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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对话的形式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历史事实所造就的,这个历史事实就是苏格拉底以问和答的形式来教导学生。苏格拉底认为,对话这种形式是哲学思考的原初样式,是两个人为达到对任何主题的一种理解的唯一方式。苏格拉底的人生目标就是跟与他交谈之人达到一种理解。柏拉图是一个天生的戏剧家,在遇到苏格拉底之前,写过不少肃剧作品;据说,当他感受到这位伟大的提问者的人格冲击力之后,他将这些作品付之一炬。但是,在苏格拉底归天之后,当柏拉图决心让乃师永生不朽之时,他发现,他可以谋求在模仿苏格拉底的对话时将其戏剧天赋服务于哲学。此外,不仅仅是对话的形式归功于苏格拉底的原创,某种非常独特的、似非而是的表达,[20]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身上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著作中也不断重现,这一事实使得这一点确定无疑:即在某种程度上,柏拉图对话的内容同样来自苏格拉底的思想。问题只在于它们在何种程度上是真实的苏格拉底的。色诺芬的记载只有小部分与柏拉图一致,因而给我们留下这样一种感觉:色诺芬说得太少了,而柏拉图则说得太多了。甚至亚里士多德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由柏拉图归诸苏格拉底的绝大多数哲学,其实不是苏格拉底的,而是柏拉图自己的学说。亚里士多德将其判断建立在几个假定之上,关于它们的价值我们稍后再考察。他认为柏拉图的对话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中间物。[11] 毫无疑问,这首先指的是其形式,它确实是一种用散文写的智识戏剧。不过,考虑到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由——柏拉图以此探讨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观点,我们必须推断,无论是在对话的形式还是内容方面,亚里士多德都将其视为诗歌和散文的一种混合物:它们将真实与创作(Wahrheit und Dichtung)混在了一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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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任何将色诺芬和苏格拉底其他学生的对话用作历史资料的企图,都面临相同的怀疑和困难。色诺芬的《申辩》(此书通常被视为伪作而弃置,不过后来重新被认可为色诺芬真作)因其为苏格拉底掩饰的明显意图而直接受到怀疑。[13] 不过,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长期以来被认为具有历史真实性。如果此事属实,我们马上就能从伴随我们讨论的每一步的不确定性中解脱出来。但是,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也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14] 色诺芬在年轻时就知道并钦佩苏格拉底,但从未成为苏格拉底的正式学生之一。他很快离开了苏格拉底,作为一名战士,参加了反叛的波斯王子居鲁士(Cyrus)推翻其兄弟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xes)的战役;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苏格拉底。他关于苏格拉底的著作绝大部分是几十年之后撰写的。唯一明显属于早期的一篇是《申辩》(Defence)——针对某一“指控”证明苏格拉底的无辜。[15] 这一“指控”显然是一种文学虚构,一直被等同于公元前400至前390年之间由智术师波吕克拉底(Polycrates)撰写的一本小册子。吕西阿斯和伊索克拉底自然对此做了回应,但我们从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可以得知,与此同时,他毅然奋起保卫苏格拉底。[16] [21]显然是这篇《申辩》首次将色诺芬带进了苏格拉底写作者的圈子(几乎已经没有人记得他是苏格拉底的朋友了),尽管此篇之后,他沉默了许多年。后来,他将这篇《申辩》附于《回忆苏格拉底》的开端,但它的结构统一性、完整性以及明确目的,都足以表明它曾经是一篇独立的作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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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与《回忆苏格拉底》诸篇一样,《申辩》的目的在于表明苏格拉底是一个最高级别的爱国的、虔敬的、正直的雅典城邦公民,他献祭神明、求神问卜、为朋友扶难济困、为城邦尽责尽力。对此的唯一反对理由就是,如果苏格拉底仅仅是一个市侩(Babbitt),他就永远不可能引起其同胞的猜疑,更不会被作为城邦的危险人物处以极刑。最近,一些学者的研究使我们认可色诺芬对苏格拉底的赞誉变得更加困难,这些学者致力于证明,色诺芬是在苏格拉底事件记录在案多年之后进行的写作,他又是如此缺乏哲学天赋,以至于他的著作不得不依赖于他人的著作,尤其是安提斯泰尼的著作。若此,事情将变得非常有趣:它将允许我们重构一个苏格拉底的学生和柏拉图的竞争者的著作,但这个人实际上非我们所知。不过,这会把色诺芬的苏格拉底降格为仅仅是安提斯泰尼的伦理学专题论文的代言人。