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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希腊人的以往历史即使是其最伟大最著名的业绩也无关紧要，［386］因为其生活不足以允许任何政治组织机构的产生和权力的大规模发展。他说，那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和贸易。因为民族迁徙，一个种族不断地取代另一个种族，以至于哪一个种族都居无定所，朝不保夕；而除了技术方面的知识，安全是稳定的政治生活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述，国家最肥沃的部分自然而然地成为最频繁的争斗之地，因而其人口之流动也最为频繁，所以既不可能发展出系统的农业耕作，也不可能出现资本积累，没有规模较大的城市，也就没有现代文明的任何其他要素。这对我们理解修昔底德为什么将整个古代历史传统弃置一旁格外具有启发意义，因为那不可能为他的问题提供答案，[11] 修昔底德代之以他自己的假设，即建立在他自己对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的清晰洞察之上的一系列大胆推论。这些推论的理性特征类似于智术师对原始人生活的假设性重构，但他们的观点则大异其趣。修昔底德以公元前五世纪时的政治家 的眼光来看待以往历史：他只思考权力 。对技术性知识、经济发展和理性文化则倾向于忽略，除非是作为权力发展的必要条件。权力对他来说，首先意味着拥有巨大的资本资源和广阔的疆域，而这一切都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作为后盾。这显然是公元前五世纪时的雅典人的思想观念。修昔底德以雅典帝国的标准来衡量此前几个世纪的文明，发现它乏善可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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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选择权力 作为原则一样，修昔底德在将此原则运用到希腊早期历史中时也独具慧眼。他以一个现代政治家不偏不倚、朴实平淡的眼光来审视荷马，认为阿伽门农的帝国是希腊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权力，这一点有史可据。[13] 他以无可阻挡的逻辑，着重强调的语气，从荷马的一句诗中推论说，阿伽门农的统治必然从陆地延伸到了海洋，因此必然得到了一支规模庞大的海军的支持。他对荷马的船队名录颇感兴趣，［387］并且准备接受荷马关于远征特洛伊的各支军事力量的具体叙述（尽管他经常怀疑诗歌传统），因为荷马的叙述坚定了他的信念，即原初希腊的资源无足轻重。[14] 他运用同样的证据证明，其时舰船的建造还没有得到长足的进展。特洛伊之战是希腊联军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海外远征，这是希腊历史记录在案的事实。米诺斯的海军帝国结束了早期希腊半野蛮部落之间相互劫掠的海盗生活，除此之外，此前的希腊历史不足称道。修昔底德想象米诺斯的舰队和他那个时代的雅典舰队一样，长久而严格地巡视着海洋。从而，他根据资本积累、舰队建造和海洋权力的标准，迅速地掠过整个希腊历史，直指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海军舰队建造中的技术发明来着重说明这次战争，而完全忽视了以往历史丰富的智识和审美遗产。他相信，在波斯战败之后，雅典人第一次在政治上变得重要。海上岛屿和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加入雅典同盟使其有力量挑战斯巴达，在此之前，斯巴达一直是希腊的统治力量。随后的希腊历史就是这两个权力体系之间的竞争和碰撞，以一些偶发事件和持久的局部冲突为特点——直到最终决战，这一决战使此前所有的权力斗争看起来形同儿戏、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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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对曾经被如此钦羡的希腊早期历史的叙述，最为清晰地——尽管远非彻底——说明了修昔底德的历史观。[15] 通过以醒目的经济和政治线索勾勒希腊以往的历史，修昔底德揭示了他对他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件的态度。我以修昔底德对此前希腊历史叙述的讨论开始自己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它出现在修昔底德史书的开头。在修昔底德对战争的描述中，同样的原则以远非那么明显的形式出现在著作的紧邻四分之一处，因为这些原则是在一个更大规模的形式上被运用的；但在这里它们几乎已经具备了抽象的纯粹性。在这个附录中，公元前五世纪现实主义政治的流行语，像一种固定不变的事物那样重复出现，且给读者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读者以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来对待修昔底德对战争本身的叙述：［388］即它描述了最大规模的权力展示和希腊历史上发生的最大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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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的题目越切近现实，他对它越感兴趣，要对它持一种客观中正的态度就越是困难。