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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耶格尔又何以可能探究“哲学 如何从教化问题中诞生”呢？他又何以可能说《教化》“特别有助于理解柏拉图的哲学”呢？尼采不会让古典学从属于史学，并用哲学的“锤子”解决必须解决的对立问题，而耶格尔最终让古典学从属于历史主义。他宣称不能“让精神的历史成为一种纯粹的相对主义”其实是一句空话，因为他承认，“史学家确实不应该承担决断谁拥有绝对真理的重任”。既然耶格尔最终让自己屈从于学界的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主流，放弃了热爱智慧的主权 ，那么，的确只有对严肃而又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没兴趣的人才会觉得，《教化》是一部很好的文化史 书。[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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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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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第三卷的德文文稿很可能在1943年以前已经杀青，因为，第三卷的英译本前言写于1943年10月，而耶格尔在第二卷英译本的前言中已经感谢过译者“对本书三大卷孜孜不倦的兴趣”（《教化》，第二卷，前言，第7页）。从第三卷的英译本前言中，我们不难看到，耶格尔显得让自己的古典学立场再次挪到了哲学一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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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格尔在这里说，“教化”的本质即“哲学为建立至高价值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因为，这些至高价值“构成了人类的生活和教育的理想目标”。他还告诉读者，第三卷突显了一场历史冲突 ：当时的雅典城邦出现了另一种“重建自身的普遍趋势”，即“依靠实践经验和一般常识”而非依靠“第一原理（本原）”的力量来重建城邦，由此而来的是两种“文化理想的冲突”（《教化》，第三卷，前言，第1页）。如此看来，第二卷前言中的历史主义声调似乎已经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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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教化》第二卷的长篇前言尽管不乏历史主义声调，但理想主义 的声调同样高昂。耶格尔充满激情地写道：“自由已逝，城邦不再，但理想长存”，人们应该“从一个超时代 的维度来研究古希腊人的文化理想”（《教化》，第二卷，前言，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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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耶格尔写下第二卷英译本前言时（1943年7月），欧洲的战场态势已经出现逆转。1943年5月，德军被盟军逐出北非，不得不退守希腊半岛和西西里岛，而盟军重返欧洲大陆已经指日可待。在东线战场，德军夺取斯大林格勒的企图遭遇完败时（1943年2月），坚守列宁格勒的苏军第一次突破了德军长达十七个月的围困，高加索会战也出现明显不利于德军的转机，“所有的德军指挥官”都“对最高统帅部的战略丧失了信心”。[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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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史学家，耶格尔不会看不到，德国战败是迟早的事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耶格尔宣称，他的《教化》旨在展示“一种能在国家和民族的生与死中幸存下来的理想”，因此，它是“一部源于史学沉思精神 的哲学剧”（《教化》，第二卷，前言，第5页）。新写作构想要展示的主题是，古希腊城邦虽然在罗马的扩张中消亡了，它“失去了此世的一切——国家、权力、自由乃至古典意义上的市民生活”，但它仍然留下了历史永远无法剥夺的财富——教育（《教化》，第二卷，前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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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到，耶格尔写下这些话时，他的历史目光 的眼底满是德国两次“失去此世的一切”的惨痛经历。[38] 倘若如此，这些话让人觉得有什么意味呢？难道耶格尔想说，他指望德国人成为古典人文理想的承载者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这不等于理想本身被历史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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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格尔所要坚持的古典人文理想，并不仅仅是德意志的理想，而是整个基督教欧洲的传统文明 理想。按照耶格尔原初构想的写作方案，《教化》要建构的历史图景以柏拉图为中心，经希腊化帝国时代的世界公民理想延展到古代晚期的基督教教父。由于希腊化时期的希腊教化 向基督教教化 的转变是《教化》的一大主题，所以《教化》的后两卷“还旨在弥合古典希腊文明和古代晚期的基督教文化之间的鸿沟”（《教化》，第二卷，前言，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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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化》的第三卷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耶格尔描述希腊精神和基督宗教如何在经历过长达数个世纪的竞争后最终走向了融合。这段历史留给了《教化》的续作：《教化》第二卷的英译本问世那年，耶格尔出版了《古典人文主义与神学》（Humanism and Theology ，1943），五年后又出版了《早期希腊哲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the Early Greek Philosophers ，1948），最后以《早期基督教与古希腊的教化》（Early Christianity and Greek Paideia ，1957）告别讲坛。[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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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格尔早年的任教资格论文已经显示出他对希腊教父的热爱，1939年转到哈佛大学任教并创办古典学研究中心后，他主持展开的第一项研究计划即整理希腊教父文献。凡此都让人想起意大利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费奇诺 （1433—1499），以至于人们可以说，耶格尔是二十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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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之后，德国成了废墟，甚至整个欧洲都成了废墟，唯有美利坚帝国一片繁荣而且十分强大。