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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想没有一个是新的。它们说到底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的学说，是他们创造了这种对宇宙的自然主义解释，而塞诺芬尼的工作就是以热情洋溢的信念宣扬它们，他不仅受到他们摧毁陈旧信仰的惊人力量的启发，而且还受到他们创造性的宗教和道德力量的启发。因此，对荷马的神灵和宇宙观念的缺陷进行辛辣的嘲讽，就成了他说清楚更有价值的新信仰的努力的一部分，他是这种新信仰的传道者。使人类的生活和信仰革命化的正是这种新真理的力量。因此，自然哲学家们的有序整体 ，由于思想上的一种奇怪的退却，成了人类社会的良好秩序的范型，[109] 成了城市国家道德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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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哲学的讽刺诗之外，塞诺芬尼还写了其他一些诗歌。在六十七年的漂泊之后——这种漂泊很可能是他从科罗丰移居南意大利开始的——他在一首诗中[110] （创作于九十二岁高龄之际）回顾了自己躁动不安的精神；不过，在他的叙事诗《科罗丰的建立》（the Founding of Colophon ）中，他对自己老家的不吝赞誉。[111] 他还写了一首关于爱利亚（Elea）殖民地的诗，他本人很可能就参与了爱利亚的创建。[112] 这些诗歌在任何时候都比平时处理客观主题的诗歌充满个人感情。他的哲学诗完全受到他对激动人心的新学说的个人信仰的启发，他把这种新学说从亚洲带到了大希腊（Magna Graecia）和西西里的新家。一些现代学者将他描绘成吟唱诗人，在公众场合吟诵荷马史诗，［172］在私下里又为朋友们诵读自己反对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讽刺诗。[113] 不过，这种描述是对事实的误解：因为它与塞诺芬尼的独特性格不符，他的这种独特性格在他的每一行现存诗句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写诗，是为了给他那个时代的所有人阅读，正如他的伟大诗篇《宴会》（Banquet）[114] 所表明的那样。这首诗令人印象深刻地描绘了传统的贵族宴会，充满了深刻的宗教情感。在塞诺芬尼的叙述中，仪式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都被赋予了一种崇高的意义。对他来说，宴会，仍然是诸神伟大事迹的崇高传统和祖先男子气概的德性典范的圣地。他告诉其他客人，不要谈论任何有关神灵的可耻争吵，不要说任何有关泰坦巨人、百手巨人和半人马的战争——这些都是早年的虚构和捏造，其他诗人喜欢在宴会上吟唱——而是“要敬畏神明，保持对真正德性的鲜活记忆”。[115] 在另一些诗中，他告诉我们“敬畏神明”指的是什么。我们从这个句子只能知道，在他现存的诗歌中，哲学的批判对诸神的传统叙述提出了控诉，这些批判诗是需要在宴会上吟诵的：因此，它们反映了古代宴会的教育倾向。在宴会上，德性得到了尊崇；塞诺芬尼的意思是，德性应该与诸神一起在新的纯洁风尚——这种新风尚确认了宇宙的永恒法则——中受到尊敬和爱慕。[116] 他坚持认为哲学的真理是真正德性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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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诺芬尼的另一首，也是更伟大的诗，[117] 讨论同一个问题。他在这首诗中热情洋溢地捍卫新的德性观念。这是文化史上一篇至关重要的文献，因而我们在此不可粗心大意，将其疏忽过去。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与塞诺芬尼的自由家乡远为不同的世界——旧贵族严格的秩序和等级制度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最高理想仍然是奥林匹亚赛会的胜利者。这个世界及其理想的古老光荣，在塞诺芬尼的同时代人品达的合唱诗中最后一次大放光芒，然后渐消渐歇，以至于销声匿迹。随着小亚细亚的米底亚的入侵和科罗丰的陷落，塞诺芬尼被抛进了西部希腊陌生的贵族生活之中，他在那里度过了将近七十年光阴，但从未成家立业。他所到之处，每一个希腊城市都赞扬他的吟唱，都抱着热烈的兴趣倾听他的新教导；正如一则著名的轶事所显示的，［173］他与叙拉古的僭主希伦机智地交谈，[118] 他出入于富家巨室之门，是他们的座上客，但他从未像在他老家伊奥尼亚那样，享受过自然而然的欣赏和社会声望：他总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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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希腊文明史上，在他的诗中，我们可以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清晰地看到两个精神仇敌之间的必然冲突，即旧的贵族文化和新的哲学理想之间的冲突，后者现在正在寻求在社会秩序中推翻前者的原有地位和权利。