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51540
勒佩尼斯把话说得更明：德意志的古典人文主义者“将文化视为政治的替代物，同时对政治嗤之以鼻”。他毫不掩饰地说，所谓“政治”指的就是“议会政治”。
1707451541
1707451542
文化作为政治的“高贵”替代物的观点，首先是全盛时期的魏玛古典主义提出的。这种以文化的名义远离议会政治的态度，是魏玛共和国为什么没能保持住其民众对它的广泛接纳与情感支援的根源。如果当时能够保持住民众的支持态度的话，那么，魏玛共和国便不会沦为纳粹的猎物。（勒佩尼斯，第8页）
1707451543
1707451544
言下之意，德意志在二十世纪遭遇大灾难，根源就在于新古典主义把德意志政治问题的解决引向了“特殊道路”——追求政治的“特殊德性”，以至于德意志智识人看不到政治的实情 ，没有“能够保持住民众的支持”。由于古典人文理想的“暴政”，德意志人丧失了对人世政治悲剧的感知力，让不着边际的哲学理想僭夺了本来应当交托给注重实际的政治人 对人世政治生活的立法权和训诫权。威廉·洪堡是显著的例子，他“一身贵族气”，把“古典主义的教育大权独揽在手”，其改革行动“优劣参半”，以至于到了“1918年，人们再也不能成功地对它们做出全面修正”（贝格拉，第70页）。
1707451545
1707451546
其实，在1918年的最后一个月，德国的自由主义法学家接受了议会政治原则，且不到一个月就草拟出了《魏玛宪法》。[30] 紧接着，韦伯 （1864—1920）就在慕尼黑大学做了题为“以政治为业”的著名讲演（1919），全面修正 威廉·洪堡的古典人文理想。恰恰是这个模仿英美议会民主理想的魏玛民国宪法，成为从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国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中介环节 。[31]
1707451547
1707451548
1933年，耶格尔曾向普鲁士的国社党当局提交过一份教改方案，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耶格尔与国社党的教育学家随后展开了一场口水战，在他看来，国社党所掌控的青年运动尽管具有激进性质，但其实带有很强的思想性 。[32] 巴特勒的大著出版于1935年，这个年份提醒我们，作者心目中的攻击对象是当时的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毕竟，1924至1933年间，尽管魏玛共和国的政局极为动荡，但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推行的古典人文教育仍有声有色，据说其教育理念包含着对西欧现代文明的蔑视：受过古希腊教化的德意志人才是欧洲的教育者（Stiewe，第252页）。换言之，德国虽然在1918年战败了，但在教化方面却战胜了敌人。由此可以理解，《教化》第一卷在1934年出版后，销路非常之好，次年（1935）即再版。
1707451549
1707451550
巴特勒在书中既没有提到耶格尔，也没有提到斯普朗格，而是以对具有超凡魅力的诗人格奥尔格 （1868—1933）的漫画式描述结束全书。的确，虽然斯普朗格在1921年才明确提出“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但这场古典复兴运动应该从格奥尔格推动的古典教育算起，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甚至还被具体确定为1888年。如今的史学家由此引出了一桩政治史学公案：德国的古希腊研究与激进民主有什么关系吗？经过美国的民主化再教育 ，如今的德国史学界甚至有人认为，“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与“第三帝国”的“第三”含义未必是巧合，与约阿希姆 （1135—1202）的“第三王国”观念也不能说没有关系（Stiewe，第3—4页）。
1707451551
1707451552
在巴特勒看来，格奥尔格提倡的古典教育带有一种由“尼采注入德意志希腊主义血脉当中的诡异、危险且幽暗的元素”，其源头来自十八世纪的温克尔曼（巴特勒，第448—460页）。言下之意，国社党的激进民主酵素，应该追溯到新古典人文主义中的“幽暗元素”。显然，巴特勒并不知道，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英国人的议会政治立宪论 已经带有“极权主义性质”，而洛克（1632—1704）的自主理性 也已经包含浪漫主义“神话”的酵素。[33]