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目的 ，必须从他对大量历史事件——它们将当时的世界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努力达到一种客观看法的角度来理解。如果他本人不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那么他力求客观就不那么令人惊奇，当然也就不那么异乎寻常了。他的意图是说出痛苦的真相，不为任何党派偏见所累，并且尽可能准确——与诗人们对英雄往事的诗性叙述正好相反。[16] 本质上，这种目的不是由一种政治态度激发的，而是由一种类似于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的科学态度激发的。不过，通过将那种科学的态度从永恒的自然转移到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斗争——各种激情和党派利益使这个时代黯淡无光，混乱不堪——修昔底德赢得了理性的重大胜利。他的同时代人欧里庇得斯曾说，自然和戏剧——我们现在称之为历史——之间隔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17] 他说，除了自然史（亦即自然科学）之外，根本不存在什么其他的historia，即对一个“不变”对象的冷静“探究”。芸芸众生，无论是谁，只要进入政治生活，都会被仇恨与冲突所困扰。[18] 但是，通过将historia［调查研究］转移到政治领域，修昔底德赋予了这种探究真理的理想以一种新的、更深刻的意义。[19] 为了理解修昔底德的这一伟大创新，我们必须牢记希腊特有的行动观念。按照希腊人的理解，促使人行动的是知识，所以修昔底德对真理的探究有一个预想的实践目的，从而不同于超然的伊奥尼亚自然科学家所从事的theoria ，即沉思活动。没有一个雅典人相信，除了为导致正确的行动之外，知识可以为任何其他理由而存在。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巨大区别：一边是伊奥尼亚人，另一边是柏拉图和修昔底德——尽管这两位雅典人行走在如此不同的世界里。许多历史学家都曾被叫作“无心之眼”，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缺乏某种内在热情，修昔底德就天生适合于对历史事实持一种客观的立场。给予他力量摆脱主观干扰的东西，和他认为是他所寻求的客观知识的优势的东西，［389］他本人在阐述其著述目的的段落中说得更加准确：“我的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那么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神话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痛苦真相和根据人性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事件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一言以蔽之，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人们的一时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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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好多次表达了这样的意见：由于不变的人性，个人和民族都会不断地重蹈覆辙。[21] 这种观念与我们现在通常称之为历史的 态度的东西刚好相反。我们认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相信历史从不重复自身，每一个历史性事件都独一无二。即使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重复。当然，人们确实需要获得经验来指导生活；而赫西俄德所引用的格言说，痛苦的经验使人聪明。[22] 希腊思想总是想通过达到一种普遍性结论来获得这种类型的知识。因此，修昔底德的自明之理，即个人和民族的历史总是不断地重复自身，在片面的现代意义上，并不 标志着历史意识的诞生。尽管他的著作对独立的历史事件具有因其自身之故的现代历史兴趣，但它试图越过这些，并超越千差万别的偶然事物，以达到其背后普遍而永恒的规律。正是这种理性态度给予了修昔底德的历史不可磨灭的现实魅力。[23] 它是修昔底德的政治观中的一个本质要素；因为政治家不可能有先见之明并按计划行动，除非在类似的处境中，类似的原因总是产生类似的结果：这种因果连续使得经验成为可能，从而让某种对事物的先见之明得以出现，无论此种先见如何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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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梭伦对这一事实的陈述，希腊的政治思想产生了。[24] 当然，梭伦关心的是社会有机体的异常状态（pathology），社会有机体由于无节制的反社会行为而陷入明显的病态堕落。梭伦凭借其宗教思想在这里看到了神圣正义的惩罚，尽管根据他自己关于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的看法，反社会行为的伤害性后果是由一种自然而然的反作用引起的。从他那个时代起，雅典已经成为一个大国，［390］而且有了一个巨大的、新的政治经验领域——不同的独立城邦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我们称之为“对外政治”者。