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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实产生了重大后果。如我们所知，苏格拉底通过讨论专业技术或职业知识与政治能力之间的关系，而引入了他对民主制度的批评。对石匠之子、普通劳动者苏格拉底而言，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悖论：铜匠、裁缝和木匠都需要完善有关自身行业的特殊知识，但政治家却只需要一种一般的、相当不确定的教育就可以从事政治实践，尽管政治家的技艺 （craft）处理的是一些更为重大的事务。[48] 显然，除了在一个认为政治德性是知识 的一个自然分支的时代里，问题是不会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的。从这个角度看，民主制度的本质是缺乏任何相关的专门知识。但是，作为事实，早期城市国家从未将政治能力问题作为一个压倒一切的智识 （intellectual）问题来思考。我们已经看到，对他们而言，公民德性意味着什么。当法治城市国家形成时，［113］公民的德性确实在于他们对新的法律权威的自愿服从，无论什么等级或出身。[49] 在那种政治德性的观念中，ethos［习惯］仍然远比logos［理性］重要。对一个普通公民来说，与关于国家的目标及其管理的知识相比，对法律和纪律的服从，是一种远为重要的资格。对他来说，合作，就是与他人一起服从法律，而不是参与管理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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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公民看来，早期城市国家是使生活值得过的全部理想的保证。“ ”意味着“参与公共生活”；但除此之外，它只意味着“活着”（to live）——因为两个含义是同一个意思。[50] 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这样与人的全部价值密切相关。亚里士多德把人叫作“一种城邦的存在物”（a political being），人因为其在城邦中生活的能力以与动物相区别：[51] 他实际上是将人道 （humanitas），即做人 （being human），与人在城邦中的生活相等同。只有通过研究早期城邦的结构，我们才能理解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定义：因为城邦公民将他们生活中的一切高级事物都归结为城邦的公共生活——实际上是把城邦公共生活等同于某种神圣事物。在《法义》中，柏拉图建构了这样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古代希腊世界：一个城市，在其中，城邦就是 它的灵魂，在其中，一切精神活动都以城邦为最终目的。在这里，（与店主、行商等生意人的特殊知识相对比），柏拉图将一切真正的文化或教化的本质，规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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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轻时期起即接受德性教育，真正的德性教育使人热切地想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公民，既知道如何根据正义来统治，又知道如何被统治。[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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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所言是对早期城市国家所孕育的“普遍”文化的原初意义的一种真实描述。在柏拉图的文化概念中，他确实是将苏格拉底所谓的政治行业的理想包括在内的；不过，他并不认为它是知识的一个特殊分支，手艺人的职业机敏不能与它相提并论。柏拉图相信，真正的文化是“普遍的”文化，因为对政治的理解就是对普遍问题的理解。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手艺人的实用知识与公民的理想文化以及他的整个人格和生活的对比，可以追溯到早期希腊的贵族理想，但其更深层的意义首先出现在城市国家中，因为在那里，这一理想为整个城邦共同体所推行，而贵族文化则成了一种将每个人都塑造成公民的力量。［114］在一种普遍的道德－政治文化的“人文主义”理想的发展过程中，贵族阶层和贵族精神是第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早期城市国家是第二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实际上，城市国家的历史使命就是将希腊导向这一理想。尽管早期城市国家后来发展成为大众统治（mass-rule），即一种由完全不同的力量所引导的极端民主制，[53] 但这种发展也没有改变城市国家文化的真正性质；统贯其政治演化的进程，这种文化一直保持着它原初的贵族品格。这种文化［普遍的政治德性的理想］的价值既不应通过与个体政治领袖的天才的对比得到评价（因为他们总是特定历史处境的产物），也不应该通过它对普通大众（mass of mankind）的价值来评价（因为它如果不变得不那么丰富和不那么有力，就无法传达给他们）。凭借特有的良好感觉，希腊人总是避免这样的比较。普遍的政治德性的理想不可或缺，因为它意味着一个统治阶级的持续创造和再生；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统治阶级，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无论它是何种政治体制——可以长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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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奥尼亚对梭伦的精神影响，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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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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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某些现代学者将其存在视为理所当然之事，但是确实不存在这种更早的政治诗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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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甚至是塞诺芬尼（残篇3［狄尔编］）也谴责伊奥尼亚人的“无用的奢华”（ ），这种“无用的奢华”是他们从吕底亚人（Lydians）那里学来的，它导致了他们的政治衰败。塞诺芬尼特别谈到他的家乡城市科罗丰的居民。但是，在埃斯库罗斯时代，“ ［娇生惯养者］”和“ ［生活奢华者］”这两个词似乎一直是描述吕底亚人和伊奥尼亚人及其奢华生活的标准用语；参见埃斯库罗斯，《波斯人》（Pers. ）41；《奠酒人》（Bacchyl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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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即使是以歌颂男欢女爱的感官享乐著称的弥涅墨斯，也在其诗歌中庆祝第一代移民对科罗丰（Colophon）和士麦那（Smyrna）的征服。在一首哀歌中，他以满怀钦佩的笔调描述了一个科罗丰的英雄，在赫莫斯（Hermos）河谷中与吕底亚人的战斗，参见残篇12和13（狄尔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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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伊利亚特》XVIII，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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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伊利亚特》II，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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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伊利亚特》XVIII，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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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奥德赛》XIII，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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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比拉贝尔（F. Bilabel），《伊奥尼亚的殖民开拓》（Die Ionische Kolonisation ），Leipzig，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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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阿基罗库斯残篇94，它表明了在阿基罗库斯的诗歌中，甚至是寓言故事中的动物们，也坚持主张自己的权力，并批评不义之事。关于阿那克西曼德的宇宙正义观念（ ），参见本卷此处 ；巴门尼德的，参见此处 ；赫拉克利特的，参见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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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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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除了吕库古立法和梭伦立法，希腊人还常常称赞德拉古（Draco）、扎莱乌库斯（Zaleucus）、卡隆达斯（Charondas）、安德罗达玛斯（Androdamas）、庇塔库斯（Pittacus）、菲洛劳斯（Philolaus）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法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2.13说他们是杰出的法典编撰者。克里特的哥提那（Gortyna）的法律随着那段著名铭文的发现而闻名于世，这段铭文由比歇勒（Buecheler）和齐特尔曼（Zitelmann）作评注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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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伊利亚特》XI，779；《奥德赛》XIV，56，等等。“ ［法律］”是由习俗所制定的礼法，在习俗惯例的意义上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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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伊利亚特》II，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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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希泽尔（R. Hirzel）的《忒弥斯、狄刻和血族》（Themis，Diké，und Verwandes ，Leipzig，1907）在其成书的年代，是一部杰出的研究著作，不过，如今看来，似乎不符合历史事实。它在许多方面已经过时，但仍然包含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在埃伦伯格（V. Ehrenberg）的《早期希腊的法律观念》（Die Rechtsidee im frühen Griechentum ，Leipzig，1921）一书中，有关于这一观念的历史发展的有用概述。在我看来，试图从 （即“扔出”）一词演绎出 ，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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