身在美国波士顿的耶格尔能像修昔底德站在提洛岛人的古坟前那样想到，自己身在何处吗？如果他活到今天，他会看到自己创立的古典学中心已经完全人类学化。另一方面，虽然“盟国为战败了的德国制定的计划严厉而又残酷”，战后的最初几年“大概是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以后德国人民最困苦的时候”，但在美国管制下，德国很快实现了现代意义的市民生活理想，“一个信奉经济政治伦理 的世界强国崛起”了。[40] 耶格尔本来相信，人世间的政体繁荣和强大此起彼伏，唯有成为高尚之人的古典人文理想永世长存，但他看到的是，自己信奉的古典人文理想在德国学界已经荡然无存，而新柏拉图主义也早已被人类学式的古典学埋进了历史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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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哈特说得没错，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并没有以《教化》一书站稳脚跟，而是以此衰落。但莱因哈特同样正确地看到，这并不意味着古典人文理想必然衰落 。毕竟，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的衰落与三十年战争无关，而是与《教化》自身的内在矛盾 相关——与耶格尔向历史主义妥协相关。谁要是相信古典人文理想，而非自愿做 现实政治的奴仆，那么，他从耶格尔的失败中获得的教训应该是：古典研究必须切实返回迄今悬而未决的关涉人世生活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意味着，古典研究必须成为一种政治哲学和政治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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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书名及以下所引耶格尔《教化》，系笔者据德文版译出，与本书依据的英译本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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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格尔，《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三卷本），陈文庆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以下随文注卷数和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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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亨利-伊雷内·马鲁，《古典教育史·希腊卷》，龚觅、孟玉秋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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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耶格尔的博士论文用拉丁文写成（Emendationum Aristotelearum specimen ，1911），正式出版为德文：Werner Jaeger，Studien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Metaphysik des Aristoteles ，Berlin，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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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erner Jaeger，Nemesios von Emesa. Quellenforschungen zum Neuplatonismus und seinen Anfängen bei Poseidonios , Berlin,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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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杰弗里·瓦夫罗，《普法战争：1870—1871年德国对法国的征服》，林国荣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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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特格迈克尔，《尼采引论》，田立年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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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比较罗伯特·莫厄特，《欧洲至暗时刻（1878—1923）：“一战”为何爆发及战后如何重建》，吴赵萍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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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erner Jaeger，“Der Humanismus als Tradition und Erlebnis”（1919），见Werner Jaeger，Humanistische Reden und Vorträge ，2., erweiterte Aufl. Berlin/Leipzig，1937，第17—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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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erner Jaeger，Aristoteles. Grundlegung einer Geschichte seiner Entwicklung , Berlin,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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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duard Spranger，Lebensformen.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Psychologie und Ethik der Persönlichkeit . 2., völlig neu bearbeitete und erweiterte Auflage，Halle：Niemeyer，1921（英译本Type of Men ，The Psychology and Ethics of Personality ，1924/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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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斯普朗格，《审美态度》，见刘小枫选编，《德语美学文选》（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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