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将此假定推论得太远,但这种探究可使我们对下述可能性保持敏感:尽管,甚至是由于,色诺芬的哲学幼稚(naïveté),但他毕竟勾勒了一幅苏格拉底的肖像,这幅肖像在许多方面,与我们所相信的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肖像一样具有主观色彩。[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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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苏格拉底问题的历史证据的特征,存在逃离这一进退维谷之困境的可能吗?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是第一个以一个简单浓缩的问题道出这一历史难题全部复杂性的人。施莱尔马赫也曾达到这样的信念:我们既不能完全相信色诺芬,也不能完全相信柏拉图,而是必须像那些技巧娴熟、处事机敏的外交官那样,用一个党派来暴露另一个党派的弱点。因而,他问道:“除了色诺芬所说的苏格拉底所是的一切之外,在不与色诺芬明确宣称属于苏格拉底的品格特征和生活规律相冲突的情况下,苏格拉底能够 (can)是什么样子呢?——苏格拉底必须 (must)是什么样子,才能够让柏拉图有足够的动力和理由在其对话中如此描述苏格拉底?”[19] [22]当然,这些话并非整个苏格拉底问题的开门咒(Open Sesame),它们只不过是尽可能准确地界定迷雾重重的领域,在此领域之内,我们必须尽其所能地运用批评的手段。如果没有另一种判断标准告诉我们可以在何种程度上采信证据的来源,那么这些话自然会让我们回头求助于自己的主观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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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亚里士多德对此的相关评论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标准。亚里士多德仿佛是一个客观中立的学者和思想家,在证实苏格拉底到底是谁以及苏格拉底究竟意味着什么方面,他不像那些苏格拉底的亲炙学生那样怀抱热切的个人兴趣,但他在时间上又与苏格拉底足够接近,比任何现代人都更了解苏格拉底。[20] 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的历史评述,对我们来说都弥足珍贵,因为它们只限于一个问题: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型论之间的关系。[21] 这是一个中心问题,在柏拉图的学园中多有争论;更何况,在学园中度过的二十年中,亚里士多德必定经常听说他们讨论型论的起源问题。现在,柏拉图的对话将苏格拉底作为提出型论、并明确地认定其学生对此了然于胸的哲学家呈现给了读者。柏拉图在此事上对苏格拉底的刻画确有其历史准确性吗?抑或没有?如果我们希望重构从苏格拉底的教导进展到柏拉图哲学的创造的智识进程,这个问题就有了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亚里士多德并不接受型论,即普遍概念具有一种与感官感觉到的个体事物相分离的客观存在。对于柏拉图与苏格拉底在这一问题上的关系,他做了三点重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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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柏拉图还是一个年轻学生时,有一次参加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鲁(Cratylus)的演说,克拉底鲁教导说,万物皆流,无物永存。之后,当他遇到苏格拉底时,一个新的世界向他打开了大门。苏格拉底将自己完全限定在伦理问题之上,试图发现正义(the Just)、善(the Good)、美(the Beautiful)等的永恒本质。乍一看,万物皆变的观念和存在一个永恒真理的设定是相互排斥的。但是,柏拉图对克拉底鲁万物皆变的思想如此深信不疑,[23]以至于即使是他从苏格拉底那里获取的强烈印象——苏格拉底在伦理世界中锲而不舍地寻求一种坚固不易的支点——也无法动摇其信念。因而,柏拉图得出结论:克拉底鲁和苏格拉底都是对的,因为他们谈论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克拉底鲁的万物皆流,指的是他所知道的唯一世界——可感的现象世界;柏拉图甚至在后来也坚持认为,对感觉世界来说,永恒流变的学说真实不虚。但是,苏格拉底在寻求诸如“善”、“正义”、“美”——我们作为一种道德存在物的生存建立在它们之上——这些述语的概念性本质时,他正在寻找一个不同的实在世界,它并不流变,而是真正的“是(is)”,因为它无可改变且永恒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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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苏格拉底使柏拉图初次认识到普遍概念,现在,柏拉图认为普遍概念构成了真正存在(true Being)的世界,它远离永恒流变的世界。柏拉图将这些我们只能在思想中把握、真正存在的世界存在于其中的本质,命名为“型(the Ideas)”。柏拉图在这一点上逾越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既从未谈到过“型”,也未认定它们与感觉世界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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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亚里士多德所言,有两样东西可以公正地和毫无争议地归功于苏格拉底:他定义了普遍概念,他运用归纳法发现了它们。