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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整个故事并在最后将故事带向一个公正和幸福的结局的神圣意志，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故事的危机时刻——它的出现总是水到渠成而且行事全能。因为诗人将一切偶然事件系统化了，以与他自己的宗教信念相协调。因此，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前后一贯且恰如其分的。这种严密的道德安排可能属于《奥德赛》文本发展的最后阶段。[44] 荷马的批评家们尚未解读出其中的进程——通过这一进程，这种严密的道德安排被置于传统的奥德修斯传奇的早期版本之上。总体宗教和道德结构支配着整个最后版本的《奥德赛》，除此之外，史诗还包含着许多欢乐的小主题——田园牧歌、英雄传说、冒险故事、妖怪传言。不过，《奥德赛》的魅力主要还不在于它们；《奥德赛》核心结构的严整统一和直截了当为所有的世代所称道和羡慕，这应该归功于一个核心的道德和宗教问题的广泛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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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述只涉及荷马史诗影响深远这一现象的一个方面。正如荷马将人和国家的命数分派给它们在一个明确的道德世界内的应得位置，同样，他也将他的每一个人物安置在他自己的适当世界中。他从来没有把抽象的人、纯粹精神的人显示给我们。荷马史诗中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完整的、活生生的个人。他们不是缺乏真实性的人物（lay-figures），进入某个引人注目的乐队或者陷入某种剧情态度，然后纹丝不动。［55］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是那样真切，几乎触目可见，伸手可及；他们的各种行为是和谐一致的，他们的生活与真实世界的生活相一致。请想象一下奥德赛的妻子佩涅洛佩。她本可以被迫表达一种更加强烈奔放的感情，对更激烈的喜怒哀乐姿态感到兴奋；不过，在整部史诗中，剧中人物和听众都不支持这种情感的放纵。荷马的人物总是自然而然的；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表达着自己的全部本性；他们是被全方位地想象出来的，是以一种无比的亲密和生动的质感造成的。佩涅洛佩在她的房子里是家庭主妇，在傲慢无礼的求婚者中间，则是为失去的丈夫而祈祷的弃妇；佩涅洛佩是她的侍女们——无论是忠诚的，还是不忠诚的——的主人，是她珍爱的独子的母亲：她没有人可以求助，除了忠实的老猪倌和奥德修斯的父亲——他已经弯腰驼背，远离城市，在他自己的一个小农场里工作；她自己的父亲又远水解不了近渴。一切都是那么单纯而合乎逻辑；她的性格特征涉及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以一种静悄悄的必然性发展成一个真正的雕塑整体。荷马的雕刻力量的秘密在于，他有着把每一个人物置于属于他（她）自己环境中的天赋才能，就像数学家在一个几何系统中确定一个点那样清晰和准确。[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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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是希腊精神，连同它对形式的清晰性的天赋热情，使荷马创造出一个完整而独立的秩序世界，其中的变化与命运性的发生总是为一种稳定和秩序的要素所平衡。我们今天来研究他，当我们看到希腊文化特有的全部力量，看到通过希腊历史发展出来的、已经呈现在荷马作品中的精神趋向时，我们只能拍案惊奇。当然，如果我们只阅读这两部史诗本身，这种惊奇赞叹之感不会那么明显；不过，当我们以一种广阔的视野来思考荷马以及后来的希腊人时，我们就必然会看到精神的潜在同一性。这种同一性的最深基础在于遗传、血统和种族的未经解开的秘密。当我们研究它们时，既感到它们与我们如此亲近，又感到它们与我们是如此遥远；这是对同一种类不同成员之间必要差异的确认——这种必要差异正是我们与希腊世界交往的真正受益之处。［56］我们可以凭直觉，而不是凭逻辑，感觉到种族和民族性的因素仍然以一种奇妙的永恒性，在精神的全部历史变迁中、在命运变化的大潮中继续起作用；不过，在思想方面，我们一定不能低估荷马创造的完整的人文世界对后世希腊的无可估量的影响。荷马的世界是泛希腊精神的第一个作品：它使希腊人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属于一个民族；从而给所有后来的希腊文化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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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柏拉图是在谈论“荷马的赞颂者”时说这话的，他们不仅从审美愉悦方面阅读荷马，而且还从荷马那里寻求生活的指导。同样的观念还出现在塞诺芬尼（Xenophanes）那里（残篇10，狄尔［Diehl］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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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及以下和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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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希腊诗歌的所有现代阐释者中，维拉莫维茨最清楚明白地识别出了希腊早期和古典时期荷马在希腊诗人中的这一角色和崇高地位，而且一再强调这一重要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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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然，这只对希腊诗歌的伟大时期才真实有效。