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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曼纽尔满足了法兰西人的好奇，再留下去会让人厌倦时，他决定前往邻近的岛屿去拜访（公元1400年12月）。他从多佛启程，到达坎特伯雷接受圣奥斯汀修道院副院长和僧侣的款待，这位希腊英雄（抄录我国一位老资格历史学家的话）在布莱克希斯，受到国王亨利四世[83]和整个朝廷的欢迎。东部的皇帝暂住伦敦，受到的礼遇极为隆重，但是英格兰的情况仍旧不适合进行圣战的计划。世袭的统治者在同一年受到罢黜和谋杀，目前当政的君王是成功的篡位者，有些人出于嫉妒和怨恨极力打击他的雄心壮志。兰开斯特的亨利不断遭受阴谋颠覆与反叛活动，已经无法将自己从保护不稳的王座所进行的斗争中抽身出来。他同情君士坦丁堡皇帝的遭遇，也钦佩他所采取的行动，所以一再设宴邀请。但是如果这位英格兰的君王愿意打起十字军的旗帜，也不过是在表面上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仅仅是为了安抚他的人民，或者是对自己的良心有所交代而已。[84]无论如何，曼纽尔对于受到的馈赠和礼遇感到满足，回到了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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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西部待了两年以后，便取道日耳曼和意大利，在威尼斯登船，前往摩里亚（1402 A.D.）耐心等待灭亡或获救的最后时刻来临。然而他已经避免了公开或私下出卖自己宗教的羞辱。拉丁教会因分裂而大损元气。欧洲的国王、民族和大学视服从罗马还是阿维尼翁的教皇而分为两派，使得这位一心想和两派都修好的皇帝，不得不对贫穷和不得民心的一方断绝联系和来往。他安排的行程正好赶在大赦年，但是他在通过意大利时，就知道自己没有希望也无权得到宽容，虽然信徒经由赎罪或忏悔，使得罪行或罪孽可以全面赦免。他的态度过于冷淡，冒犯到罗马教皇，教皇指责他对基督的圣像有大不敬的行为，劝诫意大利的君王要拒绝和抛弃这个顽固的分裂教会者。[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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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希腊人在15世纪对欧洲各国的认识和描述（1400—1402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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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带着惊愕和恐惧的神色，注视着永不停息的迁徙浪潮，从他们所不了解的西部地区不断流入。最后几位皇帝的访问揭开了因长期与西方分离而产生的充满神秘感的面纱，亲眼看到欧洲强大的国家，不能再摆出狂妄的姿态称他们是无知的蛮族。曼纽尔和勤于打探的随从人员观察到的一切，已经由当代一位历史学家[86]记录下来，我将这些零乱的观点加以搜集和整理，能够一览日耳曼、法兰西和英格兰早期的面貌，这是一件十分有趣也富于教诲意味的事情，当然我们对这几个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状况一直了然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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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日耳曼（以下都是希腊人卡尔科科戴勒斯的说法）从维也纳到大洋有辽阔的疆域，从波希米亚的布拉格延伸（很奇特的地理描述方式）到塔特苏斯河以及比利牛斯山。[87]土壤除了不能种植无花果树和橄榄树以外，其他作物的产量非常丰富，气候宜人。土著的身体健康强壮，寒冷地区很少受到瘟疫和地震的灾害。日耳曼人仅次于西徐亚人和鞑靼人，是人口众多的民族，他们作战勇敢又能吃苦耐劳，要是团结在一位领袖的指挥之下，发挥的战力可以说是所向无敌。教皇的恩赐使他们获得推选罗马皇帝的特权，再也没有一个民族像他们那样忠心耿耿，顺从拉丁教长的信仰和教诲。整个国度绝大部分领土被诸侯和高级教士瓜分，但是斯特拉斯堡、科隆、汉堡和200多座自由城市，完全根据平等的法律，按照全民的意愿和整体的利益，交由社会贤明人士进行治理。无论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依然流行一对一的徒步决斗。他们的勤劳能在所有的工匠技艺方面居于领先的地位，日耳曼人一直吹嘘他们发明的火药和大炮，现在已经遍及地球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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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法兰西王国位于日耳曼和西班牙，以及阿尔卑斯山和不列颠海之间，大致有15—20天行程的距离，其间包含很多繁荣的城市，巴黎是国王的居所，富裕和奢侈的程度冠于全国。许多王室人员和各地领主轮流在宫殿听候差遣，将他尊为他们的统治者，其中权力最大的臣属是布列塔尼和勃艮第的公爵，后者拥有富裕的法兰德斯行省，各个港口有来自英国及更遥远海域的船舶和商人进出。