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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罗古斯身处困境中时，西部的教会势力都在争取他的友谊。但是这位手段高明而又积极进取的君王，比起讨论缓慢和态度固执的共和国，在这方面倒是占到上风。巴西尔的信条继续倾向于限制教皇的专制权力，要在教会内部建立一个崇高和永久的法庭。尤金尼乌斯四世对这种束缚感到难以忍耐，希腊人的联合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合适的借口，将叛逆的宗教会议从莱茵河迁往波河，只要越过阿尔卑斯山，那些神父就丧失了独立自主的能力。他们那时只有勉为其难坚持退守萨伏伊或阿维尼翁，从君士坦丁堡来看，那简直像是远在赫拉克勒斯之柱以外的地方。[103]皇帝和教士都担心长途航行会遭遇危险，他们更被傲慢的宣言所激怒：在惩治波希米亚人新的异端邪说以后，这次会议是要根绝希腊人旧的异端邪说。[104]在尤金尼乌斯这边，一切安排都很顺利，各处受到尊敬和礼遇，他特别邀请拜占庭君主前去消除拉丁教会的分裂，就像他对东部教会采用的疗程一样。靠近亚得里亚海滨的费拉拉，被提出作为双方友好会晤的地点，经过一番故弄玄虚和偷偷摸摸的活动以后，一项秘密的教令被通过，要把宗教会议转移到意大利一个城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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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为了达成这次任务，在甘地亚岛准备了9艘战船，他们的行动积极，比起巴西尔缓慢的船只领先了一步，罗马的水师提督已经接到指示，要将对方烧毁、击沉或破坏。当年这里是雅典和斯巴达争霸的海域，教士的分遣舰队原本要在此遭遇，党派的争权夺利更为激烈，为了得到帕拉罗古斯的支持不惜动武来解决。在这种情势下离开自己的皇宫和国土去进行危险的活动，帕拉罗古斯难免感到犹豫不决。父亲的劝告言犹在耳，稍有理性也可以判断出来，拉丁人已经四分五裂，不可能为了东方的事务舍弃前嫌精诚团结。西吉斯蒙德要他放弃这毫无道理的冒险，因为西部的皇帝认同这次宗教会议，提出的劝告当然不带成见；听说日耳曼的这位恺撒要提名一位希腊人成为自己和西部帝国的继承人，[105]他竟然也会完全信以为真，这倒是很奇怪的事。甚至就是土耳其的苏丹这位要是过分信赖很不安全，不慎触怒他就会带来危险的人也提出过意见。穆拉德并不清楚基督徒的争论，但是很担心他们的团结。他愿意用自己的钱财以供应拜占庭宫廷的急需，同时很豪爽地宣布，就是他们的君王不在朝中，君士坦丁堡的安全也不会受到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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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罗古斯最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完全出于丰富的馈赠和慷慨的承诺，同时希望能暂时避开危险和艰难的处境。他用模棱两可的答复将宗教会议的信差打发走后，宣布他的意图是要登上罗马战船。年迈的教长约瑟只感到畏惧而非希望，海上风涛的危险使他胆战心惊，明确表示对前途非常忧虑。在国外召开的拉丁宗教会议凭着势力和人数，就能将30多位东方正教弟兄微弱的声音给压下去。但是他不得不屈从于皇帝的命令；同时那些奉承的保证，说是西部各民族会把他的话当成神谕，也使得他怦然心动；再有就是他带着私心，希望能向西部的弟兄学习，如何使教会脱离君王的掌控。圣索菲亚大教堂的5位十字架护卫者或教会的显贵，都要随侍在他的身边，其中一位是教会首席司事（传道士）西尔维斯特·西罗普卢斯[106]，对这次虚情假意的东西教会联合，[107]用自由发挥的风格写出这部奇特的历史。[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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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勉强听命于皇帝和教长召唤的教士来说，服从是首要职责，而坚忍是最高美德。在经过精选、列有20位主教的名单上，我们发现有赫拉克利亚、库济库斯、尼斯、尼科米底亚、以弗所和特拉布宗这几个都主教的头衔，以及以个人才华著称的马可和贝萨里翁，他们因学识和辩才深得信任，也都擢升到主教的位阶。东部提出一些僧侣和哲学家用来表现希腊教会的学术地位和神圣性质，唱诗班的任务由精选的歌手和乐师负责。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教长或真或假派出他们的代理人，俄罗斯总主教代表一个全民族的教会。希腊人就建立范围广大的精神帝国而言，可以与拉丁人一争高下。