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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帝国和邻近的王国获得拯救的唯一希望，是运用威力更大的武器，创造更为新颖的作战技术，如此才能在对抗土耳其这个世仇大敌时具有绝对优势。他们的手里就有这样一种武器，创新的技术正在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出现。不知是出于偶然的机会还是精心的试验，中国和欧洲的化学家[67]发现用硝石、硫磺和木炭制成的混合物，遇到火星会产生强烈的爆炸。他们很快知道，要是把这种膨胀力封闭在坚固的铁管里面，就会以势不可当的毁灭性的速度将一颗石弹或铁弹推送出去。有关火药的发明和运用的确实年代，各家的说法不一，有的地方含糊其词。然而我们可以断定，在14世纪中叶，火炮便已为人所知[68]，在该世纪结束之前，在日耳曼、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和英格兰这些国家，火炮已经广泛使用于海上或陆地的会战和围攻。各个国家使用的先后，关系不大，谁也不可能从拥有最早或最多的知识中获得垄断的利益，普遍的发展使相对的实力和军事的科学始终处于同等的水平。要想将这方面的秘密限制在教会的范围之内，也是不可能的，土耳其人因背教者的反叛行为和竞争对手的自私政策而获得这一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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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对基督徒工程人员的才能，不仅乐意采用还要奖赏钱财。那些将穆拉德运送到欧洲去的热那亚人，他们应该受到谴责，可能正是他们亲手铸成的大炮被直接用在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作战中。[69]第一次的攻势行动没有达成目标，但是从那个时代的整体战局来看，他们始终具有优势的地位，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攻击者。当攻防两方势均力敌形成胶着的态势时，惊天动地的炮火瞄准城墙和塔楼，这些构建的工事只能抵御古代威力较小的攻城器械。威尼斯人把火药的使用传授给埃及和波斯的苏丹，并没有受到任何指责，因为这些人是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盟军。这些机密立即传播到亚洲的边陲地区，欧洲人的优势只限于轻易征服新大陆的野蛮民族。要是我们将这种罪恶发明的扩展速度与理性、学术和求得和平的技艺极其缓慢和艰困的进步进行比较，一位哲学家就会依据他的性格，对于人类的愚行不是张口大笑就是掩面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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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六十六章 东方诸帝求助于教皇 约翰一世、曼纽尔、约翰二世访问西欧 在巴西尔会议的鼓舞下，经过费拉拉和佛罗伦萨两次会议获得结论，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要合并 君士坦丁堡的文学和艺术 希腊流亡人士有助意大利发生文艺复兴 拉丁人的求知欲和竞争心（1339—150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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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德罗尼库斯三世遣使对教皇的游说和承诺（1339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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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皇帝统治的最后4个世纪中，对教皇和拉丁人表现出时而友善时而敌意的态度，可以看成繁荣或灾祸的温度计，也是这些蛮族朝代兴起或衰亡的标尺：等到塞尔维王朝的土耳其人遍布亚洲，对君士坦丁堡形成威胁，我们可以在普拉森提亚的宗教会议上，看到阿历克塞的使臣在苦苦哀诉，请求基督徒的共同教父给予保护。法兰西朝圣者刚把苏丹从尼斯赶到伊康，希腊的君王立刻对西部的分裂主义者表现出憎恨和轻视的态度，公开宣称是他们使帝国第一次落入衰亡的深渊。约翰·瓦塔西斯用温和宽容的语气提到蒙古人大举进犯的日期。等到光复君士坦丁堡以后，第一位登上宝座的帕拉罗古斯皇帝，始终为国内和国外的敌人所包围。查理的宝剑总是悬在他的头顶，不得不卑辞厚币请求罗马教皇开恩，为了解除当前的危险，可以牺牲自己的信仰和品德以及臣民对他的爱戴。米凯尔八世逝世以后，君王和人民重申教会的独立和信条的纯正，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对于拉丁人既不畏惧也无爱护之心，等到最后陷入困境，骄傲成为迷信的支柱，要想收回年轻时坚定和正统的声明，在这个年纪已无法保持颜面。