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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144 很难找到一种单一的描述来解释这样一个奇特而复杂的人。柏拉图以极大的关爱和详尽的细节描写了苏格拉底所有的独特方式，但即便如此，似乎也只是暗示着苏格拉底不可能被界定——他只能被理解。另一方面，要理解严格的哲学史家为什么将柏拉图所描绘的苏格拉底形象中的所有这些特征仅仅作为一种诗意的点缀而弃置一旁，是很容易的。苏格拉底之成其为苏格拉底者，似乎都潜存于高水平的抽象思想之下——这种高水平的抽象思想，是哲学家们应该向之移动并显示其存在的场所。通过戏剧性地显示苏格拉底的影响远胜于具体知识对活生生的人的影响，仅仅是描述苏格拉底的智识能力的一种间接方式。不过，除非我们充分认识到苏格拉底对他正在与之谈话的实际个体的幸福的关怀，否则就不可能理解他正在言说的到底是什么，尽管哲学家可以在抽象的、学术的意义上认为，苏格拉底与他的对话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无足轻重；但柏拉图表明了，这一点对苏格拉底来说至关重要。这足以让我们怀疑，我们总是处于通过我们称之为哲学的这种中介物来看待苏格拉底的危险之中。确实，苏格拉底自己将他的那种“行为”（ ）描述为“哲学”和“哲学实践”。在柏拉图的《申辩》中，苏格拉底向陪审团保证，只要他一息尚存，他就永远不会放弃这种哲学和哲学实践。[59] 但是，我们切不可认为，苏格拉底意指的是后世经过漫长发展之后所成为的那种哲学——一种抽象思维的方法，或者一堆由理论表述所构成的学说或教义，我们很容易将这种哲学与创造它的人相分离而对其进行超然的思考。［37］全部有关苏格拉底的文献，都在异口同声地反对苏格拉底的学说可以与其个体自我相分离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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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146 那么，柏拉图将苏格拉底奉之为典范、而苏格拉底则在他自己的申辩中坦承要坚守的那种“哲学”，到底是什么呢？柏拉图在许多篇对话中对其性质作了解释。柏拉图越来越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由苏格拉底及其对话者所承担的那种探索的结果之上；但是，在这样做时，他一定觉得他仍然忠于苏格拉底精神的本质。他想让每一篇对话都再次证明它的丰盈。但是，对我们来说，既然要想确定一个原点——从这个原点开始，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越来越成为柏拉图，而不是苏格拉底——非常困难，我们就必须努力在其最简洁朴素的表述的基础上，界定苏格拉底的“哲学”之所是。诸如此类的表述还不少。在《申辩》一文中，由于柏拉图仍然惊恐于雅典人对苏格拉底所犯的巨大错误，且希望为老师赢得其他学生，他以最简短、最明白的形式描述了苏格拉底的工作的本质和意义。虽然苏格拉底的讲话经过太多的人为修饰，因而只能是他在法庭上即席发表的实际讲话的一个修正版，[60] 但它对苏格拉底的真实生活和品格的描述仍然惊人地真实。它以纠正和拒绝承认谐剧诗人与公众意见对苏格拉底的滑稽讽刺开始；然后随之而来的是一段令人动容的、苏格拉底对哲学的信仰告白，柏拉图意在将其与欧里庇得斯忠于缪斯女神的那段著名告白相提并论。[61] 不过，苏格拉底是在他面临即将到来的死亡时作此告白的。苏格拉底所服务的权力，不仅可以美化我们的生活，减轻我们的痛苦，还可以征服世界。“［只要我还有生命和能力］，我就永远不会放弃哲学实践”，紧接着这一抗议的就是一个他说话和教学方法的典型例子，要理解其内容，我们必须从其形式——如柏拉图著作中的这段文字和许多其他段落例示的形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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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148 柏拉图将真正属于苏格拉底的方法归结为两种：劝告（protreptikos）和检验（elenchos）。二者都以提问的形式出现。提问-形式（question-form）是最古老的劝勉（parrainesis）或鼓励类型的一种衍生物，我们可以经由肃剧将此种劝勉或鼓励追溯到史诗。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的导论性对话中，我们可以又一次看到这两种方法的再次并置使用。[62] ［38］这篇对话将苏格拉底与大智术师普罗泰戈拉相对比，在我们面前展示了智术师用以教学的各种套路和形式：神话故事、论据证明、解释一首诗、问-答形式的查问；但苏格拉底自己独特的讲话方法，连同其所有古怪的迂腐和反讽的谦逊，被描写成幽默的和生动的。在《申辩》和《普罗泰戈拉》中，柏拉图告诉我们，苏格拉底谈话的这两种方法——劝告和检验——根本上是相互类似的。