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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塞维图斯被判处死刑，比起西班牙和葡萄牙点燃的大屠杀，使我感到更为愤慨。其一，狂热的卡尔文完全是怀恨在心，这种恶意很可能是出于嫉妒。维也纳的法官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他竟然就在这些人的面前指控他的对手，为了达成毁灭塞维图斯的目标，不惜背叛神圣的信托，提供他们之间的私人信件作为罪证。其二，不能用教会或国家遭到危险作为借口，来掩盖残酷的行为。塞维图斯行经日内瓦，根本是个不会造成伤害的陌生人，没有传播教义也没有出版作品，更没有劝人改变信仰。其三，正统教会的宗教法庭审判官要求别人服从，自己也会遵守服从的戒律。但是卡尔文违犯为人处世最基本的条件：以身作则。我从伊索克拉底的道德规范上读到这句格言，是福音书诞生前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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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年轻国王在总主教的淫威之下，理性的情感和人道的思想都受到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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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我们可以推崇伊拉斯谟是理性神学之父。宗教宽容在沉寂100年以后，又能恢复到当年的盛况，这些献身的人士是荷兰的阿明尼乌派信徒，还有格劳修斯、林波克和勒·克拉克；在英格兰是契林沃斯（1602—1644 A.D.，英国神学家）以及剑桥的宗教自由主义者，像蒂洛森（1630—1694 A.D.，英国坎特伯雷主教）、克拉克（1675—1729 A.D.，英国神学家）和霍德利（1676—1761 A.D.，英国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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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我很抱歉还要提到17世纪的三位作者，用高贵的态度来维护宗教宽容的权利，贝尔、莱布尼茨和洛克（1632—1677 A.D.，英国唯物论哲学家）都是俗家人士和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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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可以参阅威廉·坦普爵士的《低地国家的宗教》最令人激赏的章节。我对格劳修斯并不满意，他赞同宗教迫害的法律，仅仅谴责宗教法庭血腥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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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威廉·布莱克斯通（1723—1780 A.D.，法学家和历史学家）爵士解释英格兰光荣革命时期所确定的法律。要不是民族的气节比数以百计的成文法有效，那么除了天主教徒以外，对于任何否认三位一体的人士，宗教迫害仍旧留下可供施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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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我要提出两篇与普里斯特利（1733—1804 A.D.，神学家和科学家）有关的文章，让公众得知可以同声责难，这些文章揭露他的论点所要达成的终极意向，其中第一篇可以让教士战栗不已，第二篇会使官员大惊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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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约翰·斯特里特花费很大的工夫，将拜占庭正史有关蛮族的文字和资料，经过整理、编辑和改写以后，完成一个拉丁文的译本，在佩特罗波利于公元1771年—1779年出版，编成四大册六卷。样式的编排非常美观大方，却没有增进粗陋史料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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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狄奥菲尼斯认为古老的保加利亚在阿特尔河或伏尔加河的河岸，但是他又说这是流入黑海的巨川，地理知识太差，使人无法相信他的话。（译按：亚述海可以说是黑海的一部，虽然伏尔加河流入亚述海，说它流入黑海也没有多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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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希腊人提到的状况和伦巴第历史学家的叙述，有明显的差异，卡米洛·佩利格里诺和贝雷提很容易就将其解决。保加利亚的殖民区迁移到空无人烟的桑尼乌姆，虽然习得拉丁语，但是并未遗忘他们的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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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这些都是帝国的行省，而且都说希腊语，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教长经过协商，按照教会审判权划分给保加利亚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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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锡德雷努斯把莱克尼杜斯（或称阿克里达）的地位和主权说得很清楚。总主教或教长的位置从第一查士丁尼亚行省转移到莱克尼杜斯，最后迁到特诺弗，给希腊人的思考或叙述带来很大的困扰。有一个法国人（丹维尔）对这部分的地理，获得非常精确的数据和资料，比起那些本国人士要高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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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卡尔科科戴勒斯是一位学养俱优的法官，认为达尔马提亚语、波斯尼亚语、塞尔维亚语、保加利亚语、波兰语，甚至波希米亚语都是同一来源。他把匈牙利语划分为另一种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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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约翰·克里斯托弗的作品在公元1745年出版，对开本共两册。他搜集的资料和研究的成果，对阐明波希米亚和邻近地区的古代文物甚有裨益。但是他的计划范围过于狭窄，运用的方式非常落伍，提出的批评相当肤浅，身为奥利克的律师却很难免于一个波希米亚人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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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乔丹同意众所周知的看法，斯拉夫人这个称呼的来源可能是slava、laus、gloria，这个词在不同的方言和部分的言辞中都经常被使用，最后才形成一个非常显赫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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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一个民族在皈依基督教以后，接受别人对他们的称呼，这种状况显然是出现在公元8世纪，法兰西东疆的君王和主教有很多斯拉夫尼亚俘虏，不是波希米亚人而是索拉比亚人，从此以后，slaves这个词延伸到一般的用途，现代的语文还在运用，甚至拜占庭到后期也接受这种称呼。希腊原文的“听差”或塞尔维亚人与拉丁文的奴役容易混淆，已经听得非常顺耳，倒也不会产生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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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图斯皇帝叙述达尔马提亚的斯拉夫尼亚人，他对自己那个时代的记载非常正确，但一提到前朝的事就毫无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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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11世纪匿名的《年代记》，将亚得里亚海的控制归功于约翰·萨戈尼努斯，元首安德鲁·丹多罗在14世纪也写出这件事的经过，这是威尼斯历史上最古老的两座丰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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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锡德雷努斯和佐纳拉斯的编年史记载了保加利亚人的第一个王国，提到建立的日期都很正确；斯特里特搜集与拜占庭有关的史料；迪康热对这一系列的国王，都能描述当时的状况和定都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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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译注]《新约圣经·启示录》：“在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释放，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歌革和玛各，叫他们聚集战争。”所以提到歌革和玛各是指撒旦的末路，神与魔鬼最后的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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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维尔茨堡的主教相信这种见解，将之呈递给一个备受尊敬的修道院院长，但是他做出更严肃的决定，说歌革和玛各对教会来说是属灵的迫害者，因为歌革象征屋顶，是异教创始人的骄傲，玛各会从屋顶下降，将他们的教派传播到世界。然而这些人曾经博得人类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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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两位匈牙利作家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们是乔治·普雷伊和斯蒂芬·卡托纳。前者经常能够保持可供推测的空间，获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后者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判断正确，表达清楚，使人容易了解，真是一位具备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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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年代记》的作者被认为是贝拉国王的秘书。卡托纳认为这个人生于12世纪，为了应付普雷伊的吹毛求疵，对于他所扮演的角色要尽力辩护。这位学养不高的编年史家抄录一些历史记录，因为他的地位受到肯定，摒弃杜撰的乡野传奇，写作的内容以诙谐为主要特点。图洛修斯在15世纪搜集这些传说和神话，意大利人邦菲尼乌斯在文字上加以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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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译注]马扎尔人是匈牙利最主要的民族，发源地在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公元5世纪时西迁，首领阿帕德在公元896年率领族人定居于匈牙利平原，公元1001年马扎尔国王斯蒂芬一世和他的部下改信基督教，他因而被封为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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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费舍尔和普雷伊在他们的著作中，将匈牙利语和芬尼克方言列表进行比较，类似之处非常明显，但是整个表格很简单，引用的单字经过刻意的选择。我读到博学的拜尔（1694—1738A.D.，日耳曼东方学家）所写的评论，他认为匈牙利语采用很多芬尼克语的单字，基本的结构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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