使用这一名称的第一个雅典人是第米斯托克利，修昔底德在一些令人难忘的句子中，形容第米斯托克利实际上是一个新型的人。[25] 在修昔底德对第米斯托克利性格的描述中，两个关键因素是远见和清晰的判断——这也是修昔底德期待他自己的著作在后世子孙中所激发的品质。修昔底德的著作自始至终都在反复强调同一原则，这证明了他是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一目的的：远非仅仅作为智术师的理性态度的一种肤浅层次[26] ——为了复原历史学家的真正自我，这种肤浅的理解是我们必须切除的，通过经验获得政治知识的努力是修昔底德真正伟大之所在。他深信，历史的真正本质是它提供了政治经验，而不是它体现了任何宗教、伦理或哲学的观念。[27] 对修昔底德来说，政治构成了一个由其自身内在规律所支配的世界，这种内在规律只有通过审察不是作为孤立的、而是作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进程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才能被把握。修昔底德对政治事件的性质和规律的深远洞察，使他远超古代其他任何历史学家。只有处于雅典鼎盛时期的一个雅典人才能达到如此境界：这个时期的雅典产生了——以同一种理智类型的两种本质上不同的创造物为例——菲迪亚斯（Phidias）的雕塑艺术和柏拉图的理型 。没有比用培根《新工具》中的一段名言来描述修昔底德理解政治事件的知识概念更确切的了，在《新工具》中，培根将新的科学理想与经院哲学作对比：“Scientia et potentia humana inidem coindunt,quia ignoratio cause destituit effectum. Natura enim non nisi parendo vincitur. Et quod on contemplation instar causae est, id in operatione instar regulae est. ［人类的知识与人类的权力相一致，因为凡不知原因时即不能产生结果。要支配自然就必须先服从自然。一切在思辨中为原因者，在行动中则为法则。］”[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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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的政治哲学的独特性——一方面与智术师和柏拉图相比，另一方面与梭伦关于城邦的宗教信仰观念相比——是他不宣扬普遍的教义：在他的著作中没有虚构的故事（fabula docet ）。通过对事件的平铺直叙，他使政治的逻辑变得一清二楚。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正在处理一个特殊的课题：伯罗奔尼撒战争，它尤为清晰且概括地展示了政治中真实的起因和真实的结果之间的联系。［391］要将修昔底德的历史概念运用到随意选取的一系列事件中是不可能的：正如期待随便什么时期都能产生阿提卡肃剧或柏拉图哲学，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对一件大事的简单的事实描述——无论这件事多么重要——也不会满足他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的目的。他需要一个特定的机会来揭示历史事件的合理性和普遍性。为数众多并不时打断修昔底德著作的演说是其叙述方法的显著特征：因为它们首先是他借以表达自己政治思想的工具。在他解释自己写作历史所遵循的原则时，我们自然而然地希望他说，他像记录外界事实一样准确地重现了那些重要人物的演说。但是，他说他并非逐字逐句照搬他们的原话：因此，读者千万不要将运用在现实事件叙述中的准确原则运用到演说词上。他只是想重现他们的常识（ ），但在细节上，他让每一个人物都说出了他自己 认为每个场合要求他们说的话。[29] 这是一种重要的写作方法，不能以一个历史学家对准确性的追求来解释，而只能以一名政治家洞察每一历史事件的最终政治根源的愿望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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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面意义上说，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分析任何一个政治事件的情境时，人们永远不可能固守当事人实际上关于它所说的话，因为当事人之所言常常只是对实情的掩饰，嘴上说的与心里想的远非同一回事；人们总想要揭示他们话语背后的所思所想，但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修昔底德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可以辨认出各个利益集团所遵循的动机，并将它们记录在案；因此，按照他根据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判断各方必然要说的话，他决心让当事人在会议公开演讲时说出他们最深层的动机和想法，或者就像米洛斯对话中那样，只开闭门会议，外人不得与闻。因此，他作为一个斯巴达人，一个科林斯人，一个雅典人，或者一个叙拉古人那样对读者讲话，一会儿作为伯利克里，一会儿作为阿尔西比亚德（Alcibiades）讲话。这种组织适应不同角色的演说词的技巧，可能外在地是模仿荷马史诗，一定程度上又在模仿希罗多德。[30] 不过，修昔底德是普遍地使用这种技巧，我们把以下事实归因于他对这种技巧的使用：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希腊智识生活的极盛时期爆发，［392］伴随着一系列探索人类生活最深层问题的争论——对我们来说，好像首先是一场思想观念之间的战争，其次才是一场军事力量之间的对决。