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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希腊帝国的状况和穆拉德围攻君士坦丁堡（1402—144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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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帖木儿慷慨答应希腊皇帝的请求，领兵前去援救，就会得到基督徒的赞扬和感激，[58]但是一位把迫害之剑带进格鲁吉亚、尊敬巴耶塞特发起圣战的伊斯兰信徒，对于欧洲的偶像崇拜者不会表示同情或给予援助。这位鞑靼人还是遵从野心的冲动，君士坦丁堡获得拯救完全是出乎意料的结局。当曼纽尔将政府弃之不顾时，他对上帝祈求但不敢奢望：教会和国家的毁灭，能够延迟到他时运不济的有生之年结束之后。等到他从西部的朝圣之行归来，认为随时都会获得悲惨不幸的消息，突然之间收到奥斯曼人撤退、败北和被俘的报告，使他极为惊愕，不禁大喜若狂。曼纽尔立即从摩里亚的莫敦启航，登上君士坦丁堡的宝座（1402—1425 A.D.），罢黜瞎眼的竞争对手，将他放逐到生活安逸的莱斯沃斯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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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耶塞特之子派来的使臣很快被允许觐见，但是狂妄的态度已经有所收敛，说话的语气显得谦逊有礼，他们最感忧虑和惊慌的事情，就是怕希腊人为蒙古人敞开欧洲的大门。索利曼将皇帝尊称为父亲，要从他的手里乞求罗马尼亚的统治权，或者将它视为他所赐予的礼物，用永不变心的友谊保证决不辜负他的恩惠，要归还帖撒洛尼卡，以及从斯特里蒙河、普罗蓬提斯海到黑海一线最重要的地区。皇帝与索利曼的结盟使他成为穆萨仇视报复的对象，全副武装的土耳其人出现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前面。希腊人在海上和陆地都被击退，如果不是一些外籍佣兵守卫城市，他们一定会对自己获得胜利感到奇怪。曼纽尔的政策或热情非但没有延长奥斯曼势力的分裂，反而要去帮助巴耶塞特几位儿子中最强悍的一位。这时穆罕默德一世的进展被有如天堑的加利波利所阻，曼纽尔竟然与穆罕默德一世签订条约，要将这位苏丹和军队运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穆罕默德一世还在都城受到热烈的款待，这次成功的出击为征服罗马尼亚踏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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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者的谨慎和节制推迟了这座都城的毁灭：穆罕默德一世忠实执行他自己以及索利曼应尽的义务，带着感激的态度尊重和平条约的规定，并且要请皇帝成为他两个幼子的监护人，妄想使他们免遭他们的兄长穆拉德凶狠而猜忌的毒手。但是这最后的遗嘱一旦执行，必会损害到民族的荣誉和宗教的虔诚，国务会议一致宣称，决不会将两位皇室的年轻人交给基督狗去照顾和教育。在这个拒绝执行遗嘱的问题上，拜占庭的最高会议出现不同的意见。年迈和谨慎的曼纽尔还是屈服于他的儿子约翰狂妄的主张，他们要拔出危险的复仇之剑，释放不知是真是假的穆斯塔法。他被当成俘虏或人质受到长期的拘留，为了维持他的生活，每年所花的金额高达30万阿斯珀。[59]穆斯塔法在牢房的门口签署所有的条件，明确规定他要交出进入加利波利也可说是进入欧洲的钥匙，作为获得释放的代价。但是等他登上罗马尼亚统治者的宝座，竟带着藐视的笑容打发希腊的使臣上路，同时用虔诚的口吻告诉他们，等到最后审判日的时候，他宁可为违背誓言受苦受罪，也不愿将一座穆斯林的城市拱手交给不信真主的异教徒。皇帝立即成为两位对手的敌人，对他们而言他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人。穆拉德在获得胜利以后，接着在翌年的春天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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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恺撒的城市从宗教的价值而论，可以把亚洲大批渴望殉教冠冕的自愿投效人士吸引过来，得到战利品和美女的承诺可以燃起他们黩武好战的激情，赛义德·贝卡尔的到来和预言使得苏丹的雄心壮志更是势不可当。