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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柏拉图，《王制》377b，《法义》671c，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译注：“ ”的本意是“（陶工）用模具定型”，引申为“用一种理想的范式来培养人格，乃至于‘教育’和‘文化’”；汉语中的“陶冶”本意也是“用模具陶铸、浇铸，金属的冶炼”，然后引申为“教化裁成、情操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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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该词的英文对应词“culture”，参见本卷此处 、此处 ，尤其可参考本卷“贵族与德性”一章，此处，注释[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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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格留斯（Gellius），《阿提卡夜话》（Noct. Att. ）XIII，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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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本人的《柏拉图时期的希腊国家伦理》（Die griechische Staatsethik im Zeitalter des Plato ），亦可参见本人的演说集《古代的精神存在》（Die geistige Gegenwart der Antike ），Berlin，1929，第38页及以下（《古代文明》v，第185页及以下）。译注：for the Greeks humanity always implied the essential quality of a human being, his political character，此处还有其他一些地方的political，为明白起见均译为“城邦的”，而非“政治的”。人这种存在物，按其本性，是城邦生活的动物，凡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或自外于城邦的，不是鄙夫，就是超人，不是野兽，就是神灵，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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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译注： （agalma），古希腊的“雕像”、“画像”，献给神的礼物，让神高兴的东西； ，即“雕刻家”； ，即“雕刻艺术”。希腊人找来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神，不论是原材料，还是表现人体形态的技艺，所以作者说，希腊的美术起源于宗教，而且，在整个古典时期，自始至终都属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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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一编 古风时代的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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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贵族与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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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是一种如此自然而普遍的社会功能，以至于许多世代以来人们只是接受和传承它，却不对它提出问题并进行讨论：因此，在文献中首次提到教育是相对较晚的事情。每个民族的教育内容也大致相同，既是关于道德的，也是关于实践的。这些教育内容一部分是由诸如敬畏神灵、尊敬父母、尊重外乡人 这样的诫命组成；一部分是由古老的实践智慧准则和外在的道德建议组成；还有一部分是由那些希腊人称之为技艺 的专业技能和传统组成（仅就可以世代相传的技能和传统而言）。有几个希腊城邦后来在它们的成文法中具体体现了尊敬神灵、父母和外乡人的基本准则：诚然，此种立法并未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划出基本的界线。[1] 另一方面，大众智慧的丰富源泉和随之而来的许多古老行为准则，以及诸多来源于古代迷信的箴言，首次在赫西俄德 的格言诗中大白于世。[2] 不过，正如我们在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团体的医生职业誓言[3] 中看到的那样，技艺和手艺自然拒绝在写作中暴露其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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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把上述意义上的职业训练和青年培养与文化教育区分开来，后者志在实现一个人应当成为的理想。