1707451553
1707451554
四
1707451555
1707451556
巴特勒的大著出版五年后（1941）的春天，也就是德国对苏联发起闪电式入侵大约三个月之前，莱因哈特 （1886—1958）应朋友们的邀请，在一个小型聚会上就德国古典学的历史命运发表看法。作为维拉莫维茨的得意门生，莱因哈特比耶格尔仅年长两岁，两人几乎同时出道，但他没有参与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运动，算是一位局外人。因此，人们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来自古典学内行的观察。
1707451557
1707451558
莱因哈特首先指出，1918年战败后，德国陷入政治崩溃，知识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内省和反思，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属于其中之一。莱因哈特表示，要澄清这场教育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与时代的大众倾向融合”并不容易，而他也不便于谈论这个话题。仅从古典学角度来讲，莱因哈特认为这场运动值得肯定，因为，在新古典人文主义的鼎盛期（1800年前后），“古典”意味着学界的最高准则，而到了“1900年前后，这个意味几乎丧失殆尽”。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的出现，毕竟使得“古典”这个语词“重获自豪感”。[34]
1707451559
1707451560
从1800到1900年的一百年间，德意志的古典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就。莱因哈特对这段古典学发展史了如指掌，为何他要说，到了1900年前后，“古典”不再意味着学界的最高准则？
1707451561
1707451562
莱因哈特的意思是，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德国古典学越来越走向狭隘的专业化，成了实证式古代史学 的一部分。[35] 也就是说，由于古典学的史学化 与古典学本身承载的人文教育理想背道而驰，古典学陷入了“古典人文主义的理想与历史主义现实 之间的困境”，古典人文理想在整个人文知识界的地位才远不如前。
1707451563
1707451564
在学术领导人物的指令下，所有学者开始做史学研究。大约在十九世纪中叶时，古典拉丁语文学以更加切合实际、更加彻底的身份夺取了领导权。工业创建者的精神到处蔓延，也渗透进学术领域。此后，在最辉煌的外表下，古典语文学的内心却是僵化的。十九世纪末，古典语文学研究举步维艰，如同一个机构臃肿、将自身掏空的企业，起初高涨的热情消失殆尽——不是因为麻木冷漠，而是因为清醒、禁欲、尽职和坚忍的英雄品质。（莱因哈特，第161页）
1707451565
1707451566
在莱因哈特眼里，自己的老师维拉莫维茨就是这种“清醒、禁欲、尽职和坚忍的英雄品质”的代表。古典学与史学越走越近，导致古典学“自我瓦解”，正是青年尼采在普法战争期间觉察到的大问题。于是，尼采以《肃剧诞生于音乐精神》和《不合时宜的观察》对古典学的古史专业化取向 发起攻击。随后发生的事情，业内人士都耳熟能详：尼采遭到自己的人文中学校友维拉莫维茨的强硬回击。相反，格奥尔格受尼采激发，吸引了一批年轻的古典学者和古代史学者，致力于让古典学走出实证史学的藩篱，以文学化的形式表达古典人文理想。在格奥尔格看来，古典人文教育与任何追求专业化职能 的古典学都不相干（莱因哈特，第152—153页）。
1707451567
1707451568
维拉莫维茨认为，格奥尔格圈子为了古典人文理想而放弃了古典学的专业品质 ，让古典学成了一种文学，而非真正的关于古代 的科学 。莱因哈特是维拉莫维茨的学生，这并没有妨碍他认为，自己的老师为维护古典学的史学传统实际上放弃了 古典人文理想，成了“正处于终结时期的历史主义 的杰出人物”（莱因哈特，第166、169页）。
1707451569
1707451570
旧式的古典人文主义语文学家们是专业人士、编辑、词语解释者、收集人、博学之士，但绝不是真正意义上伟大的古典人文主义者。（莱因哈特，第163页）
1707451571
1707451572