这位先知的后裔[60]骑着一头骡子抵达营地，500名门徒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要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会脸红的话，他可能为预言的不灵感到稍许难为情。坚固的城墙挡住了20万土耳其大军，他们的攻势为希腊人和外籍佣兵的出击所打退，古老的防御技术抵挡住了最新的攻城器具。传闻狂热的托钵僧被穆罕默德召唤到天堂进行通灵的谈话；轻信的基督徒所做的回应是，他们看见穿着紫色袍服的无垢圣母玛利亚，在防壁上面行走鼓舞着大家的士气。[61]经过两个月的围攻之后（1422年6月10日至8月24日），国内发生叛乱事件，迫得穆拉德赶回布尔萨，这完全是希腊人的阴谋诡计所引发，在穆拉德处死一个无辜的弟弟以后得以平息下来。当他率领新军在欧洲和亚洲再度展开征服行动时，拜占庭皇帝邀天之幸在奴役和不稳的状况下苟安了30年的岁月。曼纽尔崩殂，约翰二世帕拉罗古斯皇帝（1425年7月21日—1448年10月31日）获得允许继续统治，条件是每年缴纳贡金30万阿斯珀，割让除了君士坦丁堡郊区以外所有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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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奥斯曼帝国的世袭继承权以及新军的教育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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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帝国的建立和光复完全归功于几位苏丹的个人品格，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因为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之中，有些最重要场面往往取决于一位主角的表现。这些苏丹的智慧和德行还是有少许差异，彼此之间还是可以加以区别。但是，从奥斯曼登基到索利曼的逝世长达265年的这段历史，一共有9位登基的君主，除了其中一位之外，其余都是英勇善战和行动积极的苏丹。这群极其少见的统治者不仅让臣民心悦臣服，也使得敌人心惊胆寒。王朝的继承人不是豢养在后宫奢华的环境，而是在会议和战场接受教育，幼小的年纪就被父亲授予管理行省和军队的职位，这种显现男性刚强气概的制度虽然很容易引发内战，但对于君主国家培养重视纪律和励精图治的精神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奥斯曼的君主不能像阿拉伯的哈里发那样，称自己是真主使者的后裔或继承人，然而他们自认与鞑靼的大汗或成吉思汗家族有亲戚关系，这看上去像是奉承之辞而并非事实。[62]他们的祖先默默无闻根本无从查考，但是他们那种时间难以磨灭、暴力无法损害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很快根植在臣民的心田中几乎无法拔除。一个软弱或邪恶的苏丹可能受到罢黜和绞杀，但继承的权利可能传给一个婴儿或白痴，就是胆大包天的叛贼也不敢登上他那合法统治的宝座。[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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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宫廷里狡诈的首相和军营中胜利的将领相继推翻亚洲那些短命王朝时，奥斯曼的世袭制度却在500年的实践中获得肯定，现在已经与土耳其民族最重要的政治原则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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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精神和制度能够形成，要归功于一种强烈而奇特的影响力。奥斯曼原始的臣民是400户逐水草而居的土库曼游牧民族，追随他们的祖先从阿姆河来到桑加尔河，现在的安纳托利亚平原仍旧布满他们老乡黑白相间的帐幕。最初那一小撮人混杂在自愿参加或受到征服的大批臣民之中，在土耳其人这个名称之下，因共同的宗教、语言和习俗紧密融合。在所有城市中，从埃尔泽努姆到贝尔格勒，这个称呼适用于所有的穆斯林，这些是最早到来且拥有荣誉的居民。但是，有些地方却把村庄和耕种的土地放弃给基督徒的农民，至少在罗马尼亚是如此。在奥斯曼统治极为强势的时代，土耳其人本身被排除在所有民政和军事的重要职位之外，经由服从、征战和指挥方面类似宗教戒律的教育，兴起一个奇特的奴隶阶级，一个人为的团体组织。