他的孙子安德洛尼库斯三世不受习性和处境的摆布，比提尼亚被土耳其人夺走，逼得他要与西部的君王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结成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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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的分离和不通音信之后，僧侣巴拉姆成为机密的特使，前往觐见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70]，他所奉的详尽精确的指令出于皇家内卫统领高明的手笔（1339 A.D.）[71]，他经过授权的说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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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教父，皇帝期盼两个教会联合，急切的心情决不亚于您的关怀，但是要处理这个微妙的问题，他有责任要考量自己的职位和臣民的成见。联合方式有两条可行之路，那就是强制和说服。谈起强制，自从拉丁人征服希腊帝国以来从未获得民心，经过多次的试验发现毫无成效；说服的办法虽然缓慢费时，安全却能够得到保障，且能够持久。我们派出由三四十位神学家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在热爱真理和统一信仰方面，可以与梵蒂冈的学者达成共识。但是等到他们返回以后，除了受到同胞的轻视，面对一个盲目而固执的民族所给予的责难，这种共识又能发挥什么作用，获得什么好处呢？诚然，希腊民族习惯于尊重大公会议的决定，可以明确指出信仰应遵守的条款和项目。他们之所以反对里昂的信条，那是因为东部教会对于独断专行的会议，事先既未与闻，更没有派代表共襄盛举。为了达成有利的目标，虽是权宜之计却也有其必要，那就是选出一位代表教皇的使节，派到希腊会见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教长，接受他们的帮助，筹备召开自由而广泛的宗教会议。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帝国正遭到土耳其人的攻击，局势非常危险，他们已经占领安纳托利亚4个最大的城市，那里的基督徒居民表示愿意恢复他们的忠诚和宗教。但是皇帝的兵员和财力不足以解救他们，因此罗马使节必须带来一支法兰克的军队，最好是先行发兵，驱除不信上帝的异教徒，打开前往圣墓的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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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心存疑虑的拉丁人需要获得保证，事先要求希腊人提出真诚的条件，巴拉姆给予明确而合理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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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只有举行大公会议才能完成教会的联合，然而在3个东方教长和众多的主教没有从穆斯林的桎梏之下获得解救之前，不可能召开这样的宗教会议。其二，希腊人长期受到压迫和伤害，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已经疏离，需要表现兄弟情谊的行动和有效的帮助才能获得和解和认同。同时，这也是为了加强皇帝和盟友的权威，以让民众同意他们提出的论点。其三，即使在教义和仪式上出现无法弥补的歧见，无论如何，希腊人还是基督的信徒，土耳其人始终是基督徒共同的敌人。亚美尼亚人、塞浦路斯人和罗得岛人受到攻击，对于法兰西君王而言，拿起刀枪为保卫宗教而战就是虔诚的行为。其四，即使将安德罗尼库斯的臣民当成最坏的分裂教会者、异端邪说或异教徒看待，西部强权国家也应该赞同一个明智的政策，那就是接纳一个有用的盟军，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帝国，保卫欧洲的边境，一定要联合希腊共同抗拒土耳其人。不然，如果让他们的军队据有希腊战败的人员和财富，岂不是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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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罗尼库斯的理想、条件和需求，全部被对方用冷淡而严肃的态度加以回避。法兰西和那不勒斯国王放弃十字军东征的危险和荣誉，教皇拒绝召开新的宗教会议再来肯定旧的信条。为了表示对拉丁皇帝和教士提出的已过时的要求的认同，他运用令人反感的称呼：“致希腊首长[72]和自称东方教会教长的人士。”对于希腊皇帝而言，让教皇组建使节团这一想法，要遇到更不幸的时刻和更会唱反调的人物恐怕也不太容易。本尼狄克十二世是个笨拙的农夫，猜疑之心极重以致无所适从，沉溺于怠惰和嗜酒的生活，想要把第三顶皇冠加在教皇的三重冠上面，凭着傲慢的性格倒是绰绰有余，但是在其他方面却不适合担任国家和教会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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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希腊帝国两位皇帝与教皇的谈判和订约（1348—135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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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安德罗尼库斯过世后，希腊陷于内战中，不再为基督徒的联合大声呼吁。