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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02 普罗泰戈拉并不认为当孩子离开学校时教育就结束了，这一点告诉我们新文化观的许多消息。在某种意义上，他认为此时教育才真正开始。当普罗泰戈拉断言在政治德性上教育人的是法律时，他的理论再次反映了关于城市国家性质的流行观念。一个公民真正的文化教育，是在离开学校进入积极主动的社会生活之后，城市国家强制他学习法律，并依照典范和榜样来生活（ ）。[63] 这显然是将旧式贵族教育转化为新的公民教育的一个例子。自荷马以来，遵循高贵典范的观念一直支配着贵族阶层的教育。一个伟大的人物是学生必须遵循的规范和准则的物质载体，学生对这一人物的理想品格的钦羡自然会敦促他模仿先贤。当法律为人提供典范时，模仿（ ）中的这种个人因素就消失了。在普罗泰戈拉所描述的毕业离校后的教育体系中，这种模仿并没有完全消失，只不过被转移到了一个较低的层次：它现在成了诗教中基础教学的一部分，只致力于内容的解释，强调它所体现的道德准则和历史范例，而不是强调发展精神上的节律与和谐的形式。但是，在法律所提供的范例中，规范性因素得到了保留，甚至加强，法律是每个公民最高级别的教育者；因为法律是现行道德标准最普遍和最后的表达。［311］普罗泰戈拉将依照法律而生活与孩子写字的初级课程相比较——孩子在学习写字时必须把字写在老师划定的界线之内。法律本身就是公民生活不可逾越的界线：古代伟大的立法者们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发明法律的。普罗泰戈拉已经把教育的过程比作修直一根长歪的枝条；现在，使一个逾越界线的人回归正道的惩罚，用法律的语言来说就叫euthyné，即矫直；智术师相信，法律的教育功能也在这里一目了然了。[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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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04 在雅典，（如品达在一句当时经常被引用的诗中所言[65] ）法律不仅是国家的“君王”，而且是雅典的公民学校。我们现在不以这种方式来看待法律，也不相信法律是往昔伟大立法者的发现：它们是转瞬即逝之事，就像它们在雅典将要成为的那样，即使是法律专家，也不能全部了然于胸。我们几乎不能想象，这一切如何可能：当苏格拉底在狱中面临死亡，别人为他提供一个安全逃亡、重获自由的机会时，法律竟以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建议他在法庭审判时仍然忠于法律，因为它们教育和保护了他一辈子，是他全部生存的基础；普罗泰戈拉对法律作为教育者的描述使我们想起了柏拉图《克力同》中的场景。[66] 他只是在构想他那个时代的法治国家的理想；即使他没有频繁地提到雅典，并解释说其教育理论的全部结构奠基于那种生活观念之上，我们本来也应该注意到，他的教育理论与雅典文化理想之间的亲缘关系。到底是智术师自己确实感觉到了这种亲缘关系，还是只是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中以生花妙笔自由模仿他的演说从而将其归之于他，要想断定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柏拉图本人总是觉得，智术师的教育体系直接来源于当时的实际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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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06 普罗泰戈拉的所有言辞都旨在证明人在德性上是可教的。但是，智术师提出的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城邦与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假设，涉及到政治与道德常识，而且还涉及到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人的自然（human nature）的可教性问题，只是另一个问题——自然 与通常所谓的技艺 的关系问题——的一种特殊情况而已。［312］普鲁塔克在其《论儿童的教育》（On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中曾经对教育理论的这个方面有过启人深思的讨论。这篇作品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中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一次又一次地再版，其中的观念被现代教育者们接受并到处推销。在导论[67] 中，普鲁塔克明确陈述了一个事实：他了解并利用了关于这一主题的早期文献。他利用这些文献并不局限于教育问题的特定一点，而是整个下一章的内容，在该章中，他讨论了教育的三个基本要素：自然［天赋］、学习和练习。