[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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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尔汗（1326—1359 A.D.）和穆拉德一世（1359—1389 A.D.）的时代起，苏丹完全相信：靠刀剑统治的政府每一代要用新的士兵来更替，这些士兵绝不能来自生性柔弱的亚洲，而是身强体壮和勇敢善战的欧洲土著。色雷斯、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这些行省，成为供应土耳其军队的永久来源。皇室拥有的五分之一俘虏因征战而消耗殆尽以后，一种不人道的税收方式强加在基督教家庭头上，那就是5个儿子要征召一个、每5年征收一次。到了12或14岁，最健壮的少年被强制从父母的身边拉走，他们的名字登上记录册，从此他们的穿着、教育和供应完全是军事化管理。他们靠着外貌预测未来的前途发展，被选到布尔萨、佩拉和哈德良堡的皇家学校，交给高阶官员去照应或是分散到安纳托利亚的农民家庭。他们的主子第一件事是教他们讲土耳其语，用各种劳苦的活动锻炼体魄、增强体能，学习角力、跳跃、跑步、箭术，最后才是前膛枪的运用，一直到他们被抽调到新军的司令部和连队，继续接受军事或寺院纪律的严格训练。那些在出身、才能和仪表方面更为出色的年轻人，可以进入职位较低的Agiamoglans阶级或者是更有发展潜力的Ichoglans阶级，前者被选派到皇宫服务，而后者随侍在君王身边。接连在四所学校里学习课程，在白人宦官的棍棒要求之下，每天都要练习骑术和投掷标枪，更为好学的人员努力研究《古兰经》以及阿拉伯和波斯的语言知识。等到成年而且学习成绩良好，他们便逐渐被派去担任军事、民政甚至神职的工作。在职的时间愈长可能获得的职位愈高，等到学养俱佳能够独当一面时，成为40员将领之一，可以站在苏丹的宝座之前，经由他的拔擢负责管理行省的事务，接受帝国最高的荣誉。[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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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的制度无论实质还是精神都非常适合一个专制独裁的君主政体。就更严格的意义而论，大臣和将领全是皇帝的奴隶，他们要靠他的恩典才能接受教导和培养。当他们离开后宫，可以留起胡须作为获得释放的标志，发现自己身居要职却没有亲信或朋友，也没有父母和后代，完全依靠将他们从低贱地位拉拔起来的手，主子稍有不满，便会像土耳其的格言中所委婉形容的那样，这双手就会把玻璃的雕像砸得粉碎。[66]他们在缓慢而痛苦的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性格和才能在洞察一切的眼睛之前无所遁形：一个孤立无援毫无牵挂的“人”，完全要用自己的优点和长处作为获得任用的标准。如果统治者真有识人之明，他拥有绝对和无限的自由可以进行挑选。奥斯曼的帝位候选人所接受的训练是从欲望的克制以达到行动的完美，从服从的习性养成指挥的才华。军队里面弥漫这种风气，他们的沉着、警觉、坚忍和谦逊，连基督徒的敌人都心仪不已。如果我们把新军的纪律和训练，拿来与欧洲军队长期以来那种贵族出身的傲慢、骑士制度的散漫、新征士兵的无知、资深官兵的叛逆，以及罪恶滔天和目无法纪的习性进行比较，那么对土耳其人获得胜利就不应有任何怀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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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帝国和邻近的王国获得拯救的唯一希望，是运用威力更大的武器，创造更为新颖的作战技术，如此才能在对抗土耳其这个世仇大敌时具有绝对优势。他们的手里就有这样一种武器，创新的技术正在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出现。不知是出于偶然的机会还是精心的试验，中国和欧洲的化学家[67]发现用硝石、硫磺和木炭制成的混合物，遇到火星会产生强烈的爆炸。他们很快知道，要是把这种膨胀力封闭在坚固的铁管里面，就会以势不可当的毁灭性的速度将一颗石弹或铁弹推送出去。有关火药的发明和运用的确实年代，各家的说法不一，有的地方含糊其词。然而我们可以断定，在14世纪中叶，火炮便已为人所知[68]，在该世纪结束之前，在日耳曼、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和英格兰这些国家，火炮已经广泛使用于海上或陆地的会战和围攻。各个国家使用的先后，关系不大，谁也不可能从拥有最早或最多的知识中获得垄断的利益，普遍的发展使相对的实力和军事的科学始终处于同等的水平。要想将这方面的秘密限制在教会的范围之内，也是不可能的，土耳其人因背教者的反叛行为和竞争对手的自私政策而获得这一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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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对基督徒工程人员的才能，不仅乐意采用还要奖赏钱财。