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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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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为了给接下来要进行的正直的逻辑和歪曲的逻辑的对驳留出地方,苏格拉底离开了舞台(《云》,第887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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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阿里斯托芬,《蛙》,第1491行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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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诗歌堕落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音乐的退化,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在阿里斯托芬以及他那个时代的其他谐剧诗人对现代音乐的攻击和柏拉图在《法义》中的著名批判之间,我们非常有趣地看到了二者的密切相似之处。试比较这种相似之处与阿里斯托芬对现代教育的批判的其他特征——柏拉图和阿里斯托芬一样批判那个时代的教育(参见本卷此处,注释[39] )。关于音乐文化的衰落,谐剧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是斐勒克拉忒斯(Pherecrates)的一部谐剧的一大段残篇;在这段残篇中,淑女音乐(Lady Music)破衣烂衫,娇躯蒙羞,登上舞台。她向 [正义]抱怨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并对某些现代音乐家,诸如麦拉尼皮德斯(Melanippides)、基内西亚斯、弗里尼斯(Phrynis)和提谟修斯(Timotheus)提出严重控诉,参见伪普鲁塔克(Ps. Plut.),《论音乐》(De Mus. )30。据说,阿里斯托芬曾以同样的方式攻击音乐家菲洛克塞努斯(Philoxenus)。他对基内西亚斯以及其他音乐家的攻击众所周知。谐剧诗人与柏拉图在三番五次地批评音乐家上的一致,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即这一切都是为了取乐,并无严肃的客观性。在雅典,这是对美且善者(kaloi kagathoi)的批判的一种持久传统。在《法义》700d中,柏拉图也称现代音乐家们 [不知什么是缪斯的正义],这使人想起斐勒克拉忒斯的音乐残篇中的 [正义](见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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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数十年前,欧波利斯的 [《民众》]的大量残篇在莎草纸上被发现。它们使我们对阿里斯托芬《蛙》中的哈德斯冥府的场景有了新认识,欧波利斯的戏剧显然是描绘冥府的文学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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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蛙》,第1008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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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古代文学批评的历史主要集中于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其起源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五世纪:在我们关于希腊文学的概念中,阿里斯托芬的《蛙》标志着古代文学批评的首次出现。当然,其背后隐藏着智术师关于诗歌问题的思想,不过他们的所思所想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参见雷耶斯的《雅典时期的批评》,他在该书中已经明确地讨论过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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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蛙》,第1008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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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蛙》,第1043行。译注:此处及以下《蛙》中的相关译文参照《罗念生全集》第四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444—446页的翻译,根据英译本《教化》,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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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蛙》,第1053—1055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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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蛙》,第1060行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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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蛙》,第1069行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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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蛙》,第1500行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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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六章 修昔底德:政治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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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修昔底德不是希腊的首个历史学家。因此,为了理解修昔底德,我们必须了解历史意识在他的前辈们那里发展到了何种程度。显然,之前的历史学家几乎没有一个可以与他相比拟,也没有任何一个后继者遵循他所开辟的道路,因为他们各自从自己时代流行的智识偏好中获取其形式和标准。尽管如此,修昔底德与希腊早期的历史写作者们还是有一个交汇之点。历史的最古老的类型产生于希腊自然哲学发端时期的伊奥尼亚:希腊话“ [调查研究]”一词表明了它的伊奥尼亚起源,而且也永远意味着对自然的探究,这也是这个词原初的真正意义。[1] 就我们所知,赫卡泰乌斯(他就像是来自伊奥尼亚的文化之都米利都的首个伟大自然哲学家)是首个将其“调查研究”从自然整体转移到某个特定领域,即有人居住的地球的人——在此之前,地球仅仅被看作宇宙的一个寻常部分,自然哲学家也只是用一般用语来描述地球表面的结构和特征。[2] 赫卡泰乌斯关于当时世界的国家和种族的记述,是经验知识和逻辑假设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混合,如果将其与他的谱系研究和他对神话的理性批评一并考虑,那么赫卡泰乌斯的记述在希腊思想发展中就变得水到渠成和可理解的了。