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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的研究的总体趋势确定了描述苏格拉底的路线。苏格拉底是塑造希腊人灵魂的中心人物。他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教师。如果我们试图在理论领域和系统哲学的领域寻找他的伟大之处,就会要么认可他太多而认可柏拉图太少,要么以二者都不相信而告终。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柏拉图诉诸于苏格拉底之口的哲学理论结构本质上是柏拉图自己的产物,这是正确的。但是,苏格拉底远非一堆启发性观念的堆砌——这些观念是我们从柏拉图对他的描述中抽取了“型论”和教条学说之后的残渣余物。苏格拉底的重要性在于另一维度。他既不是科学传统的传承者,也不是各种哲学学说的继承者。实事求是地说,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人。他呼吸着扑面而来的历史气息,并为历史的光芒所照亮。他从雅典的中间阶级登上了理智的独立和自主,很久以前,雅典杰出的贵族领袖梭伦和埃斯库罗斯都曾向这个始终如一、敬畏神明、听从良心的阶级呼吁他们的坚定忠诚。现在,这个阶级通过它自己的儿子——一个来自阿提卡的阿罗贝克(Alopeké)胞区的公民,一个雕刻匠和助产婆的孩子——之口发声和说话。梭伦和埃斯库罗斯曾经在正确的时刻,接收外来输入的已萌芽的革命性观念,并将它们吸收进自己的思想。他们是如此深刻地把握和滋养了这些外来观念,以至于他们不仅没有打碎雅典人的原有品格,而且还唤起了雅典人内心最强大的力量。[28]现在,苏格拉底出现了,出现在一个同样是精神危机的时刻。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一个庞大帝国的女管家,现在被众多不同种类和起源的势力淹没了;而且,尽管她拥有各个艺术领域和实际生活的特殊技能,但她即将丧失精神上的稳固地位。她沉醉于自己激情洋溢、情感充沛的唠叨,她在最短的时间内说服一切传统价值放弃其存在。然后,苏格拉底出场了,成为道德世界的梭伦。因为雅典城邦和社会是从道德世界的角度被连根拔起的,因而也必须由此得到拯救。在希腊历史上,这是阿提卡精神第二次召唤希腊人灵魂中的各种向心力来与各种离心力战斗——通过建立一种牢固的道德秩序来抗衡伊奥尼亚的思想创造,即一个各种自然力量相互冲突的哲学世界。梭伦发现了社会和政治共同体中的自然法则。现在,苏格拉底开始探索灵魂中的道德秩序(cos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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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青年时代正值希波战争的伟大胜利之后的急剧扩张时期,这个时期的雅典的标志性事件,外则是伯利克里帝国的创立,内则是完全的民主制度的实施。苏格拉底的事例证实了伯利克里在葬礼演说中的表白:在雅典,才智和美德不会丧失展示自己的机会。[29] 无论是他的血统,还是他的阶层,甚至是他的外貌,都无法注定能让他使雅典的众多贵族子弟——他们以政治家为志业,或者像他一样,跻身于阿提卡社会的精英阶层,位于最优秀者(kaloi kagathoi)之列——聚集在自己周围。最早的传闻说,苏格拉底大约三十岁时,是阿那克萨哥拉的学生阿尔克劳(Archelaus)的追随者。开俄斯的肃剧诗人伊翁,在其旅行日志中记载了他与苏格拉底在萨摩斯岛上的相遇。[30] 伊翁熟知雅典,是索福克勒斯和西蒙(Cimon)的朋友,他补充说,阿尔克劳属于西蒙的朋友圈。[31] 我们很难说,苏格拉底的政治观点是否受到了这个伟大的贵族人物的影响,西蒙战胜了波斯,是雅典亲斯巴达保守派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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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人生的盛年,苏格拉底见证了雅典权势日隆,目睹了阿提卡创造的古典诗歌和艺术最伟大的光荣;他是伯利克里和阿斯帕齐娅(Aspasia)家中的座上客;他的学生中有才华横溢而名声可疑的政治家,[29]诸如阿尔西比亚德和克里提亚。其时,雅典正绷紧每一根神经来保卫她赢得的疆域,她要求其公民的伟大奉献。苏格拉底因在数次战斗中作战英勇而闻名。在审判他时,他还强调了这一点,以抵消他在政治参与上的不足。[32] 尽管苏格拉底非常热爱雅典普通民众,[33] 但他无疑是一个贫穷的民主派支持者。他并不羡慕雅典人在议事会和法庭上的热烈政治行为。[34] 他平生只有唯一一次政治亮相。