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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有一个要点，我们必须予以特别注意，它在任何关于贵族文化知识观念的讨论中都尤为重要，这就是榜样 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人类的早期时代，既没有法律规范，也没有道德体系，生活中唯一的行为准则只限于一些宗教禁令和一些世代相传的谚语中的智慧。除此之外，个体在困境中最有力量的指导也只能由昔日英雄模范的生活来提供。在忒勒马科斯和纳西卡娅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环境的直接影响，尤其是父母的榜样力量的影响。[58] 但是，比环境更有力的一种影响，是传统的传说所描述的为数众多的模范-生活（pattern-lives）。诸如此类的传统在原初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与历史（包括圣经中的历史）在现代世界中所起的作用相当。古老的英雄传奇包含着一切精神财富，它们是每一个新世代的精神遗产和灵感来源。《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的导师在其伟大的演说中提到了榜样 墨勒阿格尔的警告意义；[59] ［33］而《奥德赛》中的忒勒马科斯在其被训练成人期间，也有一个易于模仿的榜样。显然，忒勒马科斯学习的榜样是奥瑞斯特斯（Orestes），他为父报仇，杀死了谋杀父亲的埃癸斯托斯（Aegisthus）和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aemnestra）。[60] 这一幕也是英雄回归悲剧中的无数插曲之一。阿伽门农从特洛伊回归之后马上被杀死，而奥德修斯则在返乡途中耗费了二十年之久：其中的时间差异足以让诗人将奥瑞斯特斯在福基斯（Phocis）的流放及其复仇安排在《奥德赛》开始之前。这一幕是新近发生的，但其名声早已传遍全希腊，而雅典娜也对忒勒马科斯盛赞这段往事。[61] 绝大多数依据传统的榜样都从他们令人尊敬的古代先辈那里获得权威——菲尼克斯对阿喀琉斯说，希望他尊敬古老的世代及其英雄[62] ——而奥瑞斯特斯的处境与忒勒马科斯的处境又是如此接近和类似，所以对忒勒马科斯来说，奥瑞斯特斯更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追随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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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显然赋予了这一主题尽可能重要的意义。雅典娜女神对忒勒马科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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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可再稚气十足，你已非那种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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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你没有听说神样的奥瑞斯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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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杀死杀父仇人，奸诈的埃癸斯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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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谋害了他显赫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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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人间赢得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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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你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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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你长得也英俊健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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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必须英勇果决，赢得后代的称誉。[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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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缺少奥瑞斯特斯的榜样，雅典娜的忠告就会失去分量和信念的支柱。在关于使用暴力反抗求婚者的艰难决断中，为了使忒勒马科斯稚嫩柔软的心信服，雅典娜有双重的必要求助于一个声名远扬的榜样。在史诗开头诸神的聚会中，诗人让宙斯提到了报应的道德正当性问题，[64] 引用了埃癸斯托斯和奥瑞斯特斯的事例。诗人由此也证明了，即使对最敏感的心灵来说，雅典娜后来向忒勒马科斯提到这一事例的合理性。随着情节的发展，这一活生生的榜样一次又一次被用来教育和影响忒勒马科斯去完成他命中注定的使命。例如，涅斯托尔告诉忒勒马科斯阿伽门农及其家人的命运，[65] 没有明说奥瑞斯特斯是忒勒马科斯可以模仿的一个模范，而忒勒马科斯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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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他彻底报了父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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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该亚人会传播他的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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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人也会称颂他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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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神灵们也能赐给我同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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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那些求婚者的严重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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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在涅斯托尔叙述的结尾，他再一次提到了奥瑞斯特斯的事例。[66] 涅斯托尔两次提到奥瑞斯特斯这个榜样，语重心长，明确地指向忒勒马科斯自身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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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复当然意味深长。