在人们于任一场合所实际说过的话语的残留中去寻找这些演说词——就像一些人曾经所做的那样——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如人们试图在菲迪亚斯雕塑的神祇中辨认出某个具体模特的相貌特征一样。而且，即使修昔底德竭力想要获得他所描述的每场辩论的过程的真正信息，这一点也是必然的：即他书中的许多演说事实上从未有人发表过，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实质上与他自己的版本截然不同。修昔底德相信，在斟酌过每个事件的特定情境之后，他就可以写下当时的特定情境所需要的（ ）话语，他的这种相信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在诸如此类的冲突中，每一种立场观点都有其必然的逻辑，而一个居高临下的观察者可以充分地形成这一隐蔽的逻辑。看起来显得主观的东西，正是修昔底德持之为其演说的客观真理的东西。如果不能公正地看待隐藏在历史学家背后的政治思想家这一事实，我们就不可能对此心领神会、击节称赏。作为想象出来的演说词，修昔底德使用了一种所有演说都相同的风格，这种语言风格常常远比当时希腊人的日常语言高贵，充满了对现代品味来说显得矫揉造作的对偶。[31] 这些演说以其过度艰深的语言努力表达同样艰深的思想，与来自智术师演说家们的那种形象生动的风格形成奇妙的对比，这些演说是修昔底德政治思想最直接的表达，足以与最伟大的希腊哲学家的著作相提并论，无论是在其晦涩还是在艰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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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昔底德陈述自己的原则时所隐含的意义上，政治思维的最佳例子之一出现在《历史》开头希罗多德关于希波战争起因的叙述中。希罗多德以欧罗巴与亚细亚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来开始其著作：他将这个问题看成一个战争罪行的问题。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对立双方同样深刻地为战争罪行的问题所困扰，但在战争爆发的所有细节被讨论了上百次之后，仍然无法确定这次战争的责任到底在谁，而且各派势力都相互指责，修昔底德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提出了这一问题。[32] ［393］他在战争的“真正原因”和作为战争的直接原因的争议点之间作了区分；他总结说，战争的真正原因是雅典日益增长的势力威胁到了斯巴达的地位，引发了斯巴达人的恐惧。原因 概念来自医学用语，这一点从修昔底德所使用的“ ［原因］”一词即可一目了然；因为正是在医学中，第一次在疾病的真正原因和疾病的症候之间作出了科学的区分。[33] 像修昔底德所做的那样，将有机体科学中作出的区分移用到伯罗奔尼撒战争起源的问题上，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行为，这意味着这个问题被充分客观化了，从道德法则的领域中被抽取出来了；从而，政治 作为自然因果关系的一个独立领域被划分了出来。根据修昔底德的描述，对立力量之间的隐秘冲突最终导致了希腊政治的公开危机。这对认识战争的客观因果关系多少是一种宽慰，因为它使观察者超越于党派纷争的仇恨之上，超越于有罪和无辜这一令人不快的问题之上。不过，尽管如此，它也难免令人倍感压抑，因为它使一度被认为是人的自主行为的历史事件（隶属于道德判断的范围），显得好像是一种长期的、持久的、不可避免的进程（受一种更高的必然性的支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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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在一个著名的附记中[34] ——他把这个附记收录在他对冲突的准备工作的描述中——描述了战争爆发之前的那一段历史进程，即在打败波斯之后的五十年内雅典势力的增长。他在这里被迫 越出本书的时代界限，这一事实证明了他采用这种特殊的结构安排的正确性。除此之外，正如修昔底德自己所说，他对雅典帝国兴起的简短描述本身是有价值的，因为在他之前，关于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并无充分的叙述。[35] 不仅如此，人们还有这样的印象：即这个战前五十年的附记，以及修昔底德所说的作为战争真正原因的一切，都是在本书完成之后，再插入到他关于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叙述中去的，而他本来是想只对直接导致战争的外交和军事行动进行描述。这种印象不仅是由这个部分引人注目的结构造成的，而且还是由以下事实造成的：［394］修昔底德必定在其最初的草稿中描述了战争的开始，但鉴于描述雅典帝国势力增长的附记提到了城墙的被毁（公元前404年），因而直到战争结束之前，它不可能以现在的形式出现。[36] 而他关于战争真正原因的描述——附记就是支撑这一描述的——显然是关于该问题的毕生思考的结果：它是修昔底德的成熟作品。修昔底德在其早年更多地是关注单纯的事实；后来，他越来越成为一名政治哲学家，越来越大胆地把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连同其内在的联系，以及其自身的逻辑必然性来把握。