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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冲突的统一性的讨论，我们从战争的原因转向战争本身。修昔底德对战争的描述显示出其政治思想对历史事实同样强大的洞察力。公元前五世纪时的希腊肃剧，由于拥有了一支合唱队——合唱队的思想和情感不断地反映戏剧情节的发展并强调其重要意义——而与后来的戏剧相区别。修昔底德的历史叙述以同样的方式，即由于修昔底德笔下的所有历史事实都有理智活动的不断伴随和澄清，而与其后继者相区别；这种伴随历史事实的理智活动，不是作为一连串冗长乏味的评论出现的，而是被一些演说转换成理智的公开活动，[55] 再被直接而生动地放在了沉思中的读者面前。这些演说是启发思想的无尽宝藏，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想描述其包含的政治思想财富。这些政治思想部分是以一些警句的形式提出的，部分是作为逻辑推论或微妙区别提出的；修昔底德非常喜欢将两个或者更多的相互对立的演说放在同一个主题之下——即智术师们常用的前后矛盾（antilogy）法。因此，通过斯巴达国王阿奇达慕斯（King Archidamus）和监察官斯森涅莱达斯（Sthenelaidas）两人的演说，修昔底德揭示了战争爆发之前斯巴达政策的两种主导性倾向——渴望和平的保守派及其对立面的主战派。与此类似，修昔底德在尼基阿斯和阿尔西比亚德关于西西里远征的演说中——他们两人都将出任远征军的联合指挥官，但他们关于这次远征的看法截然相反——体现了雅典人民对于远征西西里的两种态度。在描述米提利尼的反叛时，通过记叙克勒翁和狄奥多图斯（Diodotus）在公民大会上的两个针锋相对的演说，修昔底德利用这个机会解释了雅典的温和派和极端派所持的联盟政策，并进而说明了战争时期恰如其分地处理盟邦问题的极端困难。通过普拉提亚陷落之后，［399］普拉提亚人和底比斯人在斯巴达审判委员会——为给世界留下普拉提亚人得到了一种公正的审判这样的印象，它假装审判，尽管法官们都来自原告底比斯的盟国斯巴达——面前发表的演说，修昔底德展示了战争与正义无法并存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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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的著作为政治中的意识形态与实际事实的关系问题提供了许多例证——这个问题是党派斗争的陈词滥调带来的。斯巴达人作为自由（Liberty）和正义（Justice）的捍卫者，注定要扮演他们自己的角色：通过表达道貌岸然的道德情感倾向——这种道德情感通常与他们自己的利益如此一致，以至于他们根本不需要问自己这些倾向哪一个在何处结束，另一个又从何处发端。雅典人的处境比较困难，因此，他们不得不诉诸国家荣誉 （National Honour）。这种诉求看起来似乎只顾自己，不顾他人，但通常比斯巴达“解放者（Liberlators）”说的伪善之言要招人喜欢，伯拉西达（Brasidas）是斯巴达“解放者”中最和蔼可亲、最不虚伪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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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处于强权夹击之中的弱小城邦的中立问题，在米洛斯（Melos）和卡马里纳（Camarina）两地发表的演说中，从两个不同的视角——即正义的视角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视角——得到了处理。西西里人，在他们对外敌的恐惧和对最大的西西里城邦的霸权的仇视之间纠结撕扯，他们确实期盼一场瘟疫降临在他们双方头上；将被相互对立的利益所分离的诸城邦联合在一个共同的危险之中，是一个政治问题，西西里人具体体现了这一问题。斯巴达人在派罗斯（Pylos）运气不佳，遭遇失败之后，有人提出在一种胜利的和平与协商决定的和平之间做出选择，斯巴达在派罗斯的遭遇使其突然非常渴望和平，而长久厌战的雅典人则直接拒绝了任何和解的提议。战争中影响战略的心理问题，在由不同的将军对其部队所发表的讲话中得到了讨论，而那些影响政治生活的问题则在几个由重要政治家发表的伟大演说中得到了处理：例如，伯利克里讨论了雅典人的厌战心理和悲观主义。[56] 修昔底德也描述了大瘟疫的恐怖体验的巨大政治后果，它击穿了社会道德底线，给雅典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在勾画了科基拉（Corcyra）革命的恐怖之后，修昔底德解释了由于长期的战争和剧烈的阶级冲突造成的社会道德的崩溃和对所有社会标准的重估。