法兰西人是个古老而富裕的民族，他们的语言和习俗虽与意大利有些不同，但是差别不是很大。他们为查理曼大帝的皇家尊严，对撒拉森人的胜利，以及奥利弗和罗兰的英雄事迹而感到自傲。[88]他们一直认为在西部的民族之中自己应该居于首位，但是最近与不列颠岛的居民英格兰人交战失利，使他们那愚蠢的傲慢气焰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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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不列颠位于法兰德斯海岸的对面，是一座大岛，也可以看成3个岛屿，他们以共同的利益、相同的习俗和类同的政府联合成为一体。全岛的周长约为5000个斯塔迪亚，上面布满城镇和村庄，虽然不产葡萄酒，各种果树也很少，但小麦和大麦、蜂蜜和羊毛的产量丰富，居民可以制造出很多布匹。伦敦是这个岛屿的首府，就人口、权势、富足和奢华而论，在西部所有城市中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位于河面宽阔而水流湍急的泰晤士河畔，离注入高卢海的河口有30英里，每天潮水的涨落为商船提供进出的安全航道。国王是一个强大而动乱的贵族集团的首领，主要的诸侯运用自由权力和永久时效来保有他们的产业，国王的权力和臣属的服从由法律规定其范围和限度。这个王国经常为外来的侵略和内部的叛乱所苦，不过土著不仅勇敢而且强壮，以重视军备和战无不胜而闻名于世。他们的长盾和小圆盾仿效意大利人，长剑来自希腊人的规格，只有长弓非常特别，使英格兰人获得决定性的优势。他们的语言并非渊源于欧洲大陆，至于家庭生活的习惯与相邻的法兰西人没有多大差别，但在这方面最特殊之处是忽略婚姻的尊严和妇女的贞操。他们相互拜访时，为了表示友好和欢迎，会让妻子和女儿与客人拥抱，朋友之间将她们借来借去也不以为耻，这种奇特的交易会产生无可避免的结果，岛民根本不放在心上。大家都了解古老英格兰的习俗，确信我们的母亲具有各种懿德，这名希腊人把正常的礼貌[89]混淆为罪恶的搂抱，我们对这种轻信可以付诸一笑，当然也可以为恶意中伤表示愤慨之意。但是他的轻信和中伤让我们获得一个重大的教训，那就是不要相信外国人士和遥远国度的报道，对任何违反自然法则和人类天性的传闻，都要抱着怀疑的态度。[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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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曼纽尔对拉丁人的冷淡态度和个人动机（1402—1437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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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木儿获得胜利以后，曼纽尔二世返国，在和平与繁荣中统治了很多年（1402—1417 A.D.）。巴耶塞特的儿子力求与他友好相处不再侵犯帝国的疆域，这时他对整个民族的宗教感到心满意足，利用空闲时间写了20篇神学对话录来为他的信仰辩护。拜占庭的使臣出现在君士坦斯的大公会议上，当众报告土耳其人的权力已经复原原有的强势，基于这种情势决定要与拉丁教会恢复关系。穆罕默德和穆拉德两位苏丹的征服行动，使得皇帝和梵蒂冈和好如初，君士坦丁堡受到围攻，几乎诱使他默认圣灵双重流出的性质。当马丁五世[91]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状况下登上圣彼得宝座时，东部和西部之间恢复信函和使节的友好交往。教皇这边雄心勃勃，而另一边则灾难绵绵，双方都使用仁慈与和平的高雅语言进行沟通（1417—1425 A.D.）。富于心机的希腊皇帝表明他的愿望，要让6个儿子都娶意大利的公主；罗马人也会玩花样，他们嫁出蒙费拉侯爵的女儿。让一群贵族出身的处女作为陪嫁，要用绮年美貌来软化顽固的分裂教会者。然而在热情面具掩盖下，有一双明察一切的眼睛，看到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和教会只有空洞和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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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总是根据世局变化的安危来决定自己的进退，对大臣的指示朝令夕改毫无担当。他为了逃避臣下固请的压力，总是强调深入研究的职责和收集教长和主教见解的必要性。目前土耳其大军兵临城下，已经不可能将他们召集前来开会。回顾一下这些公开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希腊人坚持3个互相关联的步骤：派遣援军、召开会议、教会统一。拉丁人要避开第二步，仅仅同意将派遣援军作为最后步骤的结果和回报。但是我们有一个机会明了曼纽尔最隐秘的意图，他在私下谈话中想要对此事解释清楚，所以非常坦诚毫无虚假或掩饰。年迈的皇帝已经与长子约翰二世帕拉罗古斯共同统治，并且授予他政府绝大部分的权力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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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的身边是受他重用的宫廷总管、历史学家法兰扎[92]在场，他对共治者和继承人说出与教皇谈判的主要原则。