体育，还是精神？——是这场冲突的本质。看起来入侵者必须从传统的坚固城墙面前退却；但他们的喊杀声中天然有胜利的钟声，实际上，他们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体育理想的绝对统治地位已然动摇。塞诺芬尼已经不可能如品达那样，坚持认为每一场奥林匹亚赛会的胜利，无论是摔跤和拳击，还是赛跑和赛车，都是胜利者的神圣德性的呈现。[119] 城邦给比赛的胜利者以荣誉和奖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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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仍然比他更配得上这些；因为我们的这种智慧比人和马的勇力更胜一筹！这是一种错误的习俗：喜欢勇力胜过智慧毫无正义可言。因为即使一个城邦的公民中有一个优秀的拳击手或摔跤手，或一个五项全能的冠军，城邦也不再因为这一切而成为一种良好秩序（ ），奥林匹亚赛会的一场胜利只会给城邦带来一点小小的欢乐，因为它无法填充城邦的府库。[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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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为的是捍卫哲学知识的价值。尽管如此，它再次以最清晰的方式表明了城邦及其繁荣昌盛才是衡量一切价值的基本标准。因此，如果塞诺芬尼想用哲学的人的理想取代传统的理想，他注定要表明新观念有利于城市的幸福与安宁。这让人想起提尔泰奥斯的一首诗，它在诗中宣告斯巴达的公民理想，即骁勇善战，比人的其他一切德性，尤其是奥林匹亚赛会胜利者的卓越技能，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他说，“这是一种被整个城邦分享的好处”——他的话是城邦道德对旧的骑士理想的第一击。[121] 后来，当法治国家形成时，正义被奉为最高美德——仍然是以城邦的名义。现在，塞诺芬尼诉诸城邦的繁荣昌盛，［174］来证明他新的德性观念，即智力文化（ ）的价值。通过对早期理想的消化吸收，以及使其从属于自身，新的德性观念取代了早期理想。在城邦中创造正义和法律、良好秩序和繁荣昌盛的，是智慧的力量。以提尔泰奥斯的哀歌为模范，塞诺芬尼精心创作了自己的诗歌，作为自己的新思想的一种适当形式。[122] 他的理想标志着城邦德性观念的最后发展阶段：首先是勇敢，然后是审慎和正义，现在，最后是智慧——柏拉图将它们作为公民最高德性的本质保留了下来。塞诺芬尼的这首哀歌是对“智力德性（ ）”的首次肯定，它将在哲学的道德体系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123] 在它那里，哲学发现了自身对人类（也即是对城邦）的重要意义；现在，对真理的超然探究和对人类生活的批评和指引之间的鸿沟，终于被填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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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塞诺芬尼不是一位原创性的思想家，但在他那个时代的智识生活中，他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他首次告诉希腊人，哲学可以成为一种文化力量（即教化力量）。甚至当恩培多克勒攻击传统对体育上的勇力的钦羡时，[124] 他用的也是从塞诺芬尼那里发展出来的方法和论证；在批判荷马神话故事的教育价值方面，柏拉图也是塞诺芬尼的追随者。[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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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爱利亚的巴门尼德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智力发现硕果累累，对后世影响巨大，如果对此没有一种全面的认识，我们就难以估量他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在希腊哲学发展的每一个新时代，都可以追溯到其作品的影响，甚至在今天，他仍然是一位具有永久哲学地位的代表人物。