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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安德罗尼库斯过世后，希腊陷于内战中，不再为基督徒的联合大声呼吁。但是坎塔库泽努斯刚刚征服和饶恕敌人，对于引导土耳其人进入欧洲，以及将他的女儿嫁给一位穆斯林君王，急着想为自己的行为提出解释，或者至少能缓和大众的视听。两位政府官员和一位拉丁语通事以他的名义被派往罗马教廷（1348 A.D.），教廷自从迁到罗讷河岸边的阿维尼翁，已有70年之久。他们表明，基于绝对的必要，不得不与异教徒结盟，同时根据他的指示，对于教会联合和十字军高唱华而不实的陈腔滥调。本尼狄克的继承人、教皇克雷芒六世[73]，给予了友善和体面的接待，承认他们的君王清白无辜，谅解他处于为难的困境，赞许他那心胸开阔的气度，并且表示对希腊帝国的现状和变革全部了如指掌，他之所了解一切全靠一位萨伏伊贵妇人如实禀告，她过去是安妮皇后的侍从女官。[74]克雷芒的本性也许不具备教士的德行，但他却拥有君王的气势和风度，用那双慷慨的手分配圣职或王国同样游刃有余。在他的统治之下，阿维尼翁成为讲究排场和欢乐的政治中枢，他年轻时过着比贵族还要放荡的生活，教皇的宫殿，不对，是他的寝室时常出现深受宠爱的女性，美化他的感官也污染他的心灵。法兰西和英格兰的战争与他的神圣事业背道而驰，但是希腊人的光辉构想可以满足他的虚荣，所以使臣在返国时由两位拉丁主教陪同，他们是教皇派出的使节。到达君士坦丁堡以后，皇帝和使节相互赞许对方的虔诚和辩才，他们在会议中经常见面，充满了称赞的颂辞和口头的承诺，大家都很愉快，但是谁也不会上当。信仰虔诚的坎塔库泽努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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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看好这场圣战的前景，可以增加个人的荣誉和基督教世界的公众利益。我的领土允许法兰西的军队自由通行，要把我的部队、船只、钱财全部奉献给共同的大业，要是我能获得殉教者的桂冠，那将是上天赐给我的最大的荣幸。我对于分散的基督徒再度联合起来这一桩盛事，始终抱着言语无法表达的热情。要是个人的牺牲能够促成理想的达成，我会很高兴地拔剑自刎；如果能从骨灰中飞起浴火重生的凤凰，我愿架起柴堆亲手举火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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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位希腊皇帝语气一转，说是傲慢和鲁莽的拉丁人提出的教条，使得两个教会产生分裂。对于第一位帕拉罗古斯皇帝采用奴性和专横的办法，他完全加以否认，同时非常坚定地宣布，除非召开一次自由而又广泛的大公会议，对于基督教的信条做出最后的决定，否则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和理念。他接着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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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情势不容许教皇和我在罗马或君士坦丁堡晤面，但是可以在两个帝国的边境附近选择一个滨海的城市，让东部和西部的主教团结起来，做出好的榜样来教诲所有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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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的使节对这个建议事项似乎感到满意，坎塔库泽努斯像是没有达成希望，装出一副悲伤的神色。事实确实如此，克雷芒很快逝世，他的继承人摆出另一种姿态，皇帝的种种构想全部成为镜花水月。坎塔库泽努斯的生命极其漫长，在修道院里苟延残喘度过余生，这位谦卑的僧侣除了祈祷，已经没有能力指导他的门生或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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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所有君士坦丁堡君王之中，只有身为门生的约翰·帕拉罗古斯[75]，真正赞同、相信和服从西部的牧者。他的母亲萨伏伊的安妮是在拉丁教会的怀抱里受洗的，与安德罗尼库斯的结缡逼得她要改换名字、服饰和信仰，但是她的内心仍旧忠于她的国家和宗教。她的儿子从小接受她的教导和培养，即使在成年以后，无论是思想还是身体都依然受到她的控制。在他获得自由再度登基称帝的第一年，土耳其人仍旧掌握赫勒斯滂海峡，坎塔库泽努斯的儿子在哈德良堡准备出兵。