[57] 显然，修昔底德对科基拉革命的破坏性后果的描述意在与雅典大瘟疫的后果作一类比，［400］这种类比因为修昔底德对这两种现象的大胆分析而得到了加强：正如在讨论战争的起源时，他并没有像一个道德家那样说教，而是像一个医生那样检查、探测和诊断，他相信他对公共道德的崩溃的描述是他对战争病理学的描述的一种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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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简短概述足以表明，修昔底德的著作覆盖了战争期间产生的所有重大政治问题。修昔底德精心挑选了讨论这些问题的时机和场合，而不是遵循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的安排。修昔底德以迥异的方式处理类似的事实——有时故意将战争的残酷与痛苦放在最显著的位置，有时又无动于衷地一笔带过，忽略比之前更大的恐怖，因为只要少数几个事例就足以说明战争的残酷性一面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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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昔底德对战争的实际叙述中，和他对战争起源的叙述一样，核心问题仍然是政治权力的产生和稳固问题——实际上，上述提到的绝大多数不相关的问题都与此核心问题相关联。修昔底德没有从一个普通的痴迷权力的政治家的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考虑到他的政治远见，这是很自然的。他明确地将政治权力的产生和稳固看作人类生活整体的一个部分——人类生活并不完全受权力欲的支配；重要的是，雅典人自己，作为最明目张胆、最残酷无情的权力爱好者，承认正义是他们自己帝国范围内的最高准则，并为雅典是一个建立在正义之上，而非东方专制统治之上的现代法治国家而自豪。雅典使团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为其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所做的辩护演说中，充分表达了这一点。[59] 修昔底德认为，城邦内部的阶级冲突恶化为一种普遍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是政治共同体的一种恶疾。[60] 但是，在一个城邦与另一个城邦的关系中，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尽管那里也存在着由正义所支配的契约，但最终的仲裁者是力量（might），而非正当（right）。如果对峙双方旗鼓相当，他们的关系就叫作战争，而如果其中一方远胜另一方，则叫控制。修昔底德以中立的小岛米洛斯为例说明了后一种处境，[61] 雅典以其海上霸权完全碾压米洛斯。［401］这一事件本身无足轻重，但是它在长达一个世纪之后仍然留存于希腊人的脑海中，且仍然使他们对雅典愤恨不已，[62] 而在战争期间，它彻底摧毁了雅典人曾经激起的那一点点同情心。[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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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修昔底德写作技巧的一个经典例子：完全独立于事件本身的实际重要性，他用事件来象征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并将其叙述扩展为政治思想的杰作。在这里，修昔底德运用了对话的形式——智术师的一种修辞手法，在他书中只此一处——以表明对立的双方争锋相对，将力量和正当的痛苦冲突在其全部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中永恒化了。[64] 修昔底德以一种完全自由的创作来撰写米洛斯人和雅典人的辩论（这场辩论表面上是在米洛斯人的议事厅紧闭的大门背后进行的），以表达两种无法调和的原则之间的冲突，要想怀疑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勇敢的米洛斯人很快发现，他们不可能诉诸雅典人的正义感，因为除了自己的政治支配地位之外，雅典人不承认任何其他是非标准。[65] 因此，他们力图证明，在雅典运用其霸权时遵守某种自我节制［的原则］有利于雅典本身，因为有朝一日甚至雅典也会不得不诉诸人的正义感和尊严感。[66] 然而，无论米洛斯人怎么说，雅典人都不惧怕这种警告，他们解释说，他们的利益迫使 他们不得不吞并这个小岛，因为世界会将其持久的中立理解为雅典帝国的软弱的一种标志。