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51460
初到柏林大学的两年，耶格尔完成了《亚里士多德思想形成史的基础》，深度介入古典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师徒关系问题，以此在自己所属的专业领域站稳脚跟。[10] 事实上，完成任教资格论文后，耶格尔也曾到意大利识读抄件 ，可见他对校勘古籍之类的古学专业同样兴趣浓厚。可是，德意志的政治成长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基督教欧洲文明所面临的危机让耶格尔深切感到，古典学必须走出象牙塔，成为普通人文教育的基础。因此，到柏林大学古典系任教后，耶格尔随即与时任哲学系主任的斯普朗格 （1882—1963）教授一同发起了一场古典人文教育运动——史称“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由此成为一名通识教育活动家 。
1707451461
1707451462
斯普朗格早年在柏林大学跟从狄尔泰 （1833—1911）和鲍尔森 （1846—1908）学习哲学、教育学和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希望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拿起武器上战场，却因身体健康状况不及格未能如愿。但与耶格尔不同，在战争期间，斯普朗格就已是一名通识教育活动家，他热情投入青年人文教育的推广，甚至累得病倒。
1707451463
1707451464
战争爆发那年（1914），斯普朗格发表过一篇长文《生命的诸形式》，把狄尔泰的文化类型说应用到教育学，提出了人的六种性情类型 的区分：沉思人 对真理感兴趣，经济人 对实利感兴趣，审美人 把获得生命的形式感视为人生的最高目的，社会人 与共同体的人民心往一处想，政治人 热衷于获得统治权力，宗教人 则仅仅关心自己的灵魂与上帝的联系。战争结束后，斯普朗格将这篇长文发展成专著，问世后（1921）一时洛阳纸贵。[11]
1707451465
1707451466
在论及“审美人”时，斯普朗格把这种类型的人格成长 与古典人文教育联系起来：“审美人”成型的标志是“内在形式”感的养成。
1707451467
1707451468
只有当存在的两个方面——印象和内心世界——完全平衡了，那才是“内在形式”的人，这种人具有真正的可塑性，我们或许可以将之称作“古典类型”的人。这种人能敞开思想，能很快融入生活印象之中：他们的内心是自我发展的。他们的特点是形成清晰的美感；这种感受必须与纯知识和技术才能区别开来。他们从自己的生活中创造出艺术作品。他们本身就是形式、美、和谐、均衡。甚至在其最初的倾向中，就带有一定的精神上的美；但它们经常是通过自觉的内心修养来完善自我的。[12]
1707451469
1707451470
斯普朗格的观点会让他的读者想起新古典人文主义者威廉 ·洪堡 （1767—1835），正是这位普鲁士的政治人追随席勒和歌德把古希腊人视为“审美人”，[13] 并成功创设了古典人文中学教育体制，与旨在培养实用技术人才 的学校各司其职。1921年，斯普朗格做了一场题为“人文科学的当前地位与［中小］学校（Der gegenwärtige Stand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und die Schule）”的学术报告，并将讲稿献给了耶格尔。一年多后（1923），耶格尔着手撰写《教化》（德文版），他拟定的副标题“形塑古希腊人（Die Formung des griechischen Menschen）”明显与斯普朗格的提法相呼应。
1707451471
1707451472
斯普朗格到处做报告、搞学术演讲，在中学推行古典人文教育。至1933年纳粹上台前，他所做的学术报告多达近四百场。[14] 耶格尔则不仅到处发表演讲和谈话，还在1924年发起成立“古代文化协会（die Gesellschaft für antike Kultur）”，次年又发起了“德意志古典语文学家联盟（Deutschen Altphilologenverband）”。同年创办的学刊《古代文明》（Die Antike ，1925—1944）和书评杂志《古遗物》（Gnomon ），很快在古代史学界成为权威期刊。
1707451473
1707451474
1933年，《教化》第一卷脱稿，次年出版，与国社党获得政权碰巧同时。如果斯普朗格和耶格尔推动古典人文教育意在抑制 当时的青年激进运动的话，那么，他们的努力明显失败了。1936年底，因抵制纳粹政权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教育方案，加之第二任妻子有犹太血统，耶格尔流亡美国，任教芝加哥大学，欧战爆发那年（1939），又转到哈佛大学任教，成为该校古典研究中心的首任主持人，直至离世。