非常清楚，普鲁塔克的思想建立在早期教育学理论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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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08 最为幸运的是，普鲁塔克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教育的三位一体”——它原本属于智术师，[68] 而且提供了对此问题的连续不断的讨论——它说明了智术师的文化理想的持久影响力。普鲁塔克的资料来源以农艺（agriculture）为例，说明了教育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农艺是为一特定目的，以人为的技艺培育自然［天赋］的主要事例。成功的农艺需要：首先是适宜的土壤，其次是技艺娴熟的农夫，最后是良好的种子。在教育中，土壤就是人的自然，教师对应于农夫，种子就是由言辞传授的教诲和劝告。当这三个条件都全部实现时，产品肯定非同一般的好。不过，即使一个资质略欠的自然［天赋］得到恰当的照料、教诲和练习，其缺陷和不足也能得到部分弥补；而另一方面，即使一个禀赋极高的自然如果疏于照料不加教导，也会被糟蹋掉。这就是使教育技艺不可或缺的事实。历经艰辛之后从自然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要强于自然本身。如果不加耕作，良好的土壤也会颗粒无收——实际上，自然禀赋越好，它会越加糟糕。不那么肥沃的土地，如果耕作适当，持之以恒，最终会产出珍贵的作物。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农夫的另一半工作，即树艺（arboriculture）。身体训练和动物驯养都是自然可以被教化的良好事例。重要的是，在正确的时机，最可培育的时机，开始工作——在人类身上就是孩提时期，那时人的自然还是柔韧易塑的，无论学什么都很容易，而且经久不忘，都会被心灵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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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11 ［313］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在普鲁塔克的论证中区分开早期的因素和晚期的因素。他显然是将智术师的一些观点与智术师之后的哲学家们的学说混在了一起。因此，关于年轻人灵魂的可塑性（ ）的思想可能来自柏拉图；[69] 技艺可以弥补自然缺陷的这一想法出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70] 不过，这二者很可能首先是智术师们的想法。教育与农艺的鲜明对比看上去与教育的三位一体说联系如此紧密，它必定是智术师教育理论的组成部分。[71] 这种比较在普鲁塔克之前就已经在使用了，因此必定可以追溯到一个更早的源头。它被译成拉丁文之后，进入欧洲思想并催生了“cultura animi ［灵魂的培育］”这个新隐喻——正如土壤的培育是农艺，人类的培育是精神的培育。现代社会的“文化” 一词显然是原来那个隐喻的清晰回响。这些思想在后来的人文主义理论中复活，并促使文明国家或“文化”（cultured）国家从此之后高度重视智育（intellectual culture）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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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13 我们将智术师作为历史上首批人文主义者来描述，这种描述与他们创造了文化 的观念这一事实相一致，尽管他们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们的隐喻会远远超出单纯的教育思想，成为文明的最高象征。不过，这一文化观念的巨大成就有充分的理由：教学与农艺二者富于联想的比较表达了希腊文化一种新的普遍基础——通过人的意志和理性改进自然禀赋的一般规律的最高应用。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教育学和关于一种文明的哲学之间的联系——它归功于所有的智术师，但主要是普罗泰戈拉——是内在的和必然的。他们认为，在最广泛、最普遍的意义上，文化的理想是一个文明的顶峰，它包括从人把自己的意志加于原初自然的首次简单尝试，到人类精神最高级别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塑造的一切。通过将教育建立在如此广阔而深刻的基础之上，智术师再次揭示了希腊精神的真正本性：全神贯注于普遍的东西，即生活的整体 。如果他们未曾这么做，［314］文明的观念和文化教育的观念就不可能以一种如此可塑和富饶的形式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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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16 然而，无论为教育奠定一个深刻的哲学基础有多么重要，但将教育过程与农艺相比较本身仍没有多大价值。