在对旧史诗传统的批判和理性消解中,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也是历史兴起的一个关键前提,[3] 赫卡泰乌斯的记述根据同样的批判原则,在能通过调查研究得到核实的范围内,收集和考察居住在已知地球上的诸民族的传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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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步是由希罗多德完成的,在将地理学和民族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上,希罗多德遵循赫卡泰乌斯,但他的主要兴趣在于人类自身。他的足迹遍及他那个时代的整个文明世界——近东、埃及、小亚细亚和希腊;[383]他研究并随时随地记录各种奇风异俗,以及比希腊更古老的诸民族的杰出智慧;他描述了他们富丽堂皇的宫殿和庙宇;他对他们的王室家族和许多有趣而重要的人物详加叙述,他展示了诸神的权力,以及人类转瞬即逝的命运兴衰如何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将其集中到一个重大的核心主题,希罗多德把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有序整体,就像一块繁复的古代世界的织锦;这个主题就是东方(East)和西方(West)的冲突,从首次历史性碰撞,即希腊人与克洛伊索斯(Croesus)治下的邻居吕底亚王国之间的战争,直到波斯入侵希腊。希罗多德以一种荷马式的讲述故事的欢快和技巧,为后世记录了希腊人和异邦人的光荣业绩——因为,他开篇第一句话就说,这就是他此书的目的[4] ——并且以一种散文的风格把它们记录下来,乍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种天真淳朴、不装腔作势的风格,这一风格注定要被他的同时代人所喜爱,就像他的父辈们喜闻乐见史诗风格的诗歌一样。这么说吧,希罗多德的著作,是在科学研究与智术师逻辑的时代,对史诗传统的一种复活;赫卡泰乌斯的理性主义批判已经使史诗传统一蹶不振;或者说,它是一种从旧史诗传统根部长出的新生事物。本着科学家冷静、客观、实证的态度,以及吟唱诗人对伟大人物的热爱,希罗多德将其所见所闻整合进他关于命运对个人和国家的强大支配力量的描述之中。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亚细亚的希腊人的历史,是古代世界丰富多彩、高度复合的文明的典型,在英雄时代数个世纪之后,在他们接受外族统治者几十年的统治之后,希腊人再度被其祖国在萨拉米斯和普拉提亚的意外胜利卷进了历史的洪流,但他们仍然没有失去他们长久以来培养起来的那种听天由命的怀疑态度(the resigned scep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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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创造了政治的历史。尽管希波战争是希罗多德著作的高潮,但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史家,与很多人一样,他以一种非政治的精神来书写政治的历史。希罗多德出生在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us)这座宁静的城市,对于政治生活闻见甚少;及至羽翼丰满,他首次在战后的雅典邂逅政治,他也没有参与其中,只是作为一个仰慕者旁观而已。相反,修昔底德是伯利克里治下的雅典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公民,[384]而伯利克里时期的雅典的生活气息就是政治活动。公元前六世纪时,梭伦已经为健全的政治理性奠定了基础,这种政治理性早早地使雅典人从他们的伊奥尼亚亲人中脱颖而出,自从公元前六世纪的社会动荡以来,雅典的每一位重要公民都参与了政治活动,雅典人也因此获得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引人注目的政治理念。它的作用只出现在少量对社会状况——伟大的阿提卡诗人们对此视而不见——的深入观察中,在波斯入侵期间,在雅典众志成城、抵抗到底的决心中,才迟迟摆脱庇西特拉图的僭政——直到萨拉米斯战役之后,经由第米斯托克利的扩张主义政策的快速增长,城邦小国成为雅典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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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创建过程中,雅典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意志显示出令人吃惊的专注,这一点在修昔底德的历史中得到了充分的理性表达。修昔底德的思想视野局限于与希罗多德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相对比——希罗多德冷静地概述了整个已知世界,其国家、人民和神祇,而修昔底德则从不逾越希腊城邦的影响范围。[5] 不过,尽管修昔底德的主题非常狭窄,但却承载着更深层的问题、更为强烈的体验和深刻的理解。核心的问题是国家的本性,讨论这样的问题在此时的雅典所著的一本书中几乎是必然的。不管怎样,要想理解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为什么会激发历史意识远非易事。希罗多德所叙的各民族历史本身不会促使任何人写一部政治史。[6] 然而,雅典,当它热切地专注于眼前生活时,突然面临一种危机,身处危机的严肃的政治思想家们被迫形成一种历史意识,尽管现在是在一种新的意义上,并且是另一种不同的内容。实际上,他们不得不去寻找国家的发展所导致的危机的历史必然性。这就是修昔底德的历史所反映的思想革命的真正性质——历史写作没有变成政治写作,但政治思想却成了历史写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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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个事实,最近提出的一些关于修昔底德如何成为历史学家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8] 这些观点过于自信地假定,[385]修昔底德及其同时代人对于历史学家的性质和职能具有一种先见之明,就像现代学者们所具有的那样。修昔底德不时偏离主题,讨论一些他感兴趣的早期历史等与主题无关的问题;但是他的首要关切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也就是说,是他自己那个时代的历史。修昔底德著作的第一句话就说到,在这次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本书的撰述,因为他深信这次战争的重大。但是,问题马上就来了——他是从哪里学到历史研究的技艺的?关于往事的知识的来源是什么?现代学者的解释是,他早就已经在研究希腊的历史,由于这种研究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所中断,于是认识到战争本身才是他现在运用其写作技巧的伟大主题;但是,他没有浪费之前研究中收集的资料(现在要被抛弃了),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学术性附录随处插入著作之中。依我看来,这种解释更适用于现代学者,而不适用于一个政治史的开创者,不适用于一名政治家和对战争有直接影响的将军,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的兴趣超越一切。是战争使修昔底德成为了一名历史学家。没有人可以仅仅从书本上学到他从实际经验中所学到的东西:尤其不可能从他认为是一个根本不同的时代那里学习到真理——关于那个时代,他认为要知道确定的真相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是一个与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很不相同的历史学家,而他的偶尔跑题去讨论早期历史中的问题,无论其显示的关键判断多么有价值,都要么是偶发事件,要么是借古释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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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的主要例子,是第一卷开头的考古学附录。[10] 这段文字的写作主要是为了表明,与修昔底德描述的当前状况相比,以往的历史是如何无足轻重——至少就其可以通过推演得以重构的部分而言是这样,因为我们很难真正了解它。尽管如此,他对以往历史的简要叙述——正因为如此简要所以格外清楚——告诉了我们他用以评判历史事实的标准,以及他衡量自己时代的事件的重要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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