那些将穆拉德运送到欧洲去的热那亚人，他们应该受到谴责，可能正是他们亲手铸成的大炮被直接用在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作战中。[69]第一次的攻势行动没有达成目标，但是从那个时代的整体战局来看，他们始终具有优势的地位，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攻击者。当攻防两方势均力敌形成胶着的态势时，惊天动地的炮火瞄准城墙和塔楼，这些构建的工事只能抵御古代威力较小的攻城器械。威尼斯人把火药的使用传授给埃及和波斯的苏丹，并没有受到任何指责，因为这些人是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盟军。这些机密立即传播到亚洲的边陲地区，欧洲人的优势只限于轻易征服新大陆的野蛮民族。要是我们将这种罪恶发明的扩展速度与理性、学术和求得和平的技艺极其缓慢和艰困的进步进行比较，一位哲学家就会依据他的性格，对于人类的愚行不是张口大笑就是掩面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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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六十六章 东方诸帝求助于教皇 约翰一世、曼纽尔、约翰二世访问西欧 在巴西尔会议的鼓舞下，经过费拉拉和佛罗伦萨两次会议获得结论，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要合并 君士坦丁堡的文学和艺术 希腊流亡人士有助意大利发生文艺复兴 拉丁人的求知欲和竞争心（1339—150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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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德罗尼库斯三世遣使对教皇的游说和承诺（1339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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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皇帝统治的最后4个世纪中，对教皇和拉丁人表现出时而友善时而敌意的态度，可以看成繁荣或灾祸的温度计，也是这些蛮族朝代兴起或衰亡的标尺：等到塞尔维王朝的土耳其人遍布亚洲，对君士坦丁堡形成威胁，我们可以在普拉森提亚的宗教会议上，看到阿历克塞的使臣在苦苦哀诉，请求基督徒的共同教父给予保护。法兰西朝圣者刚把苏丹从尼斯赶到伊康，希腊的君王立刻对西部的分裂主义者表现出憎恨和轻视的态度，公开宣称是他们使帝国第一次落入衰亡的深渊。约翰·瓦塔西斯用温和宽容的语气提到蒙古人大举进犯的日期。等到光复君士坦丁堡以后，第一位登上宝座的帕拉罗古斯皇帝，始终为国内和国外的敌人所包围。查理的宝剑总是悬在他的头顶，不得不卑辞厚币请求罗马教皇开恩，为了解除当前的危险，可以牺牲自己的信仰和品德以及臣民对他的爱戴。米凯尔八世逝世以后，君王和人民重申教会的独立和信条的纯正，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对于拉丁人既不畏惧也无爱护之心，等到最后陷入困境，骄傲成为迷信的支柱，要想收回年轻时坚定和正统的声明，在这个年纪已无法保持颜面。他的孙子安德洛尼库斯三世不受习性和处境的摆布，比提尼亚被土耳其人夺走，逼得他要与西部的君王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结成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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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的分离和不通音信之后，僧侣巴拉姆成为机密的特使，前往觐见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70]，他所奉的详尽精确的指令出于皇家内卫统领高明的手笔（1339 A.D.）[71]，他经过授权的说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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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教父，皇帝期盼两个教会联合，急切的心情决不亚于您的关怀，但是要处理这个微妙的问题，他有责任要考量自己的职位和臣民的成见。