但是坎塔库泽努斯刚刚征服和饶恕敌人，对于引导土耳其人进入欧洲，以及将他的女儿嫁给一位穆斯林君王，急着想为自己的行为提出解释，或者至少能缓和大众的视听。两位政府官员和一位拉丁语通事以他的名义被派往罗马教廷（1348 A.D.），教廷自从迁到罗讷河岸边的阿维尼翁，已有70年之久。他们表明，基于绝对的必要，不得不与异教徒结盟，同时根据他的指示，对于教会联合和十字军高唱华而不实的陈腔滥调。本尼狄克的继承人、教皇克雷芒六世[73]，给予了友善和体面的接待，承认他们的君王清白无辜，谅解他处于为难的困境，赞许他那心胸开阔的气度，并且表示对希腊帝国的现状和变革全部了如指掌，他之所了解一切全靠一位萨伏伊贵妇人如实禀告，她过去是安妮皇后的侍从女官。[74]克雷芒的本性也许不具备教士的德行，但他却拥有君王的气势和风度，用那双慷慨的手分配圣职或王国同样游刃有余。在他的统治之下，阿维尼翁成为讲究排场和欢乐的政治中枢，他年轻时过着比贵族还要放荡的生活，教皇的宫殿，不对，是他的寝室时常出现深受宠爱的女性，美化他的感官也污染他的心灵。法兰西和英格兰的战争与他的神圣事业背道而驰，但是希腊人的光辉构想可以满足他的虚荣，所以使臣在返国时由两位拉丁主教陪同，他们是教皇派出的使节。到达君士坦丁堡以后，皇帝和使节相互赞许对方的虔诚和辩才，他们在会议中经常见面，充满了称赞的颂辞和口头的承诺，大家都很愉快，但是谁也不会上当。信仰虔诚的坎塔库泽努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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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看好这场圣战的前景，可以增加个人的荣誉和基督教世界的公众利益。我的领土允许法兰西的军队自由通行，要把我的部队、船只、钱财全部奉献给共同的大业，要是我能获得殉教者的桂冠，那将是上天赐给我的最大的荣幸。我对于分散的基督徒再度联合起来这一桩盛事，始终抱着言语无法表达的热情。要是个人的牺牲能够促成理想的达成，我会很高兴地拔剑自刎；如果能从骨灰中飞起浴火重生的凤凰，我愿架起柴堆亲手举火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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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位希腊皇帝语气一转，说是傲慢和鲁莽的拉丁人提出的教条，使得两个教会产生分裂。对于第一位帕拉罗古斯皇帝采用奴性和专横的办法，他完全加以否认，同时非常坚定地宣布，除非召开一次自由而又广泛的大公会议，对于基督教的信条做出最后的决定，否则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和理念。他接着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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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情势不容许教皇和我在罗马或君士坦丁堡晤面，但是可以在两个帝国的边境附近选择一个滨海的城市，让东部和西部的主教团结起来，做出好的榜样来教诲所有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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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的使节对这个建议事项似乎感到满意，坎塔库泽努斯像是没有达成希望，装出一副悲伤的神色。事实确实如此，克雷芒很快逝世，他的继承人摆出另一种姿态，皇帝的种种构想全部成为镜花水月。坎塔库泽努斯的生命极其漫长，在修道院里苟延残喘度过余生，这位谦卑的僧侣除了祈祷，已经没有能力指导他的门生或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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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所有君士坦丁堡君王之中，只有身为门生的约翰·帕拉罗古斯[75]，真正赞同、相信和服从西部的牧者。他的母亲萨伏伊的安妮是在拉丁教会的怀抱里受洗的，与安德罗尼库斯的结缡逼得她要改换名字、服饰和信仰，但是她的内心仍旧忠于她的国家和宗教。她的儿子从小接受她的教导和培养，即使在成年以后，无论是思想还是身体都依然受到她的控制。在他获得自由再度登基称帝的第一年，土耳其人仍旧掌握赫勒斯滂海峡，坎塔库泽努斯的儿子在哈德良堡准备出兵。帕拉罗古斯自己没有实力也无法依靠人民，于是接受母亲的建议，希望能获得外国的援助，不惜放弃教会和国家的统治权力，把用紫色墨水签署盖上金牛印玺的卖身契[76]，私下托付给一名意大利代理人（1335 A.D.）。这份协定的第一条是誓词，永远效忠和服从罗马和正统教会至高无上的教皇英诺森六世和他的继承人。皇帝答应用尊敬的态度接待教皇的使节和教廷大使，安排居住的宫殿以及举行宗教仪式的礼拜堂，同时指派他的第二个儿子曼纽尔作为人质以保证他的诚意。俯就屈服的结果使他获得迅速到来的援军，一共是15艘战船、500名武装士兵和1000名弓箭手，用来对付他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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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罗古斯想将同样的精神枷锁强加在教士和人民身上，但是预见到希腊人一定会抗拒不从，于是他采用两种有效的方法：收买和教化。