因为他引入了希腊思想的第三种基本形式，它与米利都的自然哲学和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哲学并驾齐驱，而且也像它们一样影响了人类的整个智识和精神生活。它就是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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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自然哲学家对宇宙的思考和推测并非为逻辑所指引，而是为另一种类型的精神活动所指引，即被由理性所引导和控制的想象力所指引；它是希腊人对结构和建筑形式的一种独特感觉（他们通过这种感觉来分析和安排可见世界）和象征主义者的一种奇特信念（这种信念认为可以用人类生活来解释非人类的世界）。［175］因此，阿那克西曼德所设想的宇宙，是生成和消逝——亦即被永恒正义所主导的交战双方——的世界-秩序 进程的一个看得见的象征符号；在这种世界-秩序 观念中，几乎没有抽象的逻辑推理的痕迹。[126] 但是，巴门尼德的话语具有严格的逻辑结构，为思想的必然性所支撑和掌控。他的现存残篇形成了第一套几乎是全面且相互关联的哲学教条，这并非事出无因。仅仅研究巴门尼德对宇宙的静观，我们无法认识或揭示其价值，我们应该通过思考其产生的心理过程，来认识和揭示其意义。[127] 巴门尼德将其学说强加于听众的那种巨大能量，不是来自于空头理论家的激情，而是来自于逻辑学家对其思想的必然性结果的必胜信念。他自己也认为人的思想的最高目标，就是对一种绝对必然性（ananké）的认识：他也把这种必然性叫作“正义（diké）”或“命运（moira）”，显然是受到阿那克西曼德的影响。[128] 不过，他告诉我们，正义决不会松开它的锁链，听任存在者产生或消灭，而是会牢牢抓住存在者不放。他这样说并不是想将他自己的正义与阿那克西曼德的正义相对比——阿那克西曼德的正义呈现于万物的生成与消逝之中。他的意思是说，他自己的正义——它使一切生成与消逝都远离存在（Being），并将存在牢牢地束缚在其锁链中——是内含于存在概念之中的必然性，是他比喻性地叫作存在的“正义要求”的必然性。[129] 正如他以不断增强的力量反复强调的，“存在存在，非存在不存在”（Being is,and Notbeing is not）。[130] “存在不可能不存在”（that which is cannot not be），“不存在不可能存在”（that which is not cannot be）——这样，巴门尼德就说出了思维的法则，这种思维的法则是在巴门尼德认识到逻辑的矛盾无法解决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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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思想的强制力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巴门尼德的哲学围绕着这个核心运作，它规定了其教导的论战性语气。在巴门尼德的主要命题中，我们看来只是一种逻辑法则的发现的东西，被他自己看作是一种客观真理的发现，这种客观真理的发现将他置于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的所有观念的对立面。如果存在（Being）从未停止其存在（exist）而非存在（Notbeing）从未存在（exist）过这一点是真的，那么（巴门尼德认识到）生成与消逝就是不可能的。[131] 但是，现象好像告诉我们生成与消逝确实在发生，［176］现象欺骗了自然哲学家，因而他们以为存在（Being）产生于非存在（Notbeing）并再次消逝于非存在。实际上，自然哲学家持有的是所有人的共同信念。我们相信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而不是我们的理性（Reason），但其实理性才是可靠的确定性的唯一指引。理性是我们精神的眼睛和耳朵，不使用理性的人就像瞎子和聋子一样[132] ——他迷失在了矛盾的迷宫中；最终，他必定只能相信存在和非存在既相同，又不相同。[133] 如果我们坚持存在产生于非存在，那么我们说的世界起源就是不可知的，因为那不存在的东西是无法被认识的：真正的知识必须与一个对象相对应。[134]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寻求真理，就必须让自己从生成与消逝的感性世界中解放出来——生成与消逝的世界引导我们接受一种不可思议的结论——并转向真正的存在，[135] 那是我们可以用理性领悟的东西。“因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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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理性的最大困难，永远是它想要获得其对象的一些具体知识。