在这样一个理想范型中，功利因素是被忽略的，或者至少是退居幕后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是 ［美］，即作为一种决定性的理想的美。[4] 在整个历史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两种教育观的对比，因为这是人性的一个基础部分。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词语来描述它们无关紧要，不过，我们也许可以用“教育”一词来指示前者，用“文化”一词来指示后者。显而易见，教育和文化具有不同的起源。文化体现在整个人身上——既体现在其外表和行为中，也体现在其内在本性中。人的内外两个方面都是［4］通过有意识的选择和训练而精心陶铸的产物，柏拉图将此比作良犬的培育。最初，这一过程仅仅局限于城邦的一个狭小阶层，即贵族阶层之内。在古典希腊，kalos kagathos［美善］[5] 的贵族起源与英国绅士一样一清二楚。二者的称号都将我们带回到骑士贵族的理想。不过，当这两种类型的贵族称号被新兴的有产阶级接收之后，激励他们的理想就普遍化了，并最终影响到整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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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文化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即所有比较高级的文化都发源于社会阶层的分化——这是由人与人之间的身体和智力的自然变化产生的一种分化。即使当这种社会分化导致一种固定的特权阶层的产生时，支配它的世袭原则也会被从较低阶层注入的新鲜力量所平衡。即使这个统治阶层由于某种剧烈的社会变革而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或者被摧毁殆尽，新的领导者也会转而迅速地成为一个贵族（aristocracy）。在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方面，贵族阶层（nobility）[6] 是首要的推动者。希腊文化——希腊民族品格形成的重要方面——的历史，连同一种完人（human perfection）的确定理想的创造，实际上就是在早期希腊的贵族世界开始的；按照这一完人的理想，这个种族的精英不断地得到训练。[7] 既然最早的文献证据向我们显示了一个超越于大多数普通民众之上的贵族文明，我们的历史研究就必须从对这个文明的描述开始。所有后来的文化，无论其智力水平达到了何种高度，也无论其内容发生了多大变化，仍然携带着其贵族起源的印记。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贵族理想，一个日益理智化的贵族理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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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将“教化 （ ）”一词的历史作为希腊文化起源的一个线索，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我们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个词直到公元前五世纪才出现。[9] 那当然只是一个偶然的传达，如果有新的资料发现，我们就可以找到它在更早时期存在的证据。不过，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毫无所获；因为这个词最早的使用例子表明，［5］在公元前五世纪开始时，它仍然只有“幼儿的养育”的狭隘意义，几乎没有任何后来的那种高级含义。我们可以在德性 （ ）观念的历史中，为希腊文化史找到一个更加自然的线索，“德性”一词可以追溯至远古希腊的最早时期。在现代英语中，找不到一个与希腊语“areté［德性］”一词完全匹配的词：其最古老的含义，是自尊自重和雍容有礼的道德与勇猛尚武的一种结合。不过，德性观念是早期希腊贵族教育的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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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可以将“荷马”这个名字使用在两部伟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上的话，那么，描写早期希腊贵族的首先就是荷马。在荷马史诗中，我们既找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的历史证据，也找到了其理想的永恒的诗性表达。我们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研究荷马。首先，我们应该利用他来逐步建立贵族世界的画面，然后，考察那个世界体现在他的英雄人物身上的理想。因为在荷马史诗的伟大人物身上，贵族理想达到了一种文化的重要性，它比原初狭隘的有效范围远为广泛。实际上，除非我们把目光落实在实际历史发展的潮涨潮落之上，同时也锁定在使此理想（它是每个创造性时代的最高表达）不朽的艺术奋斗之上，否则就不可能追踪希腊文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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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马那里，与在别的地方一样，“德性”是一个经常被广泛使用的词，不仅被用来形容人的卓越，而且也被用来描述非人事物的长处——诸神的大能，以及高贵骏马的精神和速度。