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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结束《劳作与时日》第一部分的警告——倾听正义，彻底放弃暴力——之后，赫西俄德再次对佩尔塞斯说话。这些著名的诗行，千百年来，一次又一次地被引用，这些诗行本身就已经足以让诗歌永垂不朽了。“佩尔塞斯，你这个愚蠢的孩子，让我的真知告诉你”，他以一种父辈的权威语气说道，尽管他的话语温和而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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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困很容易为人类所沾染，并且是大量地沾染，通向它的道路既平坦，又不遥远。然后，永生神灵在成功和我们之间放置了汗水，通向它的道路既遥远又陡峭，出发处路面崎岖不平；但是，一旦到达其最高处，那以后的路就容易走了，尽管还是会遇到困难。[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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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困（misery）”和“成功（success）”这两个词没有充分表达出希腊词语“ ”和“ ”的全部意义；不过，这些翻译表明，这些希腊词并不如后来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邪恶和善德的道德含义，它的意思是说，劳作是贫富穷达的桥梁。[51] 这段诗行使我们想起诗歌第一部分关于好的不和女神和不好的不和女神的开场诗。[52] 在诗歌的第一部分，赫西俄德使他的听众感受不和女神的诅咒；现在，他必须让他们看到劳作的价值。他称扬劳作是达到德性的唯一道路，尽管它很艰难。德性的观念既包括个人的能力，也包括其产出——财富、成功和名声。[53] 它既不是贵族武士的德性，也不是封建地主阶层建立在财富之上的德性，而是劳动人民的德性，为一种适度的能力所拥有。德性是诗歌第二部分——真正的劳作（Erga）——的眉题。［71］劳作的目的是普通人所理解的德性。赫西俄德希望在德性上有所成就，他所致力的并不是为了武士的英勇和赞誉而进行的雄心勃勃的对抗，那是与贵族阶层的行为准则相关的领域，而是在劳作方面的与自然的顽强对抗。只有汗流浃背才有饭吃——不过，这不是诅咒，而是祝福。只有额头的汗水才能为他赢得德性。在这里，赫西俄德显然是有意把荷马英雄的贵族培养与劳动阶级的教育理想相参照，这种教育理想建立在普通人的德性之上。正义和劳作是德性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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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德性可学吗？在每一个道德和教育体系的开端都会产生这一问题。赫西俄德在提到“德性”这个词的第一时间就作出了回答。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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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思考一切，并看到最终什么是正确的人是最好的，能听取良言相劝的人也不错。既不为自己去理解，又不用心记取他人忠告的人是无用之徒。[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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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深长的是，这些话是在赫西俄德说出劳作的目的即德性之后、马上要给出那些独立的训诫之前说的。佩尔塞斯，以及其他听说了诗人话语的人，如果不能在心中确知什么对他有益、什么对他有害，那么就会非常希望得到赫西俄德的指导。这些话正是赫西俄德全部教导的理由和意义。后世的一位哲学家把这些话语作为其伦理和教育体系的首要先决条件。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序文关于伦理教导的正确基础（ ）的讨论中，全文引述了赫西俄德的这些诗句。[55] 这一事实，对我们理解这些诗句在《劳作与时日》总体结构中的作用有很大的帮助。在那里，“理解”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佩尔塞斯本人并不拥有这些洞见，但是诗人必须假定他是可教的，而且，当赫西俄德试图将自己的信念与他分享并指导其行为时，他是会“理解”的。诗歌的第一部分已经为第二部分的播种准备了土壤——它扫除了可能阻碍对真理不断增长的认识的偏见和误解。人不能通过暴力、争讼和不义达到目的。如果他想要从中获益的话，他的一切努力必须与主宰宇宙的目的相一致。