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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作者开宗明义解释本书为何以希腊语“ ［教化］”为题，用作者的话说，“用希腊的词语来指称希腊的事物，本人意在表明，我们是在用希腊人而不是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待它”。“ ”一词，兼有现代的文明、文化、传统、文学或教育等含义，它意味着一种原初的统一性。从全书来看，“ ”一词最主要的含义是按照某种理想的范型或典范（这一理想的范型或典范来自文学、文化和传统）来塑造——或用柏拉图的词来说，是陶铸——希腊人的品格；因此，我们勉强将其译为“教化”，在中文中，教化也包含有以之陶冶的文教、传统及此种传统所包含的理想的意思。在行文中，作者有时用该词指文化（文明）、有时指教育（非职业技能意义上的教育，而是“按照一种理想深思熟虑地陶冶人的品格”意义上的教育），有时兼指二者，随文见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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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注：弗律尼库斯（Phrynichus Arabius），希腊文法学家，公元二世纪时活跃于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Bithynia）一带，写作关于正确使用阿提卡方言的著作。“ ”一词详见卢瑟福的弗律尼库斯评注本（The New Phrynichus, Being a Revised Text of the Ecloga of the Grammarian Phrynichus, with Introductions and Commentary by W. Gunion Rutherford ），MACMILLAN AND CO., 1881，第483页，第371条。“ ”的字面意义是言辞或理性的爱好者。关于“ ”一词含义的演变，可参见《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张治译，第29—31页）的解释。“ ”一词最早由柏拉图所立，意为“对争论的爱好”或“对专业性讨论的爱好”，其相对应的修饰词为“ ”，即“爱好论说者”（对应于“憎恶交谈者”），以此描述雅典是一座“乐于交谈的”城市（对应于斯巴达的那种沉默是金、不修文辞的偏好）。等到斯托拜乌（Stobaeus）撰述伯利克里的趣闻录时，采用“ ”的新义，指“受过教育的”、“有教养的”，以对应“未受教育的（ ）”、“野蛮未化的”。按照耶格尔的理解，“ ”一词在二世纪时就有了“受过教育的”、“有教养的”的含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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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170745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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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中译本前言三十年战争与古典人文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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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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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格尔（1888—1961）的三卷本《教化：形塑古希腊人》有很高的学术声誉，[1] 我国知识界早闻其名，期盼中译本的读者不在少数。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中译本终于问世，除了应该感谢译者的辛劳，还应该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持之以恒地 组织译介大部头 西学典籍的热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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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六点（VI HORAE）”组织译介了法国古典学家马鲁 （1904—1977）的《古典教育史》。就写作意图和篇幅而言，该书与《教化》颇为接近。如作者所说，他属于耶格尔“这代人”，《古典教育史》写于“历史的某个断面”，即“酝酿于二战中阴霾密布、最远离希望的日子”，成书于战后在废墟中 重建欧洲的日子（1948）。他们有一个共同信念：坚持古典人文理想，修复已然破碎的欧洲文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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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教育史》印行第六版（1964）时，马鲁不无忧虑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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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一传统该由谁来接替？这是年轻一代人需要回答的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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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的欧洲年轻一代不屑于 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径直离弃 古典人文传统。德语维基中的“耶格尔”词条说，《教化》把从荷马经柏拉图到德摩斯梯尼的古希腊教育思想“理想化 （idealisierte）为西方文化的基础”。言下之意，其实古希腊并没有这样一个传统。毋宁说，这幅“古希腊精神世界的理想化图画 （ein idealisierendes Bild）”掩盖了古希腊思想的真实历史 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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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设想，如今欧洲主流学界的古典学者会对“六点”的古典人文热忱感到不解，但会对“轻与重”译丛报以会心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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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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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格尔的三卷本《教化》成书于1933至1943年，仅比马鲁的《古典教育史》早五年。可以说，无论是《教化》，还是《古典教育史》，都是二十世纪的那场欧洲大战 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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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二十世纪的两次欧洲大战不过是同一场战争 的两个阶段——史称二十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与十七世纪的德意志三十年战争相比，两者的首要差异在于，介入西方基督教内战 的域外政治单位增多了。若非大洋彼岸的美国介入，第一次欧洲大战的结局定会不同，而是否会有第二次欧洲大战——或者说，是否会有纳粹的崛起，也是未知数。数百年来，欧洲内战 连绵不断，正是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立国和跨洋介入，决定性地改变了欧洲内战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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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耶格尔在柏林大学古典系以研究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获得博士学位，时年二十三岁。[4] 紧接着，他考订大约生活于公元五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涅墨修斯 （Nemesios）的传世文本，以此完成了任教资格论文（1913）。[5] 次年，欧洲大战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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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身体健康原因，耶格尔没有被征召入伍。他成功申请到巴塞尔大学古典系的教职，时年二十六岁。作为古典学家，耶格尔不会不知道，当年尼采到巴塞尔大学任教才一年多，普法战争就爆发了。[6] 尼采向校方申请离职，想要加入普鲁士军，中立的瑞士未予批准，尼采只好“作为战地救护人员上战场”，去了阿尔萨斯前线。尽管尼采仅战斗了一个星期就因染疾退下战场，但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法兰西这只猛虎正在侵袭德意志文化，应该不惜代价打败它。可没过多久，战争进程又让这位血气方刚的古典学家醒悟到，德意志人的文化基础 实际上不堪一击，普鲁士的获胜“对［德意志］文化来说是最危险的力量”。针对这一政治现实，尼采提出了具有新古典人文主义色彩的教育改革构想 。正是在普法战争期间，尼采写下了《狄俄尼索斯的世界观》草稿，即《肃剧诞生于音乐精神》的雏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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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爆发的欧洲大战与普法战争有直接关联，否则，战后的法国不至于用《凡尔赛和约》如此羞辱德国。德国智识人不得不反省：德国的战败仅仅是因为军事或政体方面的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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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大学是德国年轻学人进入德国名校任教的跳板，耶格尔在这里仅待了一个学年，就获得基尔（Kiel）大学古典系的聘职，并返回德国。尽管没有上战场，而是继续自己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但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耶格尔深受震撼。对他来说，这场战争充分表明，基督教欧洲的文明传统已然崩溃。鉴于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在当时的欧洲人眼里史无前例 ，这种感受完全可以理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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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1919），耶格尔做了题为“作为传统和体验的古典人文主义”的学术报告，被视为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Dritter Humanismus）兴起的标志之一。[9] 两年后（1921），他获得了一份殊荣，到柏林大学接替维拉莫维茨 （1848—1931）退休后空出的古典学教席，这让他有了更具影响力的学术地位来推动古典人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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