通过学习的方式渗透进灵魂的知识与种子和土壤的关系不是同一种关系。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自动生长的过程——教师可以根据他自己的意志引导和鼓励这个过程。我们曾经提到过教育的另一个相似物，即通过体操训练塑造身体的过程，这一塑造过程古老而规范，它为新的塑造灵魂的过程提供了一个显著的比较。正如希腊人在思考雕塑时认为，身体的训练如雕刻家雕琢他的石头，都是塑造身体的行为，现在普罗泰戈拉也将教育看作塑造灵魂 （shaping the soul）的行为，而且把实现它的手段看作一种构成性力量。[72] 我们不能确然无疑地说，智术师是否将构造或塑造这样的特定概念运用于教育过程：原则上，他们的教育观念会非常认可这样的想法。因此，柏拉图是否是首个使用“陶冶 （mould， 即 ）”一词来描述教育行为的人无关紧要。[73] 诗歌与音乐的和谐与节律必须烙印在灵魂上，以便灵魂富于节律与和谐，塑造灵魂的观念内在于普罗泰戈拉的这一明确主张之中。[74] 在那段文章中，普罗泰戈拉正在描述的不是他自己提出的教育，而是每个雅典人或多或少都在享受的教育，是雅典现有的私人学校提供的教育。我们可以认为，智术师的教学就是对这种教育的精心筹划，尤其是在教育体系核心的正式科目中。在他们之前，我们从未听说过文法、修辞和论辩术这些科目：因而肯定是他们的发明。新技艺显然是塑造智力的原则的系统表达，因为它以语言的形式、演说术的形式及思想的形式开始授课。[75] 这种教育技艺是人的意识曾经做出的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直到意识探索这三项教育活动，意识才领悟到其自身结构的隐蔽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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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19 ［315］不幸的是，我们对智术师在这些科目中的伟大工作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文法方面的论文已经轶失了，尽管后来的文法学家们（逍遥学派和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曾将这些论文作为他们自己的著作的基础来使用。柏拉图的滑稽模仿告诉了我们普罗迪科对语义学的许多研究，而普罗泰戈拉对不同类型的词语的划分，以及希庇阿斯关于字母和音节的意义理论，我们也略有所知。[76] 智术师的修辞学著作也都散失殆尽了：它们都是教学手册，无意于出版。阿那克西美尼的《修辞学》（Rhetoric）不足称道，靠从比它好的著作那里继承的观念取胜，但也透露了那些著作的一些内容。关于他们的论辩术，我们知道得多一点。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即普罗泰戈拉的《论相反论证》（Antilogies），已经轶失。不过，在一本名叫 （即《两边都说》［Double Speeches ］）的书中[77] ——该书是公元前五世纪晚期一个不知名的智术师用多利安方言写就的——我们还可以管窥他们的“从两边说”的著名论辩技巧：也就是说，先批驳一个命题，然后再捍卫同一个命题。逻辑学是在柏拉图的学园中首次教学的；一些严肃的哲学家曾经批评过许多二流智术师变戏法似的争论术，认为它们毫无意义，柏拉图在《欧绪德谟》（Euthydemus ）中对它们进行了滑稽模仿和讽刺，但它们证明了这种新的论辩技术起初主要是被看作演说家军火库中的一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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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21 智术师所传授的正规教学科目的所有直接资料几乎完全缺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主要根据这些资料对时人以及后世的直接影响来对其作出评判。其同时代人在演说中的无与伦比的技巧，在演说的结构处理上的胸有成竹，在证明过程中的论证和说服，在演说中阐述思想所使用的每一个方法——从对事实的简练叙述到最激动人心的情感铺陈，希腊的演说家们以那种大师的沉着自信所运用的全部手段——都应该归功于智术师。演说术，正如智术师所教导的，是“智力的体操”——在我们同时代人的演说和著作中难得发现的一门艺术。在阅读那个时期的阿提卡演说家的作品时，我们真正感觉到论证（logos）就是拳击场上赤膊上阵的搏击者。一个精心设计的证明，紧凑整齐而又灵活柔顺，就像一个训练良好的运动员的身体，结实强健而又伸缩自如。希腊人把一场诉讼或审判叫作搏斗 （agon），因为他们总是觉得这是两个对手之间以一种合法的形式进行的一场战斗。［316］现代学者已经表明，在智术师时代，希腊的辩护律师逐渐抛弃了传统的那种通过目击证人、刑讯拷问和赌咒发誓这样的证明方法，代之以逻辑论证这种新的修辞学证明方法。[78] 即使修昔底德这样的史家，真理的最迫切的寻求者，在其演说技巧、句子结构、乃至遣词造句（即“正确措词［orthoepeia］”）上，都显然深受智术师的形式技艺的影响。