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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只有当享乐成为人类生活和行为的基本判断标准时，它才能与超个人的社会规范形成冲突，这种状况只有在后来的智术师那儿才出现，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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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弥涅墨斯残篇1（狄尔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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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残篇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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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人们生活中注定的一切，都来自宙斯和诸神，他们派送的礼物必须接受。参见阿基罗库斯残篇8，58，68；西蒙尼德斯残篇1，第1行及以下；梭伦残篇1，64；泰奥格尼斯（Theognis）残篇，第134，142，157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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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弥涅墨斯残篇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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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亚里士多德关于快乐（ ）在人的个性文化中的地位，及其与德性（ ）之关系，在《尼各马可伦理学》7和10.1—5中，可以找到决定性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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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由于一个似乎难以克服的习惯，绝大多数论述希腊哲学史的著作，对早先几个世纪的道德、政治或宗教诗歌不予关注，而只关注与自然或存在相关的诗歌，如巴门尼德和恩培多克勒的诗歌。罗宾（L. Robin）的《希腊思想》（La Pensée grecque ）是一个著名的例外；另可参见冯特（Max Wundt）的《希腊伦理学史》（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Ethik ）第一卷，他正确地把希腊诗歌当作早期道德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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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关于古代希腊宴饮的重要性，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第二卷此处 、此处 及以下；以及第三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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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关于早期希腊诗歌与宴饮会之间的联系，参见赖岑施泰因，《箴言诗和饮酒诗》（Epigramm und Skolion ），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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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阿尔凯奥斯与其兄弟安提门尼达斯（Antimenidas）都是米提利尼（Mytilene）贵族团体的主要成员。这个团体反对僭主密尔西洛斯（Myrsilus）和皮塔库斯（Pittacus）的统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3.14.1285a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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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参见阿尔凯奥斯残篇30；阿基罗库斯残篇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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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伊利亚特》VIII，55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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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这种祈祷形式的运用在萨福那里的最杰出例子就是残篇1对阿芙洛狄忒的祈祷，参见梭伦残篇1对缪斯女神的祈祷，它被写成是作者关于神明与世界之关系的思考的个人表达。后来在希腊肃剧中，祈祷成为合唱队表达情感的常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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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译注：古代希腊所谓的“音乐”艺术，是集诗歌、音乐、舞蹈、表演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它与“体育”艺术一起，塑造人的完美灵魂。参见柏拉图，《王制》III，412a，“天神给了人类两种艺术”：音乐和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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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译注：指对萨福诗歌中的情爱作女同性恋的解释。萨福在莱斯博斯岛建立了一所女子学校，教授女孩子们诗歌、音乐、仪态，甚至美容和服饰。许多贵族少女慕名而来，拜在她门下。她喜欢这些年轻美丽的女孩，以护花使者的爱恋心情培育她们，不仅教授她们诗歌与音乐，闲暇之余还教授她们恋爱艺术，同时也像母亲一样呵护她们成长。心中的诗情在朝夕相处中转化为深深的爱恋，使她与女弟子们在那片芬芳之地上绽放出艳丽的同性之爱的花朵。萨福的名字也成为现代女同性之爱的象征，英语“Lesbian（女同性恋）”一词就来源于“Lesbos（莱斯博斯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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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比如，参见维拉莫维茨，《萨福和西蒙尼德斯》（Sappho und Simonides ），Berlin，1913，71ff.；他追随温尔克（Welcker）的脚步，温尔克为萨福做了著名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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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译注：传说萨福是因为得不到法翁的爱而投海自杀。传说从莱卡迪亚悬崖跳海可以治愈无望的爱情，如果侥幸不死，那跳海者就摆脱了爱，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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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萨福残篇2（狄尔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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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萨福残篇27a（狄尔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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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八章 梭伦：雅典政治文化的创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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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约公元前600年，雅典啼声初试，我们在希腊合唱队那里第一次听到了她发出的声音。一开始，她似乎只是在模仿和演奏别人（首先是她自己的伊奥尼亚殖民地）的旋律，不过，很快，她就将它们谱写成一曲更高贵的和声，作为自己更清晰、更有吸引力的曲调的背景音。直到一个世纪之后，雅典创造出埃斯库罗斯的肃剧，她的天才才臻于顶峰；幸运的是，我们还了解一点雅典此前的成就。除了相当数量的梭伦诗歌残篇之外，公元前六世纪没有留下别的什么东西，但梭伦的诗歌在雅典得以保存，凭的不仅仅是运气。数个世纪以来，只要存在一个有自由的精神生活的雅典，梭伦就被尊为其文化的基石。孩子们在刚上学时就用心学习梭伦的诗篇；法庭辩护人和公众集会的演说家都把梭伦诗篇作为雅典公民灵魂的经典表达来引用。[1] 梭伦诗歌影响深远，直到雅典帝国的权力和光荣日落西山。此后，在对已逝伟业的不可避免的怀乡中，新时代的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们开始收集和保存他们继承的遗产。他们甚至将梭伦诗歌无意中的情感流露推崇为历史事实的珍贵记录：甚至是现代学者，不久之前还如此看待梭伦的诗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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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如果梭伦诗歌的残篇没有幸存，我们将会遭受什么样的损失？那样的话，我们就几乎不可能领会伟大的阿提卡肃剧中的最高贵、最奇特的品质，事实上，我们就无法领会雅典的整个精神生活中的最高贵、最奇特的品质——城邦观念为其全部艺术和思想带来的灵感。雅典的公民是如此充分地认识到，每一个个体的理智和审美生活的起源和目的，都深深地扎根于城邦共同体之中，以至于雅典城邦支配其共同体成员的生活，达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程度——斯巴达除外。［137］不过，除了共同体生活的高贵品格和坚定决心之外，斯巴达没有给公民个人意志的发展留下余地，随着时间的流逝，斯巴达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怠惰和凝滞，逐渐成为一种僵化的遗迹。[3] 另一方面，伊奥尼亚的城市国家则在其正义理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组织原则；与此同时，通过废除阶级特权，确立全部成员的自由，雅典为每个公民提供了自由发展其潜能的空间。[4] 但是，当城邦对普遍的人性做出这些让步时，它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将涌现出来的新型个体的能量联合起来，服务于共同体并强化共同体。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目标能把城邦内部新的法律权威的教育力量，与伊奥尼亚的诗人们所享有的无拘无束的言论和思想自由这两个要素联合起来。雅典的文化是第一个在向外拓展的个体力量和城邦的凝聚力量之间努力取得平衡的文化。尽管在政治教育和智识教育方面，雅典从伊奥尼亚获益良多，但若要追究伊奥尼亚的自由主义和雅典的创造性天才之间的根本区别，还是比较容易的；前者是一种离心的自由主义，后者则是一种向心的自由主义。这种区别说明了为什么雅典是希腊精神在教育和文化领域的第一个伟大表达者。希腊政治思想最伟大的成就，从梭伦到柏拉图、修昔底德、德摩斯梯尼，无一例外是雅典公民的著作。只有在一个将一切精神活动都从属于共同体生活，但同时又使它们成为共同体生活的有机部分的国家中，才可能达到如此成就。[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