帕拉罗古斯自己没有实力也无法依靠人民，于是接受母亲的建议，希望能获得外国的援助，不惜放弃教会和国家的统治权力，把用紫色墨水签署盖上金牛印玺的卖身契[76]，私下托付给一名意大利代理人（1335 A.D.）。这份协定的第一条是誓词，永远效忠和服从罗马和正统教会至高无上的教皇英诺森六世和他的继承人。皇帝答应用尊敬的态度接待教皇的使节和教廷大使，安排居住的宫殿以及举行宗教仪式的礼拜堂，同时指派他的第二个儿子曼纽尔作为人质以保证他的诚意。俯就屈服的结果使他获得迅速到来的援军，一共是15艘战船、500名武装士兵和1000名弓箭手，用来对付他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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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罗古斯想将同样的精神枷锁强加在教士和人民身上，但是预见到希腊人一定会抗拒不从，于是他采用两种有效的方法：收买和教化。教皇的使节获得授权，只要圣职人员签署赞同梵蒂冈的信条，可以优先派任已有空缺的教职。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三所学校，教授年轻人拉丁的语文和经典，帝国的继承人安德罗尼库斯成为第一位登记的学生。要是这种说服或强迫的方式全都失败，帕拉罗古斯就公开承认德薄能鲜无力治国，把君权和父权全部转移给教皇，使英诺森可以全权处理他的家庭、他的政府，以及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的婚姻大事。但是这份协约从未被执行也没有公开发布，罗马人的战船如同希腊人的从命，都是幻想而已，最后还是靠着严守机密，才使得君王逃过一事无成和身败名裂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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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腊皇帝约翰·帕拉罗古斯及其子访问欧洲（1369—1402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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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的武力产生巨大风暴，很快降临到帕拉罗古斯的头上。自从哈德良堡和罗马尼亚丧失以后，他沦落为傲慢的穆拉德的家臣，被困在都城中，唯一的愿望是能尽量拖延时日，成为野蛮人最后的俎上鱼肉。处于这种极其恶劣的状况之下，帕拉罗古斯决定乘船前往威尼斯，然后投身在教皇的脚前（1369年10月13日）。他是第一位访问西部陌生地区的拜占庭君王，然而也只有这里可以让他找到安慰或疏解他的情绪，在神圣的枢机主教团前露面，总比到土耳其政府能保住更多的尊严。罗马教皇在长久离开以后，现在又从阿维尼翁回到台伯河畔，乌尔班五世的个性温和、善体人意，鼓励或赞同希腊国君的朝圣活动。梵蒂冈在同一年内有幸能接待两位皇帝，这两位陛下分别代表着君士坦丁大帝和查理曼大帝。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在这次恳求援助的访问中，由于过去不断的灾难早已磨掉骄纵的气焰，讲出很多客套话，表现出过分谦虚的模样。他当着4位红衣主教的面，以一个真正天主教徒的身份，承认教皇的无上权威和圣灵的双重流出性质。经过这番心灵的净化过程之后，他被引导到圣彼得大教堂进行公开的觐见。乌尔班在红衣主教的护从之下登上宝座，希腊皇帝行了3次屈膝礼，虔诚亲吻神圣教父的脚和手最后是嘴唇。教皇当着他的面主持大弥撒，允许他走在前面牵着骡子的缰绳，梵蒂冈为他举行豪华的宴会。帕拉罗古斯受到友善而体面的接待，然而东部和西部的皇帝还是有点差别，[77]前者不可能获得罕见的特权，那就是以辅祭的圣职吟诵福音书。[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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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班为了赐给新入教者莫大的恩惠，竭尽所能要激发法兰西国王和其余西方强权的宗教狂热，但是发现他们对共同的大业极其冷淡，仅仅热衷于内部的争权夺利。皇帝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一支英国的佣兵队伍身上，霍克沃德[79]或称阿库托领导一帮亡命之徒自称“白种弟兄”，从阿尔卑斯山到卡拉布里卡，在意大利四处蹂躏，相互敌对的国家可以花钱买到他们的服务。他们弯弓搭箭射向教皇的住所，受到革出教门的处分。教皇现在特别发布一份赦令，同意与这群盗匪举行谈判，但是霍克沃德的兵力或勇气都无法担负这项任务。