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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句子揭示了希腊人生观的核心——英雄主义精神，通过这种英雄主义精神，我们感到他们与我们是如此血肉相连。经由这一线索，我们就能理解整个希腊历史——这是希腊心灵短暂而光荣的 ［英雄业绩］的心理学诠释。希腊德性的根本动机包含在“拥有 ［美］”之中。在将其身体自我臣属于一个更高目标（即 ［美］）的追求方面，一个荷马时代的贵族鄙视死亡的勇气，远胜于一个狂暴的蛮族人。因此，一个为了赢得 ［美］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会发现，其自我肯定的天然本能在自我牺牲中找到了它的最高表达方式。在柏拉图的《会饮》中，狄欧蒂玛（Diotima）的演说将立法者的努力和建造精神纪念碑的诗人相比拟，古代的英雄们有一种巨大的愿望：为了赢得不朽的英名，全都不避风险，甘愿倾家荡产，不屈不挠地付出全部辛劳，直到牺牲性命。立法者和古代英雄争取英名的努力，都被解释为推动终有一死的凡人追求自我不朽的强大本能的具体例证。这种追求不朽的本能，被描述为人间雄心壮志的悖论[46] 的形而上学基础。[47] 亚里士多德本人为其朋友赫尔米亚斯（Hermias）的不朽德性作了一首颂诗；赫尔米亚斯是阿特纽斯（Atarneus）的王子，为了忠于自己的哲学和道德理想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那首颂诗中，亚里士多德明确地将其哲学的德性观念，［14］与荷马的德性相联结，与荷马时代的英雄理想阿喀琉斯和埃阿斯相联系。[48] 显然，亚里士多德对自爱的描述，有很多特征来源于阿喀琉斯的品格。古代希腊德性理想的生命延续，使荷马的诗歌和雅典的大哲们血脉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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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荷马那里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段落，表示尊敬神灵、父母和外乡人这些规则的存在。尽管它们在荷马那里似乎不是作为一种三位一体的行为规范而发生，但荷马还是会经常提到这些诫命。在《劳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 ）第183行及以下，赫西俄德（Hesiod）将侵犯外乡人和亲戚的权利，以及蔑视神明，与其他征兆一同列为黑铁时代即将来临的特定符号。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乞援人》（Suppl. ）第698—709行，达那奥斯（Danaids）向宙斯做了漫长而庄严的祈祷，祈求宙斯保佑其庇护者阿尔戈斯（Argos）人，在祈祷的最后，作者混入了一段尊敬神明、父母、外乡人的祈祷。这一加入的祈祷好像是某种独立的东西，而祈祷的其余部分，在形式上相当典型，将其与为雅典城邦向欧墨尼得斯（Eumenides）所做的类似祈祷相比较（《欧墨尼得斯》，第916行及以下），或者与老加图（Cato）在《农业志》（De Agri Cultura ）中所描绘的古罗马奉献三牲（Suovetaurilia）时所做的祈祷——在那里，尊敬神明、父母和外乡人的祈祷消失不见了——相比较，就可以看出来；见《欧墨尼得斯》第490行及以下，尤其是第534—549行。同样的三重诫命出现在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反对侵犯她们的权利的庄严抗议中。在那里，阿伽门农（Agamemon）之子俄瑞斯忒斯（Orestes）弑母是对敬重父母（ ）这一传统的威胁，而在《乞援人》中，外乡人的生命权利则存亡未决。在这两段文本中，尊敬神明、父母和外乡人，都被看作是正义女神狄刻（Diké）的习惯法（ ）（见《乞援人》第708行，《欧墨尼得斯》第491、511、539行）。佩里（Paley）对《乞援人》的评注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安提奥普》［Antiope ］，残篇38）对此三重行为规范了然于胸，因为当他为敬畏神明、尊敬父母加上“尊重希腊人共同的习俗”时，也即加上关于对待其他希腊城邦公民的未成文法时，他只是为“尊敬外乡人”这一古老规则给出了一个更加现代、更加理性化的形式（同样的措词，参见欧里庇得斯，《乞援人》第311、526、671行）。品达（Pindar）的《皮托颂》（Pyth .）VI，33省略了外乡人这一条，因为这对其诗歌的目的无关紧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Eth. Nic. ］8.14.1163b16）和其他一些提到敬畏神明、尊敬父母的作家亦然。品达将此三重准则追溯至半人马喀戎（Chiron the Centaur）的教导——喀戎是阿喀琉斯（Achilles）和其他许多伟大神秘英雄的导师；换言之，这对品达来说，代表着一种土生土长的、原始的教育传统的内核。也许，他在教谕史诗《喀戎的忠告》（ ）中读到过它，他在其他地方也提到过这部说教史诗。埃斯库罗斯的《乞援人》第708—709行证实，这一箴言，甚至以某种形式被吸收进了成文法中（ ），其实，艾利安（Aelian）在《万物的历史》（Var. Hist. , VIII, 10）中告诉我们，这一行为规范经过修正成了“德拉古（Draco）法”——人们称它为“习惯法”（ ）——的一部分。这一情形可能在其他希腊城邦中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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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本卷论“赫西俄德”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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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本书第三卷，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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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荷马史诗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 ”（即“美［the beautiful］”）这个词代表了个体价值的一个最重要范畴。与此相对应的词如 或 ，意为“令人愉快”或“有用”，而 则指理想。友谊或友爱不是建立在“令人愉快”或者“对我有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 的基础上，即它是一种对人格价值的仰慕的产物，诸如此类的人格几乎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理想的基础之上。一个行为由于 而发生（ ），不是因为它有利于另外的目的，而仅仅是因为它因其自身之故代表了一种人的理想。“美善（ ）”一词并非来自荷马，它必定非常古老。