[37] 这本现有形式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本质上依赖于这一事实：即它提出了一个范围广阔的政治论题，这在其著开头关于战争真正起因的叙述中就得到了明确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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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能够在战争爆发之初就可以清晰地把握战争的真正原因，并将其作为一种长期发展之结果的更高必然性在修昔底德的意义上辨认出来，是一种非历史的以待决之问题为依据的循环论证（Petitio Principii）。这方面最著名的类比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普鲁士王国史》（History of Prussia）。在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问世的该书第二版中，兰克看到了普鲁士的发展在一种全新视角中的历史意义。他自己声明说，直到那时，他才有了他的那些影响深远的总体思想——这是在第二版前言中，他向学界同行们的解释和道歉，因为这些观点讨论的不是史实，而是历史的政治阐释。这些新的概括［总体思想］主要影响了他对普鲁士王国的产生的叙述，他完全重写了《普鲁士王国史》，并且本质上使其范围更加广阔、内容更加深刻。因此，修昔底德是以同样的方式，在战争结束之后，重新修改了其著作描述战争起源的开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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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到雅典帝国的势力增长是战争的真正原因之后，修昔底德尝试讨论雅典势力的内在含义。在他对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叙述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增加了一则关于雅典外部 发展的附记，仅仅作为他对在斯巴达举行的同盟会议——在同盟会议上，斯巴达人在其盟国的竭力敦促下，决定对敌宣战——的精彩描述的一个附录。诚然，直到后来的伯罗奔尼撒全体同盟大会，斯巴达才对雅典实际宣战；但修昔底德以其准确无误的洞察力注意到，［395］只有少数几个拉栖代梦盟邦参加的、控诉雅典侵略的第一次非正式会议极端重要；修昔底德将其作为决定性时刻标识出来，而且通过参会者所做的至少四个演说使其赫然在目——这个数字大于著作中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所做的演说次数。[38] 会议主要关注的是拉栖代梦盟邦对雅典的怨恨和控诉；不过，根据修昔底德，斯巴达人被迫宣战，主要不是由于其盟邦的言之凿凿和长篇大论，而是由于他们自己对雅典势力进一步扩张的恐惧。[39] 在一个真实的辩论中，这一点不能得到非常公开的表达，但修昔底德大胆地忽略了国际法问题——这肯定是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而且，在所有由盟邦所发表的演说中，只记录了科林斯代表团的结束发言。[40] 他们是雅典人不共戴天的死敌，因为科林斯是希腊地区第二强大的商业力量，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雅典人的竞争对手。他们以清晰的敌意看待雅典；通过将斯巴达人与精力充沛敢于冒险的雅典人作比较，修昔底德让他们说服迟疑不决的斯巴达人做出最后决断。他们对雅典的民族特性的描述，比任何一个雅典的演说者在公共节日上所做的演说都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甚至超过修昔底德本人的伯利克里葬礼演说，葬礼演说是根据他自己的意愿进行的自由创作，他从中为科林斯人的发言借来了许多要点。[41] 没有人能够严肃地质疑，后者并非科林斯使团在斯巴达发表的真实演说，其实是修昔底德本人的一种发明创造。创作这样一篇演说——一个敌人在另一个敌人面前赞扬雅典——是修辞技巧的最高境界。[42] 不过，这样做也具有双重的历史目的：其直接目的是描述科林斯对斯巴达的煽动，这导致了战争，其更高目的是分析雅典崛起的心理基础 。斯巴达人懒散迟钝、枯燥沉闷、目光短浅、固守传统、执着于旧式的体面，与此相较，科林斯人夹杂着嫉妒、憎恨和羡慕来描述雅典人的性格和脾气：永无止息的活力，超乎想象的冲劲（élan），敢于构想，敏于行动，无所不可的多才多艺，能够适应任何处境，百折不挠，失败不可能浇灭他们的激情，只会激励他们采取新的行动——凭借这些品质，雅典接手出现在其视野范围内的一切事物并将其成功地化为己有。［396］当然，这不是对雅典德性的道德赞扬：它只是一种对雅典的精神能量的描述，以便解释雅典在战前大约半个世纪内令人吃惊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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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现在大胆地以另一个同样类型的演说来平衡这种描述：当斯巴达人正在思考是否对雅典宣战时，雅典使节发表了这个演说；会议的场景自然而然地从一场外交会议，变成了吁请大家倾听雅典声音的一场特殊公共集会。[43] 修昔底德为雅典人的这次演说给出的外在动机相当模糊，也许是作者有意为之。演说和反驳演说的对象不是斯巴达政府，而是公众，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强有力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整体。针对科林斯人对雅典人所做的心理分析，雅典人现在增加了一个历史分析 ，一个关于雅典从开始到目前为止帝国崛起的历史分析。