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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参见祖克（F. Zucke），《道德意识-良知》（Syneidesis-Conscientia ），Jena，1928。译注： （syneidesis），“道德意识”、“是非之心” ；Conscientia，拉丁文的“良知”。“良知”一词，英文conscience，德文Gewissen，其字面意思都是“共同一起知”，与拉丁文Conscientia一样，都来源于希腊文 ，它由 （共同一起）和 （看见、知）组成。“个体的行为是由他自己的良知主导”那样的“良知”，形成于城邦解体之后的希腊化时期，尤其是斯多亚学派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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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37c。译注：关于physis和nomos，可参见《希腊哲学史》，第二卷，第202—206页，汪子嵩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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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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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奥克西林纸草》（Pap. Oxyrh .）1364（洪特编）：现版于《前苏格拉底残篇》（第尔斯本）II，第5版，第346页及以下，残篇B44，第2栏，第10行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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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安提丰残篇A，第2栏，第26行，第4栏，第5行；参见第1栏，第6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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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2.8.1268b26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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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阿里斯托芬，《鸟》，第1035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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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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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残篇A，第4栏，第9行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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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58a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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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参见本卷此处，注释[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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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埃斯库罗斯，《七将攻忒拜》，第592行。此处的读法见维拉莫维茨，《亚里士多德和雅典》I，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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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克里提亚残篇25（第尔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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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柏拉图，《王制》35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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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德谟克利特残篇264（第尔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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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四章 欧里庇得斯及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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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直到研究肃剧诗人欧里庇得斯之前，我们不可能一目了然地看到时代正在经历的危机的全部严酷性。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勒斯之间的巨大差异，是他受到了智术师思想的深刻影响。他常常被称为“启蒙时代的诗人”，他的现存肃剧（都写于其职业生涯的后期）充满了智术师的各种学说和修辞技巧。[1] 不过，尽管智术师的影响可以解释他的许多作品，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解释一切：下列说法同样是正确的，即只有在他的剧作提供的精神背景的基础上，智术师们的思想才变得可以理解。智术 （sophistry）有两副面孔——一副像索福克勒斯，另一副像欧里庇得斯。一方面，智术师具有索福克勒斯的灵魂和谐发展的理想：一种与其艺术的雕塑原则紧密联系的理想；[2] 另一方面，他们的教育理论，缺乏健全的道德基础，[3] 是欧里庇得斯所刻画的怀疑和冲突的世界的真正产物。这两位诗人，连同站在他们之间看着他们两位的智术师们，代表了同一时期的同一个雅典；他们并不是雅典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言人。他们的生年大约相差十五年，但即使是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这点间隙也不足以使他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代。是他们个性特征上的差异使他们以如此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个世界。索福克勒斯站在时代的顶峰，而欧里庇得斯则在下面纷争的红尘中穿梭前行，目睹一个年老文明的悲剧性毁灭。这可以说明欧里庇得斯在希腊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他完全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他与时代的关联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们必须把他的全部肃剧当作公元前五世纪后期雅典社会的斗争和问题的表达来阅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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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描写的社会，以及他们与之说话的社会，在此不需赘述。不像希腊社会的早期，［333］需要大量的证据来说明，尤其是来自文献的证据：用一整本著作来描述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与道德风尚亦非难事，而且必定有一天会写出这样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我们最终会看到人们在艺术、哲学、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全部存在领域，从其最高境界到最庸俗的鸡毛蒜皮之事。