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个精神进程的两个不同阶段而已。这一点可以从《申辩》得到证实，在《申辩》中，苏格拉底将他的这两种方法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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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150 我永远不会停止哲学实践，我会敦促每一个我见到的人，把我的想法告诉大家，说我常说的话：“我的朋友，你是伟大的、强盛的、富有智慧的、雅典城邦的公民，你那么在意积累金钱、荣誉、名声这种东西，而对有关善和真理的知识以及自己灵魂的完善却从不关心，你不觉得羞愧吗？”如果有人反驳我说，他很在意他的灵魂，我不会马上放他走的，我会诘问他，检验他，驳斥他；如果我认为他没有什么美德，而只是自称他有，我会责怪他贬低了生命中伟大的部分，而高估了无价值的东西。我会这样对待每一个我见到的人，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同胞还是异乡人——但首先是你们这些雅典公民，因为你们在血缘上与我更亲近。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你们必须知道这一点；而且我相信，对你们而言，没有比我对神的效劳更有意义的事了。因为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四处说服你们老老少少所有人，不要那么在意自己的身体和金钱，而是要关心你们的灵魂的完善。[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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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153 苏格拉底说他在从事“哲学实践”。显然，苏格拉底并非以此意指他从事抽象的哲学思考，而是说他在从事劝告和教育。他使用的方式之一就是苏格拉底式的检验，以及对一切虚假的知识和美德的拒绝。这种检验尽管看起来是这类进程最有独创性的方面，但它只是苏格拉底所描述的整个进程的一部分。［39］但是，在研究这种对话式的“对人的检验”——人们通常认为它是苏格拉底哲学的本质——的特征之前，我们必须更仔细地看一下他的告诫的开场白。当苏格拉底把总是渴望赚钱的生意人的生存，与他自己的高级理想相比较时，他的比较取决于人们最重视的对于外在善的关心或在意。苏格拉底劝告人们关怀自己的灵魂（ ），而不是在意钱财。这一观念出现在苏格拉底申辩的开头，并且在申辩的结尾重现。[64] 但是，这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灵魂比身体和外在的善更加重要；它被假定为是不言自明的，尽管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并不真的如此行动。对我们来说，这一点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存在任何异常之处的；实际上，它似乎更像是一种老生常谈。但是，对那个时代的希腊人来说，它也像对我们——两千年基督教传统的传人——而言的那样不言自明吗？在《普罗泰戈拉》中，苏格拉底在讨论中向年轻人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其中，他也以这种方式——说他的年轻朋友的灵魂正陷入危险之中——来开始他的谈话。[65] 在这一点上，灵魂陷入危险的主题是典型的苏格拉底式的，而且最后总是导致他关怀灵魂的召唤。他像一个医生那样说话——只不过他的病人不是一个身体存在，而是一种精神存在。在苏格拉底学生的著作中，存在着数量极其巨大的段落，在这些段落中，苏格拉底将关怀灵魂描述为人的最高利益。这里，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苏格拉底对自己的职责和使命的看法：他觉得它就是教育的责任和使命，而教育的工作就是服侍神。[66] 它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一种宗教责任，因为它是“关怀灵魂”的责任。[67] 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灵魂是人身上的神性部分。苏格拉底将“关怀灵魂”与关于价值和真理的知识（即phronésis和alétheia）紧紧联系在一起来描述。[68] 与灵魂被从外在的善区分开来相比，它被更明确地与身体区分开来。