联合方式有两条可行之路，那就是强制和说服。谈起强制，自从拉丁人征服希腊帝国以来从未获得民心，经过多次的试验发现毫无成效；说服的办法虽然缓慢费时，安全却能够得到保障，且能够持久。我们派出由三四十位神学家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在热爱真理和统一信仰方面，可以与梵蒂冈的学者达成共识。但是等到他们返回以后，除了受到同胞的轻视，面对一个盲目而固执的民族所给予的责难，这种共识又能发挥什么作用，获得什么好处呢？诚然，希腊民族习惯于尊重大公会议的决定，可以明确指出信仰应遵守的条款和项目。他们之所以反对里昂的信条，那是因为东部教会对于独断专行的会议，事先既未与闻，更没有派代表共襄盛举。为了达成有利的目标，虽是权宜之计却也有其必要，那就是选出一位代表教皇的使节，派到希腊会见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教长，接受他们的帮助，筹备召开自由而广泛的宗教会议。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帝国正遭到土耳其人的攻击，局势非常危险，他们已经占领安纳托利亚4个最大的城市，那里的基督徒居民表示愿意恢复他们的忠诚和宗教。但是皇帝的兵员和财力不足以解救他们，因此罗马使节必须带来一支法兰克的军队，最好是先行发兵，驱除不信上帝的异教徒，打开前往圣墓的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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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心存疑虑的拉丁人需要获得保证，事先要求希腊人提出真诚的条件，巴拉姆给予明确而合理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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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只有举行大公会议才能完成教会的联合，然而在3个东方教长和众多的主教没有从穆斯林的桎梏之下获得解救之前，不可能召开这样的宗教会议。其二，希腊人长期受到压迫和伤害，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已经疏离，需要表现兄弟情谊的行动和有效的帮助才能获得和解和认同。同时，这也是为了加强皇帝和盟友的权威，以让民众同意他们提出的论点。其三，即使在教义和仪式上出现无法弥补的歧见，无论如何，希腊人还是基督的信徒，土耳其人始终是基督徒共同的敌人。亚美尼亚人、塞浦路斯人和罗得岛人受到攻击，对于法兰西君王而言，拿起刀枪为保卫宗教而战就是虔诚的行为。其四，即使将安德罗尼库斯的臣民当成最坏的分裂教会者、异端邪说或异教徒看待，西部强权国家也应该赞同一个明智的政策，那就是接纳一个有用的盟军，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帝国，保卫欧洲的边境，一定要联合希腊共同抗拒土耳其人。不然，如果让他们的军队据有希腊战败的人员和财富，岂不是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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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罗尼库斯的理想、条件和需求，全部被对方用冷淡而严肃的态度加以回避。法兰西和那不勒斯国王放弃十字军东征的危险和荣誉，教皇拒绝召开新的宗教会议再来肯定旧的信条。为了表示对拉丁皇帝和教士提出的已过时的要求的认同，他运用令人反感的称呼：“致希腊首长[72]和自称东方教会教长的人士。”对于希腊皇帝而言，让教皇组建使节团这一想法，要遇到更不幸的时刻和更会唱反调的人物恐怕也不太容易。本尼狄克十二世是个笨拙的农夫，猜疑之心极重以致无所适从，沉溺于怠惰和嗜酒的生活，想要把第三顶皇冠加在教皇的三重冠上面，凭着傲慢的性格倒是绰绰有余，但是在其他方面却不适合担任国家和教会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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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希腊帝国两位皇帝与教皇的谈判和订约（1348—135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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