教长为了在行使圣职的仪式中，展现出华丽的排场和气派，圣索菲亚大教堂珍贵的花瓶全都冒着风涛的危险。皇帝把能得到手的黄金全部用来装饰他的寝宫和车驾，而当他们尽力维持古老的兴旺家财时，大家却为如何分配教皇送来的第一笔赒济款1.5万个达克特的问题发生争吵。在完成必要的准备工作以后，约翰二世帕拉罗古斯带着众多的随从队伍，在他的弟弟德米特里乌斯与教会和政府显要的陪同下，登上8艘帆桨齐备的船只，穿越加利波利的土耳其海峡进入多岛之海，经过摩里亚半岛朝着亚得里亚海湾前进。[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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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77天漫长而艰辛的航行，这支宗教分遣舰队终于在威尼斯下锚（公元1438年2月9日），受到的接待表现出强大共和国的喜悦和慷慨，谦和的奥古斯都统治整个世界，也未能从他的臣民那儿得到这种殊荣，然而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却将之赐给他那软弱无力的继承人。皇帝将他的宝座安放在高耸的舵楼甲板上，接受元首和元老院议员的拜会[110]，按照希腊人的说法是前来“参拜”。他们乘坐庆典黄金船，有12艘艨艟巨舰随护，海面布满无数壮观和带来乐趣的贡多拉，音乐和欢呼的声音在海面回响。水手穿上丝绸衣服，甚至船只都装扮得金光闪闪，所有的纹章和华饰，都混杂着罗马雄鹰和圣马可狮子的图案。喜气洋洋的游行队伍沿着大运河溯流而上，穿过丽都岛的桥梁。东部的来客带着羡慕的神情，注视这座充满宫殿、教堂和拥挤人群的城市，像是漂浮在波涛的胸膛上面。[111]他们看到那些用来装饰城市的掠夺物和战利品，都是洗劫君士坦丁堡以后运来，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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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罗古斯在这里接受15天热情的款待之后，继续他的行程，或水路，或陆路从威尼斯向费拉拉进发。在目前的状况下，傲慢的梵蒂冈已经有所收敛，他们的策略是尽量让东部皇帝显示古老的声势。他进城时骑着一匹黑马（公元1438年2月28日），同时让人牵着另外一匹乳白色的骏马走在前面开道，马衣上面绣着金鹰的纹章。埃斯特的王室成员、尼古拉的亲人、城市的侯爵和权势更大的君王，[112]这4个人将张在他头顶的一面华盖用手高举起来，帕拉罗古斯在抵达台阶底层之前一直没有下马。教皇亲自到寓所的门口迎接，阻止他不要行屈膝礼，像慈父那样拥抱他以后，把皇帝引导到左手的座位就坐。要等到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协商出平等的礼仪后，教长才离开他的座舰。君士坦丁堡的教长接受他的兄弟表示联合和慈爱的亲吻，也没有任何一位希腊的神职人员，委屈自己去亲西部总主教的脚。在宗教会议的开幕仪式上，中央最尊贵的位置坐着世俗和教会的首脑人物。尤金尼乌斯只能说他的前辈并没有亲自参加过尼斯和卡尔西顿的大公会议，所以能够避开君士坦丁和马西安皇帝的古老成例。经过激烈的争辩，最后获得一致的同意，教堂的左右两侧分由两个民族占用，圣彼得单独的宝座放在拉丁人这一侧的首位，希腊皇帝的位置原来是在教士的最前面，现在移到第二位，好与西部皇帝的空位相对而且位置相等。[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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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举行两次大公会议共同的结论是教会的联合（1438—1439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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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等到节庆和礼仪为严肃的协商所取代，希腊人马上对他们的旅程、自己的行为以及教皇都感到不满。教皇的使者用一支妙笔把教皇描述成威望正隆的模样，位阶列在欧洲的君王和主教的前面，他们对他毕恭毕敬唯命是从。费拉拉的大公会议那层微薄的掩饰很快暴露出他的软弱，拉丁人在首次会期开始时，仅仅只有5位大主教、18位主教和10位修道院院长出席，绝大多数人员都是意大利籍教皇的臣民和老乡。西部的权贵除了勃艮第公爵，没有人亲身拨冗前往参加或派出代理的使节，而且这个会议既不能推翻巴西尔合法的决议，也不会反对尤金尼乌斯的身份和地位，这些都是上次会议新的选举最后获得的结论。处于这种状况之下，有人提出休会或延期的建议，立即付诸表决，得到一致同意。