巴门尼德的现存残篇表明，他着手从他新的严格的存在观念中演绎出若干内在于存在本性的规定：他把这些规定称为探索道路上的路标，纯粹理性带领我们沿着这些路标前进。[137] 存在不是产生出来的，也不会消失；存在是“一”；存在是完整的；存在是不动的、永恒的、无所不在的一个整体，存在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分的、均匀的、不可穿透的。显而易见，巴门尼德归之于存在的所有肯定和否定的属性，都是仿照自然哲学的模型，通过仔细分析内在于自然哲学的矛盾，然后产生出来的。[138] 我们在此不必详细论证这一点。不幸的是，早期哲学知识的空白削弱了我们对巴门尼德学说的理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不断地提到阿那克西曼德；他可能也批判了毕达哥拉斯的理论，尽管我们找不出这一猜想的证据。[139] 在本书中，我们既不想系统地展示巴门尼德从其新视角出发攻击和摧毁自然哲学所有本原的尝试，也不想讨论作为其原则的逻辑结果的那些悖论（这些悖论主要是由他的学生来探究的，［177］其中，芝诺和麦里梭［Melissus］或多或少作为独立的思想家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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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门尼德认为，纯粹理性和逻辑思维的严格统治的发现，意味着一条新的真理之路的发现——实际上，它也是一条唯一可行的道路。[140] 在希腊哲学中，探索真理的正确道路（ ）的比喻不断地重现；尽管只是一个比喻，但它包含着一种技术的声音，尤其是在正确的道路和错误的道路的对比中，它已经接近“方法”（method）的意思。[141] 这一对学术发展具有根本意义的方法观念，是巴门尼德创造的；因为他是第一个有意识地努力解决哲学方法问题的思想家，并且他明确地区分了在此之前哲学研究赖以前进的两个主要通道——思维和感知，也即感觉的方法和理性的方法。一切不能为理性方法所知的东西，都是“凡人的意见”。[142] 抛弃意见的世界，选择真理的世界，是我们唯一可以得救的方式。巴门尼德认为这种转变激烈而艰苦，但仍然是一次伟大的解放。他以一种雄伟庄严而又极富宗教情感的语气提出了他的论证——这使他的思想既启人深思，又令人信服。看着他在寻求知识的过程中，将他自己和人们第一次从加诸感官的现象中解放出来，并发现只有理性才是把握存在的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唯一途径，这实在令人着迷。尽管他的发现为许多问题所困扰和扭曲，但这使希腊人教化人性和理解宇宙的天才的一种基本力量开始行动。他写下的每一行诗都充满了对新发现的纯粹理性力量的热切信仰，并随着这种信仰一起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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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门尼德的这种信念也说明了其著作采用如此结构的原因，他的著作事实上分为两个对比强烈的部分，即真理 （Truth）和意见 （Opinion）；[143] 这一结构也解决了一个老问题——巴门尼德怎么可能既是一位热情洋溢的诗人，又是一个枯燥乏味的逻辑学家？在他那个时代，人们可以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诗句来处理任何主题，如果我们这样回答这一问题，会失于太过简单。不是的：巴门尼德是一个天生的诗人，因为他被他的信念所裹挟而不由自主：他必须宣讲他的发现，他深信这一发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理的一种呈现。这种信念与塞诺芬尼个人的大胆传道不同。［178］巴门尼德的诗歌被指有一种高傲的谦卑。尽管他对事实的陈述坚定不移、严格无比，他还是觉得他只不过是一种比他自己更高更有价值的力量的工具和仆人而已。在巴门尼德不朽的序言中，[144] 他公开承认了这种哲学灵感的来源。如果我们对其进行研究，就会发现，行走在真理之路上的“那知道的人（man who knows）”[145] 的形象，本质上是一个宗教象征符号。文本在最至关重要的地方发生了错谬，但我相信我们可以重构原文的词语。“那知道的人”是一个被叫来观看真理的奥秘的新加入者：关于存在的新知识的一个象征符号。[146] 那条他可以“不受损害地”（我应该这样恢复这个讹误的词）由之达到目标的道路，是一条拯救之路。[147] 哲学研究可以用宗教奥秘（在那个时代，其重要性日益增长）的术语来描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它表明哲学正在有意识地取代宗教。有人说过，对巴门尼德而言，与严格的思想法则相比，神灵与情感都毫无意义；[148] 但这一事实的反面是，巴门尼德把思想和思想所把握的真理思考为某种类似于宗教的东西。