这样一支援军所费不赀，产生的作用有限却带来危险的后果，帕拉罗古斯感到失望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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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投无路的希腊人[80]只有准备返国，就是归程也遭遇羞辱不堪的阻碍。他抵达威尼斯以后，原来用利息惊人的高利贷借了大笔款项，但是现在他的钱柜已经空空如也，债权人生怕血本无归急着要他还钱，就把他拘留下来当作付款最好的抵押品。他的长子安德罗尼库斯是君士坦丁堡的摄政，一再受到催促要尽力张罗财源，甚至搜刮教堂的金钱都在所不计，好把他的父亲从囚禁和屈辱中解救出来。但是这个丧失人性的年轻人根本不因此而感到羞愧，反而以皇帝被囚而暗中感到庆幸。政府非常穷困，教士极其顽固，出于宗教的考量，可以为冷漠和拖延的罪行找到理由充分的借口。这种失职的疏忽行为受到孝顺的次子曼纽尔的严厉谴责，他很快变卖或抵押全部的财产，乘船赶到威尼斯解救他的父亲，愿意用自己的自由权利保证偿还所有的债务。等到帕拉罗古斯返国以后（1370 A.D.），这位父亲以国王的身份对两个儿子给予应得的报酬。但是生性懒散的皇帝在信仰和行为方面，并没有因罗马的朝圣之旅而有所改进，他的变节背教或改变信仰没有产生任何宗教或政治的效果，很快被希腊人和拉丁人遗忘。[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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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罗古斯返国以后又过了30年，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曼纽尔二世再次访问西部各国（1400—1402 A.D.），出于同样的动机，只是范围更大。在前面一章我提到他与巴耶塞特签订条约，接着是巴耶塞特的毁约，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和封锁，以及在英勇的波西考特元帅指挥下法兰西援军的作战行动。曼纽尔派出使臣向拉丁强权恳求出兵相助，但是大家认为饱经患难的国君亲自出面，会让冷酷的蛮族一掬同情之泪，愿意满足所提的要求。建议这次旅行的法兰西元帅，已经完成接待拜占庭皇帝的准备。土耳其人占领四周的陆地，但是威尼斯的海上航路还是通行无阻，意大利人把他当成第一次来访的基督徒国君，至少也是第二位受到欢迎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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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纽尔成为信仰的伟大斗士和忏悔的忠实信徒，不禁使人生出怜悯之心，他的行为举止表现出王者的风范，虽然受到同情也不会被藐视。他经由威尼斯前往帕杜阿和帕维亚，甚至就是米兰公爵这位巴耶塞特的秘密盟友，都派人带路将他安全而恭敬地送到边界。[82]等到进入法兰西国境之内，皇家官员负责照料他的起居、行程和用度。巴黎最富有的2000名市民全副武装骑着马，直到首都附近的查伦顿前去迎接。他在城门口受到内阁和国会成员隆重的接待，查理六世在王室和贵族的陪同下，用热烈的拥抱欢迎他的兄弟光临（公元1400年6月3日）。君士坦丁的继承人身穿白色的丝质礼服，骑着一匹乳白色的骏马，这在法兰西的礼仪守则中是一种极为推崇的表示，白色被视为统治权力的象征。日耳曼皇帝上次访问时，提出傲慢的请求，却遭到恼怒的拒绝，他不得不同意骑一匹黑色的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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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纽尔下榻在卢浮宫，接连不断的邀宴和舞会，还有欢饮和狩猎的欢乐场面，都由殷勤的法兰西人巧妙安排，真是极尽变化之能事，不仅显示出他们的慷慨，也让来客有宾至如归之感。主人供应他一所可以自行使用的礼拜堂，索邦神学院的学者对于希腊教士的言语、仪式和穿着，感到惊讶也表现出愤慨的神色。但是只要稍微了解到法兰西王国的现况，就会让他感到绝望，知道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可怜的查理或许也有心智清醒的时候，但经常会回复到疯狂或痴呆的精神错乱状态。他的兄弟和叔父分别是奥尔良和勃艮第公爵，轮流把持政府的统治权，党派的争斗已经为内战的爆发奠定了悲惨的结局。两位公爵之中前一位是少不更事的花花公子，沉溺于奢侈的享受和爱情的生活；后者就是那慕尔的约翰伯爵的父亲。