［72］一旦一个人将此铭记在心，另一个人就能教导和帮助他找到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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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一般性议论之后，是赫西俄德的一些独立的实践准则，[56] 它们现在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序言所建立的背景之中。它们是以一系列赞扬劳动的格言开始的。然后，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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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上天之子佩尔塞斯，请记住我的忠告，无论如何你得努力工作，这样，饥饿或许会憎恨你，头冠漂亮、谦逊的谷物和丰收女神或许会喜爱你，用粮食填满你的谷仓……活着而无所事事的人，神和人都会痛之恨之，因为其禀性有如无刺的雄蜂，只吃不做，白白浪费工蜂的劳动。愿你注意妥当地安排农事，让你的谷仓及时填满粮食。[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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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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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不是耻辱，懒惰才是耻辱，如果你劳动致富了，懒惰者立刻就会嫉羡你，因为尊崇和美名与财富为伍。如果你把误入歧途的心从别人的财富移到自己的工作和生计上，留心从事如我嘱咐你的劳作，不论你运气如何，在你的位置上，劳作对你都是上策。[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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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赫西俄德谈到伴随穷人的令人痛苦的耻辱，谈到神赐的财富和巧取豪夺的不义之财；转而又谈到一系列独立的格言：对诸神的义务、虔敬和财产。他谈到一个人与朋友、敌人，尤其是亲近的邻居应该有的正当关系，谈到给予、夺取和储蓄；谈到信任和不信任，尤其是关于女人；谈到遗产的继承与合适的家庭规模。随着这些独立的实践准则而来的，是赫西俄德关于农夫和水手应尽义务的不间断描述：这些描述本身又是以另一堆格言警句作为结束。所有这些的最终结束是时日，幸运的、不幸运的时日。我们无需分析这些部分的内容。尤其是，对农夫和水手的教导是如此详尽和细致，以至于我们在此不能一一细述——尽管赫西俄德对日常生活和劳作的描述充满魅力。不过，赫西俄德描述的整个生活渗透着一种特别的优美和节奏，这种优美和节奏应该归功于它与稳定不变的自然之流的紧密联系。在诗歌的第一部分中，通过从宇宙秩序推导出这些事实，赫西俄德为社会对正义和诚实的需要作了证明，［73］对不义将导致的毁灭作了描述。因此，在第二部分中，劳动阶级的道德建立于他在其中劳作的世界的自然秩序之上，一切力量都来源于自然秩序。赫西俄德没有区分二者；在他眼里，道德秩序和自然秩序都来源于神，而人所做的一切无论是人的日常劳作，还是他与他人和神灵的关系，都是一个神学整体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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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指出，流经此部分诗歌的人类经验的丰富源泉在于深厚的古代民间传统。在《劳作与时日》中，平静而强劲的河流，经过数个世纪的潜流不息，终于破地而出，得见天日。正是这种破地而出的显露使诗歌如此深刻感人。诗歌从那里得到了一种活力和能量，这种活力和能量远远超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许多部分的传统诗意。在此，《劳作与时日》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新的世界，盈满眼帘的是一派自然和人类生活的美好情景，这种美好情景在史诗中——在少量比喻中，或者在如阿喀琉斯之盾这样的一个描述性段落中——我们只得零星一瞥。[59] 在这里，我们却可以充分享受新耕土地的芬芳；布谷鸟从树丛中叫唤农夫下田耕作。这与希腊化时代的学者和城市诗人们所描写的洛可可式的田园生活完全是两回事。赫西俄德确实为我们呈现了整个农村生活。在农村生活和劳作的农人世界之上，赫西俄德建立起了他的正义理想，他又在此正义理想的基础上，建立了整个社会结构。因而，通过向农夫表明他的这种单调乏味、艰辛繁重的生活是如何根据一种更高的理想改造而来的，赫西俄德保留、强化并再造了这个农夫的世界。从此之后，农夫再也不必羡慕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了——这个阶层曾经给了他生活和文化的全部理想。