[67] 他们回应米洛斯人的发言说，他们对消灭米洛斯人没有兴趣，并警告他们不要充当不合时宜的英雄角色，螳臂当车，徒作无谓的牺牲：传统骑士的行为准则在当今帝国主义政策中早已是昨日黄花。他们提醒米洛斯人不要盲目地信靠神明和斯巴达人；神明总是站在强者一边，这一点由来已久，并将永世长存；再者，即使是斯巴达人，也不会因回避所谓的“可耻”而出手相救，除非这样做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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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让雅典人根据自然法则证明强者权利的正当性，并将神明从正义的保卫者转化为一切尘世权力和力量的典范，修昔底德为雅典的现实主义政策提供了一种哲学学说的深度和正当性。雅典人正在努力消除他们的现实主义强权政策与宗教信仰和道德力量之间的冲突——作为弱者的对手希望利用这种宗教信仰和道德力量来说服他们。［402］在此，修昔底德表明，雅典的霸权政策合乎逻辑地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为其辩护者所充分理解。修昔底德选择对话的形式来阐发对立双方的冲突，这种形式的性质显示，它永远不可能达到一种最终的是非决断，因为智术师的论辩（米洛斯对话模仿这种论辩）的力量不在于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在于尽可能清晰地表达论辩双方的观点。但是，通观全篇，修昔底德的态度，使得他不可能在此扮演一个乔装的道德主义者。米洛斯插曲的真正新颖之处在于：它是权力即正当这一原则的首次公开陈述，这一原则对早期希腊思想是陌生的，在公元前五世纪时才第一次被开发利用。强者的权利作为某种类型的自然权利或自然法则，现在与当前的道德规范，即 ，两相对立了：这意味着，现在，力量的原则根据其自身的法则构建了一个自己的领域，它既不废除传统的礼法，也不承认其优越性，只是从中分离和独立出来。修昔底德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国家观念中发现了这一问题，当我们讨论它时，切不可持柏拉图的那种哲学立场，并指望修昔底德将“善的型（the Idea of the Good）”的标准运用到敌对的希腊各国之中。在其最高的理智成就中，比如在米洛斯对话中，修昔底德仍然是智术师们的学生；[69] 不过，通过利用智术师理论上的自相矛盾来描述历史事实，修昔底德使自己的历史叙述充满了张力和争执，以至于似乎展现了柏拉图哲学的全部难题 （aporiai）。[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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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必须转向战争期间雅典采取帝国主义政策的实际进程了。这里不必对其政策的全部变化和波动详加论述；我们会选取这种政策臻于极致时的关键时刻，即公元前415年的西西里远征来做说明。毫无疑问，修昔底德对这次远征的描述是他所有叙述中的上乘之作，也是其政治远见的一个杰出范例。从其著作的第一卷开始，修昔底德就预示了这次远征。在战争开始之前，科基拉就劝告雅典人接受其强大的海军舰队入盟，并着重提醒，谁掌握了科基拉，谁就是前往西西里的航线的主人。[71] 第一个前往西西里的雅典使团只有少量几艘船，这似乎无关紧要；但不久之后（公元前424年），［403］修昔底德就让叙拉古大政治家赫摩克拉底（Hermocrates）在革拉（Gela）的一次会议上，努力平息西西里各邦的争议，以便将它们联合在叙拉古的领导之下，迎接将来雅典的攻击。他举出的论据就是后来在雅典入侵西西里期间，他在卡马里纳（Camarina）提出的那些理由。[72] 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在西西里远征结束之后，当他撰写关于这次远征的来龙去脉时，加上这些初步提示的。他认为唯一具备真正远见的西西里政治家是赫摩克拉底（Hermocrates），赫摩克拉底远见卓识，早就预见到危险的降临，因为危险必定 会到来。赫摩克拉底意识到，雅典人不可能不将他们的权力扩张到西西里，而且如果有西西里城邦邀请他们出面干涉的话，没有人可以谴责他们。（这表明雅典之外的人们也已经学会了根据实际政治的逻辑来思考。）不过，尽管他从雅典人的立场出发来看远征西西里的吸引力，但在雅典人考虑这一想法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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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对远征西西里的计策的认真思考，是在尼基阿斯和约之后的数年——尼基阿斯和约出乎意料地有利于雅典。