虽然如此，帕拉罗古斯还是得到拉丁人的认同，要从这次不受欢迎的教会联合中赢得世俗的报酬。因而在第一次的会期以后，公开的议程延后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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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带着挑选出的宠臣和一批担任警卫的“新军”，找到离费拉拉6英里的一处宽敞舒适的修道院作为夏季居所，在欢乐的狩猎中忘怀教会和国家的苦难；出猎时，为了获得丰硕的成果完全不遵守规定，根本不理会侯爵或当地农人的抱怨。[114]就在这个时候，不幸的希腊来客遭到远离家园和生活贫困的煎熬，给这些贵宾的生活费每月是三四个金弗罗林，虽说这笔款项的总额不到700，但是由于罗马教廷的窘困或政策，一再发生长期拖欠的状况。[115]他们渴望尽快脱离这个地方，却有三重障碍阻挡他们的逃亡之路：要出费拉拉的城门必须有当局发给的通行证；威尼斯政府要逮捕和遣返逃走的人员；君士坦丁堡有无法逃脱的惩罚在等待他们，像是逐出教会、加重罚锾和定罪宣判，不问圣职的高低一律剥光衣服当众鞭打。[116]希腊人只有在饥饿或争执的交互施压之下，才被说服召开第一次的研讨会，极为勉强从费拉拉赶到佛罗伦萨参加正在全面溃退的宗教会议。转移到新的地点确实有绝对的必要，费拉拉城已经受到瘟疫的传染，侯爵的忠诚令人怀疑，米兰公爵的佣兵队伍正在把守城门，而且他们已经占领罗马的郊区。教皇、皇帝和主教想要找到一条穿越亚平宁山不常使用的道路，不仅相当困难而且多少有一些危险。[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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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教皇所面临的阻碍全部被时间和政策克服，巴西尔的神父带来的暴乱对于尤金尼乌斯推行的运动，不仅没有损害反而产生促进的作用。欧洲的民族都厌恶分裂，不承认他们选举出来的菲利克斯五世，他先后成为萨伏伊公爵、出家的隐士和拉丁教会的教皇。势力强大的国君逐渐都被他的对手矫正观念，变成有利的中立派或坚定的拥护者。背弃巴西尔而到罗马阵营的使节中不乏值得尊敬的人士，这边的人数和声望在无形中日益成长：巴西尔的宗教会议减少到39位主教和300名低阶教士参加；[118]同时佛罗伦萨的拉丁人可以拿出可观的签署名册，包括教皇本人、8位红衣主教、2位教长、8位大主教、52位主教、45位修道院院长或担任圣职的宗教领袖。经过9个月的努力工作和25次讨论会的争辩之后，他们终于达成给希腊人带来利益和荣誉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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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教会就4个重要的问题产生激烈的争议：（一）圣餐礼用未发酵饼代表基督肉体的问题；（二）炼狱的性质；（三）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四）圣灵流出的单一性或双重性。两个民族各派出10名神学辩护士负责对所坚持的观点进行论辩，拉丁人这边由口若悬河的红衣主教朱利安主持，希腊阵营强有力的领导人物是以弗所的马可和尼斯的贝萨里翁。我们看到，他们将第一个问题视为无足挂齿的礼仪之争，因一时一地的风尚不同而产生无害的变异，我们真要大声赞许人类的理性确有很大的进步。第二个问题双方获得一致的认同，说炼狱是一个净化的中间过程，可以消除信徒轻微的罪孽。至于灵魂是否能被自然的烈火净化，成为可疑的论点，在几年之内经过双方的讨论可以解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看来是更为重要而关键的问题。然而，东方人一直将罗马主教尊为5位教长之首，因而他们毫不犹豫地承认，他的司法裁量权可以与神圣的教规并行而不悖，这是含糊笼统的认可，出于方便起见，可以加以限制或规避。圣灵的流出究竟是单独来自圣父，还是来自圣父和圣子，这是更要深入沉思的信仰问题，在费拉拉和佛罗伦萨的讨论会中，拉丁人所增加的“暨”字又细分为两个问题，那就是合法与否以及合乎正统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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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不必在这里吹嘘对这个题目自己所保持的无所偏私、无动于衷的态度，但是我却不能不深入考量，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反对在尼斯信条，也可说是君士坦丁堡信条再增加任何条款，这一禁令使希腊人获得了极大的支持。