[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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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叙述正确无误,那么就会使我们很容易将柏拉图对话呈现给我们的苏格拉底形象中的苏格拉底因素与柏拉图因素区分开来。施莱尔马赫的研究方案就不会是一种无法企及的理想,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付诸实施的计划。在那些最近世纪的研究已经表明属于柏拉图最早作品的对话中,苏格拉底确实常常在询问有关普遍的问题: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虔敬?什么是自制?甚至色诺芬也顺带地明确说到苏格拉底在不断地追问它们的性质,并力图定义这些普遍概念。[23] 如此看来,似乎确实有一条逃离进退维谷的困境的道路:柏拉图,抑或色诺芬?苏格拉底是抽象概念哲学的创立者。这就是策勒在其《希腊哲学史》中,实施施莱尔马赫的研究方法,呈现苏格拉底的方式。[24] 按照这种理解,可以这样说,苏格拉底无非是柏拉图哲学之前一个普通的准备阶段。苏格拉底避开了柏拉图大胆的形而上学冒险,而且,通过从自然转向人事,将自己局限于伦理问题的探讨,[24]表明了他的真正兴趣在于为实践生活的新准则找到一种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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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人们认为这种看法是苏格拉底问题的终极解决。它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伟大权威之上,又得到健全合理的科学方法的支持。但是,它不可能永远让人满意,因为它将苏格拉底降格为一个单薄的毫无说服力的人物,将他的概念哲学归结为仅仅是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这就是尼采曾经恶毒攻击过的那种抽象的学院派人物的形象。有许多人深信苏格拉底是一个震撼世界的重要人物,尼采无法摧毁他们的信念;他们对亚里士多德的可靠性失去了朴素的信任。对他自己如此激烈反对的型论的起源,他真的能保持完全客观中立的态度吗?在他关于历史事实的叙述中,他没有犯错吗?尤其是在他的哲学史观中,他不为自身哲学的先入之见所左右吗?当然,亚里士多德想要略过柏拉图,回到苏格拉底,并使苏格拉底更节制——也就是说,更亚里士多德化?——的想法是相当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对苏格拉底的了解,真的比他自己所想的他可以从柏拉图的对话中发现的更多吗?带着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疑问,对苏格拉底学说的现代研究开始了。[25] 学者们被迫再次放弃他们自己奠定的坚固地基;从那以后得到的苏格拉底各种形象之间的两极差异,比任何东西都更清楚地证明了问题的不确定性。两个最引人注目、最富学术性的寻找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尝试,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就是柏林哲学家迈尔(Heinrich Maier)关于苏格拉底的巨著,以及苏格兰学派所做的工作——以文献学者伯内特和哲学家泰勒为代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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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派都对亚里士多德的证据不予考虑。两派都将苏格拉底看作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们之间的争议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苏格拉底真的是一个哲学家吗,或者他根本就不是?他们一致同意,如果关于苏格拉底的早期看法——这种看法将苏格拉底描述为仅仅是一个等而下之的人物,站立在柏拉图宏伟的哲学大厦的门墙之外——是正确的话,他就不是哲学家。不过,他们在除此之外的论证方面有很大不同。[25]根据迈尔的理解,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苏格拉底作为一个哲学家来判定其价值,并以此来衡定苏格拉底的伟大。苏格拉底毕生所为、心血所灌注的乃是创立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它构成了向人类自由攀升的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的顶峰,永远无法超越。他宣扬的信条是道德品格的自律和自足。因而,他是耶稣基督的相反类型,是东方救赎宗教的相反类型。这两种原则和两种信条的斗争,现在甚至才刚刚开始。并非苏格拉底,而是柏拉图创建了哲学唯心主义,创造了逻辑,发现了抽象的普遍。柏拉图是一个全然不同而独立自存的人物,不能将其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他是一个系统思想家,一个理论建构者。在他的对话中,他运用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将其理论归诸苏格拉底。