希腊化时代的诗人，诸如卡里马库斯（Callimachus）和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不再要求诗人作为全民族的教育者的权利。他们是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家，生活在一个他们自己的艺术世界之中。对他们来说，文化就是文学上的精致和风雅。他们确实仍会声称自己是当代教育最高级别的权威人士，但对他们来说，这首先且最重要的是指文学欣赏的趣味和关键性的判断。因此，他们已经退回到了那个柏拉图对诗歌的哲学批判曾经贬黜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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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柏拉图对诗歌的批判主要是指诗歌缺乏哲学的真理，因为诗歌作为教化（paideia）的尊严和价值似依赖于其真理。但是，在否定诗歌作为教化的这一权利时，柏拉图在古典希腊比任何人都更多地划定了我们称之为审美价值现象的确切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哲学家并不质疑诗歌的胜任能力。柏拉图想把我们与诗歌的关系限制在审美享受之内。因此，说柏拉图只用道德和哲学的标准来衡定诗歌的价值是不准确的。柏拉图用这一标准所衡量的不是诗歌，而是诗歌作为教化的传统称谓。我们从值得信赖的传统得知，柏拉图保护了其他诗人中最具新式风格的诗人科罗丰的安提马库斯（Antimachus of Colophon）的全部著作，我们现在就以安提马库斯为希腊化时期文学的开端。参见柏拉图的学生赫拉克利德斯·彭提乌斯（Heraclides Ponticus）的记述，以及维斯（B. Wyss）的《科罗丰的安提马库斯的遗著》（Antimachi Colophonii Reliquiae ，Berlin，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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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一问题尤其可参看伊壁鸠鲁学派的讨论，所有伟大的诗歌是否都应该将“有用”（utile）和“使人愉快”（dulce）两种效果相结合，参见克里斯坦·詹森（Christian Jensen），《菲洛德穆论诗歌：第五卷》（Philodemos ueber die Gedichte fünftes Buch ），Berlin，1923，第110页及以下。正如伊壁鸠鲁派哲学家根据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在《驳数学家》（Adv. Math. ）I，298所说的那样，诗歌是“人类情感的堡垒”（Bekker，第668页），“诗人的很多著作不仅无用，而且危害极大”。诗歌的本质不能从其提供的道德或科学助益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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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例如，参见大巴西略（Basil the Great）献给青年基督徒的关于希腊古典文学的用处的著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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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斯多亚派和逍遥学派关于诗歌的“教化”价值所说的，绝大多数都建立在荷马的诗歌之上，参见此处注释[6] 提到的菲洛德穆（Philodemus）的《论诗歌》（ ），在该书中，他罗列并批评了他的前辈们的诗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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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智术师们把荷马看作技术知识（ ）的一切学科的源泉，普鲁塔克的《论荷马的生命和诗歌》（De vita et poesi Homeri ）代表相同的观点，我们很早就知道，普鲁塔克的观点只是间接地来自柏拉图在《王制》或《伊翁》（Ion ）中对它的辩驳。但是，在普鲁塔克那里，我们发现了这一观点的所有细节，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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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奥德赛》I，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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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伊利亚特》IX，189，524。《奥德赛》VIII，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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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柏拉图，《斐德若》（Phaedrus ）245a，这段话牢固地建立了诗歌与显示在凡人引以为荣的事迹中的德性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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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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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品达关于遵循这一传统的真正诗歌的本质的崇高理念，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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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厄勒，《古代希腊诗歌中的神话范例》，他收集了早期希腊诗歌中的神话范例，但也许没有充分强调荷马提到的这些神话范例的规范性特征。