诗人考虑到，诉诸著名英雄的榜样和传统的事例，是所有贵族道德和教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为了表明它是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叙事史诗的，它又是如何植根于原初社会的根基之中，我们在后面还会回到这种一贯做法。不过，后来的希腊人也坚持把范型 （paradeigma），模仿的榜样 （example），作为生活和思想的基本范畴。[67] 我们只要想一想品达对神话榜样的运用就明白了，神话榜样在品达的胜利颂歌中是一种具有本质意义的要素。[68] 这种一贯做法贯穿于所有希腊诗歌之中，也贯穿于部分希腊散文之中。[69] 不过，如果我们仅仅将其作为一种文体上的花招来解释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它是古代贵族道德真正的本质性部分，其教育重要性仍然影响着它在早期诗歌中的运用。有时，我们可以在品达的诗歌中看到神话榜样的真正意义。如果我们记得，柏拉图的整个哲学建立在模型概念之上，并且将型相（ideas）描述为“设立在存在（being）王国中的模型”，[70] 我们就很容易看到这一范畴的起源。“善”的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 的型），即那个普遍适用的样式，[71] 直接来源于英雄德性的模范（models），这种英雄德性的模范是古代贵族阶层道德行为准则的组成部分。在原初时代的教育原则与品达和柏拉图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连续的、有机的、必然的发展线索。它不是一种进化——历史学家们经常使用的那种半科学意义上的进化——而是一种本质性要素在希腊精神最早形式中的逐步展开，这种本质性要素在整个希腊历史的变迁中保持着基本的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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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温尔克（F.G. Welcker）在其《史诗的循环》（Der epische Cyclus ，Bonn，1835）中首次强调了这一事实，他试图完整地重构希腊早期的英雄传奇叙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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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一争论始于沃尔夫（F.A. Wolf）1795年出版的名著《荷马导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 ）。古代亚历山大里亚关于初期口传叙事诗和后期批判传统的理论，经由在荷马最古老的威尼斯原稿中发现的评注——它由维卢瓦松侯爵（Marquis de Villoison）在1788年首次出版——流传到我们现代世界；沃尔夫1795年的《荷马导论》几乎是直接随着这种理论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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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拉莫维茨对荷马问题所做的所有贡献，从他的早期著作《荷马研究》（Homerische Untersuchungen ）到他的大作《荷马和〈伊利亚特〉》（Homer und die Ilias ），以及专题论文《奥德修斯之返乡》（Die Heimkehr des Odysseus ），都表明了这一新的历史趋势。他试图整个地将史诗的发展与考古学遗迹作对比，与我们所知甚少的早期希腊史诗的历史背景作对比，亦可参见其《讲演和报告》（Reden und Vortraege ，Bd.1）中的讲演《荷马时代的口传史诗》（Das homerische Epos）。贝蒂（E. Bethe）和施瓦茨（Ed. Schwartz）关于荷马的著作都遵循这一路径。不过，同样的倾向也盛行于当代考古学家施里曼（Schliemann）、德普费尔德（Doerpfeld）和伊文斯（Evans）及其后继者之中，他们都试图通过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新证据对史诗问题有所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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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诸如多恩赛夫（Dornseiff）的《远古神话传说》（Archaische Mythenerzahlung ，Berlin，1933）和雅可比（Jocoby）的《〈奥德赛〉的精神面貌》（Die geistige Physiognomie der Odyssee ，载《古代文明》IX，159）等现代著作，表现出了放弃对荷马诗歌［内部层次］进行分析的鲜明倾向。在英语世界的学者中，这一倾向一直非常强烈。这一倾向最近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司各特（J.A. Scott）和巴塞特（S.F. Bassert），他们在“萨瑟古典丛书（Sather Classical Series）”中为人熟知的著作，在根本原则上，与近世荷马学的分析精神背道而驰。卡尔霍恩（G.M. Calhoun）的文章也必须列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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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代主要学者如施瓦茨在其《奥德赛》（Munich，1924，第294页）和维拉莫维茨在其《奥德修斯之返乡》（Berlin，1927）中，都持此种观点；维拉莫维茨在其著作（第171页及以下）中评论说：“任何对荷马诗歌内部的语言、宗教和伦理道德不作层次区分的人，任何追随亚利斯塔库斯（Aristarchus）在它们和荷马之后的新诗人（ ）之间画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的人，都丧失了一切严肃思考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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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本人的论文《梭伦的〈欧诺弥亚〉》（Solons Eunomic），载《柏林科学院会议报告》（Sitz. Berl. Akad. ），1926，第73页及以下。在文中，正如本人毫无疑问地认为的那样，本人已经证明了，梭伦在其哀歌《城邦的尺度》（ ）中对《奥德赛》第一卷宙斯在诸神聚会上说的话进行了反思。（译注：《奥德赛》第一卷刚一开场，荷马笔下的宙斯就说：“唉，世人总喜欢埋怨天神，说什么灾祸都是我们降下的；实际上，他们总是由于自己糊涂，才遭受命数之外的灾祸。”梭伦的哀歌则起首就说：“我们的城邦绝不会因宙斯的命定而毁灭，也不会因为有福分的、不死诸神的安排而毁灭，因为雅典娜在天上悉心护佑着它。毁掉这伟大城邦的只会是雅典人自己的愚蠢，因为他们贪恋钱财，民众领袖的心是不义的，他们注定要因胆大包天的肆心［hubris］而吃尽苦头。”故耶格尔认为梭伦的哀歌必是对《奥德赛》中宙斯这段话深思熟虑的结果，且梭伦在当时即已认定《奥德赛》第一卷是荷马的作品，而非史诗“编纂时期”后世诗人的插入。参见耶格尔论“梭伦”章。）梭伦的这首哀歌与当时雅典社会的动荡不安紧密相连，他试图通过其改革（公元前594年）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奥德赛》第一卷必然涉及到梭伦之前的那个时代，因而为我们呈现了《奥德赛》的现有形式在公元前七世纪的转折点上最有价值的线索。因此，为梭伦时代所知的《奥德赛》，已经包含了史诗中那些被基尔霍夫（Adolf Kirchhoff）这样的批评家看作最后插入，并将其从中区分出来的部分，即关于忒勒马科斯的部分以及第一卷。基尔霍夫对《奥德赛》的分析，对维拉莫维茨和施瓦茨这样的学者来说，在逻辑上似乎是如此决然无疑，以至于他们将自己的分析成果基本都建立在其结论之上。他们推想《奥德赛》第一卷属于一个比它现在在梭伦的哀歌的模仿中所显示的晚得多的时期。按照我们上述提到的事实，他们的结论必须得到修正，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迅速认可：见菲佛（Rudolf Pfeiffer）在《德意志文学报》（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1928，pp.2364，2365）中对维拉莫维茨和施瓦茨关于《奥德赛》的著作所作的富有洞察力的评论。雅可比发表在《古代文明》IX，159的论文，为我们相信《奥德赛》甚至有一个更早的“终止期（terminus ante quem）”增加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