只有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柏拉图才给出了苏格拉底实际所是的样子。[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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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学派的学者们也赞成,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真正能够为导师给出一种同情的描述的唯一学生——但他们认为,柏拉图在其所有的苏格拉底对话中都是这么做的。在他们看来,色诺芬只不过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庸人,没什么哲学文化修养,他不理解任何苏格拉底的真正意义。但他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因而只承担为其他人的苏格拉底著作拾遗补缺的任务。一旦他触及到真正的哲学问题,他就避而不谈,满足于为读者给出一个简单的提示:苏格拉底远比他所能描述的要伟大。根据这种观点,关于苏格拉底的流行思想中的一个巨大错误,是相信柏拉图并不想如苏格拉底真实所是的那样描述苏格拉底,而是旨在将苏格拉底展现为柏拉图自己的型论的创立者,尽管苏格拉底与其毫不相干。柏拉图不是一个可以在这样一种双重意义上含糊其辞的人。有些人在早期柏拉图和后期柏拉图之间作出了人为的区分,并假定只有“早期柏拉图”想要描述苏格拉底本人,而“后期柏拉图”则将其导师作为自己逐渐发展出来的哲学的一种面具来使用。根据苏格兰学派的看法,这内在地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柏拉图的早期对话预设了他后来更富建设性的作品(例如《斐多》和《王制》)。真正的真相是,一旦柏拉图停止展示苏格拉底的教导,并开始阐释他自己的学说时,[26]他就不再使用苏格拉底作为其对话的主导人物,而且,柏拉图以其完美的一致性,利用其他人物,有时是无名氏,来表达自己的学说。苏格拉底就是柏拉图所说的那个苏格拉底——那个创立了型论、灵魂的前世存在与回忆、灵魂的不朽和理想城邦的理论的人。换句话说,苏格拉底是欧洲形而上学之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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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关于苏格拉底问题的两种极端观点。一个说,苏格拉底根本就不是哲学家,他只不过是一个启发道德灵感的人,一个道德生活的英雄。另一个说,苏格拉底是思辨哲学的创建者,柏拉图将这种思辨哲学人格化于苏格拉底身上。这种截然两分的含义,不过是那种旧式划分的重现:苏格拉底去世不久,这种划分就将他的学生离析为互相对立的学派;现在每个学派正在各自再次创造自己的苏格拉底。与之前一样,这里有两个主要的流派。安提斯泰尼否认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可能性,其学说的核心是“苏格拉底的勇毅”,即坚定不移的道德意志。另一方面,柏拉图认为,苏格拉底的假装无知,只不过是寻找一种更深层、更牢固、已然潜在于灵魂之中的价值之知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而已。这两类解释者各自进一步宣称,自己的苏格拉底才是真正的苏格拉底,并都将自己的思想贯彻到底。这两种同样相互冲突的观点在苏格拉底去世之后以及在我们的时代都有出现,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巧合。我们也不可能用以下事实来解释它的重现:即我们的证据来源于这两个学派的这一个或另一个。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必须努力超越两派观点的不足之处——因为它们是不充分的,尽管在一定意义上,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得到了实际历史的证明。尽管一方面是迈尔,另一方面是伯内特和泰勒,两方面都根据历史的原则来处理苏格拉底问题,但他们的思维方式歪曲了自己对历史事实的解释。每一派都觉得,要接受一个未曾对他们自己觉得是关键性问题的东西做出决断的苏格拉底是不可能的。因此,历史学家必须进而推断,苏格拉底的人格统合了各种矛盾,这些矛盾的统一体在当时或者在他去世不久就分崩离析了。[27]从我们的观点看,这使苏格拉底更有趣、更复杂,当然也更加难以理解。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他的同时代人中的最有智慧者感受到了他的这种伟大。他是如何能够既伟大又无定论的呢?他是一种对立面之间的和谐的最后体现吗?这种和谐甚至终其一生,都处于一种解体的进程中?无论真相如何,苏格拉底看起来都站立在早期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和一种新的未知领域之间的边缘地带,苏格拉底已经比任何人都更接近这个领域,但他并未命中注定要进入这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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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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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的研究的总体趋势确定了描述苏格拉底的路线。苏格拉底是塑造希腊人灵魂的中心人物。他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教师。