雅典人还没有从阿奇达慕斯战争中恢复元气，就收到了来自塞杰斯塔（Segesta）的请求，塞杰斯塔请求雅典支援他们与塞利努斯（Selinus）的战争。这是修昔底德整部史著中最富戏剧性的时刻——此刻，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阿尔西比亚德面对保守派与爱好和平的尼基阿斯的一切警告，阐发其难以置信的宏图伟略——征服西西里控制全希腊，并且解释说，像雅典这样一个伟大帝国的扩张是“无法预计其止境的”，帝国的拥有者只有通过进一步拓展疆域才能保证安全，因为任何停顿和止步都意味着帝国会有崩溃的危险。[73] 修昔底德的意思是让我们牢记西西里之战发生之前，关于雅典无止境地扩张其势力的必然性，[74] 关于雅典人性格中永不安分、无所畏惧、无限的乐观主义和进取精神所说的一切。[75] 阿尔西比亚德是此种民族品质的光辉化身。这说明了为什么他具有说服和蛊惑大众的能力，尽管他在私人生活中的高傲自大和盛气凌人令雅典人人憎恨。在一连串相关事件的异常情况下，实际上，能够通过雄心勃勃的事业使雅典转危为安的唯一领导人，是一个被雅典人民所憎恨和嫉妒的人，［404］修昔底德将这一事实看作雅典没落的主要原因之一。[76] 因为当提出和主导西西里远征计划的人，在远征刚开始就被放逐的情况下，雅典根本就无从实现其计划。因此，读者觉得，雅典人所做的最大努力——由于舰船、军队和将军的损失，它动摇了城邦的根基——是一场严重影响帝国命运的转折点，尽管它还没有决定雅典最终的灾难。[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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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对西西里远征的描述被称作一场肃剧。当然，它没有像希腊化时代的历史那样，在审美和情感效果上假装要与肃剧一较高下，要感动读者，使读者心生怜悯和恐惧。[78] 保险一点的做法是指出这一事实：即修昔底德本人曾经提到过激励民众大胆冒险的那种自大（hybris），[79] 此处，他思考的显然是像远征西西里这样的冒险活动。不过，即便如此，他对事实的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兴趣，也不如对涉及到的政治问题的兴趣浓厚。设想修昔底德认为西西里的灭顶之灾是神明对雅典扩张的惩罚，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他远未到相信权力本身是一件坏事的地步。从修昔底德的观点看，西西里远征比自大之罪更糟。它的失败归咎于一个政治错误——或者一连串的政治错误。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他坚持认为民众总是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狂妄自大，更确切地说，倾向于构想没有事实支撑的虚幻计划。他认为，正确地引导这种一时心血来潮的冲动是城邦政治领袖们的责任和义务。[80] 在西西里远征的结局和雅典的最终战败中，修昔底德都没有看到一种幽暗的历史必然性在起支配作用。我们能够设想一种纯之又纯的历史推理，这种历史推理反对把这两次灾难仅仅作为错误的形势估计或者命运的狡计来解释，而宁愿将其视为一种逻辑进程的必然结果。黑格尔就曾尖锐地指责那些脱离实际的历史学家们的琐碎偏狭和信誓旦旦——他们在事情发生之后能看到每一个错误，并且总是认为如果他们自己亲临的话能做得更好；他可能会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不是由于个别的错误，而是由于一种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因为阿尔西比亚德那一代人，无论其民众，还是领袖，都被因走得过远而使自身失效的个人主义所支配，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无法克服战争的重重困难。修昔底德的思考与此不同。［405］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看作一个人类理智需要解决的特定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雅典犯了许多至关重要的错误，现在，他从一个更高的批判性的立场来观察和诊断这些错误。他认为这些错误能够而且应该在事后得到识别，而拒绝这样做的可能性就等于否认政治经验的存在。一个重要的事实使他的任务变得轻松：他并没有简单地用自己高人一等 （knowing better）的感觉作为标准，而是从雅典伟大的政治家伯利克里本人那里获取他的标准，伯利克里说服雅典从事这场战争，而且雅典会赢得这场战争（修昔底德深信这一点）。