[119]很难想象在尘世的事务中，一个立法机构的成员，能够管住有同样权力的继任者，使他们听命于前任的安排。但是神启的指示必然是不可改易的真理，主教个人或省级宗教会议不可以擅自变更正统教会的裁决。就教义的实质问题而论，争执双方势均力敌而且永不罢休；神的流出便可以混淆人的理性；放置在圣坛上的福音书也噤若寒蝉；先人留下版本不同的经文可能出于伪造篡改落于诡辩；希腊人对拉丁圣徒的为人和作品均一无所知。关于这方面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为对方的论点所折服。理性之光可以照亮偏见，运用我们的天赋才能获得全面的观察，即使表面的一瞥也能辨认清楚。然而那些主教和僧侣从小学习反复诵读成套的神秘语言，民族和个人的荣誉要依靠他们不断念念有词，狭隘的心灵受到公开辩论的恶言相向，变得更为冷酷无情和怒火中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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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在乌烟瘴气的纷争中迷失方向时，教皇和皇帝却要谋求表面上的联合，否则就不能达成彼此会晤的目标。公开辩驳时的顽固态度，会因为私下面对面的交谈和妥协而缓和紧张的对立情势。年迈和虚弱的教长约瑟看来已是不久于人世，临终的交代使会议平添仁慈与和谐的气氛，留下的空缺给充满野心的教士带来希望。俄罗斯的伊希多尔和尼斯的贝萨里翁大主教主动积极的服从态度获得荣升红衣主教的鼓励和报酬。贝萨里翁在最刚开始的辩论中，一直是希腊教会热诚而有才华的辩护士，如果他被自己的国家指责是背教者和私生子，那么他在宗教的传闻中，他似乎是少见而又典型的爱国志士。他之所以受到宫廷的重用，在于开始时的大声反对和后来的及时顺从。皇帝在两位宗教助理的帮助下，使自己的论点适合当时的全盘状况和主教的个人特质，他们也接二连三被他的权威和榜样所感动。他们的收入为土耳其人所掌握，而他们自身则落在拉丁人手里：仅有的教会钱财，不过是3件衣袍和40个达克特，很快花得干干净净。[120]返国的希望仍旧有赖于威尼斯的船舶和罗马的施舍，他们穷困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拖欠了很久应支付的债务，也许贿赂可以发挥作用，让他们当作恩惠接受。[121]君士坦丁堡的危机和获救，可以拿审慎和虔诚的伪装行为作为借口，当时已经对大家暗示，凡是阻碍东西方达成协议的极其顽强的异端分子，将被遗弃在一片敌对的土地，任凭罗马教皇进行报复或审判。[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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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在第一次私下召开的会议上，形式上的联合计划获得24位成员的赞同和12位成员的反对，但是那企图代表教长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5名十字架护卫者，却因不合古老的纪律而丧失了资格，他们的选举权转移到善于奉承的僧侣、语法学家和凡夫俗子手中。君王的意志产生了一种虚伪和奴性的无异议赞同，仅不过一两位爱国人士敢站出来表达自己和国人的意见。皇帝的弟弟德米特里乌斯不愿成为教会联合的见证人，躲到威尼斯。以弗所的马可误以为自负就是良知，要与拉丁的异端断绝一切来往，自称是正教信条的卫护者和在世的圣徒。[123]在两个民族的条约中提出双方认同的方式，既能满足拉丁人，同时希腊人又不致遭到贬损。他们对于遣词用字很审慎地进行斟酌和推敲，直到最后那天平的横杆微微偏向梵蒂冈一边。双方同意（我必须提醒读者要特别注意）圣灵的流出来自圣父“和”圣子，如同来自一个原则和一种本质；“由于”圣子有相同的特性和本质才有这种流出；圣父和圣子的一次激发和创造使得圣灵流出。要想理解最初草案的各种条款并不那么困难：教皇应该支付希腊人返国所需的经费；必须每年维持两艘战船和300名士兵用来保卫君士坦丁堡；所有运送朝圣者前往耶路撒冷的船只要停靠在该城的港口；只要希腊人提出请求，教皇应该提供10艘战船为期一年，或者是20艘战船为期半年；如果皇帝需要地面部队，教皇会对欧洲的君王提出强制要求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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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皇尤金尼乌斯四世的胜利以及教会获得和平（1438—144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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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年，几乎是在同一天里，尤金尼乌斯在巴西尔受到罢黜（公元1438年6月25日），而希腊人和拉丁人在佛罗伦萨完成教会的再度联合（公元1438年7月6日）。