我们从这个社会感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一种无可抗拒的丰富多彩、一种在我们种族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时期可之与匹敌的身体活力和精神能量。然而，即使晚至希波战争时期，在希腊各国之间仍然保持着一种才智上的平衡，但这种均势在伯利克里时代被打破了，雅典后来居上，其优势地位变得越来越明显。[5] 组成希腊种族（当然，直到相当晚的时期之前，他们不用“Hellenes［希腊人］”这个共同名称来称呼自己）的各个不同分支从未见识过如此大规模的经济、政治和精神能量的集中，以至于产生了帕特农（Parthenon）这样献给雅典娜的不朽神庙——雅典娜女神正逐渐被看作雅典灵魂的神圣化身。雅典人仍然为马拉松和萨拉米斯赢得的胜利的回忆所激励；尽管赢得胜利的那一代人都已全部作古，但他们的业绩，铭刻在每一个公民心中的英雄业绩，仍然是子孙后代们效法的壮丽理想。正是在这种对前辈伟业的仿效中，雅典人踌躇满志，绳其祖武，现在，雅典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增长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程度；他们坚持不懈、不屈不挠，他们劲头十足、势不可挡，他们深谋远虑、未雨绸缪，他们不断利用年轻的民主制度的优势和从萨拉米斯的勇士们那里继承来的正在崛起的海上力量。希腊人认可雅典作为波斯的真正征服者的历史使命，然而，雅典不可能仅仅因此而永远将其意志强加于希腊人头上：这一点希罗多德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希罗多德不得不对伯利克里的雅典领导全希腊的要求予以特别的强调，因为希腊世界的其他地方已经开始不认可雅典的这种要求了。［雅典抗击波斯的］历史事实无可争辩；但当希罗多德写下它们时，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全希腊陷入纷争不久之前，它们已经早就被扭曲成雅典帝国强权政治的借口、臭名昭著的邪恶意识形态了，［334］被扭曲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使希腊民族各成员成为雅典臣属的一场运动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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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利克里那代人及其继承者必须履行的任务中，很少有激励埃斯库罗斯时代的那种欣喜若狂的宗教理想主义。相反，他们觉得自己是第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的后嗣；他们是对的，因为在第米斯托克利时代的英雄人物中，作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他高瞻远瞩，远超同侪，站在时代的最前列。[7] 然而，伯利克里治下的雅典人——他们甘愿为城邦的伟业献出自己的财富和生命——在他们以自己清醒而务实的方法追求雅典理想的过程中，找到了一种特殊的激励人心的力量，即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冷静利益计算相结合，二者相互激荡，若决江河。雅典城邦让每一位公民都深信，只有当国家的权力和财富蒸蒸日上时，他才能兴旺发达，从而将他们天然的利己主义转化为集体行动的一种最强烈的动机。[8] 显然，除非城邦扩张带来的收益持续超过其损失，否则不可能长久维持这种信念。在战争年代，这种原则潜藏着一种严重的危险，当战争旷日持久，而国家的经久努力所获得的物质利益越来越少时，这种危险就益发严重。一方面，欧里庇得斯的时代，看待一切事物的方式，从个人生活最微小的细枝末节到国家最宏大的政治问题，都以精打细算、赢亏得失、世俗务实为特征；另一方面，他们传统的那种对外在名望和体面上的喜好，使雅典人即使在其行动只为了赤裸裸的利益攫取时，也急于保持道貌岸然的外表。所以，智术师在“根据法律或习俗”的善好与“合乎自然”的善好之间，首次在这个时期作出区分不是没有道理的；[9] 公元前五世纪晚期的人们，还不需要关于二者之差别的哲学讨论来鼓励他们在实践中充分利用这种区分、在凡是能够攫取个人利益的地方对其视而不见。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长期以来，它们被人为地互相等同——这两种动机之间的裂隙，出现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道德领域之中：从私人之间最微小的商业交易，到城邦每年越来越多地采取的肆无忌惮的强权政策。对时代在其伟大的公共产品和政治事业中所显示的一切高贵来说，［335］对每一个公民投入其私人生活及其为国效力的能量和决心来说，都存在着某种对于虚伪（它是雅典所有的辉煌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于一个无道德根基的世界（它会为了外在的成功不惜一切代价或者不择手段地做任何事情）的无可言喻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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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的生活和思想建立在精神和道德的原则之上，但长年累月的战争急剧加速了所有这些原则的崩溃。修昔底德，在他关于雅典的悲剧的叙述中，把雅典权力的衰落看作纯粹是雅典道德风纪瓦解的结果。在此种关联中，我们不需要考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政治方面——关于这场战争，我们后面研究修昔底得时再讨论。但是，我们必须仔细考察修昔底德自己对雅典社会分崩离析的犀利分析，[10] 社会的这种分崩离析的进程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广泛，一天比一天危险。修昔底德对这种现象的客观冷静的分析是他对雅典大瘟疫——这场瘟疫发生在战争初年，极大地削弱了雅典的元气和抵抗力——的著名描述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上下篇（companion-piece）。在叙述阶级斗争的恐惧如何使希腊人的道德原则崩溃之前，他就断言这些事情不是只此一时、只此一地，而是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灾祸就会反复出现，尽管情形各异、形式不同，从而增加了我们对这场战争的兴趣和同情之理解。[11] 我们应该尽可能用他自己的原话来说明他的这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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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在和平时期，国家和个人都比较容易遵从理性，因为他们没有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去做那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战争增加了生活的难度，战争是严厉的教师，它用暴力教会了民众改变个性以适应生存环境。在随着战争而来的革命过程中，党派斗争、阴谋诡计和血腥报复接踵而至，对先前的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恐惧的记忆，又增加了每一次新的叛乱的野蛮和暴烈，夺取政权时更加阴险狡诈，报复政敌时更加残忍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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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相互关联中，修昔底德讨论了人们对一切价值的重估，这种价值重估作为一种词语意义的完全改变出现在语言之中。长期以来被用来指称最高美德的名词，现在堕落成被用来描述卑鄙无耻的思想和行为的方式，而另外一些在此之前表示谴责之意的词语，现在摇身一变发迹成赞美之词。过去被认为是不顾一切的鲁莽之举，现在被视为忠诚的同盟者必备的勇气，［336］谨慎地等待时机，被当作懦弱无能的代名词。审慎的中庸之道被视为缺乏男儿气概的表现，一个人能全面周到地考虑问题，就表示他在行动上的拙劣无能。疯狂的暴虐成了男儿气概的标志；耍阴谋诡计成了合法自卫的手段。一个人声音越大，越被认为合乎道理，而其对手则总是受到猜疑。耍阴谋成功表示一个人头脑精明，而识破阴谋则表示他更加精明，但是不想做这两件事情的人却被认为是分裂党派（esprit de corps）和害怕反对派。血缘关系不如党派关系牢固，因为以党派关系组织起来的人随时准备赴汤蹈火而在所不辞。这些党派组织的目的不是根据现行宪法互相帮助，而是违背正义、维护私利。将党派成员连成一体的誓言之所以强大有力，不是因为其神圣，而是因为它让他们成为犯罪的同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彻底消失。两个党派相互保证的誓言，只是为了应付其中一方所遭遇的暂时困难，双方都知道只有在他们没有其他办法应付时，这种誓言才能保持其效力。一旦机遇出现，首先大胆地抓住机遇的人，会趁敌不备，落井下石；他认为这种背信弃义的报复比公开的进攻更为得心应手，而且这样做比较安全；同时，一旦反叛成功，会使他赢得智勇超群的美名。人们普遍认为行凶作恶比单纯诚实更为聪明，他们以具有第一种品质而自豪，以具有第二种品质为耻辱。[12] 城邦的领导者们，无论是民主派的，还是贵族派的，都不断地高呼他们党派的政治口号，但从不真正为任何崇高的理想而战。贪婪、野心和对权力的欲望是行动的唯一动机，他们也会谈到旧的政治理想，但只不过是将其用作这个或那个党派的政治口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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