在巴门尼德的序诗中，是他的那种高度的使命意识指引他刻画出哲学家——“那知道的人”——的第一幅真实画像，太阳的女儿们指引他走进光明，远离凡人的道路，沿着那条艰难的道路到达真理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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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诺芬尼的教育和传道作品中，哲学曾经离生活如此之近；在巴门尼德那里，哲学好像退却了，甚至离人类生活和人类事务比刚开始时更加遥远，因为在他的存在观念中，一切具体的个别的实存——因而人也一样——都消失不见了；但是，在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那里，哲学彻底地回归人类。长久以来，哲学史家们把赫拉克利特看作一名自然哲学家，并将他的学说，即火是万物的本原，与泰勒斯的水本原和阿那克西美尼气本原说相提并论。[149] 不过，赫拉克利特的那种似非而是的“晦涩”（正如他被如此称呼的那样）格言的深刻意义，应该能使学者们不把他痛苦压抑的个性与一心只致力于探究事实的科学家相混淆。统观赫拉克利特的全部作品，［179］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一丝一毫那种纯粹说教的痕迹，或者那种纯粹的关于宇宙的自然理论的痕迹。任何可以用来意指他要么是一个自然哲学家，要么是一个教育者的词句，我们千万不能将它们从文本背景中分离出来，因为它们不能独立成文。毫无疑问，赫拉克利特受到伊奥尼亚自然哲学的巨大影响。自然哲学家们关于实在（reality）、秩序（cosmos）、生成与消逝永无休止的起落、万物原始所从来与终极所当往的永不枯竭的第一本原、存在（Being）由之走过的千变万化的现象圆圈——这些基本的自然哲学观念是赫拉克利特哲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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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探索一个客观的宇宙观念的过程中，赫拉克利特的那些先行者们——米利都派，以及，更严格地说，他们的对手巴门尼德——都使问题非人化了，而且最终在浩瀚的自然格局中忽略了人类生活。另一方面，赫拉克利特坚持认为，人的灵魂连同其全部情感和苦难，是有序整体 的一切能量的核心。在对自然事件的遥远进程的凝视和深思中，他无法忘却他自己，观察者最终成了所见事物的全部。他坚持认为，有序整体的 现象通过他而发生，为了他而发生。他深信，他的全部行为和话语都不过是在他之中的自然力量的结果，尽管绝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被一种更高的秩序所使用的工具而已。[150] 这就是赫拉克利特学说的巨大创新之处。他的前辈们已经完成了有序整体 的观念：[151] 他们已经使希腊人认识到存在 （Being）与生成 （Becoming）之间的永恒冲突。但是，现在，他们被迫问一个可怕的问题：“在这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相争相杀中，何处是人的安身立命之地？”他的同时代人——赫卡泰乌斯和其他一些人，以无休止的精力和孩童般的热切，献身于米利都学派的多方面探索（historia），收集和吸收大量的历史传统以及地理和人种数据。然而，赫拉克利特用一句“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152] 的直率短语摧毁了这种幼稚的理性主义，并用一句富含想象的谚语“我寻找我自己”[153] 表达了自己的哲学的革命倾向。哲学的人性化不可能有比这更一针见血的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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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拉底之前，没有一个哲学家能像赫拉克利特那样唤起如此强烈的个人同情。［180］他独立于伊奥尼亚自由思想的顶峰，他的“我寻找我自己”表达了最高的自我意识。他出身高贵，言谈高傲果决，初看起来似乎是贵族阶级的傲慢自大。不过，他不是通过对自身本性的心理学研究来寻求自我。在他之前，哲学家们或致力于逻辑推理，或从事于对现象的理智观察；但现在他透露说，如果灵魂转向凝视其自身，我们就能获致一个知识的新世界。在赫拉克利特“探究自我”的主张与他的另一句话（即“灵魂的边界，无论你走遍所有道路，也是找不到的——灵魂的逻各斯 是那么深”[154] ）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联系。