现在，他可以在他自己的社会中和他自己的活动中，甚至是在他自己的辛劳中，找到一种更高的意义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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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赫西俄德的诗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社会阶层，一个迄今为止被排除在文化和教育之外，事实上却实现了其潜能的阶层。在此过程中，这一社会阶层利用了上流社会的文化和贵族诗歌的文体媒介；但其真正内容和精神气质来源于其自身生活的深处。荷马史诗之所以能帮助不同阶层的人们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化，发现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目的，并找到它内在的规律，［74］是因为它不仅是一个阶级的诗歌，而且还已经从贵族理想的根部长成了一棵覆盖所有人的大树。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不过，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如此这般认识自身的力量，农夫摆脱了自身的孤立状态，在希腊诗歌的其他要素中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正如贵族阶层的精神能量在荷马那里得到强化之后，贵族文化影响到社会的每个阶层一样，农夫的理想，经由赫西俄德的阐释，远远超出了农夫生活的狭窄边界。就算《劳作与时日》的大部分内容只对农场主和农夫来说真实和有用，诗歌仍然为农夫生活的根本理想提供了普遍的意义。这并不是说，希腊生活的类型将要由农耕文明所规定。实际上，直到城邦崛起之前，希腊的理想还没有接受其最终的独特形式，只受到农夫淳朴文化相对较小的影响。不过，正因为如此，这一点格外重要，即统观整个希腊历史，赫西俄德一直是劳作和正义理想的先知，这种劳作和正义的理想在农民阶级中形成，并在一个相当不同的社会结构之内保持其力量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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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西俄德之所以是一名诗人，是因为他是一个教师。他的诗歌的力量既非来自他对史诗风格的把握，也非来自其素材的性质。如果把他的教谕诗只当作在后世看来“没有诗意”、只是或多或少用熟练的荷马语言加以处理的题材，那么我们就会开始怀疑它到底算不算诗歌。（古代的学者们对后来的教谕诗抱有同样的疑问。[60] ）无论如何，赫西俄德自己当然觉得，他作为诗人的使命就是在希腊人中做一个教师和先知。赫西俄德的同时代人认为荷马首先是一名教师，他们想象不出比诗人更大的精神影响力了。一名诗人，除非他使用荷马的高贵语言——每一个希腊人都感觉得到并且认可荷马的教育影响力——就不足以教人。当赫西俄德继荷马而起，［75］他一劳永逸地定义了诗歌（不仅仅是教谕诗）在社会建构和文化意识方面的创造性力量。诗歌的这种创造性力量，这种远远大于给予道德或事实指导的驱动的力量，来源于诗人寻找事物真实本性的决心——一种建立在对全部世界的深刻理解之上的决心，这种力量为它所触及的一切事物带来了新的生命。赫西俄德洞察到，纷争和不义正在威胁古代社会秩序的存续。经由这种洞察，赫西俄德看到了他所处的社会和每一个同胞的生活所赖以建立的不容动摇的基础。正是此种洞穿生命原始意义的深刻理解造就了诗人。对这一视野而言，没有任何一种题材本身天然就“没有诗意”或“富有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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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西俄德是第一个以第一人称对他的同时代人说话的希腊诗人。[61] 凭着这一事实，他突破了吟唱诗人（即“美名的称扬者”）和传奇传统的阐释者的藩篱，直接抵达当代生活的纷争和现实。显然，赫西俄德觉得史诗英雄的生活无非是一个曾经的理想，这一点从他关于五个世代的神话故事中可以看出；因为在此神话故事中，他将英雄生活的黄金时代与现在的黑铁时代作对比。[62] 在赫西俄德的时代，诗人力图直接影响生活。赫西俄德没有把自己的领导权建立在高贵的出身或担任公职之上，他是第一个以此种方式树立起自身领导地位的人。赫西俄德与以色列先知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经常有人进行这种对比。赫西俄德是第一个以对自身卓越洞察力的确信跟自己的共同体说话的希腊诗人，当我们倾听他的声音时，可以辨认出他的不同之处——它标志着希腊文化进入了社会历史的一个新纪元。通过赫西俄德，我们看到了精神领导的开始，这种精神领导是希腊世界的独特标志。当缪斯女神在赫利孔山脚下给诗人以灵感时，诗人所感受到的是那种原初意义上的精神——spiritus，即神的呼吸；诗人将缪斯女神的降临，描述为一种实际的宗教体验。缪斯女神自身，当她们召唤赫西俄德成为一个诗人时，如此解释她们的灵感赋予能力：“我们知道如何讲述貌似真实的虚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也知道如何述说真理。”[63] 在《神谱》序曲中，她们是这样说的。而在《劳作与时日》的序曲中，[64] 赫西俄德向其兄弟宣称，他将告诉他真理 。