教皇在前面这次宗教会议（他称之为魔鬼的聚会）受到污辱，说是犯下买卖圣职、伪证陷害、残酷暴虐、异端邪说和分裂教会等罪行，[124]当众宣布他的罪孽已经无可救药，不够资格拥有任何头衔，也没有能力负责任何圣职；然而在后面这次会议上，他被尊为基督真正和神圣的代理人，东方和西方的正统基督教徒在分裂600年后，经过他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聚集在一个羊栏之内，在一位牧羊人的领导之下统一起来。教会的联合决议获得教皇、皇帝和两个教会主要圣职人员的签署，甚至像西罗普卢斯[125]那样被剥夺选举权的人，也都表示同意。本来只要准备两份条约，让东西方各执一本即可，但是尤金尼乌斯坚持要准备四份同样的正本，让大家都签字作为他获得胜利的标志。[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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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那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圣彼得和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共同登上宝座，两个民族聚集在佛罗伦萨的主座教堂，双方的代表红衣主教朱利安和尼斯大主教贝萨里翁在讲坛上现身，用各自的语言宣读教会联合的决议条文之后，当着大声欢呼的教友面用他们的名义热烈拥抱。教皇和他的枢机主教按照罗马教会的礼拜仪式行使神圣的职权，所唱的颂歌加上“和子”字样。希腊人听不懂音调和谐而又字句不清的歌词，所以无人在意这一点，被看作是他们的默认，更为谨慎的拉丁人拒绝参加任何公开举行的拜占庭仪式。皇帝和教士对于民族的荣誉并非毫不在意，条约的批准得到他们的同意，对于信条或仪式不再进行任何改变，这是心照不宣的事。以弗所的马可坚持正义的立场，他们不愿深究，反而在私下表示赞许。等到教长过世以后，除了在圣索菲亚主座教堂，否则他们不愿选出约瑟的继承人。在分派公众和私人的酬劳方面，出手大方的教皇超出了他原来的许诺，使得大家喜出望外。希腊人不再讲究排场而且气焰低落，还是从费拉拉取道威尼斯原路返国，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受到欢迎的状况，下一章将会描述（公元1440年2月1日）。[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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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尼乌斯一开始就马到成功使他鼓起更大的干劲，像是亚美尼亚派、马龙派、埃及和叙利亚的雅各派、聂斯托利派和埃塞俄比亚派，都派遣使节陆续前来亲吻罗马教皇的脚，公开宣布东部教会的服从和正统教义的信仰。这些来自东方的使节，在所代表的国度并没有人知晓，[128]在西部到处鼓吹和赞扬尤金尼乌斯的名声。他们对于瑞士和萨伏伊分裂主义的残余势力，发出全力围剿的叫嚣，说这些人阻挠基督世界的全面和谐。紧随激烈的反对而来的是绝望的厌倦，巴西尔会议在无声无息中解散，抛弃三重冠的菲利克斯再度引退前往里帕勒，过着虔诚愉悦的隐士生活。[129]相互之间忘记仇恨和给予补偿能够确保全面的和平（1449 A.D.），改革和进步的理想全部消失无踪，教皇继续滥用教会的专制权力，罗马不再为选举活动所困扰。[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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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希腊语在东部的运用以及与拉丁语的比较（1300—145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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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皇帝的周游列国对于解决政治问题，甚或宗教问题都没有获得成效，但是产生了一项有利的影响，就是希腊的学术因此在意大利复兴，从而传播到西部和北部的国家。拜占庭宝座下的臣民虽然处于奴役和压迫的最底层，但仍然拥有一把能打开古代宝藏的金钥匙。他们还拥有一种像音乐那样意象丰富的语言，把灵性赋予所感知到的事物，使抽象的哲学观念赋予实体。