他作为议事会的轮值主席,主持雅典海军将领的审判,获得埃吉纳斯(Arginusae)海战胜利的海军将领被全体判处死刑(此前没有类似判例),因为恶劣的天气阻止了他们搭救雅典遇难船只的幸存者。执政团中只有苏格拉底一人挺身而出,力排众议,拒绝将此提议付诸表决,因为这是违背法律的。[35] 后来,这一事件可能被解释为一种爱国行为,但无可否认,苏格拉底认为多数决的民主原则根本上是错误的,与之相反,城邦应该由最有智慧和最高贵的人来治理。[36]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当雅典的民主制度年复一年变本加厉地腐败堕落时,苏格拉底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推论。他是在希波战争胜利的精神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曾目睹雅典帝国的崛起。二者之间的对比如此尖锐,必然在他的头脑中产生了各种批判性怀疑。[37] 这些观点给他带来了很多具有寡头倾向的公民同胞的同情,后来,在审判中,他们也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民众不明白苏格拉底独立自主的态度完全不同于像阿尔西比亚德和克里提亚这样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不理解苏格拉底的态度具有比政治领域远为广阔的智识基础。但是,在那时的雅典,即使是远离政治行为的人,也必须接受一种政治立场,城邦问题对每个公民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无一例外;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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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成长的时期,见证了雅典的第一批哲学家和第一波哲学活动。即使没有关于他与阿尔克劳之间关系的传言,[30]我们也必须假定,作为欧里庇得斯和伯利克里的同代人,苏格拉底早就熟悉阿那克萨哥拉和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的自然哲学。我们不必怀疑,他在柏拉图的《斐多》中所做的关于自身思想发展的陈述——至少是当他谈到自己早期对阿那克萨哥拉的自然哲学的兴趣时——具有历史的准确性。[38] 在柏拉图的《申辩》中,他明确否认对这一领域有什么特殊兴趣;[39] 但是,与每一个有教养的雅典人一样,他曾经阅读过阿那克萨哥拉的著作,(正如他在同一段落中所说)这样的书在剧院乐队的流动书摊上用一个德拉马克就可以买到。[40] 色诺芬说,即使在后来,他也常常在自己家里与朋友们一同浏览“旧时圣贤们”的著作——也就是诗人和哲学家们的著作,以便为他们撷取其中的重要段落。[41] 因此,当阿里斯多芬描述苏格拉底正阐释第欧根尼关于漩涡创造宇宙、气是一切存在的本原的自然哲学理论时,也许并不像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完全是谬悠之说、无端崖之辞。但是,苏格拉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将这些科学学说吸收进了自己的思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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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斐多》中,他说,当他拿起阿那克萨哥拉的书籍时,他原本所望甚大。[42] 有人把阿那克萨哥拉的书给了他,导致他期望在书里找到他正在寻找的东西。这意味着,甚至在此之前,苏格拉底对自然哲学家们关于宇宙的科学解释就一直持怀疑态度。阿那克萨哥拉同样让他很失望,尽管其著作的开头一度激起他的希望。阿那克萨哥拉在其中所说的大意是心灵(Mind)是安排宇宙的本原;不过,随着著作的进展,他不再进一步运用这一解释原则,而是像其他自然哲学家一样,把一切归诸于机械原因。苏格拉底本来期望他对事物是如何发生的问题作出解释,并表明它们是以“因为那样最好”的方式发生的。也就是说,他认为自然的法则必须直接指向一个有益的目的。根据《斐多》中的叙述,苏格拉底从这一对自然哲学家的批评出发,抵达了型论;尽管如此,根据亚里士多德令人信服的陈述,型论根本不能归之于真正的苏格拉底。毫无疑问,柏拉图觉得他有正当理由让苏格拉底来解释型是一切现象的终极原因这一学说,[31]因为他本人通过苏格拉底对遍布于一切事物的善(Good)的本性的研究达到了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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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到自己的问题的答案,苏格拉底同样也研究过自然。