这暗示了苏格拉底关于价值的一种等级观念，它将精神的善置于最高等级，身体的善处于精神的善之下，而财物和权力这样的外在善则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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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155 苏格拉底信心十足地展示了这些价值等级，［40］认为它们不言自明，但在这些价值等级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希腊人流行的看法，在一首古老精美的酒歌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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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157 对终有一死的人来说，健康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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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159 其次是外貌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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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161 然后是心安理得无可指责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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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163 最后，是青春、朋友和欢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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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165 苏格拉底的思想增加了一些新东西——内在的世界。苏格拉底所谈论的这个内在世界的德性就是灵魂的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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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167 然而，到底什么是灵魂（这个苏格拉底称之为psyché的东西）？如果我们首先从语义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柏拉图笔下的还是其他人笔下的苏格拉底，都总是以一种格外的强调、一种热切的、恳求似的急迫运用“灵魂”这个词。在他之前，没有一个希腊人曾经以这种语气说“灵魂”这个词。我们可以感觉到，这是我们现在在某种语境中称之为灵魂的东西在西方世界的首次出现，尽管现代心理学家并不将其看作是一个“真实的实体”。由于“灵魂”一词的意义在其中得以发展的智识背景，我们总是在这个词中听到它的弦外之音，即它的道德或宗教意味。与他的“服侍神”和“关怀灵魂”一样，“灵魂”一词听起来好像是基督教的东西。但是，这个词首先是在苏格拉底的劝告性说教中获得了其崇高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不要问，苏格拉底的灵魂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基督教，无论是直接的影响，还是经由后世哲学中介的影响；也不要问，苏格拉底的灵魂概念与基督教的灵魂观念，在多大程度上相一致。我们这里必须要做的，是要认识到，这样一个划时代的观念在希腊的精神发展史上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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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169 如果我们请教罗德（Rohde）的巨著《魂灵》（Psyche ），就会发现，在希腊精神的发展中，苏格拉底似乎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罗德完全将他忽略不计。[70] 这部分地是由于他对苏格拉底的偏见，从年轻时代起，他就与尼采一样认为苏格拉底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但更多的则是由于罗德处理这一问题的特殊方式。尽管他自己不是基督徒，但他处理问题的态度仍然是基督教的，因而他将丧礼和对永生的信仰作为灵魂包罗万象的历史的核心来看待。我们立刻可以承认，苏格拉底在这些思想领域毫无建树。［41］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罗德从未注意到，psyché（即“灵魂”）一词，是从哪里，在何时，通过谁获致其特殊品格的——这种特殊的品格使之成为隐含于西方人的智识和道德人格之中的一切价值的真正代表。