［76］那种有意述说真理的目的是一种新东西，一种在荷马那里找不到的新东西，而赫西俄德诗歌的第一人称形式多少都与此相关，他自己的话语高贵地把他描绘成希腊的诗人-先知——通过对这个世界的计划的深刻洞察，他力图将误入歧途的人类引上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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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罗多德，《历史》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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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贺拉斯的著名颂诗《装备有橡木和三层铜甲的肝胆》（Illi robur et aes triplex circa pectus erat）（译注：参见《贺拉斯诗选》［李永毅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颂诗”第三首：“最先把蜉蝣似的小船，托付给凶蛮大海的人，必定有橡木和三层铜甲的肝胆”），是早期希腊人恐惧海洋的一个迟到回响（其他拉丁作家也表明了海洋的危险）。贺拉斯显然是在借鉴一首已不为我们所知的希腊抒情诗。即使在赫西俄德时代，海上贸易与扬帆远航仍被认为是违背诸神的意志的［冒险］。确实，我们在《劳作与时日》中发现了一整段插入的文字，是描写海事（ ）的格言，第618—694行，它说的是，无论如何，海事应该仅限于一年中最适合航海的季节，例如夏末和初秋，这个季节狂风暴雨与船毁人亡的危险不是很大，但是海员们被警告说，不要在“新鲜葡萄酒上市、秋雨季节以及南风神的可怕风暴来临时”扬帆离岸。春天是海员们的另一个季节，而尽管许多人确实在春季扬帆出海，但是诗人并不赞同。原稿的文本在《劳作与时日》第682行处必定有错乱，因为“ ［春天，春季］”一词是第678行中同一个词的弱重复。海尔（Heyer）推测，第682行中的词是“ ［可怕的，令人烦恼的］”，作为一种猜测，这看起来令人满意。诗人不喜欢春季的 ［有利于航海的时机］，因为它是 ［一下子抓住的，抢来的］，是另一个困难的但显然是真实的修饰语——这个修饰语必然意味着人们从诸神手中夺取春季虽早但充满危险的航海机会： ［抢夺来的有利于航海的时机］（参见第320行；译注：“财富不可暴力抢夺，神赐的财富尤佳”）。参见本人关于圣保罗的《腓立比书》（Epistle to the Philippians ）中的 ［劫掠］和 ［掠获物］的文章《赫尔墨斯》L，1915，pp.537—553。我们应该注意到，赫西俄德的正义城邦中的居民根本就没上船，参见《劳作与时日》，第236行；《神谱》，第869—877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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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赫西俄德，《神谱》，第22—34行。序曲第1—21行以对赫利孔山的缪斯女神的赞颂开始，然后继续：“曾经有一天，当赫西俄德正在神圣的赫利孔（Helicon）山下放牧羊群时，她们教给他一支光荣的歌，这些话是女神们对我说的”；他引用了女神们的这些话，说她们怎样摘了一根树枝并给了他（“我”），并用歌声鼓励他。从第三人称突然转换为单数第一人称，有人由此得出结论，赫西俄德必定是一个与下述诗行中把他自己叫作“我”的人不同的人。这会导致我们把赫西俄德看作在时间上先于《神谱》的作者的另一个著名诗人。例如，伊夫林-怀特（Hugh.G. Evelyn-white）在其为“洛布古典丛书”编辑赫西俄德的相关内容（London,1936，p.xv）时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伊夫林-怀特在古典时代就已经有了一些先行者，因为泡撒尼阿斯（Pausanias）（IX，31，4）评论说，一些学者认定《劳作与时日》是赫西俄德的唯一诗作。本人对此不敢苟同，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误解，在一本必须说出作者姓名的书的开场白中，说话者从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是一种相当自然的变化。他当然不能说“我是赫西俄德”，即使在公元前五世纪，一个作者也会在一个完整的句子中以第三人称说出他的名字：“雅典的修昔底德写下了历史，等等”，但在此之后，他会继续说，“（至于更早的时代），我并不认为它们非常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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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夫们有自己的雇工（ ），参见《劳作与时日》，第597行等；但在第602行，赫西俄德也谈到了只在收获时节被雇佣、事后被打发的劳动者，参见维拉莫维茨，《赫西俄德的〈劳作〉》（Hesiodos Erga ），Berlin，1928，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