教皇的使节获得授权，只要圣职人员签署赞同梵蒂冈的信条，可以优先派任已有空缺的教职。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三所学校，教授年轻人拉丁的语文和经典，帝国的继承人安德罗尼库斯成为第一位登记的学生。要是这种说服或强迫的方式全都失败，帕拉罗古斯就公开承认德薄能鲜无力治国，把君权和父权全部转移给教皇，使英诺森可以全权处理他的家庭、他的政府，以及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的婚姻大事。但是这份协约从未被执行也没有公开发布，罗马人的战船如同希腊人的从命，都是幻想而已，最后还是靠着严守机密，才使得君王逃过一事无成和身败名裂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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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腊皇帝约翰·帕拉罗古斯及其子访问欧洲（1369—1402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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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的武力产生巨大风暴，很快降临到帕拉罗古斯的头上。自从哈德良堡和罗马尼亚丧失以后，他沦落为傲慢的穆拉德的家臣，被困在都城中，唯一的愿望是能尽量拖延时日，成为野蛮人最后的俎上鱼肉。处于这种极其恶劣的状况之下，帕拉罗古斯决定乘船前往威尼斯，然后投身在教皇的脚前（1369年10月13日）。他是第一位访问西部陌生地区的拜占庭君王，然而也只有这里可以让他找到安慰或疏解他的情绪，在神圣的枢机主教团前露面，总比到土耳其政府能保住更多的尊严。罗马教皇在长久离开以后，现在又从阿维尼翁回到台伯河畔，乌尔班五世的个性温和、善体人意，鼓励或赞同希腊国君的朝圣活动。梵蒂冈在同一年内有幸能接待两位皇帝，这两位陛下分别代表着君士坦丁大帝和查理曼大帝。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在这次恳求援助的访问中，由于过去不断的灾难早已磨掉骄纵的气焰，讲出很多客套话，表现出过分谦虚的模样。他当着4位红衣主教的面，以一个真正天主教徒的身份，承认教皇的无上权威和圣灵的双重流出性质。经过这番心灵的净化过程之后，他被引导到圣彼得大教堂进行公开的觐见。乌尔班在红衣主教的护从之下登上宝座，希腊皇帝行了3次屈膝礼，虔诚亲吻神圣教父的脚和手最后是嘴唇。教皇当着他的面主持大弥撒，允许他走在前面牵着骡子的缰绳，梵蒂冈为他举行豪华的宴会。帕拉罗古斯受到友善而体面的接待，然而东部和西部的皇帝还是有点差别，[77]前者不可能获得罕见的特权，那就是以辅祭的圣职吟诵福音书。[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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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班为了赐给新入教者莫大的恩惠，竭尽所能要激发法兰西国王和其余西方强权的宗教狂热，但是发现他们对共同的大业极其冷淡，仅仅热衷于内部的争权夺利。皇帝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一支英国的佣兵队伍身上，霍克沃德[79]或称阿库托领导一帮亡命之徒自称“白种弟兄”，从阿尔卑斯山到卡拉布里卡，在意大利四处蹂躏，相互敌对的国家可以花钱买到他们的服务。他们弯弓搭箭射向教皇的住所，受到革出教门的处分。教皇现在特别发布一份赦令，同意与这群盗匪举行谈判，但是霍克沃德的兵力或勇气都无法担负这项任务。这样一支援军所费不赀，产生的作用有限却带来危险的后果，帕拉罗古斯感到失望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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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投无路的希腊人[80]只有准备返国，就是归程也遭遇羞辱不堪的阻碍。他抵达威尼斯以后，原来用利息惊人的高利贷借了大笔款项，但是现在他的钱柜已经空空如也，债权人生怕血本无归急着要他还钱，就把他拘留下来当作付款最好的抵押品。他的长子安德罗尼库斯是君士坦丁堡的摄政，一再受到催促要尽力张罗财源，甚至搜刮教堂的金钱都在所不计，好把他的父亲从囚禁和屈辱中解救出来。但是这个丧失人性的年轻人根本不因此而感到羞愧，反而以皇帝被囚而暗中感到庆幸。政府非常穷困，教士极其顽固，出于宗教的考量，可以为冷漠和拖延的罪行找到理由充分的借口。这种失职的疏忽行为受到孝顺的次子曼纽尔的严厉谴责，他很快变卖或抵押全部的财产，乘船赶到威尼斯解救他的父亲，愿意用自己的自由权利保证偿还所有的债务。等到帕拉罗古斯返国以后（1370 A.D.），这位父亲以国王的身份对两个儿子给予应得的报酬。但是生性懒散的皇帝在信仰和行为方面，并没有因罗马的朝圣之旅而有所改进，他的变节背教或改变信仰没有产生任何宗教或政治的效果，很快被希腊人和拉丁人遗忘。[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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