[79] 在古典时代晚期，修辞学是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它与希腊人对形式的强烈爱好如此相称，以至于它实际上就像一种爬行植物那样过度生长，覆盖了其他所有生物，从而毁灭了这个民族。不过，这一事实决不能影响我们对新发现的教育价值的判断。与文法和论辩术一起，修辞学成了整个欧洲的形式教育的基础。这三者在古代晚期叫“三学科（Trivium）”，与四学科（Quadrivium）一起构成“自由七艺”，从而正式组成了一个教育体系，它们比古代文化和古代艺术的其他一切优美与辉煌都经久不衰。时至今日，法国学校的上层阶级仍然有这些“学科”的名字，它们由依附于中世纪修道院的学校继承而来，因而象征着智术师文化连绵不断的传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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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23 智术师自己没有将这三门形式技艺与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相结合，构成后来的“自由七艺”体系。在这个教育体系中，“七”这个数字其实最无关紧要；将希腊人称之为数学 （mathemata）者（它从毕达哥拉斯时代起就包含和声学与天文学在内）包括在高级文化体系之内——它实际上是将三学科与四学科相加的关键环节——其实是智术师的工作。[81] 在智术师之前，正如毕达哥拉斯对流行教育体系的叙述所表明的，音乐中只有实践教学的课程：它是由职业的里拉琴演奏者传授的。[82] 智术师将毕达哥拉斯关于和声理论的学说加了上去；他们也通过将数学课程引入音乐教学改变了世界历史。在毕达哥拉斯学派中，数学一直是科学研究的一个主题。智术师希庇阿斯首先确认了数学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的无可替代的价值；其他智术师，如安提丰，还有他之后的布莱森（Bryson），［317］都教授和研究数学问题；自此之后，数学就从未丧失其在高级教育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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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25 时至今日，作为由智术师创立的希腊高级教育体系，支配着整个文明世界。它被每一个国家所接受，尤其是因为它可以在没有一种关于希腊的知识的情况下被透彻理解和消化吸收。我们永远不可忘记，是希腊人不仅创造和阐述了普适的伦理和政治文化（我们在其中追溯到了我们自己的人文文化的源头），[83] 而且创造和阐述了人们称之为实践教育的东西（它有时是人文文化的竞争者，有时是人文文化的反对者）。我们在狭义上叫作人文主义的教育类型（它在缺乏一种关于希腊和拉丁的知识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只能在一种文明中出现——它本身不是希腊的，而是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一种文明，也即罗马文明。希腊与拉丁一起的现代教育体系，是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首次完全实现的。我们以后还要研究它在古代晚期文明中的初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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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27 我们不知道智术师开出的数学课程的旨趣如何。对它的主要反对之一是数学在实际生活中一文不值。作为一种对哲学学习的准备，柏拉图自然将数学整合进了自己的教育体系。[84] 这当然不可能是智术师教授数学的目的。然而，相信智术师认为数学只是对才智的一种形式训练，我们也不可能是正确的：尽管伊索克拉底——他本人就是智术师的修辞学的一个研究者——在反对了多年之后终于承认，在有限的程度上，数学对学习哲学还是有用的。[85] 在他们的教育体系中，数学是实体因素，而文法、修辞、论辩术则是形式要素。后来的“自由七艺”划分为三学科与四学科，也提示智术师所教的课程分为两组互补的科目；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两组课程各自履行不同的教育功能。那些努力将它们结合起来的人是试图达到一种和谐的理想，或者，像希庇阿斯本人那样，[86] 达到一种普遍性的理想：不是简单地将一个与另一个相加产生一个统一体。即从表面上判断，包含天文学（那时它还不是一种严格的数学研究）在内的数学，仅仅只是作为一种对大脑的形式训练来传授，也是不可能的。［318］智术师好像没有承认数学在那个时代的实际生活中的无用是对其教育价值的一种决定性的反对意见。他们肯定羡慕数学和天文学作为一种纯粹理论的思维锻炼的价值。尽管其他人很少是富有成效的学者，但对希庇阿斯而言，肯定如此。因此，这是第一次对一种纯粹理论学科在才智培养中的价值的认可。这些理论学科与那种技术性的和实践性的学科在发展人的能力方面相当不同，文法、修辞和论辩术旨在促进人的实践能力的发展。学生由于数学知识的获得而加强了建构和分析能力，或者概括地说，是加强了纯粹思维的能力。