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他赞成关于支配宇宙结构的目的的谈话,并试图在自然中发现一切好的和有目的的东西,以便证明世界中存在着一种建构性的精神本原。[43] 他关于人类身体器官的技术完美性所说的话,似乎来自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的一部自然哲学著作。[44] 苏格拉底很少声称他引证的某个证据是他自己的原创:因此,这并不反对我们下述考虑,即关于支配宇宙结构的目的的谈话的所有基本环节,都具有历史真实性。如果其中包含着从别处借用的思想,那么这些思想肯定特别体现了他的思维方式。在第欧根尼的著作中,苏格拉底找到了他在柏拉图的《斐多》中所说的正在寻找的东西[45] ——也即阿那克萨哥拉运用到自然界无数个体现象中的本原。但是,这一谈话仍然不能使苏格拉底成为一名自然哲学家:它只表明了苏格拉底处理宇宙论问题的切入角度。对一个希腊人来说,试图在宇宙中找到一个本原——他将这个本原看作是人类生活的秩序的基础,并将其从宇宙中提取出来——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已经多次指出这一点,现在再次得到了苏格拉底的印证。[46] 因此,苏格拉底对自然哲学家们的批评间接证明,从一开始,他的兴趣就被道德问题和宗教信仰问题所吸引。他的一生中,确实不存在一个致力于自然哲学的时期,因为科学无法回答他心中的问题,以及其他任何有赖于此的问题。因此,他便不再想它了。准确无误,毫不迟疑,永远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这正是苏格拉底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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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此后的许多人都经常强调苏格拉底对自然哲学缺乏兴趣,但是还存在着另一方面的事实很容易被我们忽略。色诺芬对苏格拉底试图在宇宙中追寻一个目的的描述表明,他对待自然的方式与早期自然科学家们遵循的方式是截然相反的。他对待自然的方式是人类中心论的。他的推理完全是从人,从人体的结构开始的。如果他引用的事实确实来自第欧根尼的著作,那么将有助于我们确证这一点:即第欧根尼不仅是一个自然哲学家,而且是一位名医;[32]因此人的生理学在他的体系中(与其他后来的一些生理学家一样,例如恩培多克勒),比在任何其他老的、前苏格拉底的自然体系中占据着远为重要的位置。这必定会激起苏格拉底的兴趣,并使他想到新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与苏格拉底对同时代人的自然科学的明显否定态度一样,他还有一种肯定态度,这常常为我们所忽略。我们不应该忘记,那时的自然科学不仅包括宇宙论和“气象学”——我们通常认为它们涵盖了整个自然领域——而且还包括医学技艺,那时医学刚刚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大扩展,我们下卷将会讨论这一点。即使像《古代医学论》(On Ancient Medicine )这种当代著作之作者的一名医生,也认为医学是自然科学中,唯一建立在真实的经验和准确的知识之上的部分。苏格拉底相信,自然哲学家及其假设不可能教给他任何东西,但他可以从第欧根尼那里学到很多东西。[47] 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是后来阿提卡肃剧和智术师时代的特征;正如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所表明的,它与以观察和经验为依据的方法相联系,当医学摆脱了自然哲学家们的宇宙论假设的束缚时,它就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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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拒绝宇宙学家们的玄虚思辨,医学是此种态度最引人注目的相似物。在检查人们生活的真实情况方面,医学显示了与自然科学相同的理性决心。[48] 与医学一样,苏格拉底发现人的本性(human nature)——它是最为我们所知的世界的一部分——是他对实在的分析的最坚实的基础,是他理解实在的线索。如西塞罗所言,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带回到人的城邦和家庭。