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56670
1707456671
1707456672
[4] 希罗多德著作序言的措辞使读者想起荷马史诗的风格和语调；正如人们注意到的那样，“ ［功业］”和“ ［伟绩］”这两个希腊词语是叙事诗歌的精髓。
1707456673
1707456674
[5] 修昔底德在其史著第一章（1.1.2）就提到将希腊人和异族人作为其著作的主题。这可能不只是源于他对希罗多德的模仿——希罗多德以这种全面的方式正确地界定了他的工作，而且也要归因于战争对大部分非希腊地区的影响的不断增长，尤其是波斯帝国在其后期越来越卷入到战争之中，正如色诺芬的《希腊史》（Hellenica ）所表明的那样。假设如本人所相信的那样，修昔底德不是在战争开始时，而是在战争后期或不久之后写下的序言，那么，对异族人的提及就比它只被运用到诸如伊庇鲁斯（Epirus）、色雷斯（Thrace）和马其顿（Macedonia）这些国家要有意义得多。
1707456675
1707456676
[6] 在希罗多德对世界的看法中，政治事件永远是他关于生命的神学观念的一个部分，他关于生命的宗教神学观念包含人的和神的事物的整体；而在修昔底德那里，政治因素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根本没有希罗多德的神学框架的余地。
1707456677
1707456678
[7] 换句话说，希罗多德的历史思想，以及修昔底德所谓的其余先驱们的历史思想，本身并不包含修昔底德的那种建设性的政治史的胚芽。
1707456679
1707456680
[8] 参见齐格勒（Konrat Ziegler），《修昔底德和世界历史》（Thukydides und die Weltgeschichte ），就职演说，Greifswald，1928。
1707456681
1707456682
[9] 这样的附记就是第一卷开头所谓的“考古学”，其中包含了关于早期希腊历史的丰富资料，以及关于雅典本地传统中的传奇人物——即“僭主刺杀者”哈摩狄乌斯（Harmodius）和阿里斯托吉吞（Aristogiton）——的离题闲话（6.54.1及以下）。齐格勒在这些离题闲话中看到了修昔底德历史研究的根源，随着战争的爆发，他的目光转向了眼前，但这些似乎是他自己将当代获得的政治经验运用到了过去的问题上。
1707456683
1707456684
[1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19。
1707456685
1707456686
[11] 在阅读修昔底德对希腊历史以往几个世纪的记录时，人们会想起现代罗马史家蒙森（Theodore Mommsen）所持的态度。在谈到我们关于罗马帝国时期的主要文献来源塔西陀（Tacitus）时，蒙森评论说，他没什么用，因为，当他告诉我们对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来说什么是不重要的东西时，他对“真正重要的”问题只字未提。这就是修昔底德对一切所谓的传统——他所继承的诗歌传统和历史传统——的感觉。
1707456687
1707456688
[12] 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2；1.7.1；1.8.3；1.9；2.1等处，通贯整个所谓的“考古学”部分。
1707456689
1707456690
[1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
1707456691
1707456692
[1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0.3—4。
1707456693
1707456694
[15] 我不能接受沙德瓦尔特的《修昔底德的历史学》（Die geschichtschreibung des Thukydides ，Berlin，1929）中的观点，他追随施瓦茨的《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Das geschichtswerk des Thukydides ，Bonn，1919），坚持认为修昔底德的考古学离题是其著作的一个很老的部分，并从这个部分出发重构修昔底德早期的智识态度（“智术师的学生”）。我会在其他地方给出更多为什么不同意这一看法的详细理由。自这部著作第一版问世以来，比策尔（F. Bizer）已经在其专题论文《修昔底德的考古学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Archaeologie des Thukydides ，Tubingen，1937）中再次考察了这一问题，并且已经赞同我的意见，参见泰布勒（E. Taeubler），《修昔底德的考古学》（Die Archaeologie des Thukydides ），Leipzig，1927。
1707456695
1707456696
[1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1，1.22.4。
1707456697
1707456698
[17] 欧里庇得斯残篇910（诺克编）。译注：欧里庇得斯的意思是，所谓历史就是一连串戏剧性事件，根本不可能像自然一样成为那种客观的科学研究的对象。
1707456699
1707456700
[18] 更确切地说，欧里庇得斯赞之为人的最高幸福的“历史”，与其说是修昔底德的历史，不如说是卢克莱修（Lucretius）的历史，诗人维吉尔（Vergil）曾在其诗行中赞扬后者：Felix qui potuit rerum cognoscere causas［洞悉事物真理的人无比幸运］，参见《农事诗》（Georgica ）II，490。
1707456701
1707456702
[19] 参见科克伦（C.N. Cochrane），《修昔底德和历史科学》（Thucydides and the Science of History） ，Oxford，1929。科克伦特别讨论了修昔底德在其历史中有条不紊的态度与当时希腊医学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医学对当时哲学和教育学理论（苏格拉底、柏拉图、伊索克拉底）的影响中，有其完美的对应；参见本书第三卷，第一章“作为教化的希腊医学”。这一事实证明，医学能够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被理解、被用作一种学习的典范。
1707456703
1707456704
[2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2.4。这是修昔底德史著第一卷中的著名篇章，讨论了历史的方法问题。
1707456705
1707456706
[21] 在修昔底德著作的开头，在他讨论作者所采取的方法以及他以此种方法所追求的目的时，就表达了这种意见（1.22.4）。当前战争中出现的事件，由于不变的人性，将会以相同的或者类似的方式在后世再现。这一观点——即历史变迁无论怎样沧海桑田，但人的本性本质上仍然始终如一——在修昔底德关于政治危机的性质的经典讨论中，又一次得到了明确的表达（3.82.2）；修昔底德关于历史知识的有用性的现实主义观念正是建立在这一观点之上。基于同样的原因，他对瘟疫的症状进行了著名的描述（2.48.3及以下），他预料同样的瘟疫将来会再次出现，而他在著作中力图提供的关于瘟疫性质的知识，可以使将来的人们通过瘟疫的症候辨认这种疾病。这似乎越出了我们所考虑的政治史家的任务的范围；不过，修昔底德对瘟疫的症候及其与人的生理本性和心理本性的关系的分析，与他对政治现象的分析一样，包含着科学思维的任务的观念。对修昔底德不变的人性观念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在其著作的其他一些段落（例如1.76.2—3；4.61.5；5.105.2）中越发清晰。其中，他说，根据人性，强者总是想要统治弱者。因此，在修昔底德看来，很大程度上，人性一般而言就是激情永恒不变的优势地位，特定而言就是权力意志对理智的优势地位。修昔底德历史思想中的这一自明之理（axiom），与智术师时代的许多观念相一致，被所有的政治党派和参战各国所公开共享。柏拉图也是从这一自明之理开始着手他对人们一贯用政治来理解道德基础的批判，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此处 以下，此处 。
1707456707
1707456708
[22] 赫西俄德，《劳作与时日》，第218行。
1707456709
1707456710
[23] 与现代历史编撰中流行的对时代、条件、人格和观念的独特性感兴趣相比较，人们可以把修昔底德的这种态度叫作“古典的”。这种个别地加以考虑的历史观，是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精神的产物。参见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历史主义的兴起》（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二卷本，Munich，Berlin，1936。
1707456711
1707456712
[24] 参见本卷此处 。
1707456713
1707456714
[2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38.3。
1707456715
1707456716
[26] 参见本卷此处 ，以及此处，注释[34] 。
1707456717
1707456718
[27] 希罗多德和色诺芬在他们的著作中明确表达了这些观念。
1707456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