此事首先发生在苏格拉底教育性的劝勉演说中，一旦这一事实得到明确的说明，要想对它产生怀疑就是不可能的了。苏格兰学派的学者们已经强调过这一点；他们的著作完全不受罗德的影响；伯内特有一篇很好的论文，在该文中，他追溯了灵魂观念在整个希腊精神史中的发展进程。他表明，无论是荷马和史诗的幻影（eidolon），亦即哈德斯地狱的鬼魂（shade），还是伊奥尼亚哲学家们的气-灵魂（air-soul），或俄耳甫斯信仰的精灵（soul-daemon），或阿提卡肃剧的psyché［心灵］，都不能解释苏格拉底赋予“灵魂”这个词的新含义。[71] 至于我本人，正如我上面所做的那样，通过分析苏格拉底演说的形式，早就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如果我们不能感受伴随苏格拉底运用“灵魂”一词而来的精神情感，那么就几乎不可能理解苏格拉底的劝告模式。苏格拉底的劝告式演说是长篇抨击（diatribe，希腊化时代巡游的犬儒和斯多亚教师发表的树桩讲道文章）由之而来的源头，这种长篇抨击文章进一步影响了基督教讲道文章的结构。[72] 不过，关键的要点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通过不同的年代和运用持续传承下来。学者们已经从文学形式的角度，通过追溯从劝告演说而来的独立主题如何被其继承者所接收和修改，详尽了解了其文体转换的细节。但是，所有这三种类型的演说的基础是这样的信条：“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灵魂，那么即使他得到了整个世界，对他又有何好处呢？”在其《基督教的本质》（Wesen des Christentums ）一书中，哈纳克（Harnack）正确地将这种对个体灵魂的无限价值的信仰描述为基督宗教的支柱之一。[73] 但是，在此之前，它一直是苏格拉底的“哲学”和教育思想的支柱。苏格拉底讲道，并改变人的信仰。他为“拯救灵魂”而来。[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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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171 我们要尽可能简单明了地解释苏格拉底的使命观念的基本原则，在能够更进一步之前，必须在这里稍作停顿。我们必须对一些事实获得批判性评估，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42］苏格拉底的教导是基督教的一个希腊先驱吗？或者，毋宁是说他将一种奇怪的东方精神引进了希腊思想——这种东方的精神，通过希腊哲学的伟大教育力量，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并且朝着一种西方和东方的联合而运动？在俄耳甫斯运动中——我们可以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在公元前六世纪起的希腊宗教中追溯它——不存在同一潮流的另一个事例吗？俄耳甫斯教义将灵魂与肉体相分离：它认为人的精神是一个堕落的精灵，被囚禁在肉体之中，由此，人死之后，它会在一系列肉身中漫游，直至最终回归天上的家。然而，尽管许多人认为，俄耳甫斯信仰属于东方或者“地中海地区”，但其起源模糊不清；而且，它的末世论和鬼神论信仰没有一个出现在苏格拉底的灵魂观念中。是柏拉图将它们引进了苏格拉底的灵魂及其命运的神话修饰中。柏拉图的《斐多》提出的灵魂不朽的学说，和《美诺》中出现的关于灵魂前世存在的学说，都被归诸苏格拉底，[75] 但这两个互补的观念显然在起源上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关于灵魂不朽的真正意见也许是在《申辩》中正确地提出的——其中，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他对灵魂死后的命运表示存疑。[76] 这比《斐多》中提出的灵魂不朽，更适合他那种平实的、批判的、非教条的精神气质：尽管一个对灵魂有如此高贵的想法的人对灵魂问题——即使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浮想联翩，也是顺理成章之事。[77] 不管怎样，他不相信这种解决是至关重要的。基于同样的原因，对归之于灵魂的实体的准确类型，他从未做出任何断言。他并不（如柏拉图那样）认为灵魂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因为他没有清楚地表达，灵魂是否可以与肉体相分离。服侍灵魂即服侍神，因为他认为灵魂就是心智和道德理性。这就是为什么灵魂是世界上最神圣之物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来自于遥远天国的、负罪的精灵-访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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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173 因此，结论无可避免。