如果我们试图在理论领域和系统哲学的领域寻找他的伟大之处,就会要么认可他太多而认可柏拉图太少,要么以二者都不相信而告终。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柏拉图诉诸于苏格拉底之口的哲学理论结构本质上是柏拉图自己的产物,这是正确的。但是,苏格拉底远非一堆启发性观念的堆砌——这些观念是我们从柏拉图对他的描述中抽取了“型论”和教条学说之后的残渣余物。苏格拉底的重要性在于另一维度。他既不是科学传统的传承者,也不是各种哲学学说的继承者。实事求是地说,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人。他呼吸着扑面而来的历史气息,并为历史的光芒所照亮。他从雅典的中间阶级登上了理智的独立和自主,很久以前,雅典杰出的贵族领袖梭伦和埃斯库罗斯都曾向这个始终如一、敬畏神明、听从良心的阶级呼吁他们的坚定忠诚。现在,这个阶级通过它自己的儿子——一个来自阿提卡的阿罗贝克(Alopeké)胞区的公民,一个雕刻匠和助产婆的孩子——之口发声和说话。梭伦和埃斯库罗斯曾经在正确的时刻,接收外来输入的已萌芽的革命性观念,并将它们吸收进自己的思想。他们是如此深刻地把握和滋养了这些外来观念,以至于他们不仅没有打碎雅典人的原有品格,而且还唤起了雅典人内心最强大的力量。[28]现在,苏格拉底出现了,出现在一个同样是精神危机的时刻。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一个庞大帝国的女管家,现在被众多不同种类和起源的势力淹没了;而且,尽管她拥有各个艺术领域和实际生活的特殊技能,但她即将丧失精神上的稳固地位。她沉醉于自己激情洋溢、情感充沛的唠叨,她在最短的时间内说服一切传统价值放弃其存在。然后,苏格拉底出场了,成为道德世界的梭伦。因为雅典城邦和社会是从道德世界的角度被连根拔起的,因而也必须由此得到拯救。在希腊历史上,这是阿提卡精神第二次召唤希腊人灵魂中的各种向心力来与各种离心力战斗——通过建立一种牢固的道德秩序来抗衡伊奥尼亚的思想创造,即一个各种自然力量相互冲突的哲学世界。梭伦发现了社会和政治共同体中的自然法则。现在,苏格拉底开始探索灵魂中的道德秩序(cos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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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青年时代正值希波战争的伟大胜利之后的急剧扩张时期,这个时期的雅典的标志性事件,外则是伯利克里帝国的创立,内则是完全的民主制度的实施。苏格拉底的事例证实了伯利克里在葬礼演说中的表白:在雅典,才智和美德不会丧失展示自己的机会。[29] 无论是他的血统,还是他的阶层,甚至是他的外貌,都无法注定能让他使雅典的众多贵族子弟——他们以政治家为志业,或者像他一样,跻身于阿提卡社会的精英阶层,位于最优秀者(kaloi kagathoi)之列——聚集在自己周围。最早的传闻说,苏格拉底大约三十岁时,是阿那克萨哥拉的学生阿尔克劳(Archelaus)的追随者。开俄斯的肃剧诗人伊翁,在其旅行日志中记载了他与苏格拉底在萨摩斯岛上的相遇。[30] 伊翁熟知雅典,是索福克勒斯和西蒙(Cimon)的朋友,他补充说,阿尔克劳属于西蒙的朋友圈。[31] 我们很难说,苏格拉底的政治观点是否受到了这个伟大的贵族人物的影响,西蒙战胜了波斯,是雅典亲斯巴达保守派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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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人生的盛年,苏格拉底见证了雅典权势日隆,目睹了阿提卡创造的古典诗歌和艺术最伟大的光荣;他是伯利克里和阿斯帕齐娅(Aspasia)家中的座上客;他的学生中有才华横溢而名声可疑的政治家,[29]诸如阿尔西比亚德和克里提亚。其时,雅典正绷紧每一根神经来保卫她赢得的疆域,她要求其公民的伟大奉献。苏格拉底因在数次战斗中作战英勇而闻名。在审判他时,他还强调了这一点,以抵消他在政治参与上的不足。[32] 尽管苏格拉底非常热爱雅典普通民众,[33] 但他无疑是一个贫穷的民主派支持者。他并不羡慕雅典人在议事会和法庭上的热烈政治行为。[34] 他平生只有唯一一次政治亮相。他作为议事会的轮值主席,主持雅典海军将领的审判,获得埃吉纳斯(Arginusae)海战胜利的海军将领被全体判处死刑(此前没有类似判例),因为恶劣的天气阻止了他们搭救雅典遇难船只的幸存者。执政团中只有苏格拉底一人挺身而出,力排众议,拒绝将此提议付诸表决,因为这是违背法律的。[35] 后来,这一事件可能被解释为一种爱国行为,但无可否认,苏格拉底认为多数决的民主原则根本上是错误的,与之相反,城邦应该由最有智慧和最高贵的人来治理。[36]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当雅典的民主制度年复一年变本加厉地腐败堕落时,苏格拉底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推论。他是在希波战争胜利的精神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曾目睹雅典帝国的崛起。二者之间的对比如此尖锐,必然在他的头脑中产生了各种批判性怀疑。[37] 这些观点给他带来了很多具有寡头倾向的公民同胞的同情,后来,在审判中,他们也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民众不明白苏格拉底独立自主的态度完全不同于像阿尔西比亚德和克里提亚这样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不理解苏格拉底的态度具有比政治领域远为广阔的智识基础。