智术师从未获得过产生这种效果的理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首次完全实现纯粹科学的教育意义的人。但是，我们必须因智术师准确无误的洞见而赞赏他们，这种洞见使他们为此目标选择了正确的学科训练，这种洞见也为后世的教育家所认可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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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29 当理论科学一旦作为一种教育科目被引进，就有必要决定要学习它到何种程度。这个问题出现在那个时期的每一次有关科学教育的讨论中，出现在修昔底德、柏拉图、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不是一个只由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我们到处都可以听到对这些奇怪的新学科的普遍反对声，为了这种远离日常生活的兴趣的纯粹智力学习，人们需要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在那之前，这种精神态度只出现在少数行为古怪的学者身上：他们对日常生活的兴趣的令人吃惊的缺乏、他们的独创性、既荒唐可笑又才华横溢，一直被待之以宽容、友好，甚至尊敬。[87] 不过，现在不同了。理论科学声称自己是真正的、最高类型的文化，而且要取代或支配现行的教育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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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34 主要的反对者不在劳动人民之中，他们自然不会对理论科学有任何兴趣——它是“无用的”、昂贵的，它意味着上层阶级。批判它的只能是统治阶级，他们一向拥有一种高级的教育和一整套固定的衡量标准，他们的美善（kalokagathia）理想、彬彬有礼的性格，即使在民主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中仍然存在。［319］对追求理论知识兴致勃勃的榜样，是由像伯利克里这样的大政治家和像卡利阿斯（Callias）这样的社会领导者——雅典最富有的人——树立的；许多声名卓著受人尊敬的家族打发他们的孩子去听智术师的演说。不过，要想对 ［理论知识］威胁到了贵族阶层的理想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父亲们并不想让他们的孩子被教育成智术师。一些天资聪颖的学生跟随智术师，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旨在凭他们从智术师那里学到的东西谋得一官半职；但是，同样参加智术师讲座的雅典青年贵族，并不觉得他们的理想是值得追随的榜样：相反，它使他们认识到了自己与智术师之间的社会鸿沟（所有智术师都来自于中产阶级家庭），也使他们感觉到了智术师可能施加给自己的影响的局限性。[88] 在伯利克里的阵亡将士演说中，修昔底德阐述了雅典城邦对新文化的态度：尽管他非常重视头脑的训练和培养，但他通过 ［不要软弱］的提醒，以限制 ［爱好智慧］：理想应该是“爱好智慧，但不因此而变得柔弱”的智力文化。[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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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36 这一警句表达了对智力训练的乐趣的一种严格限制，它使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的雅典统治阶级的态度一目了然。这使人想起柏拉图《高尔吉亚》中的“苏格拉底”（在此就是柏拉图本人）与雅典贵族卡利克勒斯（Callicles）之间的争论，两人就超然的学术研究对有志于政治的贵族的教育价值发生了争论。[90] 卡利克勒斯激烈抨击这种观念：即知识本身就可以是一种人生目的，值得人们毕生奉献。他说，为了让年轻人在未成熟之前的危险时期远离不良习惯的危险，并训练他们的推理能力，那种纯粹的理论研究是有益的。一个在人生早期未曾对理论知识发生兴趣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自由人。[91] 但是，另一方面，任何将一辈子都花费在封闭的空气中学习的人，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而是被拘束在了其发展的一个早期阶段之中。[92] 卡利克勒斯划定了一条界线，人们决不能越过这条界线去从事理论学习，他说人们应该“因文化之故（for the sake of culture）”而追求理论知识——也就是说，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准备，在某个特定阶段有限度地学习即可。[93] 卡利克勒斯成了他那个阶层的典型。（我们在此不必在乎柏拉图对他的态度。）