[10] 但是，一般人并不拥有德性；每当奴隶身份占有了一个高贵种族的男性后裔，宙斯就拿走他一半的德性——他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他了。[11] 德性是贵族名副其实的品质。希腊人总是相信过人的勇力和非凡的技艺是领导权的天然基础：领导权和德性不可分离。“德性”这个词的词根与“ ［最优秀的］”[12] 一词的词根相同，后者表示最优秀的能力和出类拔萃；“ ［最优秀的］”一词的复数形式被不断地用来形容贵族阶层。希腊人将每个人根据其能力分为不同等级，[13] 因此，他们把同一个标准运用在世界的一般事物上也是自然而然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将“德性”一词运用到非人的事物和存在之上的原因，这也是该词的含义后来变得越来越丰富的原因。因为一个人的能力可以从不同的标准得到赞扬，［6］并根据他所要履行的义务而变化。只有在相对较晚的诗卷中，荷马才偶尔用德性来形容道德或精神品质。[14] 在其他任何地方（与希腊的原初观念相一致），它表示的是纠纠武士或体育健儿的力量和技艺，且首先是他的英雄气概。但是，这种英雄气概不是现代意义上被看作与勇力不同的道德品质；它总是与身体的力量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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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马史诗形成的时代，“德性”一词在人们实际的言谈中，不太可能只有荷马使用它时的那种狭隘意义。史诗自身也承认德性之外的标准。《奥德赛》不断歌颂人的心智能力——尤其是在英雄奥德修斯身上，他的勇敢通常被排在他的聪敏和狡诈之后。在荷马时代，与英勇和力量不同的优长可能包含在德性观念中：除了上述例外，我们在早期诗歌的其他地方也发现了这样的延伸使用。显然，日常交谈赋予这个词的新义为其在诗歌语言中开辟了道路。不过，作为对英雄的力量和勇气的一种特定描述，德性其实已经牢牢扎根于英雄史诗的传统言谈中，并且保留了很长一段时期。在民族大迁徙的尚武好战时代，男子首先应该从他们在战斗中的英雄气概得到评价，这是自然而然的：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事例。再者，与名词“德性”相对应的形容词“ ［优秀的］”，尽管它来源于另一个词根，但也逐渐有了在战争中的高贵和勇武之结合的含义。它有时是“高贵的”的意思，有时是“勇敢的”、“有能力的”的意思；但它很少具有后来的那种“善（好）”的意义，更不用说德性具有“道德上的美德”的意思了。这种古老的意义，在“他像一个勇敢的 英雄那样死去”[15] 这样的正式表达中，存续了很久；而且经常可以在墓志铭和战斗叙述中发现其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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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词[16] 的军事含义在荷马那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它们也包含一种更普遍的道德意义。两种意义都来源于同一个词根：二者都指向那些拥有普通民众所不具备的德性标准（无论是在战争还是日常生活中）的贵族君子。贵族阶层的行为规范对希腊教育有双重影响。首先，城邦在其道德系统中从它那里继承了最好的要素之一——勇敢的责任。（在城邦中，勇敢被称为男子气概，它是［7］荷马将勇气和男人的德性相等同的明显印记。）其次，城邦高级的社会标准来源于贵族阶级的实践；与其说它显示在商人阶级市民道德的特定箴言中，还不如说是在贵族阶层慷慨与大方的一般观念和行为规范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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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马那里，一个贵族的真正标志是他的责任感。人们总是用严格的标准来判断一个贵族，他也乐于这样被判断。贵族通过为他人提供一种永恒的理想——他们有责任遵循这种理想——来教育人们。贵族的责任感是一种aidos［羞耻感］。在诉求于羞耻感方面，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如果这种羞耻感被蔑视了，那么这种蔑视就会在他人心中唤起类似于nemesis［应得的惩罚、敬畏］的情绪。[18] “aidos［羞耻感］”和“nemesis［应得的惩罚、敬畏］”都是荷马贵族理想的本质部分。贵族对高贵种族和远古成就的自豪，与一种自我认知相伴而生：即他的出类拔萃只能由他赢得的德性来保证。aristoi以此名义而与普通民众相区别：尽管有许多aristoi，但他们还是为了德性的奖赏而互相竞争。希腊的贵族们相信，男人的德性的真正考验是战场上的胜利——不仅仅是在身体上征服一个对手的一种胜利，而且是来之不易的德性的证明的一种胜利。这种观念十分适合aristeia［英雄业绩］这个词，这个词后来用在荷马史诗中一个单枪匹马的冒险英雄身上。[19] 英雄的全部生活和努力就是一场为获得头奖的竞赛，一场为压倒同辈而进行的持久斗争。（因此，人们总是对史诗描述的这些英雄业绩津津乐道。）在和平时期，武士们也在战斗游戏中互相比拼他们的德性：在《伊利亚特》中，我们看到，即使在短暂的战斗间隙，他们也在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的葬礼上相互比赛。正是这种具有武士精神的较量打磨出了数个世纪的骑士格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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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永远成为世上最勇敢、最杰出的人，超越其他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