[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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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局，几乎完全取决于相互冲突的各国领袖，而陆军和海军将领们的将才远没有那么重要。第二卷的那个著名段落表明了这一点，[82] 在那里，在记录了伯利克里的演说之后——伯利克里以这一演说平息雅典人对他的怒气，安慰因战争和瘟疫而垂头丧气的国人，使他们振作起来做进一步的抵抗——修昔底德将伯利克里这位伟大政治家的事业与所有作为雅典人民领袖的后继者们进行了比较。修昔底德写到，在和平时期和战时，只要伯利克里担任城邦的首脑，他就能使雅典安全，他允执厥中，以温和稳健的政策指引城邦。在雅典与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战争中，唯有他正确地理解雅典所面临的任务。他的政策是静待时机，照看好海军，在战争期间不要去扩张雅典帝国，也不要去从事任何不必要的冒险来加重城邦的负担。但是（修昔底德痛苦不堪地说），他的后继者们所做的一切恰恰相反。出于个人野心和私利，他们在一些显然与战争毫不相干的事务上制定了庞大的计划，如果这些计划成功了，会给他们个人带来荣誉和利益，如果失败了，就会给战争中的国家造成灾难性影响。[83] 这显然是对阿尔西比亚德的控诉，在是否远征西西里的争议期间，阿尔西比亚德的反对者，小心谨慎、廉洁自重的尼基阿斯以同样的方式描述过他。[84] 不过，那场争议旨在向读者表明，仅仅拥有正确的洞见和崇高的原则是不够的。不然的话，尼基阿斯（修昔底德以同情的笔触描写他）就会是一个理想的领袖。［406］但是，事实上，阿尔西比亚德具有远胜尼基阿斯的真正领导才能，尽管他将雅典引入险境，而且不做任何不能使他本人得利的事情。然而，正如修昔底德在接下来的一个场合所言，他能够“掌控民众”，修昔底德称赞他在内战迫近的紧要关头对雅典的贡献。[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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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在其对伯利克里的人物勾勒中，修昔底德着重强调他对民众的影响力，以及他“掌控民众，而不为民众所掌控”的能力。[86] 使伯利克里超越阿尔西比亚德和所有其他人的是另外一个事实，即他在金钱上的廉洁自律，这给了他说真话的权威，敢于提出与民众相反的意见，而不是被迫逢迎他们。他总是将缰绳攥在自己手里：当民众试图挣脱缰绳不受约束时，他可以吓唬和控制他们，而当他们垂头丧气时，他又可以使他们精神振作。因此，伯利克里治下的雅典“名义上是民主制，但事实上是第一公民治下的君主制”：[87] 它是一种卓越政治能力基础上的君主制。伯利克里死后，雅典后继乏人，再也没有另一位这样的统治者。他的后继者们都竞相模仿他，但若不奉承民众并迎合民众的心血来潮，他们中就没有一个能获得伯利克里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力，哪怕暂时的也没有。根据修昔底德，西西里远征的失败，是因为再也没有人能消除民众的影响力和那种乌合之众的冲动本能，没有人能居于民主制度之上，像一个君王那样治理国家了[88] ——更不用说这样的事实了：即伯利克里从一开始根本就不会发起西西里远征，因为这与他的防御战略南辕北辙。因为就雅典的力量本身而言，只要城邦内部的党争没有推翻其才华横溢的领导者，那就完全足以打败叙拉古（到此为止，阿尔西比亚德的估计是正确的）。即使在西西里战事失利之后，雅典仍然坚持了十年有余，直到内部的持久纷争使其衰弱不堪，再也无力抵抗。[89] 直截了当地说，修昔底德的信念的精髓是，在伯利克里的领导下，雅典会轻而易举地赢得伯罗奔尼撒战争。[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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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伯利克里与后续的政治家相对比，修昔底德以如此清晰的笔触所展示的伯利克里的形象，不仅仅是对一个备受尊敬的人物的个性刻画；他的所有竞争者和继承者都面临着同样的任务，即指引雅典为自己的生命而战，［407］但只有他能够胜任。修昔底德没有丝毫想要描写任何碰巧是伯利克里自己的个性特征的意思——如阿提卡谐剧家们所做的那样，至少对他做夸张的描述。修昔底德笔下的伯利克里是典型的领袖和政治家，只有适合于做一个政治人物的那些特征。