伯爵最近才从土耳其人的囚禁中被赎回，无所畏惧的儿子始终对自己的战败耿耿于怀想要报仇，老谋深算的公爵认为用庞大的费用和难忘的危险，买到上一次的教训已经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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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曼纽尔满足了法兰西人的好奇，再留下去会让人厌倦时，他决定前往邻近的岛屿去拜访（公元1400年12月）。他从多佛启程，到达坎特伯雷接受圣奥斯汀修道院副院长和僧侣的款待，这位希腊英雄（抄录我国一位老资格历史学家的话）在布莱克希斯，受到国王亨利四世[83]和整个朝廷的欢迎。东部的皇帝暂住伦敦，受到的礼遇极为隆重，但是英格兰的情况仍旧不适合进行圣战的计划。世袭的统治者在同一年受到罢黜和谋杀，目前当政的君王是成功的篡位者，有些人出于嫉妒和怨恨极力打击他的雄心壮志。兰开斯特的亨利不断遭受阴谋颠覆与反叛活动，已经无法将自己从保护不稳的王座所进行的斗争中抽身出来。他同情君士坦丁堡皇帝的遭遇，也钦佩他所采取的行动，所以一再设宴邀请。但是如果这位英格兰的君王愿意打起十字军的旗帜，也不过是在表面上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仅仅是为了安抚他的人民，或者是对自己的良心有所交代而已。[84]无论如何，曼纽尔对于受到的馈赠和礼遇感到满足，回到了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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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西部待了两年以后，便取道日耳曼和意大利，在威尼斯登船，前往摩里亚（1402 A.D.）耐心等待灭亡或获救的最后时刻来临。然而他已经避免了公开或私下出卖自己宗教的羞辱。拉丁教会因分裂而大损元气。欧洲的国王、民族和大学视服从罗马还是阿维尼翁的教皇而分为两派，使得这位一心想和两派都修好的皇帝，不得不对贫穷和不得民心的一方断绝联系和来往。他安排的行程正好赶在大赦年，但是他在通过意大利时，就知道自己没有希望也无权得到宽容，虽然信徒经由赎罪或忏悔，使得罪行或罪孽可以全面赦免。他的态度过于冷淡，冒犯到罗马教皇，教皇指责他对基督的圣像有大不敬的行为，劝诫意大利的君王要拒绝和抛弃这个顽固的分裂教会者。[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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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希腊人在15世纪对欧洲各国的认识和描述（1400—1402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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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带着惊愕和恐惧的神色，注视着永不停息的迁徙浪潮，从他们所不了解的西部地区不断流入。最后几位皇帝的访问揭开了因长期与西方分离而产生的充满神秘感的面纱，亲眼看到欧洲强大的国家，不能再摆出狂妄的姿态称他们是无知的蛮族。曼纽尔和勤于打探的随从人员观察到的一切，已经由当代一位历史学家[86]记录下来，我将这些零乱的观点加以搜集和整理，能够一览日耳曼、法兰西和英格兰早期的面貌，这是一件十分有趣也富于教诲意味的事情，当然我们对这几个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状况一直了然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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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日耳曼（以下都是希腊人卡尔科科戴勒斯的说法）从维也纳到大洋有辽阔的疆域，从波希米亚的布拉格延伸（很奇特的地理描述方式）到塔特苏斯河以及比利牛斯山。[87]土壤除了不能种植无花果树和橄榄树以外，其他作物的产量非常丰富，气候宜人。土著的身体健康强壮，寒冷地区很少受到瘟疫和地震的灾害。日耳曼人仅次于西徐亚人和鞑靼人，是人口众多的民族，他们作战勇敢又能吃苦耐劳，要是团结在一位领袖的指挥之下，发挥的战力可以说是所向无敌。教皇的恩赐使他们获得推选罗马皇帝的特权，再也没有一个民族像他们那样忠心耿耿，顺从拉丁教长的信仰和教诲。整个国度绝大部分领土被诸侯和高级教士瓜分，但是斯特拉斯堡、科隆、汉堡和200多座自由城市，完全根据平等的法律，按照全民的意愿和整体的利益，交由社会贤明人士进行治理。无论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依然流行一对一的徒步决斗。