[49] 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意味着,苏格拉底不仅改变了哲学研究的兴趣和对象,而且还发展出了一种更加严格的知识概念(如果确实存在着知识这样一种东西的话)。旧哲学家们所称之为知识的东西,其实不过是关于宇宙的一种哲学假设——对苏格拉底来说,它意味着云山雾罩的幻想和美丽动人的胡说。[50] 每当他对其高贵的智慧、他无法企及的智慧表达尊敬之情时,他都是在说具有讽刺意味的反话。[51] 他自己(正如亚里士多德正确地评论的)常常通过归纳法前进;他的方法类似于医学中就事论事的经验主义者的方法。[33]他的知识理想是 [技艺],它在治疗技艺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尤其是因为这种技艺有一种实际的目的。[52] 那时,世界上还不存在诸如所谓的精确科学。苏格拉底同时代的自然哲学都是非精确的。因此,那时也不存在什么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在古代世界,经验是关于实在的一切精确知识的基础这一原则,为医学所坚持,并且只为医学所坚持。这就是为什么那时的医学在智识世界中比现在具有更高的哲学地位的原因。同样,是医学将这一观念传递给了我们自己时代的哲学,现代哲学中的经验主义,不是希腊哲学的子嗣,而是希腊医学的子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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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苏格拉底在古代哲学中的地位及其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就必须永远牢记他对医学的尊敬——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医学是最伟大的智识力量之一。众所周知,苏格拉底经常使用医学上的例子。不过,他不是随便使用这些例子:他使用它们是因为它们适合于他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它们与他自己的人格、气质、他的全部生活非常适宜。苏格拉底其实是一名医生。色诺芬确实说过,苏格拉底关心朋友们的身体健康,与他关心他们的精神幸福一样多。[53] 不过,他主要还是一名治疗灵魂的医生。在根据人的身体结构推论出宇宙也有一个目的的证明中,苏格拉底的思维方式清楚地表明,他的目的论思想与他经验主义的、准医学的观点紧密相连;它只能与人和自然的目的论观念相结合来理解——医学界首次公开承认了这种目的论观念,从此以后,它变得越来越明确,直至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宇宙的生物学观点中找到最终的哲学表达方式。当然,苏格拉底对“善”的本性的探究,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兴趣,而不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在他那个时代,一个严肃的自然哲学家肯定认为这只是一个浅薄的涉猎者的探究——对此,纯物理学家的那种英勇怀疑论是找不到什么答案的。但是,这个涉猎者的问题却是一个原创性问题;对我们来说,通过将其与希波克拉底和第欧根尼的医书相比较,认识到它构成了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怀疑,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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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我们不知道,当苏格拉底在雅典开始他所从事的工作时——如他的学生在对话中所表明的那样——是多大年龄。柏拉图将他的一些对话置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年——比如在《卡尔米德斯》中,苏格拉底刚刚从波提狄亚(Potidaea)的艰苦战役中回来。那时,苏格拉底差不多40岁;不过,在这段时间之前,他无疑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柏拉图深信,苏格拉底谈话的时代语境极端重要——以至于柏拉图以最愉快的细节一次又一次地描述谈话的具体情境。苏格拉底从不在演讲大厅那种没有时间背景的抽象世界中说话。苏格拉底属于雅典的体育学校(也即体操馆)的忙碌生活,在那里,他与教练和医生一样,很快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定期访客。