逻各斯和灵魂可以有深度这一观念，在希腊人那里，还是第一次出现：赫拉克利特的全部哲学都是从这个知识的新源泉中喷涌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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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赫拉克利特来说，逻各斯不是巴门尼德的那种概念思维（ ），[155] 巴门尼德的纯粹逻辑分析不允许“灵魂无边界”这样的比喻性观念。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是知识的一种形式，是“行为和话语”二者的源泉。[156] 如果我们想要这种特殊类型的知识的一个例子，在“存在从来不可能不存在”这样的思想中是找不到的，我们只能在赫拉克利特的洞见中找到它——他的洞见飞溅出“性格即命运”[157] 这样绝妙的真理。在其著作开头的第一句话中（它幸运地得以保存下来），[158] 赫拉克利特就规定了知识对生活具有一种富有成效的关系，这一点至关重要且意义深远。在那里，他谈到人们的话语和行为，在没有领会逻各斯的情况下，人们对他们醒着时所做的茫然，就像忘记了他们在睡梦中所做的那样。也就是说，逻各斯能给有意识的知识一种新生命。它影响到人的行为的方方面面。赫拉克利特是第一个引进 ［审慎］的观念并将其提升到 ［智慧］的层次的哲学家；也就是说，他将对存在（Being）的知识与对人的价值和行为的洞见相联系，并使前者包含后者。[159] 赫拉克利特先知般的语调来自他对自身的要求：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要使人们睁开眼睛看他们自己的行为，要向他们揭示生活的根基，要把他们从睡梦中唤醒；[160] 他的话语的逻辑力量和急迫性来自于哲学家对自身的要求。他的许多话都证实了这一观点，即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生活的解释者。自然和生活都是一个谜语 （griphos），［181］一个德尔菲的神谕，一个女巫（Sibylline）的预言——我们必须学着去读懂它们的含义。 [161] 他觉得他是谜语的解答者，是哲学上的俄狄浦斯——他揭开了斯芬克斯之谜的神秘面纱：因为“自然喜欢隐藏自身”。[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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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进行哲学探讨的一种新方式：对哲学家职业的一个新概念。它只能由来自直观的话语和比喻来表达。甚至是逻各斯，除非用比喻，否则也难以得到界定。逻各斯的普遍性，逻各斯的令人回味的影响，逻各斯在受它启发之人身上唤醒的自我意识，在赫拉克利特喜爱的睡 与醒 的对比中，都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163] 他也注意到了逻各斯的一种本质特征——这种本质特征使它与大多数人的日常智识水平相区别：即它是“共同的”和“普遍的”（ ）。[164] 也就是说，对“醒着的人”来说，只有一个世界（cosmos），而对于“睡着的人”来说，每个人都有一个他自己的世界，一个睡梦中的世界。[165] 我们千万不能想当然地以为，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的这种社会普遍性，仅仅是对逻辑的普遍有效性的一种比喻性表达。共同体是城邦的道德规范所知的最高的善：它占据并改变了每个个体的私人存在。如此一来，赫拉克利特的那种初一看是夸大了的个人主义的东西，他的命令语气和专横态度，现在作为与个人主义正相反对的东西显现出来了；因为它是对脆弱和错误的个人任性的一种深思熟虑的摧毁，人的整个生活几乎都在这种个人的反复无常和任性而为中丧失了。人们必须遵循逻各斯。逻各斯是一种比城邦的法律更高更普遍的“共同体”；人们可以借之支撑他们的生活和思想，“加强”他们自身，“正像城邦依靠法律一样”。[166] “每个人就像都对自身有一种个人洞见那样生活着。”[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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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显然可以看出，赫拉克利特不是在思考某种类型的理论知识的不足，而是在思考人类的整个生存状态，思考人的实际行为及其与逻各斯的普遍精神是如何相脱离的。正如城邦之有法律，宇宙也有一个逻各斯。希腊人的这种独特观念在此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中，它体现了希腊政治家和立法者在其鼎盛时期的教育天才。只有逻各斯才能包含赫拉克利特称之为“神圣的法律”、“人类的所有法律都由之孕育”[168] 的法律。逻各斯是心智（mind）——理解有序整体 的意义的器官。［182］蕴含在阿那克西曼德的宇宙概念中的思想，现在在赫拉克利特的自我意识中真相大白了——赫拉克利特的自我意识即逻各斯观念，它知道它自己，知道它自己在宇宙的结构中的位置和作用。作为生命和思想的神圣之“火”贯穿整个宇宙秩序，这火凭逻各斯生活和思想。