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中，耶格尔出场了——莱因哈特说，他企图调和古典学与史学的内在不和 ，于是就有了《教化》。
1707451573
1707451574
耶格尔再次尝试从思想上使古典学以自身为准，将古典学与史学分开。但是，古典学又不应当丢弃其史学特征，所以，耶格尔的尝试最初还停留在要求上。（莱因哈特，第169页）
1707451575
1707451576
所谓“再次尝试”意指尼采已经做过这样的尝试。耶格尔出道时已经意识到古典学与史学不和，明确提出两者应该分门别户：古典学家是古典精神的守护者，而史学家则往往是古典精神的破碎者。因为，古典学的旨趣是理解古代文明中具有永恒性的理想，这关涉到古典学者的自我教化 ，而史学的旨趣仅仅是认识过去的事实。耶格尔选用“Paideia［教化］”这个古希腊语词作为书名，再配以副标题“形塑古希腊人”，不外乎要表明他关切的政治德性不是个人权利，而是古希腊的教化所追求的精神品格。
1707451577
1707451578
《教化》第一卷出版后，耶格尔明显感受到来自古典学界中的史学势力 的压力，否则他不会在简短的德文第二版前言（1935）中特别申明：
1707451579
1707451580
我们几乎不必说，体现在本书中的这类史学，既无意取代，也不能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即事件的史学。但是，以下述方式描述历史并非没有必要，而且其合理性已经得到证明，这种方式就是，通过对开创性文献的阐释来解释人的生活——这些开创性文献是人的理想的代言人。（《教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前言”，第1页）
1707451581
1707451582
不难设想，古典学界中的史学势力若要排斥《教化》，难免会拿历史文献及其阐释说事。耶格尔对此并非没有提防，在1933年的初版前言中，他明确说，“尽管已经有很多学者致力于描述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文学、宗教和哲学的发展过程”，但还没有人尝试解释古希腊人的政治成长与智识成长的互动关系（《教化》，第一卷，“前言”，第1页）。换言之，耶格尔自己把《教化》视为一部史学著作 。他并不像尼采那样，干脆离弃实证史学，否则，他很可能会像尼采那样，无法在业界继续立足。
1707451583
1707451584
目光敏锐的莱因哈特一眼就看出，耶格尔试图调和古典学与史学的内在不和，只会是一厢情愿。因为，十四至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研究已经蕴含实证史学取向，而德意志的新古典主义才突显了古典研究的理想性 。十七世纪以来，实证史学日益兴盛，古典学已经很难摆脱这种内在压力。基于这样的认识，莱因哈特对《教化》在现代古典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作出了如下历史评价：
1707451585
1707451586
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似乎要么以《教化》一书站稳脚跟，要么以此衰落。在古希腊的教化之光重新照耀下，希腊人物形象以威严的风格登场而过。在这一光芒之下，许多从未显现的［东西］展示出来，其他事物因此而黯然失色。这本书的功绩在于，从统一的具有教育意义的视角提供了全景。（莱因哈特，第171页）
1707451587
1707451588
莱因哈特同时怀疑，耶格尔是否与古典学中的历史主义取向彻底断绝了关系。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莱因哈特所说的古典学与史学的内在不和已经消失，因为，借助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势头，实证史学早已全面而又彻底地清除了新古典人文主义的理想。按照人类学式的古典学家的看法，“教化”并非是古希腊文化的核心。即便古希腊人重“教化”，今人是否能感受到其中本质的东西，也大可怀疑。由于历史的巨大变迁，恢复古典式的教化也不会使得今人与古代的关系变得更直接。耶格尔的《教化》让今人隔着一层历史的面纱看待古希腊文明，人们得到的只会是一副被理想扭曲了的历史面目。
1707451589
[
上一页 ]
[ :1.7074515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