在苏格拉底的教导中，貌似具有基督教情感魅力的所有引人注目的特征，［43］实际上都来源于希腊。它们发源于希腊哲学；只有那些完全误解其特性的人才拒绝相信它们的希腊起源。希腊精神不是在对诸神的崇拜中（希腊的宗教史通常围绕它来展开），而是主要在哲学中（在希腊人建构系统的宇宙论的天赋的帮助下），达到其宗教的最高发展阶段。哲学确实是意识发展一个相对较后的阶段，神话先行于哲学。在狄奥尼索斯崇拜和俄耳甫斯信仰中，我们可以指出许多苏格拉底教导的类似物和初级阶段；但这并不是因为苏格拉底特有的思想和话语抄袭了一些宗教教派——我们可以将它们作为非希腊的东西冷淡地打发，或者作为东方的东西热烈地钦羡。苏格拉底是一个孜孜以求、朴实无华的思想者：对他来说，接受狂热的宗教崇拜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因为宗教狂热诉诸灵魂的非理性因素。真实的情况毋宁是，这些宗教派别和崇拜仪式只不过是希腊人中间旧的民间信仰的一些形式——它们看起来确实像是一种个人信仰的开始，或者，似乎有一种相应的个人生活方式和传道形式。[78] 在哲学这个思维的王国，相应的形式要么从类似的精神处境中独立地产生，要么从流行宗教的套话中借用一些词汇和短语，在哲学语言中，人们将其作为某种隐喻和象征来使用，从而降低了其地位。[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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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175 在苏格拉底的谈话中，大量带有宗教余响的词语，来自苏格拉底的工作与医生的工作的类比。这就是为什么苏格拉底对灵魂的看法带有特别的希腊色彩的原因。苏格拉底的态度——人的精神存在是人的“自然”的一部分——一部分是由数个世纪之久的思想习惯产生的，另一部分则是由希腊精神的基本结构决定的。这里，我们终于遇到了苏格拉底哲学和基督教灵魂之间的区别。理解苏格拉底所谈论的灵魂的唯一方式，是将灵魂作为同一个人的自然（human nature）的两个不同侧面来考虑。在苏格拉底的思想中，灵魂的人（psychical man）和自然的人（physical man）之间并不相互对立；来源于自然哲学的旧观念的自然（physis）现在也吸收了精神，因而有了本质性改变。［44］苏格拉底不能相信人有一种对精神的垄断权。[80] 如果在自然的什么地方有精神的位置——正如人的理智的存在所表明的那样，那么这自然原则上必定能够承担精神的力量。但是，由于作为同一个人的自然（human nature）的不同部分的身体和灵魂的共存，正如人的身体的自然被精神化了一样，人的灵魂反过来也呈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新现实：它凭自身的权利变成了一种自然（physis）。在苏格拉底眼中，灵魂似乎比身体更柔软可塑，因此有能力接受形式和秩序。与身体一样，它是有序整体（cosmos）的一部分。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有序整体，尽管没有一个希腊人会怀疑呈现在这两个不同领域的秩序中的原则本质上是同一个。因此，灵魂和身体的类比必须扩展到希腊人称之为德性的东西。在希腊城邦中，通常包含在德性（即“卓越”或“美德”）这一名称之下的那些品质——勇敢、审慎、正义、虔敬，正如健康、力量和美貌是身体的卓越一样，都是灵魂的卓越。更确切地说，它们是与灵魂的特定部分相对应的力量，或者说，它们就是灵魂的特定部分之间的合作——在人的自然能够胜任的范围内，灵魂的各部分被培育到极致的那种合作。身体和精神的德性的秩序本质（cosmic nature）无非是“各个部分之间的对称”——灵魂和身体都依赖于这些对称的部分之间的合作。记住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苏格拉底的“善［好］”（the good）概念是如何与现代伦理学中的相应概念不同的。所有这些概念中的大多数不可翻译，很容易产生误解。一旦我们不是将它作为“善（good）”而是作为“对某人好（good for one）”来理解，我们就能把握它的希腊含义：因为这使它与拥有它的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对什么人好一目了然。在苏格拉底看来，“善［好］”就是那因其本身之故我们应该意愿的东西或去做的事情。诚然如此。但是，这对那些有用的东西（the Useful）、有益的东西（the Beneficent）、从而那些令人愉快的（the Enjoyable）和带来幸福的东西（Happiness-bringing）也是同样的——因为它有助于人的自然实现它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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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177 一旦我们接受这一点，那么，很显然，道德就是人的自然的体现——被知识正确地理解和培育的人的自然的体现。