但是,在那时的雅典,即使是远离政治行为的人,也必须接受一种政治立场,城邦问题对每个公民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无一例外;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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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成长的时期,见证了雅典的第一批哲学家和第一波哲学活动。即使没有关于他与阿尔克劳之间关系的传言,[30]我们也必须假定,作为欧里庇得斯和伯利克里的同代人,苏格拉底早就熟悉阿那克萨哥拉和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的自然哲学。我们不必怀疑,他在柏拉图的《斐多》中所做的关于自身思想发展的陈述——至少是当他谈到自己早期对阿那克萨哥拉的自然哲学的兴趣时——具有历史的准确性。[38] 在柏拉图的《申辩》中,他明确否认对这一领域有什么特殊兴趣;[39] 但是,与每一个有教养的雅典人一样,他曾经阅读过阿那克萨哥拉的著作,(正如他在同一段落中所说)这样的书在剧院乐队的流动书摊上用一个德拉马克就可以买到。[40] 色诺芬说,即使在后来,他也常常在自己家里与朋友们一同浏览“旧时圣贤们”的著作——也就是诗人和哲学家们的著作,以便为他们撷取其中的重要段落。[41] 因此,当阿里斯多芬描述苏格拉底正阐释第欧根尼关于漩涡创造宇宙、气是一切存在的本原的自然哲学理论时,也许并不像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完全是谬悠之说、无端崖之辞。但是,苏格拉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将这些科学学说吸收进了自己的思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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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斐多》中,他说,当他拿起阿那克萨哥拉的书籍时,他原本所望甚大。[42] 有人把阿那克萨哥拉的书给了他,导致他期望在书里找到他正在寻找的东西。这意味着,甚至在此之前,苏格拉底对自然哲学家们关于宇宙的科学解释就一直持怀疑态度。阿那克萨哥拉同样让他很失望,尽管其著作的开头一度激起他的希望。阿那克萨哥拉在其中所说的大意是心灵(Mind)是安排宇宙的本原;不过,随着著作的进展,他不再进一步运用这一解释原则,而是像其他自然哲学家一样,把一切归诸于机械原因。苏格拉底本来期望他对事物是如何发生的问题作出解释,并表明它们是以“因为那样最好”的方式发生的。也就是说,他认为自然的法则必须直接指向一个有益的目的。根据《斐多》中的叙述,苏格拉底从这一对自然哲学家的批评出发,抵达了型论;尽管如此,根据亚里士多德令人信服的陈述,型论根本不能归之于真正的苏格拉底。毫无疑问,柏拉图觉得他有正当理由让苏格拉底来解释型是一切现象的终极原因这一学说,[31]因为他本人通过苏格拉底对遍布于一切事物的善(Good)的本性的研究达到了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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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到自己的问题的答案,苏格拉底同样也研究过自然。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他赞成关于支配宇宙结构的目的的谈话,并试图在自然中发现一切好的和有目的的东西,以便证明世界中存在着一种建构性的精神本原。[43] 他关于人类身体器官的技术完美性所说的话,似乎来自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的一部自然哲学著作。[44] 苏格拉底很少声称他引证的某个证据是他自己的原创:因此,这并不反对我们下述考虑,即关于支配宇宙结构的目的的谈话的所有基本环节,都具有历史真实性。如果其中包含着从别处借用的思想,那么这些思想肯定特别体现了他的思维方式。在第欧根尼的著作中,苏格拉底找到了他在柏拉图的《斐多》中所说的正在寻找的东西[45] ——也即阿那克萨哥拉运用到自然界无数个体现象中的本原。但是,这一谈话仍然不能使苏格拉底成为一名自然哲学家:它只表明了苏格拉底处理宇宙论问题的切入角度。对一个希腊人来说,试图在宇宙中找到一个本原——他将这个本原看作是人类生活的秩序的基础,并将其从宇宙中提取出来——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已经多次指出这一点,现在再次得到了苏格拉底的印证。[46] 因此,苏格拉底对自然哲学家们的批评间接证明,从一开始,他的兴趣就被道德问题和宗教信仰问题所吸引。他的一生中,确实不存在一个致力于自然哲学的时期,因为科学无法回答他心中的问题,以及其他任何有赖于此的问题。因此,他便不再想它了。准确无误,毫不迟疑,永远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这正是苏格拉底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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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此后的许多人都经常强调苏格拉底对自然哲学缺乏兴趣,但是还存在着另一方面的事实很容易被我们忽略。色诺芬对苏格拉底试图在宇宙中追寻一个目的的描述表明,他对待自然的方式与早期自然科学家们遵循的方式是截然相反的。他对待自然的方式是人类中心论的。他的推理完全是从人,从人体的结构开始的。如果他引用的事实确实来自第欧根尼的著作,那么将有助于我们确证这一点:即第欧根尼不仅是一个自然哲学家,而且是一位名医;[32]因此人的生理学在他的体系中(与其他后来的一些生理学家一样,例如恩培多克勒),比在任何其他老的、前苏格拉底的自然体系中占据着远为重要的位置。