［320］整个上层阶级和雅典的中产阶级，对正在吸引自己孩子的新智识崇拜，或多或少都持卡利克勒斯的那种怀疑态度，唯一的区别是这个人与那个人之间的区别。我们会在后续章节讨论阿提卡谐剧对智术师的态度，这将是我们在此事上最重要的证据之一。[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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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38 正如卡利克勒斯说的每一句话所表明的，他本人就是智术师的学生。但是，在他随后作为政治家的生活中，他学会了将自己所接受的智术教育服从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他引用欧里庇得斯的话，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所有问题。在他的《安提奥普》（Antiope）中，诗人介绍了两个彼此完全对立的当代典型——敏于行动的人与天生的理论家和梦想家；前者以卡利克勒斯现在对苏格拉底说话的相同语气对他的兄弟说话。众所周知，罗马诗人埃纽斯（Ennius）曾经模仿这部戏剧，并借阿喀琉斯之子、青年英雄涅奥普托勒摩（Neoptolemus）之口说，“可以进行哲学思考，但要少（philosophari sed paucis ）”。[95] 人们一向认为，罗马人——这些彻头彻尾地注重实践和政治的人——对希腊哲学和科学的态度已经由这句话给出了一个干脆利落的表达，好像它就是一种历史规律似的。然而，这句令许多现代的希腊爱好者（Philhellenes）坐立不安的“罗马短语”，其实原来是一个希腊人说的。它只是将雅典贵族对智术师和欧里庇得斯时代的新型科学和哲学的态度翻译成了罗马短语，同时也反映了罗马人对纯粹理论所持的相同冷漠态度。伯利克里时代的文明“只因文化［教育］之故”才决心从事哲学研究，[96] 它只在获致文化的范围内才是必要的：因为这种文明完全是实践的和政治的。它建立在雅典帝国的基础之上，志在统治全希腊。即使当柏拉图在雅典帝国没落之后宣扬“哲学生活”的理想时，也解释说它在建立城邦方面具有某种实际价值，从而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97] 伊索克拉底在也其文化理想中，给予纯粹知识大致相同的地位。伊奥尼亚的科学只在逍遥学派、在雅典的伟大时光已逝之后的亚历山大里亚得到重生。智术师有助于填平雅典人与其远亲伊奥尼亚人之间的沟壑。［321］他们注定要赋予雅典智识的能力——这是她为了艰巨而复杂的使命所需要的——并让伊奥尼亚的知识为阿提卡的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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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40 教育和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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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42 正当智术师构建文化理想之际，希腊城市国家也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数个世纪以来，城邦规定了其公民的生活方式，各类诗人都称扬城邦的神圣秩序 （cosmos）；但是，城邦教育其成员的义务此前从未得到过如此权威和全面的规划。智术文化不只是为实现一种实际政治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它有意识地将城邦作为一切教育的目标，作为理想的标准。在普罗泰戈拉的理论中，城邦似乎是一切教育力量的源泉，或者，城邦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教育机构，它给全部法律和所有社会系统都烙上了相同的精神。[98] 伯利克里的城邦观，如修昔底德在葬礼演说中所展示的那样，也在他的宣告中达到了高潮：城邦是伟大的教育力量，雅典的公共生活是城邦的文化使命的完全实现，是他人学习的榜样。[99] 如此这般，智术师的思想穿透了实际政治领域：他们征服了整个城邦。没有任何一种对事实的其他解释是可能的。在其他方面，伯利克里和修昔底德表明他们都深受智术师见解的影响；因此，他们二人也必定是这种思想的借鉴者，而非创造者。当修昔底德将智术师关于城邦的教育观念与另一个新观念——新兴国家必为其本性所驱使去追求强权 ——相结合时，智术师的教育观获得了一种额外的重要性。古典时代的城市国家存在于权力和教育这两极之间的持久张力中，[100] 因为它们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尽管城邦教育其公民完全是为了其自身。当城邦为了其目的要求个体牺牲他自己时，它假设这些目的与共同体整体的幸福以及各个部分的幸福相一致。共同体的幸福及其各个部分的幸福必须由一种客观的标准来衡量。长期以来，希腊人一直认为这个标准就是正义，即diké。城邦的秩序，因而还有城邦的幸福，都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之上。［322］与此相应，普罗泰戈拉认为，以城邦为宗旨的教育就是正义的教育。