自从君主国或首都的障碍被踩在脚下，民族的语言在形式或实质方面，毫无疑问会受到外来各蛮族的影响，产生以讹传讹的现象。为了解释出于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斯拉夫语、拉丁语和法兰西语为数众多的词汇，不得不制造出大批的新词，[131]但是在宫廷所用和学院所学却是一种更为纯正的语言。有位意大利学者[132]在土耳其人入侵前约30年，已经在君士坦丁堡归化并且与名门世家结亲，对这种语言的发展情形有一番描述，有的地方也许过于美化。菲勒福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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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俗的语言为人民所藐视，再就是受到每天聚集城中与居民混居的大批来客和商人的污染。虽然有一个学院的门生弟子使用拉丁语言，但表达的意义非常的含混而精神是如此的贫乏，只能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译本来补救。我们要追随能够逃过这种污染的希腊人，也只有他们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对象。即使是日常的谈话，他们仍旧使用阿里斯托芬和欧里庇得斯的措辞，也就是雅典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语法，写作的风格也更为精准而正确。那些因出身和职务关系要与拜占庭宫廷密切来往的人士，都能保持古代语言的高雅和纯正，丝毫不掺杂外来的口音。这些天生优美的腔调保存在贵妇人的谈吐之中，她们从来不与外国人寒暄应酬。我说的不只是外国人。她们平时生活在深闺之中，避开邻居的注视，很少看到她们在街头露面，而出门上教堂和拜访最亲近的家属，时间总是在傍晚天黑之后，戴着面纱骑在马上，四周围绕着父母、丈夫或仆从。[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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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有相当数目家世富有的教士献身于宗教信仰，僧侣和主教的举止端庄严肃显得与众不同，他们不像拉丁的教士那样分心，从不追逐世俗的欢乐甚至军旅的生活。他们把大部分时间和才华奉献于教堂或修道院的敬神、怠惰或口角之中，至于那些好学深思或抱负远大的神职人员，会研究本国语言中的神圣和世俗的学术。教士负责年青一代的教育工作，教授哲学和辩论的学校一直维持到帝国最后灭亡。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之内的书籍和知识，就数量而言肯定比散布在西部宽阔地区的还要多得多。但是有一点重要的区别早已有人注意，希腊人凡事守成，宁愿退而明哲保身；拉丁人积极进取，处事务求奋勇争先。这些民族为独立自主和争强斗胜的精神所鼓舞，甚至只是意大利城邦的小小世界，比起日益萎缩的拜占庭帝国，都拥有更多的人口和兴旺的局面。在欧洲，那些属于社会较低阶层的群众，早已解除封建体系和奴役制度的压迫，获得自由权利是跨出好学求知的第一步。无论如何，拉丁语的运用不管多么粗俗和谬误甚多，总算通过宗教和迷信保存下来，从博洛尼亚到牛津那么多所大学，[134]都聚集着数以千计的学者，误导的热情能够引向更为自由和合乎人类需要的研究。科学的复兴使意大利第一个抛弃古老的包袱。辩才无碍的彼特拉克靠着他的言传身教，不愧为当代首位继往开来的先驱人物；对古罗马作家的研究和揣摩，能够形成更为纯正的写作风格，笔调表现出豪迈和理性的情操；那些西塞罗和维吉尔的门徒，抱着推崇和敬爱的心情走近希腊大师的圣坛。法兰西人和威尼斯人在洗劫君士坦丁堡时，对于利西普斯和荷马的作品不屑一顾任意破坏，举世闻名的艺术精品被一锤砸得粉碎，然而不朽的思想在抄录者的笔下获得新生，再度传播开来，就彼特拉克和他的朋友而言，最大的抱负是据有并理解这些抄本。土耳其的武力毫无疑问会迫使缪司逃匿。希腊连同那些学院和图书馆，可能在欧洲从蛮族的洪流中露头出来之前，便已经彻底遭到毁灭；意大利的土地可能在还未完成好培育工作之前，撒下的科学种子就已经被风吹散，我们只要想到这里，真是感到浑身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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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希腊文化在意大利的复兴过程和基础的奠定（1339—141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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