如果我们 （we）只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才认识到这一事实，即只有伯利克里能够胜任赢得战争的重任，那么，修昔底德对伯利克里政治生涯的概述——这是伯利克里在修昔底德史著中最后一次现身之后的事——就足以表明，修昔底德自己也是在有了同样的经验之后，以同样的方式认识到这一点的。[91] 修昔底德从远处观察伯利克里，这距离足以使我们认识后者的伟大。修昔底德归诸伯利克里的政策，究竟是完全按照伯利克里自己的方式来表达的，还是（比如）修昔底德自己让伯利克里建议雅典人保持克制，不要扩张其疆域——因为他知道伯利克里在这方面的实际政策，并且已经见到了其继承者倒行逆施的恶果？要确定这一点是很难的；但很清楚，只有在战争结束之后，修昔底德才能几乎完全是通过指出伯利克里没有 （not）犯他的继承者们的错误，来回顾和描述他的政治智慧。这甚至适用于修昔底德对伯利克里的那段相当引人注目的赞扬：伯利克里从不在政治中捞钱和牟取私利。[92] 修昔底德确实让他在战争爆发时发表了一个演说，并让他说：“不要利用战争来实施新的扩张计划！不要进行不必要的冒险！”[93] 但即使在这段文字中，我们仍然能听到已经看到最终败局的历史学家的声音，因为伯利克里说：“我担心我们自己的失策，远甚于担心敌人的诡计。”当修昔底德说，伯利克里稳健的对外政策，建基于他在雅典内部掌控中的牢固地位时，他正在思考的肯定完全是阿尔西比亚德相对而言的不牢靠。因为尽管修昔底德主要是从内部政策对外部政策的影响来评估其后果，但在他看到雅典人在阿尔西比亚德即将带领他们走向伟大胜利的关键时刻因拒绝其权威而招致的致命后果之后，他认识到，梭伦所描述的那种传统类型的稳健的内部治理，对一场战争的成功实施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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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克里的形象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家的形象，这一形象中的其他特征是由其演说所提供的。伯利克里的第一次演说阐述了战争的策略，[94] ［408］最后一次演说[95] 则为我们描述了一位即使在最为重要的危急时刻仍然掌控着国家的领导者。这两次演说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修昔底德对伯利克里性格的概括，允许我们假定，对伯利克里的全部人物描写，包括演说以及其他一切，都是修昔底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其职业生涯所构建出来的一个整体；其实，就第三次，也是他最伟大的那次演说（即战后第一年伯利克里在雅典阵亡将士葬礼上的那次演说）而言，[96] 这是被普遍认可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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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昔底德那里，葬礼演说比其他任何演说都更是历史学家自己的自由创作，一直以来都被解释为修昔底德本人对于雅典过去辉煌荣誉的墓志铭——就唯有死亡才能完整展示那种已逝的纯粹理想而言，这无疑是正确的。在传统的雅典阵亡将士的葬礼演说中，追忆他们的英雄业绩，给予他们崇高评价，是一种习俗。修昔底德将其推进一步，使之成为整个雅典城邦的一种理想化描述。除了伯利克里，修昔底德不能允许任何其他人来发表这一演说，因为伯利克里所具有的卓越才智和崇高品格使他成为唯一有资格阐述雅典精神的政治家。在修昔底德的时代，政治迅速成为渴望权力与成功的野心家和投机者的一种专业及特长。在修昔底德眼中，这也恰恰是伯利克里比克勒翁还有阿尔西比亚德优秀的地方——修昔底德心中构想了一个理想的城邦和一种理想的个体人格，这给了他所有的创作一个真正的目的。在应对这一艰巨任务方面，没有任何一个版本可以挑战修昔底德的高超技艺和轻松自如：他抛开一切常规演说的细枝末节，直接描绘当时的雅典城邦，描绘雅典帝国主义政策的超凡实践能量，以及各种各样无可名状的精神活力，以便将其熔铸为一个伟大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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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修昔底德这样一个了解更多城邦近期发展的人，一定已经看到了许多社会结构方面的复杂事物，它们没有进入之前的政治理想（比如梭伦的eunomia［良治］理想和克里斯提尼的isonomia［均平］理想）——这些政治理想是在一个更淳朴的时代创造出来的，但仍为后世所敬仰。