[93]曼纽尔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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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最怕我们与拉丁人的联合，也怕西部的好战民族，这些前来援救我们的军队会给他们带来灭亡，所以这是我们对付土耳其人最后的手段。你只要一受到异教徒的威胁，马上要让他们看到即将面临的危险。可以提出协商的建议，讨论实行的办法，但是要拖延或避免召开对宗教和政治利益都无好处的大公会议。拉丁人非常自负而希腊人生性固执，每一边都不会让步或退却。企图完美的联合只能助长分裂分子的气焰，疏离两个教会的关系，留下我们毫无胜利的希望或自卫的能力，任由蛮族处置和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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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年轻人根本听不进有益的教训，就从座位上起来毫无表示地离去。老谋深算的君王（法兰扎继续记述）转过来望着法兰扎，接着往下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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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子把自己看成伟大的君主充满英雄气概，唉，老天!这个不幸的时代还能容许英雄主义和丰功伟业？他那大无畏的精神可能适用于祖先的开创时期，然而目前的情势并不需要一位皇帝，而是一位谨慎的管家处理仅剩的一点财产。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们与穆斯塔法结盟的时候，他抱有极为崇高的理想。我非常害怕他那不顾一切的勇气，会使得整个家族遭到毁灭的命运，甚至就是宗教问题处理不当，也会使我们坠落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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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曼纽尔的经验和权威能够保住和平，避免召开宗教会议。他到78岁时穿着僧侣的衣服结束漫长的一生，把值钱的动产分给他的儿女和穷人，还有他的医生和受到喜爱的仆从。在他的6个儿子之中，次子安德罗尼库斯继承帖撒洛尼卡公国，等到他把这座城市卖给威尼斯人后不久死于麻风病，最后这座城市还是被土耳其人占领。意外的机遇使得伯罗奔尼撒（摩里亚）重回帝国的怀抱，曼纽尔处于那段一帆风顺的时期，在这个正面6英里的狭窄地峡[94]兴建石头城墙和153座碉堡，这道城墙被奥斯曼王朝第一次的攻击摧毁。富裕的半岛用来供养4个年轻的兄弟狄奥多尔、君士坦丁、德米特里乌斯和托马斯，本来是绰绰有余的，但是他们在内部的纷争中耗尽残余的实力，运道最差的竞争者最后只能在拜占庭皇宫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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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纽尔的长子约翰二世帕拉罗古斯在父亲逝世后，被尊为希腊人唯一的皇帝（1425—1437 A.D.）。他立刻抛弃发妻要娶特拉布宗的公主，认为成为皇后的首要条件就是容貌美丽。教士也都屈服于他那强硬的态度，除非同意他离婚，否则他情愿退隐到修道院，把宝座让给他的弟弟君士坦丁。帕拉罗古斯平生第一次的胜利，也是唯一一次胜利，是从犹太人身上取得的，[95]经过长时期极为精辟的辩论以后，终于说服这名犹太人改信基督教，此一值得纪念的征服行动非常详尽地记录在正史之中。他很快重新策定东部和西部的统一计划，根本不理他父亲当年的劝告，带着诚挚的意愿接受提议，要越过亚得里亚海在大公会议中与教皇晤面。行程颇为危险的计划受到马丁五世的鼓励，但他的继承人尤金尼乌斯四世[96]表现出冷淡的态度，经过一番冗长的谈判之后，皇帝接到一个拉丁宗教大会的邀请，只是会议性质带着新的主张，巴西尔那些自行其是的高级教士，自认是正统教会的代表和审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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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拉丁教会的败坏和分裂及对希腊帝国的争取（1377—1437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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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皇为宗教自由的大业进行斗争，获得光辉的成果，然而获胜的教士很快受到解救者暴政的压迫，他们发现对政府官员极其锐利有效的武力，对教皇神圣的品格丝毫不能发挥作用。赋予教士自由选举权的伟大宪章，可以用上诉的方法消除选举的结果，可以用委托或推荐的手法予以规避，可以用任意赐予的方式加以阻止，可以用预先和专横的保留加以取代。