但是，他们描述的不是雅典所取得的令人欢欣鼓舞的进步的外在发展阶段——这一点是在稍后的附记中做的；[44] 他们分析的是迫使雅典充分而合乎逻辑地扩张其势力的动机的内在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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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修昔底德提供了看待同一个问题的三种不同视角，所有的视角都导致同一个结果。雅典使节关于迫使雅典扩展其势力的历史必然性的演说，是对雅典势力之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一个宏大论证，只有修昔底德才能做到。这些都是修昔底德自己的思想，只有到雅典帝国崩溃之后，在他达到其政治经验的痛苦［反思］的高度时，他才能提炼出这些历史见识；但在这里，他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将其作为一种预见置于雅典的无名使节之口。根据修昔底德的意见，雅典的势力建立在其无可忘却的功绩之上，雅典在马拉松和萨拉米斯的英勇战斗及其胜利保全了全希腊的政治存在和自由。[45] 在雅典盟邦的意愿将雅典的卓越转化为一种真正的霸权之后，斯巴达对雅典的嫉恨使雅典感到恐惧；为此种恐惧所迫使 ，雅典从其传统的最高地位被强行推入到确保其所赢得的权力更加巩固和持久的处境之中，以便通过对同盟越来越集中的控制来预防其盟邦的背叛，如此这般，［397］逐渐将其原本独立的诸盟邦推向臣属的境地。与恐惧的动机一样，雅典还为其野心和自利的动机所支配。[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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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雅典的势力被人性不变的法则所迫使 而发展的进程。[47] 斯巴达人现在相信，他们正代表着反抗自私自利和侵略扩张的正义，但是，如果他们一旦设法摧毁雅典并接管其权力，希腊人对他们的同情心就会很快消失，并证明此种霸权可以易主，但绝不会改变其政治品格及其手段和结果。[48] 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公共舆论就将雅典看作专制统治的体现，而将斯巴达看作自由的保卫者。[49] 在这种情况下，修昔底德这样想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他看到专制统治者和自由保卫者的角色并不与这些城邦中任何持久的道德品质相对应，而仅仅是有朝一日当权力的平衡被改变，就可以互换的令旁观者震惊的面具。这是来自经验的声音，绝不可能错误——它是在雅典帝国崩溃之后，希腊将要从斯巴达这个“解放者”的专制统治那里获得的经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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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色诺芬这个修昔底德的续貂者表明了，那个年代的绝大多数人，离理解这种内在于一切政治权力的法则是多么遥远。色诺芬凭一种单纯的道德正义的信念，认为斯巴达霸权和雅典霸权的衰落，都是由于天神对人的傲慢自大的报复和惩罚。[51] 将色诺芬的看法与修昔底德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相比较，简直就是对后者巨大智力优势的鉴赏。只有凭借对导致战争爆发的历史事件的内在必然性的洞察，修昔底德才达到了他努力追求的完全客观中正的观点。这一点适用于他对斯巴达的判断，同样也适用于他对雅典的判断。因为，正如他考虑到雅典势力的增长是必然的和无可避免的一样，[52] 他以一种反向的强调——怎么高估这种强调都不为过——看到了斯巴达也一样为其对雅典的恐惧所迫使而宣战。[53] 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无论是此处，还是别的任何地方，我们都没有正当理由说他遣词造句“碰巧含糊不清”。在几年惴惴不安的和平之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了第二次战争，修昔底德在描述这场战争时着意使用了同一个词语，我相信这一点迄今仍未被注意到：他说，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潜在的敌对状态之后，对立的双方被迫 继续开战。[54] ［398］这个词出现在所谓的修昔底德的第二序言中，在描述了阿奇达慕斯（Archidamian）战争之后，他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念，即休战期前后的两次战争应被看作属于同一场大战。这一观念与修昔底德关于战争无可避免的必然性思想——原因论部分表达了这一思想——共同构成一个伟大的整体，此二者都是修昔底德的政治远见发展到最后和最高阶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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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冲突的统一性的讨论，我们从战争的原因转向战争本身。修昔底德对战争的描述显示出其政治思想对历史事实同样强大的洞察力。公元前五世纪时的希腊肃剧，由于拥有了一支合唱队——合唱队的思想和情感不断地反映戏剧情节的发展并强调其重要意义——而与后来的戏剧相区别。修昔底德的历史叙述以同样的方式，即由于修昔底德笔下的所有历史事实都有理智活动的不断伴随和澄清，而与其后继者相区别；这种伴随历史事实的理智活动，不是作为一连串冗长乏味的评论出现的，而是被一些演说转换成理智的公开活动，[55] 再被直接而生动地放在了沉思中的读者面前。