人有一个心灵和灵魂，如果人没有灵魂，就不可能有一种道德规范；这一事实将人从单纯的动物生存状态中区分出来。但是，所谓培育人的灵魂使其服从道德行为规范，［45］就是遵循人的自然之道，人在这样做时，就达到了与宇宙本性的和谐——或者，用希腊的话语来说，就是获得了完美的幸福，即eudaimonia。苏格拉底由衷地确信，人的道德存在与世界的自然秩序和谐一致，正是基于这一信念，他与每一个时代的希腊人的情感保持完全的、无条件的一致。苏格拉底思想中的创新之处，是他的这一信念：人不可能通过培养和满足他自己的感官和身体的自然（无论社会的禁忌和义务怎样限制）来达到这种与存在的和谐一致，而是只能根据他探索自己的灵魂所发现的法则，通过对他自己的完全的主宰，才能达到这种与存在的和谐一致。通过断言人必须努力主宰那个最属于他自身的领域，即灵魂，苏格拉底给他那种特有的幸福主义增添了一种新的力量，以抗拒外在的自然和命运——它们不断增长的危险威胁着人的自由。歌德曾经问道：如果不能让一个人的幸福成为可能，那么宇宙中日月星辰的这一切奇妙展示又目的何在呢？根据他自己的假设，苏格拉底当然不会将此问题称为“邪恶的”——就像现代批评家们在这个实在和道德不再合二为一的时代所称呼的那样。在让道德的幸福与实在的事实和谐一致方面，“理性主义者”苏格拉底没有困难，尽管我们现在的道德幸福被现实的冲击所碾压，因为我们的道德与实在相冲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与苏格拉底临终那天就着那杯毒酒一饮而尽的快活相比，这世上还有更美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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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180 苏格拉底宣布灵魂是人生最高价值的源泉。因此，他特别强调灵魂的内在生活，这一点成了希腊文明后来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德性和幸福现在成了精神的品质。在做出这一改变时，苏格拉底充分认识到了其隐含的后果。他甚至断言，在绘画艺术中，精神也应该占据支配地位。他说，画家不应该只是模仿身体的美，还应该呈现灵魂的特征（ ）。据色诺芬记载，[81] 在苏格拉底与大画家帕拉修斯（Parrhasus）的谈话中，他提出了这一新思想；而帕拉修斯则说，他对于绘画是否能够进入不可见的和不对称的世界，有些吃不准。色诺芬描述二人的此次会谈，［46］仿佛苏格拉底对灵魂重要性的强调已经向他那个时代的画家们揭示了未经勘察和不可逆料的精神世界［灵魂内部的世界］。苏格拉底声称，人的身体，尤其是人的面部，只是灵魂及其品质的一种反映，而画家帕拉修斯则对这一伟大的思想报之以惊讶和不决。这个故事是象征性的。无论那个时期的哲学和艺术是什么关系，色诺芬必定相信，哲学，并且只有哲学，指引了进入新发现的灵魂园地的道路。对我们来说，要衡量这一变化的巨大影响是困难的。其直接后果是形成了一种新的价值秩序，并且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被辩证地构建出来。新的价值秩序以这种形式成为后来接收希腊哲学之火炬的数个世纪的精神基础。我们不得不对这些哲学家建构抽象的思想体系的惊人力量感到由衷的钦佩——在此抽象的思想结构体系中，苏格拉底所认识到的真理可以被更加清晰地认识和理解，从而，可以说，它构成了宇宙系统图像的中心——其他一切存在都指向这个中心。不过，尽管如此，“物始于行”[82] ，是苏格拉底对人们“关怀灵魂”的召唤，才真正将希腊人的心灵转向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自此以降，哲学和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将由生活即bios的概念来扮演——bios，不是被看作只随时间流逝而随波逐流的人的生存，而是被看作一种明明白白的、可以理解的统一性的生存，一种精心塑造的生活样式的人的生存。这一创新是由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引起的；他扮演了这种新生活——建立在精神价值基础之上的生活——的榜样的角色。他的学生们意识到，苏格拉底的教化的伟大力量来自于他所促成的这一变化，他改变了旧的以英雄为榜样（Example）的教育观——英雄的榜样本来是其他人要遵循的一种生活样式。苏格拉底使自己成了他教导的生活理想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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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182 我们现在必须努力对苏格拉底的教导做出更多的细节描述。尽管柏拉图在《申辩》中让苏格拉底将“关怀灵魂”描述成“服侍神”，但“服侍神”这句话其实没有什么超自然的涵义。恰恰相反，一个基督徒会认为苏格拉底的体系非常简单和世俗。首先，他并不认为“关怀灵魂”意味着对身体的忽略。