1707451475
1707451476
二
1707451477
1707451478
《教化》第二卷的英译本在1943年问世，当时，世界大战的各个战场都陷入胶着态势，战火炽热。第三卷的英译本问世时（1947），二十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已经落下帷幕，德国被美军和苏军一分为二，正在废墟中重建家园。德国在1918年战败后“开始实行议会民主制，对很多［德国］人而言，这是战胜国的政体，因而不属于 德国”；与此不同，1945年的战败“几乎标志着德国民族史的终结”。[15]
1707451479
1707451480
考虑到英译本至少需要数年翻译时间，《教化》的后二卷大约脱稿于1940年代初。作为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的标志性作品，《教化》的诞生刚好连接起二十世纪的欧洲三十年战争的两个阶段。这让我们想到一个政治史学问题：古典人文主义与欧洲的政治成长 有怎样的历史关联。事实上，斯普朗格在1921年的“古典人文中学之友大会（Versammlung der Freunde des humanistischen Gymnasiums）”上做报告时，首次使用“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这个语词，明显意在呼吁再来一次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德意志新古典人文主义那样的精神运动 。[16]
1707451481
1707451482
“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语原文含义是“重生/再生（Rinascimento/英文Renaissance）”，并没有“文艺”这个限定词 。若我们把十四至十六世纪的Renaissance仅仅视为一场解放人性的文艺运动 ，只知道“美术三杰”和“文学三杰”，那么，我们对Renaissance的理解难免会过于平面化。毋宁说，Renaissance是日耳曼蛮族成为政治民族 的标志性历史时期。布克哈特讲述意大利Renaissance的大著非常有名，但书名若译作“意大利政治复兴 时期的文化”恐怕更为恰切。毕竟，文化现象仅是意大利政治成长的表征之一，而且是最为表层 的表征。
1707451483
1707451484
布克哈特说，“查理大帝所代表的那个文化，在七世纪和八世纪的蛮族面前，基本上就是一种Renaissance［政治复兴 ］”。毕竟，查理帝国的建立，实际标志着日耳曼蛮族成为了一个政治民族 。十四至十六世纪时，古典人文主义不仅出现在意大利，也出现在西欧其他地方：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同样“有意识地和经过考虑地借鉴古典文化的某种成分”，以此促进自己所属王国的政治成长。复兴古典的冲动在意大利尤为强劲而且普泛，“无论有学问的人还是一般人，他们的感情都自然而然地投向了整个古典文化”，仅仅因为亚平宁半岛曾是罗马帝国 的发祥地。[17]
1707451485
1707451486
与英格兰和法兰西不同，当时的意大利仍处于破碎的政治状态。由于未能形成统一的王国 ，虽然出现了强劲的“复古”冲动，甚至还出现了一批记叙意大利城邦政体 成长的纪事书（史书），但意大利的城邦政治单位没有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
1707451487
1707451488
长期积弱，以及城邦国家的政治文化与民族［国家］统一的趋势之间的张力，是意大利最直接的问题。即便如此，这也不是一个纯粹本土性的问题，而是由于北方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所致，它们作为权力单位在国际政治中拥有更强的竞争力。[18]
1707451489
1707451490
如今的文化史家习惯于将文化现象从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单独看待，以便突显文化的永恒价值 ，而政治生活或政体兴衰不过是过眼烟云。尽管这不无道理，但就认识历史而言，却让人容易忽略文化现象与政治生活的血脉关联。彼特拉克 （1304—1374）有着“意大利人文主义之父”的美誉，他整理李维的《罗马建城以来史》，搜寻 并校勘 维吉尔、西塞罗乃至荷马的抄本，撰写了三卷本《论［古代］名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彼特拉克是古典学者 。而恰恰是这位古典学者兼诗人，在1347年6月“号召意大利的所有城市派出代表进驻罗马”，以此“为一个统一的、神圣的意大利提供和平与安全的保障”。如今的史学家甚至觉得，这位“古文物研究者”有一个“极为怪诞的幻想”，即希望“通过重建罗马这个古代意大利的中心来实现整个 意大利的统一 ”。[19]
