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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一词的意思是“军队”，在斯巴达早期（以及在诗歌中，尤其是在公元前五世纪的诗歌中）也有“人民”的意义，因而，这个词为我们保存了我们称之为自由政体的斯巴达体制的起源的宝贵线索：一个古代城邦的公民的政治权利起初来源于他对保卫自己国家的参与。因为重大事情的决断，必须问询 ［军队］。参见品达和埃斯库罗斯对该词并不鲜见的使用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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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波吕多洛斯（Polydorus）和泰奥彭普斯（Theopompus）王的大法中，这是事情的先决条件： ［但若民众被带入歧途，则元老院与国王有权力加以纠正］。参见普鲁塔克，《吕库古传》（Lyc. ）6。据说，斯巴达公民有审查和批评长老会议的提案的权利，人们可以对提案进行整补或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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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普鲁塔克将监察官制度归之于泰奥彭普斯王，但提尔泰奥斯并没有提到监察官——提尔泰奥斯在其诗中描述了斯巴达政体“良好秩序”的各种要素，他非常钦佩泰奥彭普斯王。另一种说法，最早的见证是希罗多德，他说监察官是吕库古设立的（《历史》1.65）。当然，这不是明确的传统，但是，将监察官制度的设立归之于著名立法者，不过是因为在斯巴达，一切都被认为是吕库古的创造。参见雅克比，《希腊史家残篇》（Apollodors Chronik：Eine Sammlung der Fragmente ），第140页及以下，古代作家关于各种编年史传统的残篇。根据索希克拉底（Sosicrates）的说法，存在着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将第一个监察官的日期确定为晚至执政官欧绪德谟（Euthydemus）时期（公元前556年）（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L.］I，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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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普鲁塔克，《吕库古传》6和13。在第十三章中，普鲁塔克引用了吕库古的一项rhétra［大法］： ［不许制定成文法］。相应地，我们必须将rhétra理解为并非原初就以成文的形式固定下来的法律；但是，普鲁塔克在拉科尼亚人的对话中引用了其中一些rhétra，这一事实证明，它们最终是以成文法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普鲁塔克在《吕库古传》6中所引用的作者必然在斯巴达某处看到过rhétra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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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普鲁塔克在《吕库古传》13中用斯巴达首重教育这一事实来解释成文法的缺席，即吕库古使立法的整个任务完全系于教化（ ）。普鲁塔克对历史事实的这一解释显然来自柏拉图的《王制》，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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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柏拉图和斯巴达的关系，参见本书第三卷，此处 及以下（柏拉图关于这一主题的广泛讨论，参见《法义》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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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普鲁塔克，《吕库古传》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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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普鲁塔克，《吕库古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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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参见本卷此处注释[17] 和此处注释[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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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现存的希腊文献中，吕库古政制首次出现在希罗多德，《历史》1.65—66。在希罗多德那里，斯巴达著名的“良好政制”以及斯巴达公民的整个秩序都来源于“吕库古”，他作为与李奥波特王（King Leobotes）同时代的一个历史人物而现身。希罗多德提到，吕库古死后，斯巴达人把他作为神来崇拜，为他建立了一座神庙，在希罗多德的时代神庙还在那里。参见埃伦伯格（V. Ehrenberg），《城邦的新奠基人》（Neugruender des Staates ），Munich，1925，第28—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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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将吕库古传统追溯到希腊精神史上的两个不同时期。它首先发源于关于国家最佳形式（ ）的理性思考开启的时期，例如公元前六世纪。这种理性思考反映在希罗多德，《历史》1.65及以下。吕库古政制传统的第二个驱动力，来源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及之后，人们对那个时代的教育学和哲学的讨论。这一时期以克里提亚（Critias）、柏拉图、色诺芬这些人为代表。第一个时期强调其宗教起源（德尔菲神谕）以及斯巴达秩序的权威性，第二个时期着重斯巴达体制的教育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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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色诺芬笔下的斯巴达教育体系（agogé）的主要特征，本书在第三卷第206页有论述。在此没有过多讨论的必要，因为它更多地反映的是公元前四世纪时斯巴达体系钦羡者的教育运动的理想，而非前七世纪时的斯巴达的历史真实，尽管学者们喜欢将其投射到斯巴达历史的开端，其实此种理想体系不过是最终的精神产品，而非原初的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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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施瓦茨发表于《赫尔墨斯》XXXIV（1899）的《提尔泰奥斯》一文，不仅拒绝承认提尔泰奥斯诗歌的真实性，而且拒绝承认后来希腊化时期的作家，如克里特的史诗诗人本内的里诺斯（Rhinaus of Bene）和修辞学家普里恩的米隆（Myron of Priene）关于美塞尼亚战争的历史创作，（这两部遗失的著作都被泡撒尼阿斯用作其《希腊志》［Perihegesis ］IV的资料来源）。拙文《提尔泰奥斯论真正的德性》（Tyrtaios ueber die wahre Areté ，载《柏林科学院会议报告》，1932）重建其诗歌的真实性之后，我从前的一个学生已经对希腊化时期的历史传统作出了新的分析，并成功地消解了施瓦茨对美塞尼亚战争历史真实性的吹毛求疵式的质疑。参见克罗伊曼（Juergen Kroymann），《斯巴达和美塞尼亚》（Sparta und Messenien），载《新语文学研究》（Neue Phil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耶格尔编，第十一期，Berlin，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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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提尔泰奥斯残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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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提尔泰奥斯残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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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提尔泰奥斯残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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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见柏拉图《法义》629a处之评注（第301页，格林［Greene］），另见提尔泰奥斯残篇362，来自斯特拉波（Strabo）《地理志》中提到的菲洛克鲁斯（Philochorus）与卡里斯提尼（Callisthenes）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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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据说，提尔泰奥斯是一名将军（ ），参见来自斯特拉波《地理志》的提尔泰奥斯残篇362。有几位现代学者接受了这一所谓的传统，尽管它只是在传说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这个传说认为提尔泰奥斯是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期间雅典人派去斯巴达的一位领导者。在古代，菲洛克鲁斯与卡里斯提尼记录了这个传说，不过，即使是斯特拉波自己也提醒读者要注意提尔泰奥斯的《欧诺弥亚》（Eunomia ）。其中（残篇2），他谈到了斯巴达国家：当我们第一次占领这个地方时，我们是从伊利尼斯（Erineos）来到这个国家的。斯特拉波由此正确地推论提尔泰奥斯必定是土生土长的斯巴达人，但令人奇怪的是，他仍然坚持该故事之传统的另一部分，也就是说，他认为，即使提尔泰奥斯不是雅典人派遣给他们的，也是美塞尼亚战争期间斯巴达人的一个领导者。现在，莎草纸上发现的新哀歌已经驳斥了这种观点，莎草纸上发现的新诗现在是狄尔选集残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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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我们在本卷此处注释[9] 中说到，提尔泰奥斯诗歌极少提及当时的具体历史事件，在诸如施瓦茨和维拉莫维茨这些现代学者眼中，这种历史事件的缺席使其诗歌的真实性非常可疑。但是，莎草纸上新发现的哀歌残篇1，证明了这种涉及并非完全不存在，尽管在劝勉性类型的诗歌中，这种具体历史事件的涉及不可能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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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柏拉图，《法义》629a—630和660e—66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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