[54] 当然,参与他的谈话——这些谈话在整个雅典都很著名——的那些人,并不一定像斯巴达运动员那样赤身裸体地闲逛,尽管他们可能经常这样做。但是,思想的激动人心的搏斗——苏格拉底为之耗费了整个一生——发生在体操馆中,不只是一种偶然。在苏格拉底的谈话和运动员进场之前脱光衣服以便接受医生或教练的检查的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相似性。柏拉图让苏格拉底自己数次将这二者进行类比。[55] 在那些日子里,雅典人在体操馆里比在家里狭窄的四壁之间——那是他们吃饭睡觉的地方——觉得更自由自在。那里,在天空的清澈阳光的照耀下,无论老少,每天都集合训练,以使自己的身体健康舒适。[56] 休息的间歇为谈话所占据。毫无疑问,这种谈话常常是一些闲言琐语;尽管如此,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个哲学学派——柏拉图的阿卡德摩(Academy)和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Lyceum)——就是以雅典众所周知的体育场地命名的。任何一个人,如果他有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话要说,但又不方便在议事会和法庭上说,那么他肯定会到体操馆与自己的朋友和熟人们说。一个人在那里会看到谁,常常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作为换换口味,人们可以访问诸如此类的机构中的任何一个,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57] 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个对人们兴致勃勃的常客(habitué),熟悉场面上的每一个人;任何一张新面孔(尤其是年轻人中的新面孔)的出现,都会引起苏格拉底的注意,并询问这是谁家的孩子。作为雅典青年的一位敏锐观察者,他的眼光是无与伦比的。他是人性方面的伟大权威。[35]他的辞色锋利的提问是检验每个天才及其每项潜在能力的试金石;那些最杰出的公民在培养和教育孩子方面都要咨询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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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会饮及其承载的传统分量,才能与体操馆的智识活力相提并论。因此,柏拉图和色诺芬描述的苏格拉底的对话,同样发生在这两种环境中。[58] 他们提到的其他所有情境或多或少都有偶然性——比如阿斯帕齐娅(Aspasia)的沙龙,或者人们聚集闲谈的市场,或者某个著名的智术师到访期间,某个富有的哲学赞助人的家中。体操馆是最重要的聚会场所,因为人们按部就班地定期到访。体操馆不仅仅是身体的训练场地:通过鼓励心灵与心灵的接触,它们产生了一种智识的能量,这种智识的能量使其成为对任何新思想或者所热衷的事物的最有接受力的土壤。体操馆是闲暇和放松的场所:没有一种特定的兴趣可以在那里长久存在,在这样的环境中,忙忙碌碌、汲汲营营没有立足之地。因此,体操馆的常客尤其是准备来这里讨论普遍的人生问题的。而且,他们不只是对话题感兴趣,还对用以讨论话题的才智的精微与活力感兴趣。那里诞生了一种智力的体操运动,它很快变得像身体的锻炼那样精致复杂,像身体的锻炼那样令人羡慕。人们早就认识到,它就是长期以来体育锻炼被认为所是的那个东西,即某种形式的教化。苏格拉底的“对话(dialectic)”完全是一种个人的、朴素的锻炼类型,它与同一时期成长起来的智术师的教育方法截然不同。智术师是一群来自外邦的巡游教师,头顶名声的光环,为一群忠诚的学生所崇拜。他们收费教学,在某项特殊的技艺或者知识的分支上给予指导,对一群经过挑选的公众讲话,即对有产阶层的如饥似渴的孩子们讲话。他们在私人住所或者临时提供的演讲大厅发表冗长而华丽的演说。另一方面,苏格拉底则是一个淳朴的雅典人,人人都知道他。他所产生的影响很难被理解:他可能从一个自发的但明显具有目的性的话题开始一个刚好谈到的问题。他不传授什么特殊知识,也没有学生——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36]他只有朋友或伙伴。年轻人被他那势不可挡的锐利思想所吸引。对他们来说,苏格拉底是一出全新的、真实的阿提卡肃剧:他们全神贯注地用心倾听,他们热烈欢呼他的胜利,他们努力模仿他,在他们自己的家里以及自己的朋友圈中,以同样的方式审视人的本性。雅典最优秀的年轻头脑被吸引到苏格拉底身边,而且,一旦他们走近苏格拉底,他巨大的个人魅力就再也不会让他们自由逃离。