这必定会激起苏格拉底的兴趣,并使他想到新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与苏格拉底对同时代人的自然科学的明显否定态度一样,他还有一种肯定态度,这常常为我们所忽略。我们不应该忘记,那时的自然科学不仅包括宇宙论和“气象学”——我们通常认为它们涵盖了整个自然领域——而且还包括医学技艺,那时医学刚刚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大扩展,我们下卷将会讨论这一点。即使像《古代医学论》(On Ancient Medicine )这种当代著作之作者的一名医生,也认为医学是自然科学中,唯一建立在真实的经验和准确的知识之上的部分。苏格拉底相信,自然哲学家及其假设不可能教给他任何东西,但他可以从第欧根尼那里学到很多东西。[47] 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是后来阿提卡肃剧和智术师时代的特征;正如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所表明的,它与以观察和经验为依据的方法相联系,当医学摆脱了自然哲学家们的宇宙论假设的束缚时,它就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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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拒绝宇宙学家们的玄虚思辨,医学是此种态度最引人注目的相似物。在检查人们生活的真实情况方面,医学显示了与自然科学相同的理性决心。[48] 与医学一样,苏格拉底发现人的本性(human nature)——它是最为我们所知的世界的一部分——是他对实在的分析的最坚实的基础,是他理解实在的线索。如西塞罗所言,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带回到人的城邦和家庭。[49] 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意味着,苏格拉底不仅改变了哲学研究的兴趣和对象,而且还发展出了一种更加严格的知识概念(如果确实存在着知识这样一种东西的话)。旧哲学家们所称之为知识的东西,其实不过是关于宇宙的一种哲学假设——对苏格拉底来说,它意味着云山雾罩的幻想和美丽动人的胡说。[50] 每当他对其高贵的智慧、他无法企及的智慧表达尊敬之情时,他都是在说具有讽刺意味的反话。[51] 他自己(正如亚里士多德正确地评论的)常常通过归纳法前进;他的方法类似于医学中就事论事的经验主义者的方法。[33]他的知识理想是 [技艺],它在治疗技艺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尤其是因为这种技艺有一种实际的目的。[52] 那时,世界上还不存在诸如所谓的精确科学。苏格拉底同时代的自然哲学都是非精确的。因此,那时也不存在什么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在古代世界,经验是关于实在的一切精确知识的基础这一原则,为医学所坚持,并且只为医学所坚持。这就是为什么那时的医学在智识世界中比现在具有更高的哲学地位的原因。同样,是医学将这一观念传递给了我们自己时代的哲学,现代哲学中的经验主义,不是希腊哲学的子嗣,而是希腊医学的子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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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苏格拉底在古代哲学中的地位及其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就必须永远牢记他对医学的尊敬——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医学是最伟大的智识力量之一。众所周知,苏格拉底经常使用医学上的例子。不过,他不是随便使用这些例子:他使用它们是因为它们适合于他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它们与他自己的人格、气质、他的全部生活非常适宜。苏格拉底其实是一名医生。色诺芬确实说过,苏格拉底关心朋友们的身体健康,与他关心他们的精神幸福一样多。[53] 不过,他主要还是一名治疗灵魂的医生。在根据人的身体结构推论出宇宙也有一个目的的证明中,苏格拉底的思维方式清楚地表明,他的目的论思想与他经验主义的、准医学的观点紧密相连;它只能与人和自然的目的论观念相结合来理解——医学界首次公开承认了这种目的论观念,从此以后,它变得越来越明确,直至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宇宙的生物学观点中找到最终的哲学表达方式。当然,苏格拉底对“善”的本性的探究,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兴趣,而不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在他那个时代,一个严肃的自然哲学家肯定认为这只是一个浅薄的涉猎者的探究——对此,纯物理学家的那种英勇怀疑论是找不到什么答案的。但是,这个涉猎者的问题却是一个原创性问题;对我们来说,通过将其与希波克拉底和第欧根尼的医书相比较,认识到它构成了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怀疑,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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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我们不知道,当苏格拉底在雅典开始他所从事的工作时——如他的学生在对话中所表明的那样——是多大年龄。