这些演说是启发思想的无尽宝藏，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想描述其包含的政治思想财富。这些政治思想部分是以一些警句的形式提出的，部分是作为逻辑推论或微妙区别提出的；修昔底德非常喜欢将两个或者更多的相互对立的演说放在同一个主题之下——即智术师们常用的前后矛盾（antilogy）法。因此，通过斯巴达国王阿奇达慕斯（King Archidamus）和监察官斯森涅莱达斯（Sthenelaidas）两人的演说，修昔底德揭示了战争爆发之前斯巴达政策的两种主导性倾向——渴望和平的保守派及其对立面的主战派。与此类似，修昔底德在尼基阿斯和阿尔西比亚德关于西西里远征的演说中——他们两人都将出任远征军的联合指挥官，但他们关于这次远征的看法截然相反——体现了雅典人民对于远征西西里的两种态度。在描述米提利尼的反叛时，通过记叙克勒翁和狄奥多图斯（Diodotus）在公民大会上的两个针锋相对的演说，修昔底德利用这个机会解释了雅典的温和派和极端派所持的联盟政策，并进而说明了战争时期恰如其分地处理盟邦问题的极端困难。通过普拉提亚陷落之后，［399］普拉提亚人和底比斯人在斯巴达审判委员会——为给世界留下普拉提亚人得到了一种公正的审判这样的印象，它假装审判，尽管法官们都来自原告底比斯的盟国斯巴达——面前发表的演说，修昔底德展示了战争与正义无法并存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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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的著作为政治中的意识形态与实际事实的关系问题提供了许多例证——这个问题是党派斗争的陈词滥调带来的。斯巴达人作为自由（Liberty）和正义（Justice）的捍卫者，注定要扮演他们自己的角色：通过表达道貌岸然的道德情感倾向——这种道德情感通常与他们自己的利益如此一致，以至于他们根本不需要问自己这些倾向哪一个在何处结束，另一个又从何处发端。雅典人的处境比较困难，因此，他们不得不诉诸国家荣誉 （National Honour）。这种诉求看起来似乎只顾自己，不顾他人，但通常比斯巴达“解放者（Liberlators）”说的伪善之言要招人喜欢，伯拉西达（Brasidas）是斯巴达“解放者”中最和蔼可亲、最不虚伪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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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处于强权夹击之中的弱小城邦的中立问题，在米洛斯（Melos）和卡马里纳（Camarina）两地发表的演说中，从两个不同的视角——即正义的视角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视角——得到了处理。西西里人，在他们对外敌的恐惧和对最大的西西里城邦的霸权的仇视之间纠结撕扯，他们确实期盼一场瘟疫降临在他们双方头上；将被相互对立的利益所分离的诸城邦联合在一个共同的危险之中，是一个政治问题，西西里人具体体现了这一问题。斯巴达人在派罗斯（Pylos）运气不佳，遭遇失败之后，有人提出在一种胜利的和平与协商决定的和平之间做出选择，斯巴达在派罗斯的遭遇使其突然非常渴望和平，而长久厌战的雅典人则直接拒绝了任何和解的提议。战争中影响战略的心理问题，在由不同的将军对其部队所发表的讲话中得到了讨论，而那些影响政治生活的问题则在几个由重要政治家发表的伟大演说中得到了处理：例如，伯利克里讨论了雅典人的厌战心理和悲观主义。[56] 修昔底德也描述了大瘟疫的恐怖体验的巨大政治后果，它击穿了社会道德底线，给雅典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在勾画了科基拉（Corcyra）革命的恐怖之后，修昔底德解释了由于长期的战争和剧烈的阶级冲突造成的社会道德的崩溃和对所有社会标准的重估。[57] 显然，修昔底德对科基拉革命的破坏性后果的描述意在与雅典大瘟疫的后果作一类比，［400］这种类比因为修昔底德对这两种现象的大胆分析而得到了加强：正如在讨论战争的起源时，他并没有像一个道德家那样说教，而是像一个医生那样检查、探测和诊断，他相信他对公共道德的崩溃的描述是他对战争病理学的描述的一种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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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简短概述足以表明，修昔底德的著作覆盖了战争期间产生的所有重大政治问题。修昔底德精心挑选了讨论这些问题的时机和场合，而不是遵循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的安排。修昔底德以迥异的方式处理类似的事实——有时故意将战争的残酷与痛苦放在最显著的位置，有时又无动于衷地一笔带过，忽略比之前更大的恐怖，因为只要少数几个事例就足以说明战争的残酷性一面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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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昔底德对战争的实际叙述中，和他对战争起源的叙述一样，核心问题仍然是政治权力的产生和稳固问题——实际上，上述提到的绝大多数不相关的问题都与此核心问题相关联。修昔底德没有从一个普通的痴迷权力的政治家的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考虑到他的政治远见，这是很自然的。