在他写作之前，一直没有足够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那些观念——它们是新型城邦的本质的一部分。不过，修昔底德习惯于将一个城邦与另一个城邦的关系设想为对立原则之间自然的和必然的冲突；而且，他发现这同一种冲突，［409］是支配雅典社会的隐蔽结构的基本原则。这在他对雅典政制的特征的看法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他认为雅典的政制是一种原创，不是从别人那里模仿来的，相反，它是其他国家模仿的典范。这一看法预示着后来的哲学理论，即最好的政制是一种混合政制。[97] 根据修昔底德的意见，雅典的民主制度不是外部平等的力学理想的实现——有些人将这种理想作为正义的顶峰来崇拜，另一些人则将其作为不义的深渊来谴责。修昔底德将伯利克里作为实际上控制城邦的“第一公民”来描写就表明了这一点。[98] 修昔底德的评论，即伯利克里治下的雅典“名义上是一种民主制度”，在第一公民口中被转换成了葬礼演说上的一种一般化概括。在雅典，他说，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一样的，但在政治生活中，第一重要的是人才的高贵品质。[99] 这一说法合乎逻辑地包含了以下原则：即如果一个人极其宝贵和重要，大家就会认可他成为国家的统治者。[100] 另一方面，这种构想承认每一个个体的政治活动都对城邦共同体有某种价值；但也承认这一事实：即单靠民众自身不可能治理一个庞大而难解的帝国——这一点在修昔底德那里甚至为激进的蛊惑民心的政客克勒翁所承认。[101] 修昔底德认为，伯利克里逝世之后几十年间，彻底的暴民统治[102] 越来越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即天赋杰出的个体与其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伯利克里的雅典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个巧妙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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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表明，这种解决方案依赖于一个天才人物的出现来领导国家——无论是在民主制度中，还是在其他类型的政治制度中，这都是同样罕见的意外事件——历史还表明了，民主制度还面临群龙无首的危险。尽管如此，雅典的民主制度为伯利克里这样的领导者提供了无数的机会来组织个体公民的活力（他曾经如此华丽地颂扬这种活力[103] ），并将他们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用于政治领域。这就是摧毁公元前四世纪僭主政治的力量——自从他们不想接受伯利克里式的民主制度为其领导者所提供的东西之后，他们没有设法为此问题寻找任何解决方案。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410］在诱导叙拉古公民合作治理国家方面，从来没有以这样一种方式真正成功过：即如伯利克里建议的那样，每个公民个体都将其生活划分为私人事务和公共义务；在缺乏某种积极的兴趣和对城邦政治生活的真正洞见的情况下，这样一种领袖与其公民合作治理国家的方式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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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的政治构造 （politeia）的涵义，不仅指国家的政制（constitution），而且指在此种政制调节范围内的国家的全部生活。尽管雅典的政制不像斯巴达的纪律，规范公民日常生存的每一个细节，但国家的影响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精神，它深深地浸润着每一个雅典人的生活。在现代希腊，统治 （politeuma）意味着文化 （culture）——这也许是生活和政治之间的古代关联的最后残存。因此，伯利克里对雅典城邦的描绘覆盖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全部内容：经济、道德、文化和教育。只有当我们以如此丰满和正确的理解来设想修昔底德的国家理想时，我们才能认识到他的国家理想不只是一种权力机器，而是某种富有色彩、形状和现实感的东西。它来源于伯利克里自身的雅典城邦理想，如果没有这些生动的内容，它就是不完美的。修昔底德所言的权力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贪欲（pleonexia），即机械的无精神的贪婪。