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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残篇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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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残篇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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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西蒙尼德斯残篇1，2（狄尔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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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梭伦残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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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残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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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残篇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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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残篇19。关于此诗的解读，参见沙德瓦尔特（W. Schadewaldt），《年寿与早期希腊文化中的老迈之年》（Lebensalter und Greisenalter im fruehen Griechentum），载《古代文明》IX，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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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关于七年周期以及希腊医学和自然哲学中的其他周期，参见罗雪尔（W.H. Roscher）的《古代希腊的九年周期和七年周期与星期》（Die enneadischen und hebdomadischen Fristen und Wochen der aeltesten Griechen， Leipzig，1903），以及本人的相关阐述（见《柏林科学院论文集》［Abh.d. Berl. Ak. ］,1938，Nr.3，第28页及以下，尤其是第34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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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残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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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对句（残篇16）本身的用词并没有表明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说它们适用于上帝（God）是否正确（参见《杂集》［Strom. ］v，81，1）。那些熟悉这位作者的人可能多少都有点怀疑，因为出于护教的目的，他在希腊古典文献的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上帝问题隐藏的暗示。不过，如果他是对的，而梭伦正在谈论的是必有一死的凡人的gnomé，即作为“那唯一维持一切事物之界限”的无形尺度，那么，要在自然世界中确认这一尺度，或者要在他所承担的一切事务中认识这一尺度，就成了人的艰巨任务（ ）。那使人们迟迟不能接受这种解读的疑问——这疑问看起来好像是第二行（ ［掌握一切事物的界限］）中的词语提出的——是“ ［认识、决断］”这个新词。这个新词的构成，与其他诸如“ ［正义］”，“ ［拳击］”，“ ［摔跤］”这些抽象事物一样，似乎指的都是一种凡人的品质，而非一种神明的品质。他端赖对万事万物中的无形尺度的正确直观，如梭伦所言，要想获得直观是如此困难。与此类似的是泰奥格尼斯的第694行， ［因为倘若财富就在近旁，人情尺度实属知难］，他说的是人，而不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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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九章 哲学的沉思：世界-秩序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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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希腊哲学思考的起源，通常只在“哲学史”的传统框架中得到研究。在此框架内，自亚氏以来，作为首次提出问题和发展出系统思想的一个早期阶段——其思想将被运用到雅典的古典哲学之中，也即柏拉图主义之中——“前苏格拉底哲学”就是人们对其的定位和标签。[1] 不过，为了对作为个体的哲学家做出独立的评价，后来的学者试图不那么将其作为哲学思想的连续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来对待：我们已经因此越来越认识到其真正的重要性。尽管如此，在希腊文化史的框架内，我们仍必须调整一下视角。尽管早期希腊哲学家们在希腊文化史上据有重要地位，但他们不能在自己的时代要求与苏格拉底——最优秀的（par excellence ）教育者——在公元前五世纪后期的同等地位，或者要求柏拉图在前四世纪时的同等地位，柏拉图第一个看到了哲学在培育一种新型的人中的作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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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格拉底的时代和社会，诗人仍然无可争议地是其民众的引领者；立法者和政治家参与诗人的事业。直到智术师的兴起，这种情况才得到改变。智术师是真正的文化发明者——他们正是在这方面与本体论者和自然哲学家相区别。他们的工作价值只有在教育史中才能得到充分的估价。他们对哲学理论的一般贡献不足称道，因此，传统的哲学史从未对他们予以足够的重视。[3] 本书将这种情况做了颠倒：因为我们不能把那些伟大的自然哲学家及其理论，当作哲学思想进步的孤立贡献来看待；相反，我们必须探究他们对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重要意义，并力求认识他们新的智识态度将要在希腊品格的发展中做出的那种探索性的变革。［151］最后，我们还必须标记出这样一个时间点：纯粹的哲学沉思，在长久地忽略了人的德性本性问题之后，（由此时间点）开始着手解决人的德性本性问题，因而从个体的哲学家成长为社会内部一种伟大的、非人格的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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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确定希腊理性思维开始的时间点，其线索应该贯穿整个荷马史诗时代；然而，要将史诗中的“神话思维”从阐释神话的理性观念分离出来，还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从这个角度分析史诗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逻辑（理性）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已经侵入到了神话中，并开始改变神话。