[97]罗马教廷开始出现公开的拍卖活动，从各个民族掠夺的战利品使红衣主教和受宠廷臣大发利市，每个地区都已经怨声载道，位置重要和地价最高的教会土地，全都集中在国外人士和遥领地主的手里。教皇居住在阿维尼翁的那段时期，雄心壮志堕落为更为卑微的欲望，全心全意贪求财物[98]，要过奢侈的生活。他们严格规定教士要缴纳就任礼金和什一税，对于犯罪、骚乱和腐败的人员可以随心所欲给予赦免，这些形形色色牵连广泛的不法行为，因为西部的教会分裂而变得更为严重，延续的时间长达50多年之久（1377—1429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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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和阿维尼翁激烈斗争，敌对双方竭力互揭疮疤，他们的职位朝不保夕，不仅贬低原有的权威，更松弛古老的戒律，增加了浮滥开支和横征暴敛的需要。在比萨（1409 A.D.）和君士坦斯（1414—1418 A.D.）[99]先后召开两次宗教会议，以愈合教会的创伤，恢复君主政体的专制。但是参加这两次大会的人员，知道自己所具有的实力，决心要维护基督教贵族统治的特权。君士坦斯会议的神父对两位教皇提出人身指控，判定他们有罪后加以摈弃，接着罢黜已经承认其统治权的第三位教皇，进而研讨罗马最高权力的性质和范围，一直要等到建立一个凌驾于教皇之上的大公会议的权力机构，否则他们不愿意解散。他们为了教会的管理和改革，决议定期召开类似的集会，每次会议结束之前，要确定后续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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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罗马教廷的影响，下次在西恩纳召开的会议很容易就避开了，但是巴西尔会议（1431—1433 A.D.）[100]大胆而强硬的议程，几乎给当政的教皇尤金尼乌斯四世带来致命的打击。神父怀疑他别有用心，急忙公布第一项信条，即世界上所有教会反邪恶的斗士的代表，都对包括教皇在内的所有的基督教徒拥有神圣的宗教裁判权。除非经过协商获得他们的同意，否则任何一次大公会议都不得解散、延期或迁移。尤金尼乌斯在怒气冲天之下，为反对大会的决议而颁布谕令，因此他们大胆召唤、劝诫、威胁和谴责圣彼得蛮横无理的继承人。他们一再延后，是为了让他获得充分悔悟的时间，最后宣布给他60天的期限，如果不能听命行事，他将被暂停行使所有尘世和教会的权力。他们为了显示对君王和教士同样拥有统治权，出面接管阿维尼翁政府，废止神圣财产权的转让，保障罗马人的权益免于缴纳新税。这些大胆的行为不仅受到教士在舆论方面的认同，也获得首批基督教世界的君王给予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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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吉斯蒙德皇帝宣称自己是宗教会议的仆从和保护人；日耳曼和法兰西拥护他们的神圣事业；米兰公爵是尤金尼乌斯的仇敌；教皇在罗马人民的暴乱中被赶出梵蒂冈。现在他同时被尘世和宗教的臣民遗弃，除了屈服已经别无选择，教皇下达一道丧失颜面的谕令撤销自己的议案，批准会议的决议事项，他的使节和红衣主教全部并入受到尊敬的团体，似乎完全顺从最高立法机构所制定的信条。这个团体的名声传遍东部地区，西吉斯蒙德当着他们的面接见土耳其苏丹派来的使臣，他们把12只装满丝绸衣服和黄金的大瓮放在他的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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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尔的神父认为最大的荣誉，是将希腊人和波希米亚人约束在教会的范围之内，他们派出代表邀请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教长，参加到受到西部各民族所信赖的宗教大会中来（1434—1437 A.D.）。帕拉罗古斯并不反对这个建议，他的使节被用适当的礼仪介绍给正统教会的元老院。但是会议地点的选择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他拒绝越过阿尔卑斯山或西西里海，明确要求把宗教会议移到意大利交通便利的城市，必要时也可以在多瑙河地区。这项协定的其他条款都很顺利地议定了，同意支付皇帝的旅行费用，包括700人的随从行列，[101]立即汇给8000达克特[102]作为希腊教士膳宿之用；在皇帝出国期间，额外提供1万达克特、300名弓箭手和若干艘战船，用来保护君士坦丁堡的安全。阿维尼翁城先行垫付部分筹备经费，马赛进行装运的准备工作时遭遇很多困难和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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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东部皇帝参加大公会议的本末和尔后的影响（1437—143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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