[101] 但是，正当人们得出这一结论之时，城邦的危机也应运而生，它也是教育最严重的危机。许多人因为这一发展结果而谴责智术师的影响，但只谴责智术师是对智术师影响的一种夸大。[102] 智术师只不过是在教学中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对当代的所有问题都格外敏感，因为教育总是对针对既定权威的任何攻击做出最强烈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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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44 梭伦曾以深厚的道德情感在城邦中宣扬正义的理想，这种道德情感在伯利克里时代余波犹存。城邦最大的骄傲是成为世间正义的捍卫者和遭受不公正压迫之人的保卫者。但是，即使在采用民主制度之后，超越法律和宪法的古老权力斗争仍然四处肆虐：现在，这种斗争在武器装备更新换代之后继续进行，而且远比质朴诚实的先辈能够想象的更野蛮、更不敬、更具毁灭性。确实存在着一种核心的观念，这种观念从希波战争起获得力量，直到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是民主政治的理想，数量上的多数拥有一切权力和决策权。这种理想以长期面临爆发内战的危险为代价，在激烈的冲突中赢得了胜利；伯利克里的家族是雅典的名门望族之一，但即使是伯利克里的长期的几乎未遭异议的领导权，也只是以民众权力的大规模扩大为代价才成为可能的。不过，在雅典民主制度的表层之下，在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贵族或者寡头们（正如他们的敌人称呼他们的）中间，仍然暗暗燃烧着难以扑灭的反叛火种。[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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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46 实行民主制度的雅典，其对外政策在大政治家们的指引下，在伯利克里的最高指挥下，赢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贵族们仍然忠心耿耿，要不然就佯装忠诚，把为民众服务挂在嘴边，敷衍塞责，他们对这一套新技艺很快驾轻就熟，成为令人吃惊的行家里手——这套东西有时就变成了荒诞不经和滑稽可笑的伪善。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将雅典稳步上升的权力置于致命的终极考验之中，它动摇了政府的权威，继而是国家本身的权威，伯利克里逝世之后，争夺政治控制权的斗争剧烈恶化，最终到了闻所未闻、无所不用其极的激烈程度。［323］双方在党派斗争中都用上了智术师论辩和论证的全部武器；我们不能确切地断定，智术师依其政治信念注定会支持民主派，还是贵族派。即使普罗泰戈拉相信，现存的民主制度就是其全部教育努力之目标的“国家”，也会有民主制度的反对者——他们拥有并使用他们从智术师提供的训练中获得的武器。智术师当初锻造这些武器，本意并非用来对抗国家，但它们确实是危险的武器。比智术师的雄辩技艺更危险的，是他们关于法律和正义的本质的一般理论。这些理论使一向属于党派斗争的东西演变成一种理想信念的冲突，这种冲突威胁到社会和国家建立于其上的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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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48 雅典的先辈们一直将法治国家作为一种惊人的成就来看待。狄刻是一位强大的女神，没有人可以攻击其统治的神圣根基而不受惩罚。地上的正义植根于天上的正义。这是全希腊的共识。当旧的威权政体变成新的建立在理性和法律基础之上的法治国家时，它也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内容，神圣的约束力仍然存在。实际上是正义女神接受了理性和正义的人类属性。但是，新法律的权威与旧的一样，依赖于它与神圣秩序的一致——或者，如新哲学家们所表述的那样，依赖于它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自然已经成为一切神圣之物的总和。人尊之为最高道德标准的同一种法律和正义在自然之内施行统治。这就是有序整体 （cosmos）观念的起源。[104] 然而，这种自然概念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演变过程中再次改变了。即使是赫拉克利特，也将有序整体看作对立面之间无休止的冲突：“战争乃万物之父”。世事流转，舆论变迁，秩序渐行渐远，唯冲突和斗争长存世间。现在，在各种机械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宇宙被设想为盲目冲动和优势权力的偶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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