莱克尼杜斯（或称阿克里达）的地位和主权说得很清楚。总主教或教长的位置从第一查士丁尼亚行省转移到莱克尼杜斯，最后迁到特诺弗，给希腊人的思考或叙述带来很大的困扰。有一个法国人（丹维尔）对这部分的地理，获得非常精确的数据和资料，比起那些本国人士要高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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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卡尔科科戴勒斯是一位学养俱优的法官，认为达尔马提亚语、波斯尼亚语、塞尔维亚语、保加利亚语、波兰语，甚至波希米亚语都是同一来源。他把匈牙利语划分为另一种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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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约翰·克里斯托弗的作品在公元1745年出版，对开本共两册。他搜集的资料和研究的成果，对阐明波希米亚和邻近地区的古代文物甚有裨益。但是他的计划范围过于狭窄，运用的方式非常落伍，提出的批评相当肤浅，身为奥利克的律师却很难免于一个波希米亚人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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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乔丹同意众所周知的看法，斯拉夫人这个称呼的来源可能是slava、laus、gloria，这个词在不同的方言和部分的言辞中都经常被使用，最后才形成一个非常显赫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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