柏拉图将他的一些对话置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年——比如在《卡尔米德斯》中,苏格拉底刚刚从波提狄亚(Potidaea)的艰苦战役中回来。那时,苏格拉底差不多40岁;不过,在这段时间之前,他无疑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柏拉图深信,苏格拉底谈话的时代语境极端重要——以至于柏拉图以最愉快的细节一次又一次地描述谈话的具体情境。苏格拉底从不在演讲大厅那种没有时间背景的抽象世界中说话。苏格拉底属于雅典的体育学校(也即体操馆)的忙碌生活,在那里,他与教练和医生一样,很快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定期访客。[54] 当然,参与他的谈话——这些谈话在整个雅典都很著名——的那些人,并不一定像斯巴达运动员那样赤身裸体地闲逛,尽管他们可能经常这样做。但是,思想的激动人心的搏斗——苏格拉底为之耗费了整个一生——发生在体操馆中,不只是一种偶然。在苏格拉底的谈话和运动员进场之前脱光衣服以便接受医生或教练的检查的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相似性。柏拉图让苏格拉底自己数次将这二者进行类比。[55] 在那些日子里,雅典人在体操馆里比在家里狭窄的四壁之间——那是他们吃饭睡觉的地方——觉得更自由自在。那里,在天空的清澈阳光的照耀下,无论老少,每天都集合训练,以使自己的身体健康舒适。[56] 休息的间歇为谈话所占据。毫无疑问,这种谈话常常是一些闲言琐语;尽管如此,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个哲学学派——柏拉图的阿卡德摩(Academy)和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Lyceum)——就是以雅典众所周知的体育场地命名的。任何一个人,如果他有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话要说,但又不方便在议事会和法庭上说,那么他肯定会到体操馆与自己的朋友和熟人们说。一个人在那里会看到谁,常常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作为换换口味,人们可以访问诸如此类的机构中的任何一个,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57] 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个对人们兴致勃勃的常客(habitué),熟悉场面上的每一个人;任何一张新面孔(尤其是年轻人中的新面孔)的出现,都会引起苏格拉底的注意,并询问这是谁家的孩子。作为雅典青年的一位敏锐观察者,他的眼光是无与伦比的。他是人性方面的伟大权威。[35]他的辞色锋利的提问是检验每个天才及其每项潜在能力的试金石;那些最杰出的公民在培养和教育孩子方面都要咨询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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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会饮及其承载的传统分量,才能与体操馆的智识活力相提并论。因此,柏拉图和色诺芬描述的苏格拉底的对话,同样发生在这两种环境中。[58] 他们提到的其他所有情境或多或少都有偶然性——比如阿斯帕齐娅(Aspasia)的沙龙,或者人们聚集闲谈的市场,或者某个著名的智术师到访期间,某个富有的哲学赞助人的家中。体操馆是最重要的聚会场所,因为人们按部就班地定期到访。体操馆不仅仅是身体的训练场地:通过鼓励心灵与心灵的接触,它们产生了一种智识的能量,这种智识的能量使其成为对任何新思想或者所热衷的事物的最有接受力的土壤。体操馆是闲暇和放松的场所:没有一种特定的兴趣可以在那里长久存在,在这样的环境中,忙忙碌碌、汲汲营营没有立足之地。因此,体操馆的常客尤其是准备来这里讨论普遍的人生问题的。而且,他们不只是对话题感兴趣,还对用以讨论话题的才智的精微与活力感兴趣。那里诞生了一种智力的体操运动,它很快变得像身体的锻炼那样精致复杂,像身体的锻炼那样令人羡慕。人们早就认识到,它就是长期以来体育锻炼被认为所是的那个东西,即某种形式的教化。苏格拉底的“对话(dialectic)”完全是一种个人的、朴素的锻炼类型,它与同一时期成长起来的智术师的教育方法截然不同。智术师是一群来自外邦的巡游教师,头顶名声的光环,为一群忠诚的学生所崇拜。他们收费教学,在某项特殊的技艺或者知识的分支上给予指导,对一群经过挑选的公众讲话,即对有产阶层的如饥似渴的孩子们讲话。他们在私人住所或者临时提供的演讲大厅发表冗长而华丽的演说。另一方面,苏格拉底则是一个淳朴的雅典人,人人都知道他。他所产生的影响很难被理解:他可能从一个自发的但明显具有目的性的话题开始一个刚好谈到的问题。他不传授什么特殊知识,也没有学生——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36]他只有朋友或伙伴。年轻人被他那势不可挡的锐利思想所吸引。对他们来说,苏格拉底是一出全新的、真实的阿提卡肃剧:他们全神贯注地用心倾听,他们热烈欢呼他的胜利,他们努力模仿他,在他们自己的家里以及自己的朋友圈中,以同样的方式审视人的本性。雅典最优秀的年轻头脑被吸引到苏格拉底身边,而且,一旦他们走近苏格拉底,他巨大的个人魅力就再也不会让他们自由逃离。任何试图以漠不关心的傲慢、或以冷漠的保留态度对待他的人,任何对其提问的古怪形式表示抗议的人、或任何对他那些刻意琐碎例子表示反感的人,很快不得不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恭恭敬敬,脚踏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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