1707451491
1707451492
彼特拉克的政治愿想 被如今的史学家视为“幻想”而且还“怪诞”，显然是因为当时的意大利难以形成统一君主国 。倘若如此，今天的一些史学家夸耀意大利的城邦政体——因为它是现代商业文明的先声，这样的政体能让公民享有充分的政治自由 ——恐怕会让彼特拉克或马基雅维利有苦难言。
1707451493
1707451494
英格兰和法兰西的绝对王权政体 基本形成之后，巴黎和伦敦的知识界爆发了“古今之争”，古典人文理想遭到“崇今派”的沉重打击，古典学家也分裂成了“崇今派”和“崇古派”。对某些古典学家来说，研究古典为的是与古代遗产决裂。毕竟，根据新的欧洲历史经验，要让自己所属的政治体富强起来并具有国际竞争力，就不能崇尚古希腊罗马的人文理想。
1707451495
1707451496
政治上尚未统一的德意志城市并未出现激烈的古今之争，反倒是像意大利那样，出现了史称“新古典人文主义（Neuhumanismus）”的文化运动 （约1750至1820）。当时的德意志古典学名家分布于各个城市：哥廷根有格斯涅 （J. M. Gesner，1691—1761），莱比锡有厄尔涅斯提 （J. A. Ernesti，1707—1781），哈勒有赫伊涅 （C.G. Heyne，1729—1812）和沃尔夫 （F. A. Wolf，1759—1824）。但新古典人文主义的真正代表并非这些古典学家和古史学家，而是普鲁士的文化人温克尔曼 （1717—1768）以及汉堡的莱辛 （1729—1781）、魏玛的歌德 （1749—1832）和图宾根的荷尔德林 （1770—1843），他们无不把古希腊诗人视为教化德意志人的楷模（Stiewe，第44—51页）。古代诗人的天职是使人更高尚、更有德性，热衷考古 的史学家或古典学家未必如此。
1707451497
1707451498
法国大革命爆发那年，威廉 ·洪堡 周游法国的旅行碰巧抵达巴黎，这场正在改变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的政治事件让他深受触动。两年后，他给《柏林月刊》寄去了一篇文章，题为《关于国家宪法的想法——受新的法兰西宪制激发》（1791）。[20] 紧接着，他又写下了《尝试确定国家作用的界限》（1792，中译本名为《论国家的作用》）。直到威廉·洪堡去世，这部著作都未正式出版，如今则已被学界视为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重要典籍之一。据说，威廉·洪堡在书中一心想的是如何限制政府权力 之类的自由主义问题。
1707451499
1707451500
若是不带先入之见来阅读此书，谁都不难看到情形未必如此简单。威廉·洪堡在绪论中以古今对比 的眼光说，古代国家不仅看重整个民族的物质繁荣，更看重政治体的道德品质，因而也更重视人之为人 的教育。与此不同，现代国家只看重物质繁荣，仅仅关注人的福利、财富以及职业能力。
1707451501
1707451502
我们感到在古代，吸引我们的首先是一个人的生命奉献精神的伟大，是想象力的生机勃发、精神的深邃、意志的坚强、整个言行的一致，而单单后者就给予人真正的价值。人，尤其是他的力量和教育，是激发任何活动的东西。在我们这里，过多的情况是涉及到一种整体思想，从这种思想出发，人们似乎忘记了各种个人，至少不是关心他们的内在天性，而是关心他们的安宁福利和幸福快乐。[21]
1707451503
1707451504
在接下来的第一章，威廉·洪堡就何谓人之为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明显带有古典人文主义的理想色彩。他的“自由人理念”不是英国清教徒式的“个人权利”，而是人的德性品格的完善。在结束这一章时，威廉·洪堡以修辞性问句表达了自己关于自由人的理想 ：
1707451505
1707451506
难道不正是这个东西（［引按］指通过博雅教育养成的自由人格）把我们不可名状地吸引到希腊和罗马时代，并一般地把任何一个时代吸引到一个更加遥远和消失了的时代吗？这些人必须更加艰难地与命运作斗争、更加艰难地与人作斗争，不是好事吗？（同上，第33页）
1707451507
1707451508
显而易见，法国大革命让当时年仅二十四岁的威廉·洪堡想到的问题是，德意志若要成为一个自主的政治体的话，应该具有何种文明品质 。继《尝试确定国家作用的界限》之后，也就是雅各宾专政那年，威廉·洪堡又写下《论古代研究——尤其是古希腊研究》（1793）一文（未刊）。[22] 对威廉·洪堡来说，古希腊人不仅是一个可通过史学研究来认识的远古民族，毋宁说，古希腊人的精神品质是值得德意志人学习的典范。
1707451509
[
上一页 ]
[ :1.7074514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