他明确地将政治权力的产生和稳固看作人类生活整体的一个部分——人类生活并不完全受权力欲的支配；重要的是，雅典人自己，作为最明目张胆、最残酷无情的权力爱好者，承认正义是他们自己帝国范围内的最高准则，并为雅典是一个建立在正义之上，而非东方专制统治之上的现代法治国家而自豪。雅典使团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为其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所做的辩护演说中，充分表达了这一点。[59] 修昔底德认为，城邦内部的阶级冲突恶化为一种普遍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是政治共同体的一种恶疾。[60] 但是，在一个城邦与另一个城邦的关系中，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尽管那里也存在着由正义所支配的契约，但最终的仲裁者是力量（might），而非正当（right）。如果对峙双方旗鼓相当，他们的关系就叫作战争，而如果其中一方远胜另一方，则叫控制。修昔底德以中立的小岛米洛斯为例说明了后一种处境，[61] 雅典以其海上霸权完全碾压米洛斯。［401］这一事件本身无足轻重，但是它在长达一个世纪之后仍然留存于希腊人的脑海中，且仍然使他们对雅典愤恨不已，[62] 而在战争期间，它彻底摧毁了雅典人曾经激起的那一点点同情心。[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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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修昔底德写作技巧的一个经典例子：完全独立于事件本身的实际重要性，他用事件来象征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并将其叙述扩展为政治思想的杰作。在这里，修昔底德运用了对话的形式——智术师的一种修辞手法，在他书中只此一处——以表明对立的双方争锋相对，将力量和正当的痛苦冲突在其全部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中永恒化了。[64] 修昔底德以一种完全自由的创作来撰写米洛斯人和雅典人的辩论（这场辩论表面上是在米洛斯人的议事厅紧闭的大门背后进行的），以表达两种无法调和的原则之间的冲突，要想怀疑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勇敢的米洛斯人很快发现，他们不可能诉诸雅典人的正义感，因为除了自己的政治支配地位之外，雅典人不承认任何其他是非标准。[65] 因此，他们力图证明，在雅典运用其霸权时遵守某种自我节制［的原则］有利于雅典本身，因为有朝一日甚至雅典也会不得不诉诸人的正义感和尊严感。[66] 然而，无论米洛斯人怎么说，雅典人都不惧怕这种警告，他们解释说，他们的利益迫使 他们不得不吞并这个小岛，因为世界会将其持久的中立理解为雅典帝国的软弱的一种标志。[67] 他们回应米洛斯人的发言说，他们对消灭米洛斯人没有兴趣，并警告他们不要充当不合时宜的英雄角色，螳臂当车，徒作无谓的牺牲：传统骑士的行为准则在当今帝国主义政策中早已是昨日黄花。他们提醒米洛斯人不要盲目地信靠神明和斯巴达人；神明总是站在强者一边，这一点由来已久，并将永世长存；再者，即使是斯巴达人，也不会因回避所谓的“可耻”而出手相救，除非这样做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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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让雅典人根据自然法则证明强者权利的正当性，并将神明从正义的保卫者转化为一切尘世权力和力量的典范，修昔底德为雅典的现实主义政策提供了一种哲学学说的深度和正当性。雅典人正在努力消除他们的现实主义强权政策与宗教信仰和道德力量之间的冲突——作为弱者的对手希望利用这种宗教信仰和道德力量来说服他们。［402］在此，修昔底德表明，雅典的霸权政策合乎逻辑地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为其辩护者所充分理解。修昔底德选择对话的形式来阐发对立双方的冲突，这种形式的性质显示，它永远不可能达到一种最终的是非决断，因为智术师的论辩（米洛斯对话模仿这种论辩）的力量不在于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在于尽可能清晰地表达论辩双方的观点。但是，通观全篇，修昔底德的态度，使得他不可能在此扮演一个乔装的道德主义者。米洛斯插曲的真正新颖之处在于：它是权力即正当这一原则的首次公开陈述，这一原则对早期希腊思想是陌生的，在公元前五世纪时才第一次被开发利用。强者的权利作为某种类型的自然权利或自然法则，现在与当前的道德规范，即 ，两相对立了：这意味着，现在，力量的原则根据其自身的法则构建了一个自己的领域，它既不废除传统的礼法，也不承认其优越性，只是从中分离和独立出来。修昔底德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国家观念中发现了这一问题，当我们讨论它时，切不可持柏拉图的那种哲学立场，并指望修昔底德将“善的型（the Idea of the Good）”的标准运用到敌对的希腊各国之中。在其最高的理智成就中，比如在米洛斯对话中，修昔底德仍然是智术师们的学生；[69] 不过，通过利用智术师理论上的自相矛盾来描述历史事实，修昔底德使自己的历史叙述充满了张力和争执，以至于似乎展现了柏拉图哲学的全部难题 （aporiai）。[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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