[4] 在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和荷马史诗之间，草蛇灰线，脉络并无间断。希腊思想史是一个有机的、封闭的和完整的统一体。不过，举一个相互参照的例子，中世纪的哲学就不是骑士史诗的自然发展结果，而是对古代哲学（作为对宇宙的研究）的一种学院性调整。数个世纪以来，在中欧和西欧，无论是对贵族文明，还是对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文明，它都没有产生影响。（一个伟大的例外是但丁，他在自身之中就将神学的、贵族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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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要说明海洋（Ocean）是一切事物的根源这一荷马时代的观念[5] 与泰勒斯的水是宇宙的本原有何不同，是不容易的：因为泰勒斯的理论肯定受到了无穷无尽的大海的具体现实的启发。再者，赫西俄德的《神谱》是一个合乎理性的系统，是经过对世界的起源与本性的理性探究而深思熟虑地建立起来的。当然，在赫西俄德的系统框架内，旧的神话思维的力量仍然生机勃勃：[6] 它活在我们视为“科学的”哲学之中，活在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的著作之中；如果没有它，我们就无法解释早期科学时代那种创造新的伟大哲学体系的卓越能力。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哲学中联结和分离的两种自然力量：爱和恨，与赫西俄德的宇宙论的爱神（Eros）一样，具有相同的知识谱系。因此，我们不能说科学思维是从理性思维开始时开始的，或者是从神话思维结束时开始的。[7] 即使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我们也能看到名副其实的神话阐释：比如，柏拉图的灵魂神话，［152］或亚里士多德对爱——万物对宇宙的“不动的推动者”的爱——的描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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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康德的一句话来说，没有建构性逻辑的神话思维是盲目的，而没有生动的神话思维的逻辑推理是空洞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把希腊哲学的成长看作一个进程，经由这一进程，关于宇宙的原始宗教观念，隐含于神话之中的观念，不断地被理性化了。可以把这一进程想象为一个巨大的圆圈被阴影逐步遮盖的过程，不断缩小的同心圆从圆周向圆心逐步遮盖。理性思维侵入这个宇宙的圆圈，它越来越深入地占领这个圆圈，直到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哲学，它终于达到圆心，这个圆心就是人的灵魂。从那时开始，这一运动过程再次从圆心向圆周波荡，直到古代哲学在新柏拉图主义那里终结。柏拉图灵魂神话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使它足以抗拒一切将存在（Being）约简为一个理性系统的倾向，[9] 并且重新夺回已经被理性化了的宇宙，直到基督宗教拥有并使用重新塑造的神话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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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为什么希腊哲学以对自然的探究而不是以对人的探究而开端。为了解释这一重要事实，学者们已经竭力修正历史，并从宗教神秘主义思想中引申出早期自然哲学家的学说。[10] 不过，这只是改变了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来源于我们错误地将目光局限在“哲学史”的领域之内，它就不成其为问题了。我们必须不仅把自然哲学，还要把梭伦，以及自阿基罗库斯以降的伊奥尼亚诗人的建设性的道德、政治和宗教思想都囊括在视野之内。然后，一旦我们踩倒了诗歌和散文之间的藩篱，关于哲学对人和自然的沉思的起源，我们就有了一个完整的看法。[11] 唯一的区别是，政治理论天然是实践的，而对自然 （physis）或开端 （genesis）（即宇宙的起源 ）的沉思则是理论的——它是因为静观 （theoria）的缘故在进行的。希腊人一直没有把人性看作是一个理论问题，直到通过对外在世界的研究，尤其是对医学和数学的研究，他们才掌握了一种精确的技术，凭借这种技术，他们开始了对人的内在本性的研究。[12] 黑格尔的名言提醒我们：“思维的道路是迂回的。”东方人的灵魂，［153］因为不胜其宗教向往之沉重，沉没到了情绪的深渊中，它找不到一个牢固的立足点；但希腊的精神，因为经过训练，认为外在的宇宙为固定不变的法则所统治，所以转而寻找统治灵魂的内在法则，最后，终于发现了一种关于内在宇宙的客观观点。在希腊历史的危机关头，主要是由于这一发现，使得以一种新的方式追随柏拉图的理想和发展人的品格——在哲学知识的基础上——成为可能。[13] 因此，在自然哲学先于灵魂哲学这一事实中，有一种深刻的历史意义，当我们将希腊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发展的历史时，这种历史意义就出现了。早期伊奥尼亚哲学家，并不打算以其高贵的沉思来教育希腊；不过，在新社会的杂乱成长过程中，在旧的神话宇宙观的倒塌过程中，这种高贵的沉思是解决最深刻的人生问题和存在（Being）本身的问题的一种尝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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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历史上第一批哲学家的最显著的品格特征——当然，他们并不以柏拉图给予他们的名称来称呼自己[15] ——是他们将才智奉献给知识，是他们因实存（Existance）自身之故而专注于对实存的研究。他们的专心致志为人钦羡，但后来的希腊人，毫无疑问还有他们的同时代人，将他们视作荒谬反常之人。他们对别人视为性命的东西：金钱、荣誉、家庭和家庭生活弃之如敝屣，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心不在焉，以及对流行的狂热宗教崇拜的无动于衷，都产生了许多众所周知的趣闻轶事。这些故事被小心地收集并传承了下来（尤其是在柏拉图的学园和逍遥学派中），作为 （理论生活）的例子和典范——柏拉图将这种生活叫作哲学家的真正实践（praxis）。[16] 在他们看来，哲学家是出类拔萃、离奇古怪且又和蔼可亲的人，为了从事自己的研究，他们有意离群索居，远离尘世。哲学家如孩童般天真，笨手笨脚，不切实际；他不生活于时空，而生活于永恒之中。在观察某个天体现象时，聪明的泰勒斯掉进了一口水井，而他的色雷斯女仆嘲笑他还没有看清楚脚下的东西，就妄想窥探天上之物。[17] 毕达哥拉斯，当人们问他为什么活着时，他回答说，“为了观察天空和自然”。[18] 当有人指责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根本不关心自己的家人和国家时，他却指着天空说，［154］“那是我的国家”。[19] 这些奇闻轶事都指向哲学家对宇宙结构超乎寻常的兴趣。在常人眼里，哲学家的行为与抱负似乎离奇古怪而又过分野心勃勃：希腊人习惯于认为一个深刻的学者是不幸的，因为他是 （僭越的）。[20] 这个词的丰富含义无法翻译，但它指一种临近傲慢自负的性质，因为思想者越过了人和神圣智慧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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