如果梭伦的对句是自己原创的话，那么梭伦《残篇》I 39—40应该是该词作为一种理想为我们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文字。当“ ”一词运用在某人身上时，正如此段文章以及其他段落所显示的那样，它意指某人身形伟岸、相貌俊美，而非某人的一种人格价值（areté）；因此，为了表达早期希腊社会所孕育的一种完美的人格理想，加上“ ［善］”一词是必要的。它既意指一个人相貌堂堂（ ，参见提尔泰奥斯［Tyrt.］，残篇7，9），也包含了与此相得益彰的真正的德性。如果有人因其卑鄙行径败坏了他的德性，也就“辜负了其堂皇的外表”，正如其“辱没了列祖列宗”一样。人们认为二者的同时并存是正常且自然而然的。 或外在形式的俊美，作为整个人格及其理想价值的外在呈现而得到接受和尊重。忒尔特提斯没有德性，因而荷马将其描述为一个滑稽可笑的丑陋人物（《伊利亚特》［Iliad ］II，216： ［在所有来到伊利昂的阿尔戈斯人中最丑陋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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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译注：见上一注释。这个词的希腊原文是 ，kalos kagathos是拉丁文转写。“善（好）”的希腊文是 （形容词形式即 ），有以下几层意思：1.针对人而言：出自好的家族或血统，有贵族风范、勇敢、有才能、道德品质优良；2.针对东西而言：品质好、美观。“kai”是连词。“美”在希腊文中写作“ ”（形容词形式即 ），有多个意思：1.美丽、外观好；2.事物的品质好；3.道德上的“好”。这个词最初写作“kalos kai agathos”，缩写即为“kalos kagathos”。“美善”是希腊贵族的教育理想和人格理想，也即文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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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译注：“aristocratic”、“aristocracy”等词来源于希腊文“ ”和“ ”，前者意为“（作战）最勇敢的人，（出生、地位）最高贵的人，首领”，后者意为“战功、英雄业绩”，因此，从此历史起源说，“贵族”就是那些出生高贵、作战勇猛、战功卓著的人，以及这些人组成的团体，即贵族阶层；所以“aristocracy”即“贵族、贵族品质、贵族统治的国家”之意；“nobility”则侧重于就贵族阶层的道德品性而言，有高贵、高尚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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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前述两种文化的区分：一种是单纯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它意指人的整个生活方式或者一个特定民族的特征，另一种是完人理想的有意识培养的文化概念。“文化”这个词在下述段落中所使用的人文含义，正是就后者而言的。“文化理想”（用希腊语表示，就是 和 ）是希腊精神的特殊创造。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是这一原创概念的现代延伸；但是，这个词已经从一种价值观念中获得了一种单纯的描述性范畴，它可以应用于任何民族，甚至应用在“原始人的文化”上，因为它已经完全丧失了其真正的应有含义。阿诺尔德（Matthew Arnold）将文化定义为“古往今来人们所思所说之最佳者”，即使在他的定义中，该词原初的教育含义（作为完美的人的理想）也已经难寻踪迹。它倾向于将文化装进某个博物馆，也就是说，当它被用来意指“学问、学术”时，指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意义上的那种“教化（paid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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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读者切勿将这个句子理解为我们强加于历史或者我们由某种政治理想得到启示的教条。它只是对早期希腊传统文献为我们所呈现的事实，以及得到许多其他民族（它们都拥有一个漫长的有机的文化发展过程）的事例所证实的事实的单纯陈述。当然，从来就未曾有过一个脱离其他人群而孤立存在的真正“代表性”阶级；作为诸如早期希腊贵族这样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是一个更广泛的、无意识的、由来已久的传统（它在宗教崇拜、组织结构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与整个社会有机体相一致）的果实。参见上一注释就两种文化概念所作的区分，即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完人理想（areté）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与一种更广泛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之间的区分。艾略特（T.S. Eliot）在其《对一个文化定义的札记》（Notes Toward a Definition of Culture ）中强调了这二者之间的联系，该文再版于《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 ），1944，No.2。在早期希腊文献中，倾向于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首次为人们所知是在波俄提亚的农民诗人赫西俄德那里（见本卷第四章）。尽管如此，我们所谓“一种有意识的完人理想”这一特定意义上的文化——反应在荷马诗歌之中的文化——仍然是一个有限的社会人群（也即贵族阶层）的所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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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它与后来世纪的高贵观念处于无可救药的逻辑冲突之中——这种观念认为，所有人生而平等；因为“人人生而平等”这一自明之理并不是想要作一种历史陈述，而毋宁是想要表达一种形而上学的信念，当我们接受此种信念时，它会产生重大的实践效果，但不会改变过去的历史现实。人文教化意义上的“文化”原初地局限于一个特定的贵族阶层，这一事实也从未阻止后来者要求更多的人分享好处。伯利克里（Pericles）时期的雅典民主文化就是早期希腊贵族传统长期而缓慢的变化和延展的最后成果。描述这一独一无二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历程在公元前五和前四世纪的状况，是本书最重要的使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