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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提尔泰奥斯残篇9，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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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荷马关于德性和荣誉的观念，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此处 。关于提尔泰奥斯对这些基本观念从城邦的角度作出的新阐释，参见拙文《提尔泰奥斯论真正的德性》，载《柏林科学院会议报告》，1932，第551—5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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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参见罗德（Erwin Rohde），《灵魂》（Psyche ），第八版，第一章“荷马史诗中的灵魂信仰和祭灵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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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这一发展过程的转折点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在《王制》中，将城邦曾经给予其公民的传统荣誉赐予“真正正义之人”作为奖赏。不过，个体与城邦之关系的根本变化见之于这一事实，即柏拉图给予正义之人的最高奖赏是其灵魂的不朽，这是其作为一个个体人格的永恒价值的保证，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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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人们可能会说，西塞罗在《西庇阿之梦》（Somnium Scipionis ）中将柏拉图关于人的德性和不朽的观念吸收进了他的《共和国》（Republic ），但是西塞罗的理想国是一个罗马的天堂，一个对伟大的爱国者和政治上处于领袖地位的历史人物的至福之境（Elysium）。因此，西塞罗再一次见证了传统的城邦观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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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提尔泰奥斯残篇9，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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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提尔泰奥斯残篇6，7（狄尔编）。现代学者们有时候认为这首著名的长诗——阿提卡的演说家吕库古（《诉列奥克拉底》［Leocr. ］107）将其作为真正德性的典范引述给阿提卡青年——实际上代表了两首诗。本人不同意这种划分，全部理由的陈述留待他日；不过可以参见拙文《提尔泰奥斯论真正的德性》，载《柏林科学院会议报告》，1932，第565页，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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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提尔泰奥斯残篇2，3ab（狄尔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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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普鲁塔克，《吕库古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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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在我看来，这是提尔泰奥斯《欧诺弥亚》与普鲁塔克《吕库古传》6中转述的传统大法的真正关系。迈尔（Eduard Meyer）在《古代史研究》（Forschungen zur alten Geschichte ）I，229中曾质疑这首诗的真实性；不过，在我看来，他的怀疑毫无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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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提尔泰奥斯残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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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提尔泰奥斯残篇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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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至少，当我们根据后来实际政治的发展回顾性地去看时，提尔泰奥斯的态度是这样的。从提尔泰奥斯自己时代（即公元前七世纪）的角度来看，对公民德性的重新定义，以及将其简单地归结为每一个公民战士都应该拥有的“勇武”标准，显得相当具有民主倾向，尤其是在我们将贵族阶级的那些传统标准作为参照背景时；正如我们在本卷第117—118页所要努力表明的，提尔泰奥斯拒绝这些传统标准，认为它不足以作为真正德性的标准（残篇9）。确实，绝大多数古代作家都认可斯巴达政体中的民主要素。但是，如果将其与后来雅典人所达到的民主制度相比照，有人可能会说，斯巴达的民主倾向——这种倾向在提尔泰奥斯时代仍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在后来被禁锢不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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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参见拙文《提尔泰奥斯论真正的德性》关于提尔泰奥斯对希腊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影响的论述（载《柏林科学院会议报告》，1932，第556—568页）。我们现在必须给那份长长的、见证提尔泰奥斯对后世——包括雅典的民主时代在内——持久影响的证词清单，加上来自希腊化时代的另一个重要证词：由克拉芬巴赫（G. Klaffenbach）在其墓志碑铭考察报告中发表的格言警句——克拉芬巴赫曾遍访埃托利亚（Aetolia）和阿卡纳尼亚（Acarnania）的墓志碑铭（载《柏林科学院会议报告》，1935，第7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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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柏拉图，《王制》465d—4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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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柏拉图，《法义》6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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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塞诺芬尼残篇2（狄尔编）。当我们将塞诺芬尼的哀歌中论真正德性的第一部分与提尔泰奥斯残篇9相比较时，很明显，前者对奥林匹亚赛会胜利者的过高估价的抗议，不仅仅是与提尔泰奥斯的著名诗歌的偶然一致，而是对那种典范的遵循并对其巧妙的改变。两首诗的基本观念是同一个：有一种比在希腊赛会中被过度赞誉的胜利者的德性更高的德性。他们都想重申他们所赞誉的那种新的德性观念的优越性。但是，关于什么是最高德性，他们意见不一，对提尔泰奥斯而言，是勇武，塞诺芬尼的哲学头脑却把智慧（ ）置于顶端，参见本卷此处 。塞诺芬尼将其新的德性观念融进了提尔泰奥斯哀歌的旧形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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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柏拉图，《法义》66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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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参见布林克曼（O. Brinkmann），《奥林匹克编年史》（Die Olympische Chronik），载《莱茵古典语文学杂志》（Rheinisches Museum ），N.F.LXX（1915），第6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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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普鲁塔克，《论音乐》（De Mus. ）4。关于泰潘德的时代（资料来源：雷吉乌姆的格老科［Glauco of Rhegium］），泰潘德和音乐在斯巴达的 ［起初的架构］，参见《论音乐》9，比较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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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后来，因为斯巴达妇女的放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2.9.1269b17ff.）批评了她们。在1270a中，亚里士多德将她们的自由追溯到斯巴达历史的开端。他甚至谈到斯巴达妇女的守则（ ），他认为这种守则是军事国家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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