当苏格拉底从身体的医生那里知道，灵魂无论是生病，还是健康，［47］都同样需要特殊的“治疗”时，他怎么可能因为“关怀灵魂”而忽略身体呢？他对灵魂的发现，并不像有人经常错误地断言的那样，意味着灵魂与身体的分离，而是只意味着灵魂对身体的支配地位。无论如何，除非一个人的身体本身是健康的，否则他不可能适当地照顾灵魂。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尔（Juvenal）的祈祷，“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是以真正的苏格拉底的精神说出来的。苏格拉底本人既没有忽视自己的身体，也没有赞扬过那些忽视他们身体的人。[83] 他教导朋友们，要考验身体以使它们保持健康，而且就合理的饮食这一话题与他们进行详尽的讨论。他反对过分饮食而妨碍对灵魂的照料。他自己的生活是按照斯巴达人艰苦朴素的生活法则来进行的。稍后，我们必须讨论肉体苦行（askésis）的道德规则，并研究其附加在苏格拉底的那种思想之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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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184 柏拉图和色诺芬都对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教师的影响力做出了尽可能的说明——这是因为他与那些智术师们截然不同。他们是公认的名师大家，在教学技艺方面相当新颖。苏格拉底似乎总是在监视着他们，并随时挑战他们，纠正他认为他们错了的地方。尽管他志存高远，但他总是从他们的水平起步。他们的教化是一种混合产物，由各种不同来源的要素构成。其目的是对头脑思维的训练；但是，对什么是训练思维的最佳知识这一问题，他们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他们每一个都各有专长，所以自然而然地相信自己的专长最适合于训练思维。苏格拉底没有否认他们传授的科目的各自价值，但他的“关怀灵魂”的召唤，蕴含着一种借以判断他们传授的科目的价值标准，以及对他们的某种限制。[84] 一些智术师认为，自然哲学的学说是很好的教育资料。老一辈自然哲学家从未这样说，尽管他们认为在教育的高级意义上，他们确实是教师。要断定科学研究是否能够教育年轻人，是一个新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苏格拉底对自然哲学兴趣甚微，不是因为他不理解自然哲学的问题，而是因为他所问的问题与他们的问题不同。如果他劝阻别人穷究宇宙论问题，这是因为他相信，他们的聪明才智可以被更好地用来思考“人间事务”。[85] ［48］再者，普通希腊人认为宇宙事务充满魔力，超越有死凡人的理解能力。苏格拉底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一点甚至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开头。[86] 对于像埃利斯的希庇阿斯这样头脑更加现实的智术师所从事的数学和天文学研究，苏格拉底持类似的保留态度。他本人曾经是这些学科的一个非常敏锐的学生，并认为一定程度的相关知识必不可少；但他坚定不移地相信，这种事不应该走得太远。[87] 这是我们从色诺芬那里得到的信息，色诺芬被人指控为功利主义者，一个偏重于实践科学的人。柏拉图曾经在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和他自己的苏格拉底之间做过一个略无奉承的比较，他在《王制》中说，数学是真正通向哲学的唯一道路。[88] 但是，后一个观点受到柏拉图自己智识发展的影响，它使他成了一个辩证法大师，对知识的理论感兴趣；然而，在他晚年的著作《法义》中——其中，他正在讨论的不是高级的教育，而是初级的教育——他采取了与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相同的态度。[89] 如此这般，苏格拉底对人类事务的特殊兴趣，给迄今为止被认为构成文化的各学科提供了一个选择的标准。“我们究竟应该研究某个学科到多深多远？”这个问题，包含着更大的问题：“这个学科的好处是什么”，以及“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些问题得到回答之前，教育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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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186 因此，道德因素再一次回到了兴趣的中心——是智术师的教育运动将道德因素推离了人们的兴趣中心。智术师运动起源于统治阶级对高级教育的需求，起源于对理智能力的新重视。[90] 智术师们心中都有一个清晰的实际目标——培养城邦治理者（statesmen）和政治领袖；而且，在一个崇拜成功的时代，智术师目标的清晰性促进了他们将强调的重点从道德转向聪明才智。