他们的勤劳能在所有的工匠技艺方面居于领先的地位，日耳曼人一直吹嘘他们发明的火药和大炮，现在已经遍及地球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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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法兰西王国位于日耳曼和西班牙，以及阿尔卑斯山和不列颠海之间，大致有15—20天行程的距离，其间包含很多繁荣的城市，巴黎是国王的居所，富裕和奢侈的程度冠于全国。许多王室人员和各地领主轮流在宫殿听候差遣，将他尊为他们的统治者，其中权力最大的臣属是布列塔尼和勃艮第的公爵，后者拥有富裕的法兰德斯行省，各个港口有来自英国及更遥远海域的船舶和商人进出。法兰西人是个古老而富裕的民族，他们的语言和习俗虽与意大利有些不同，但是差别不是很大。他们为查理曼大帝的皇家尊严，对撒拉森人的胜利，以及奥利弗和罗兰的英雄事迹而感到自傲。[88]他们一直认为在西部的民族之中自己应该居于首位，但是最近与不列颠岛的居民英格兰人交战失利，使他们那愚蠢的傲慢气焰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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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不列颠位于法兰德斯海岸的对面，是一座大岛，也可以看成3个岛屿，他们以共同的利益、相同的习俗和类同的政府联合成为一体。全岛的周长约为5000个斯塔迪亚，上面布满城镇和村庄，虽然不产葡萄酒，各种果树也很少，但小麦和大麦、蜂蜜和羊毛的产量丰富，居民可以制造出很多布匹。伦敦是这个岛屿的首府，就人口、权势、富足和奢华而论，在西部所有城市中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位于河面宽阔而水流湍急的泰晤士河畔，离注入高卢海的河口有30英里，每天潮水的涨落为商船提供进出的安全航道。国王是一个强大而动乱的贵族集团的首领，主要的诸侯运用自由权力和永久时效来保有他们的产业，国王的权力和臣属的服从由法律规定其范围和限度。这个王国经常为外来的侵略和内部的叛乱所苦，不过土著不仅勇敢而且强壮，以重视军备和战无不胜而闻名于世。他们的长盾和小圆盾仿效意大利人，长剑来自希腊人的规格，只有长弓非常特别，使英格兰人获得决定性的优势。他们的语言并非渊源于欧洲大陆，至于家庭生活的习惯与相邻的法兰西人没有多大差别，但在这方面最特殊之处是忽略婚姻的尊严和妇女的贞操。他们相互拜访时，为了表示友好和欢迎，会让妻子和女儿与客人拥抱，朋友之间将她们借来借去也不以为耻，这种奇特的交易会产生无可避免的结果，岛民根本不放在心上。大家都了解古老英格兰的习俗，确信我们的母亲具有各种懿德，这名希腊人把正常的礼貌[89]混淆为罪恶的搂抱，我们对这种轻信可以付诸一笑，当然也可以为恶意中伤表示愤慨之意。但是他的轻信和中伤让我们获得一个重大的教训，那就是不要相信外国人士和遥远国度的报道，对任何违反自然法则和人类天性的传闻，都要抱着怀疑的态度。[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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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曼纽尔对拉丁人的冷淡态度和个人动机（1402—1437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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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木儿获得胜利以后，曼纽尔二世返国，在和平与繁荣中统治了很多年（1402—1417 A.D.）。巴耶塞特的儿子力求与他友好相处不再侵犯帝国的疆域，这时他对整个民族的宗教感到心满意足，利用空闲时间写了20篇神学对话录来为他的信仰辩护。拜占庭的使臣出现在君士坦斯的大公会议上，当众报告土耳其人的权力已经复原原有的强势，基于这种情势决定要与拉丁教会恢复关系。穆罕默德和穆拉德两位苏丹的征服行动，使得皇帝和梵蒂冈和好如初，君士坦丁堡受到围攻，几乎诱使他默认圣灵双重流出的性质。当马丁五世[91]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状况下登上圣彼得宝座时，东部和西部之间恢复信函和使节的友好交往。教皇这边雄心勃勃，而另一边则灾难绵绵，双方都使用仁慈与和平的高雅语言进行沟通（1417—1425 A.D.）。富于心机的希腊皇帝表明他的愿望，要让6个儿子都娶意大利的公主；罗马人也会玩花样，他们嫁出蒙费拉侯爵的女儿。让一群贵族出身的处女作为陪嫁，要用绮年美貌来软化顽固的分裂教会者。然而在热情面具掩盖下，有一双明察一切的眼睛，看到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和教会只有空洞和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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