在之后的世纪中，神话范例成了文学风格的一种单纯的装饰性要素，当其被用于辞藻华丽的雄辩时尤然。不过，将范例作为一个论据运用于论证性目的的做法一直贯穿于希腊文学的所有时期。修辞学戒律和作者们的实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由于后世思想越来越明显的理性化特征，神话范例越来越被实际的历史事例所取代，换句话说，理想的范例让位给了经验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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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普鲁萨的狄翁（Dio Prusensis），《演说集》（Or. ）XXXI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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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译注：komos-revel，古希腊有一个节目，叫作komos，这一天，人们载歌载舞，尽兴狂欢，一直到晚饭后以火把游行而告结束。这种喜庆活动是多利安人发起的，他们是古希腊人的一支，主要居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克里特岛等地，以粗犷放荡闻名。因此，早期的狂欢活动大都是些放荡的内容。参加活动的主要歌手当时叫komoidos，即现在的“comedian”，英语的“comedy”就是从“komoidos”这个希腊词来的，肃剧则来源于酒神赞歌，古希腊的吟游诗人叫tragoidos，这里的trago就是“goat，山羊”，oidos即“singer”，英语的tragedy就是从trago，即“山羊”演变来的，因为当时的悲歌是为向古希腊的戏剧之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献祭的山羊而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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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们可以简单地提一下关于荷马问题的一些杰出的现代著作，诸如维拉莫维茨的《〈伊利亚特〉和荷马》（Die Ilias und Homer ，Berlin，1916），贝蒂的《荷马，史诗和传奇》（Homer，Dichtung und Sage ，2 vols., Leipzig，1914），莫莱（Gilbert Murray）的《希腊史诗的起源》（The rise of the Greek Epic ，第二版，Oxford，1911）。持整体一元论的作者，我们引用了司各特（J.A. Scott）的《荷马的统一性》（The Unity of Homer ，Berkeley，1921），巴西特（S.E. Bassett）的《荷马的诗歌》（The Poetry of Homer ，Berkeley，1938）。理查德·杰布爵士（Sir Richard Jebb）在其著作《荷马》（Homer ，第一版，1886）中就荷马问题及其在19世纪的发展写了一个导论。芬斯勒（Georg Finsler）的《荷马》（第二版，Leipzig，1914—1918）里有一章关于荷马问题之历史的论述。关于《奥德赛》的分析参见本卷此处，注释[54] ，亦可参见鲍勒（C.M. Bowra），《〈伊利亚特〉中的传统和设计》（Tradition and Design in Iliad ），Oxford，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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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们暂时不考虑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那些较晚的古代批评家，他们是第一批将历史分析方法运用到史诗研究之中并将他们认为是后世添写与插补的部分（ ）（例如《伊利亚特》第十卷的 ［夜探敌营］）从史诗中删除的人。另外一些人否认荷马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参见沃尔夫，《荷马导论》，Halle，1795，clviii。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关于荷马问题的分析方法，亦可参见莱尔（K. Lehr）的杰作《阿里斯塔库斯的荷马研究》（De Aristarchi studiis homeric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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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这一观点是由其中一个批评家奠定的，他对荷马问题的现代分析方法持一种怀疑态度，参见奈驰（G.W. Nitzsch），《希腊叙事史诗的历史贡献》（Beitraege zur Geschichte der epischen Possie der Griechen ），Leipzig，1862，第57、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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