现在，苏格拉底在道德和智识文化之间重新建立起了必然的联系。但是，苏格拉底并未试图以一种非政治［非城邦］的理想——由纯粹的人格打造所构成的理想——来抗衡智术师的政治教育。教育的目的不能被改变：在希腊的一个城市国家中，教育的目的必然始终如一。在陈述苏格拉底教授政治学［城邦学］方面，柏拉图和色诺芬意见一致。[91] 如果苏格拉底未曾教授政治学，［49］他又怎么可能与城邦发生冲突？他又为何被判处死刑？对希腊人的感受来说，苏格拉底所孜孜以求的“人间事务”的最高成就，就是城邦共同体的繁荣幸福，这是个体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础。[92] 在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一个其教导无关乎“政治［城邦］”的苏格拉底会发现没有学生愿意跟随他。苏格拉底的创新之处在于，他认为人类生活的核心——共同体生活也一样，是人的道德品格。不过，这不是使阿尔西比亚德和克里提亚追随他成为其学生的东西。他们被在城邦政治生活中起一种领导作用的野心所驱使，希望苏格拉底能告诉他们如何实现这一目标。[93] 这就是苏格拉底被控告所做的事情；色诺芬为苏格拉底辩解，认为他们后来对政治训练的利用与苏格拉底教导他们的目的背道而驰。[94] 无论如何，当他们进一步了解他，并发现他是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并以其灵魂的全部热情寻找和拥有“善［好］”时，他们都深感震惊。[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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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190 但是，苏格拉底给予的是何种类型的政治教育呢？我们实在不能将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王制》中所阐述的乌托邦城邦理论归诸苏格拉底，因为它完全依赖于柏拉图的型论。这种情况也是不可能的，即当苏格拉底正在进行哲学教育时，他像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中所做的那样行动：其中，他声称自己是他那个时代唯一真正的政治家，并说与他的工作相比，所有职业政治家的努力——如他们所做的那样，仅仅致力于外在的权势——全是空洞无物的胡说八道。[96] 这些充满情绪色彩的话语，是柏拉图在批判导致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的整个政治倾向时，事后加上去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苏格拉底本人不参与政治活动，却给别人提供一种政治教育？[97] 色诺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概述，这个概述包含苏格拉底在政治讨论中所涵盖的大量主题——尽管我们为了理解它们的深层含义，必须利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关于德性本质的那些对话。色诺芬告诉我们，苏格拉底与他的学生一起探究所有类型的政治技艺：各种不同类型的政体之间的区别，[98] 法律和政治制度的起源，[99] 政治人物的行动目的，政治家职业生涯的最佳准备，[100] 政治和谐的价值，[101] 视遵从法律为最高公民德性的理想。[102] ［50］他不仅讨论城邦的治理，还讨论家庭的管理，即 ［家政］。政治学和“经济学（oikonomika，即家政）”在希腊人的头脑中总是紧密相连的。智术师们经常讨论这些话题，与他们一样，苏格拉底常常将诗人（尤其是荷马）的诗行作为赖以发展出典型事例或用以说明政治观念的文本。在那个时代，一个熟知并传授荷马诗歌的人被称为“ ［荷马的称扬者］”，因为他通过挑选出诗人的某个段落加以赞扬来进行教学。[103] 苏格拉底在他的挑选行为中被控具有反民主的倾向。[104] 我们已经注意到苏格拉底对选举体系和民主原则的批评——抽签选举使得政府官员的选择非常死板，民主原则就是人多就永远正确。[105] 不过，无论如何，苏格拉底的批评绝非一种党派行为，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就是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开头一幕中令人难忘的场景。在三十僭主统治期间，苏格拉底从前的学生、雅典现在的最高统治者克里提亚，征召他赴任政府官职，并命令他停止教学，隐隐地威胁他如或不从唯有一死：尽管由于苏格拉底的行为的特殊性，但他的这种教学并不隶属于关于修辞学教学的一般禁令的范围——三十僭主的禁令将修辞学教学作为一种假托的例证。[106] 城邦的统治者们显然知道，苏格拉底会泄露他们胡作非为的真相，就像他当时无情地揭露过分放纵的暴民统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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