[169] 逻各斯源出自然，凭借其神圣起源，它能够穿透自然的神圣核心。这样一来，在其前辈们发现的新宇宙秩序之内，赫拉克利特给了人作为一种完全的宇宙人（cosmic being）的地位。作为一种宇宙人而生活，人必须自觉自愿地学习和遵从宇宙的法则。塞诺芬尼曾经称赞“智慧”是人的最高德性，因为它是城邦法律和秩序的源泉；[170] 因此，通过宣告逻各斯教人在话语和行为中遵循自然的真理及其神圣法则，赫拉克利特论证了逻各斯对最高统治地位的要求的合理性。[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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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智慧非庸人所能知，赫拉克利特在其原创性学说——自然的统一性内部充满了各种敌对力量之间的斗争——中表达了宇宙智慧的能力和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学说借鉴了米利都自然哲学家们的具体的物理冲突的概念；但归根究底，其活生生的力量不是归功于自然哲学家们的启发，而是归功于赫拉克利特自己对人类生存过程的直观洞察——凭借这种洞察，他把人的理智行为和物理行为都看作一种奇妙复杂的统一体，一种两极性的生活。无论如何，“生活”，对赫拉克利特来说，不仅仅只意味着人自身的生存，而且还意味着宇宙的生存（cosmic existence）。只有把有序整体理解为生命，有序整体的生存才没有明显的矛盾。阿那克西曼德曾认为生成与消逝是永恒正义的平衡力量，或者是在时间的法庭面前的一场诉讼，他们必须为各自的不义和贪婪做出报偿。[172] 赫拉克利特只是说“战争是万物之父”。[173] 正义只有在战争和冲突中成就自身。赫拉克利特在此用阿那克西曼德的洞见对毕达哥拉斯派的和谐概念进行了形象生动的解释。“相反者相成，不同的音调构成最美的和谐。”[174] 这显然是统治整个宇宙秩序的法则。自然中充满了丰盈和不足，这是战争的起因。自然充满了尖锐的对立：日与夜，夏与冬，热与冷，战与和，生与死，在永恒的变化中轮回交替。[175] ［183］一切冲突双方都在不断地相互取代再取代。[176] 用那个诉讼的比喻来说就是，它们在不断地相互赔偿。整个世界进程就是一个诉讼程序，它是一种交换（ ），因为在这个生存的永恒跷跷板上，“此生则彼死，此死则彼生”。[177] 一切皆流，唯变所适。[178] “在我们身上，生与死、醒与睡、年少和年老都是同一的。因为这个变成那个，那个又变成这个。”[179] “不是听从我，而是听从逻各斯，承认一切是一才是智慧的。”[180] 赫拉克利特用弓和琴来象征宇宙秩序中对立力量之间的冲突与和谐。二者都通过“反向力量的同时发生”完成其工作。[181] 这里需要的哲学术语是“张力”这一概念，但它是由一种视觉形象所提供的。[182] 赫拉克利特的宇宙统一体充满了张力。对生活的意义的这一杰出洞见，将给后世的思想以极大的刺激：实际上，直到我们自己的时代，这一洞见也尚未按其真正价值得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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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要在赫拉克利特对希腊文化的影响中抓住新的本质性的东西，那么在这里就必须克制对他的对立统一学说作进一步的哲学分析，尤其是要克制对他的学说与巴门尼德的教导的关系的难题进行任何讨论。[183] 与在他之前的那些哲学家相比，赫拉克利特是第一个哲学的人类学家。他的人生哲学可以被看作是三个同心圆的最内层：最外面的一层是他的神学，其次是他的宇宙学，在这二者之内的是人类学。事实上，这三个圆圈是不可分的；至少他的人类学不能与他的宇宙论和神学的教导相分离。对赫拉克利特来说，人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人必须与其他部分一样受宇宙整体法则的支配。但是，因为人凭借自己的理智将宇宙永恒的生命法则置于其自身之内，所以就能够分享最高智慧——从最高智慧的忠告中生长出神圣的法律。希腊人的自由在于这样的事实：他将作为一个部分的自身从属于城邦整体，从属于城邦的法律。这是一种与现代个人主义的自由不同的自由，现代个人主义的自由总是觉得它属于一个超感官的普遍世界，比此时此刻的尘世国家更高。［184］但是，赫拉克利特渴望的哲学上的自由从不与希腊人对自己城邦的忠诚相冲突：因为赫拉克利特教导人们，人是万物的普遍“共同体”的一部分，并且要受那个共同体的法则的支配。[184] 我们的宗教本能自然而然地为那个共同体寻找一个个体的统治者，赫拉克利特也感觉到了这种需要。神就是智慧，“智慧是唯一的，它既愿意又不愿意接受宙斯的称号”。[185] 不过，那个时代的希腊人的政治意见认为，一个人的统治是僭政：赫拉克利特能够将这种看法与宗教冲动相协调，因为他认为法律不是大多数人的意见，而是最高知识的结晶：“法律也要服从那唯一的意志。”[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