标识雅典精神一切非凡表现——文学、艺术、哲学和道德——的综合品格，不断地出现在伯利克里的国家观念中：他有意识地赞扬斯巴达军营严格的集体观念和伊奥尼亚公民个体经济和智力上宽松自由的原则的一种综合。修昔底德并没有将新型国家设想为一个静止的事物，即在早期的良好秩序中被当作偶像来崇拜的严格的法律结构。相反，他坚持认为新型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经济上和精神上都应该是根本的、不可避免的各种对立面之间的一种赫拉克利特式的和谐，通过其内在的张力和平衡保持其自身。因此，他让伯利克里将其描述为各种微妙平衡的对立面——自给自足和享受世界各地的产品、辛苦劳作和消遣娱乐、商业贸易和节日活动、精神和习俗、思想和活力——之间的相互作用。[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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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雅典人民的伟大领袖所阐发的理想，语言极其富丽堂皇，以便使他们在关键时刻充分意识到他们正在为之而战的至高价值，［411］将他们转化为自己国家的激情洋溢的“热爱者”。不过，修昔底德的意思并不是此种理想只对雅典有效。无论是在精神方面，还是政治方面，他都将雅典看作历史影响力的中心。他认为雅典不仅对自身而且对整个希腊世界都在施加巨大的智力刺激。“一言以蔽之，我将雅典整个城市称为希腊文化的学校”，即 。[105] 在这种对雅典的精神领导权的认识中——一种完全配得上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认识——修昔底德的创造性洞见第一次认识到了阿提卡文化将会发生一种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一事实，以及这一事实所涉及到的问题。希腊文化的理想——它在伯利克里时代达到了一种新的广阔范围和崇高气质——从这里开始就要担负起最大可能的历史使命和历史意义。它成了崇高影响力的完整体现——雅典人民和雅典城邦通过他们的理智和精神生活对希腊世界的其他地方行使这种崇高的影响力，它还引导其他国家如雅典人曾经的那样去生活和创造。雅典政治雄心最高的正当性证明——即使在他们失败之后——是教化（paideia）的理想，通过这一理想，雅典精神找到了它的最大安慰——即它自身永垂不朽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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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 ［调查研究］”一词作为最早的自然哲学的名称，参见本卷此处 。亚里士多德甚至将其动物学叫作 ［对动物的调查研究］，我们错误地将其译为“动物的历史”，即historia animalium 。类似地，泰奥弗拉斯托斯将其植物学著作叫作对植物的一个 ［调查研究］。在这方面，他们遵循的是古老的伊奥尼亚传统。译注：亚氏师生的这两部著作即汉译的《动物志》和《植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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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雅克比（F. Jacoby）发表在保利-维索瓦（Pauly-Wissowa）的《古典学百科全书》（Realencyklopaedie ）上的“赫卡泰乌斯（Hekataios）”条目；亦可参见雅克比，《古希腊的历史编纂学》（Griechische Geschichtschreibung ），载《古代文明》Ⅱ，1926，第1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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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雅克比愿意将希罗多德“历史之父”的传统称呼授予赫卡泰乌斯。就我们对人类生活的事实按其历史的本质采取科学和理性的处理方法而言，我们可以为支持此种重估说些什么，但历史的宗教和戏剧因素只随着希罗多德对它的新看法而发展，就此而言，希罗多德确实配得上“历史之父”的传统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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