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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克利特对世界意义的洞见是一种更高贵的新宗教的诞生，是对最高智慧的道路的一种理智认识。根据这种认识而生活和行动就叫“ ［慎思］”，[187] 赫拉克利特以先知般的语言表明了如何通过哲学的逻各斯的道路达到这种智慧。最早的自然哲学家未曾公开提出宗教问题的讨论，因为他们的宇宙概念是一个非人化的存在世界。为了填补这个鸿沟，俄耳甫斯教认为，尽管自然哲学好像在宇宙的生成与消逝的混乱中也摧毁了人类，但人的灵魂其实与神相似，因而是永恒的。尽管如此，自然哲学在其受正义支配的宇宙秩序观念中，提供了宗教理想可以聚焦的一个核心；而赫拉克利特则以他承认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学说表明，他最后统一了这两种相对的思想途径。赫拉克利特的灵魂概念，把俄耳甫斯教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因为他认为，通过灵魂和宇宙中“永恒活火”的血脉相通，哲学的灵魂有能力认识神的智慧，并且将其包含在哲学的灵魂自身之中。[188] 这样一来，公元前六世纪的宇宙学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就在赫拉克利特——他站在进入新世纪的门槛上——的统一中得到了解决。我们已经看到，米利都学派的宇宙秩序，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规律，毋宁说是一种普遍的道德法则。赫拉克利特在他的“神圣法律”中，将米利都学派的道德特征提升到了一种宇宙宗教的高度，这样一来，赫拉克利特就把哲学的人的道德准则建立在了整个宇宙的道德法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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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和《自然哲学》（Physics ）及其所有务实的著作，都明显反映出亚氏对早期希腊哲学的兴趣；他对早期希腊哲学的兴趣在柏拉图学园中有其根基。不过，当亚里士多德逐渐独立于柏拉图凭其自身成为哲学家时，他改造前苏格拉底哲学的观念以适应他自己的哲学思想范畴。彻尼斯（Harod Cherniss）的《亚里士多德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批评》（Aristotle’s Criticism of Presocratic Philosophy ，Baltimore，1935）以极其精确的判断，追溯了这一视角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其前辈的哲学观点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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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哲学”一词的原初意思是“文化（culture）”（Bildung［教育］），而不是一种理性的科学或学科，“哲学”一词只有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圈子中才具有后来的含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从人的德性和教育问题的研究开始，从对德性和教育问题的讨论中发展出一种新的理性的教育方法。哲学，这一文化和才智训练的完全同义词，在前苏格拉底的时代根本不存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将他们的活动叫作“ ［研究］”或“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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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本卷此处 。一些现代学者确实曾试图给智术师们以一种公正的评价，且将他们整合进希腊哲学史之中；不过，亚里士多德几乎没有这么做，因为对他来说，哲学是一门研究实在的科学；而智术师们却是“教育者”和“德性的教师”。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只有逻辑学才具有一种重要地位（尽管是否定的），因为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把教育问题作为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到了黑格尔才开始恢复智术师的名誉。不过，只有在现代实用主义者的圈子内，由于他们的不可知论，他们才承担起真正的哲学创始人的角色。参见拙著《人文主义和神学》，第38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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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也许在适当时候可以且应该写一本关于荷马思想中的理性主义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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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伊利亚特》XIV，201（302），246。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A3，983b30引用了这句诗，作为泰勒斯理论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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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B4，1000a18，巧妙地谈到了赫西俄德的作为神话形式的理性思维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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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换句话说，在我们称之为“神话的时代”已经有了许多理性思维，但在我们称之为“理性思维”的东西中也仍然存在许多神话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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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拙著《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罗宾逊译，Oxford，1934，第50、51—52、150页，以及其他一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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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也是柏拉图自己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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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乔尔（Karl Joel）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作出了回答，参见其《自然哲学的神话思想起源》（Der Ursprung der Naturphilosophie dem Geister der Mystik ），Jena，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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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例如，罗宾（Léon Robin）已经做了这一工作，参见其《希腊思想》（La pensée grecque）一文，收录于贝尔（Henri Berr）主编，《人文主义的演进》（L’Evolution de l’humanité ），Paris，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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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们应该记住，当柏拉图处理内在于人的世界的法则问题时，他就转向了对医学和数学方法的运用。关于数学的论述，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及以下，此处 ；关于医学的论述，参见第三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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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书第一卷、第二卷，尤其是论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智术师、修昔底德各章描述了这一危机；第三卷则致力于柏拉图和发现人的内在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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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前苏格拉底哲学对于柏拉图及其时代所关注的人文问题的根本重要性，在我们想起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存在问题（the problem of Being）时，就很清楚了；因为在柏拉图的意义上，人的真正自由，是与存在（Being）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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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本卷此处，注释[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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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拙文《论哲学的生命理想的起源与循环》（Ueber Ursprung und Kreislauf des Philosophischen Lebensideals），载《柏林科学院会议报告》，1928，第390页及以下；另可参见博尔（Franz Boll），《沉思生活》（Vita Comtemplativa），载《海德堡科学院报告》（Ber. Heidelberg. Akad.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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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柏拉图，《泰阿泰德》174a（《前苏格拉底残篇》［第尔斯本］I，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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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杨布利柯（Iamblichus），《哲学规劝录》（Protrept. ）51，8。参见拙著《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第92页，阿那克萨哥拉的名言（杨布利柯，《哲学规劝录》51，13）是这句话的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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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II，7（《前苏格拉底残篇》［第尔斯本］I，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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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A 2，983a1。译注： ，意为“过度的，过分的”，相关段落如下：“据西蒙尼德所言，‘自然的秘密只许神知道’，人类应安分于人间的知识，不宜上窥天机。如诗人之语良有不缪，则神祇亦复怀妒，是故人之以此智慧（泄漏天机）胜者，辄遭遇不幸。”（《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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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泰勒斯的其他趣闻，除此处注释[17] 引用的之外，参见《前苏格拉底残篇》［第尔斯本］I，A1，26（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1259a6），以及保存在希罗多德，《历史》1.74，1.170中的伊奥尼亚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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