任何试图以漠不关心的傲慢、或以冷漠的保留态度对待他的人,任何对其提问的古怪形式表示抗议的人、或任何对他那些刻意琐碎例子表示反感的人,很快不得不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恭恭敬敬,脚踏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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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找到一种单一的描述来解释这样一个奇特而复杂的人。柏拉图以极大的关爱和详尽的细节描写了苏格拉底所有的独特方式,但即便如此,似乎也只是暗示着苏格拉底不可能被界定——他只能被理解。另一方面,要理解严格的哲学史家为什么将柏拉图所描绘的苏格拉底形象中的所有这些特征仅仅作为一种诗意的点缀而弃置一旁,是很容易的。苏格拉底之成其为苏格拉底者,似乎都潜存于高水平的抽象思想之下——这种高水平的抽象思想,是哲学家们应该向之移动并显示其存在的场所。通过戏剧性地显示苏格拉底的影响远胜于具体知识对活生生的人的影响,仅仅是描述苏格拉底的智识能力的一种间接方式。不过,除非我们充分认识到苏格拉底对他正在与之谈话的实际个体的幸福的关怀,否则就不可能理解他正在言说的到底是什么,尽管哲学家可以在抽象的、学术的意义上认为,苏格拉底与他的对话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无足轻重;但柏拉图表明了,这一点对苏格拉底来说至关重要。这足以让我们怀疑,我们总是处于通过我们称之为哲学的这种中介物来看待苏格拉底的危险之中。确实,苏格拉底自己将他的那种“行为”( )描述为“哲学”和“哲学实践”。在柏拉图的《申辩》中,苏格拉底向陪审团保证,只要他一息尚存,他就永远不会放弃这种哲学和哲学实践。[59] 但是,我们切不可认为,苏格拉底意指的是后世经过漫长发展之后所成为的那种哲学——一种抽象思维的方法,或者一堆由理论表述所构成的学说或教义,我们很容易将这种哲学与创造它的人相分离而对其进行超然的思考。[37]全部有关苏格拉底的文献,都在异口同声地反对苏格拉底的学说可以与其个体自我相分离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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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柏拉图将苏格拉底奉之为典范、而苏格拉底则在他自己的申辩中坦承要坚守的那种“哲学”,到底是什么呢?柏拉图在许多篇对话中对其性质作了解释。柏拉图越来越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由苏格拉底及其对话者所承担的那种探索的结果之上;但是,在这样做时,他一定觉得他仍然忠于苏格拉底精神的本质。他想让每一篇对话都再次证明它的丰盈。但是,对我们来说,既然要想确定一个原点——从这个原点开始,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越来越成为柏拉图,而不是苏格拉底——非常困难,我们就必须努力在其最简洁朴素的表述的基础上,界定苏格拉底的“哲学”之所是。诸如此类的表述还不少。在《申辩》一文中,由于柏拉图仍然惊恐于雅典人对苏格拉底所犯的巨大错误,且希望为老师赢得其他学生,他以最简短、最明白的形式描述了苏格拉底的工作的本质和意义。虽然苏格拉底的讲话经过太多的人为修饰,因而只能是他在法庭上即席发表的实际讲话的一个修正版,[60] 但它对苏格拉底的真实生活和品格的描述仍然惊人地真实。它以纠正和拒绝承认谐剧诗人与公众意见对苏格拉底的滑稽讽刺开始;然后随之而来的是一段令人动容的、苏格拉底对哲学的信仰告白,柏拉图意在将其与欧里庇得斯忠于缪斯女神的那段著名告白相提并论。[61] 不过,苏格拉底是在他面临即将到来的死亡时作此告白的。苏格拉底所服务的权力,不仅可以美化我们的生活,减轻我们的痛苦,还可以征服世界。“[只要我还有生命和能力],我就永远不会放弃哲学实践”,紧接着这一抗议的就是一个他说话和教学方法的典型例子,要理解其内容,我们必须从其形式——如柏拉图著作中的这段文字和许多其他段落例示的形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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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将真正属于苏格拉底的方法归结为两种:劝告(protreptikos)和检验(elenchos)。二者都以提问的形式出现。提问-形式(question-form)是最古老的劝勉(parrainesis)或鼓励类型的一种衍生物,我们可以经由肃剧将此种劝勉或鼓励追溯到史诗。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的导论性对话中,我们可以又一次看到这两种方法的再次并置使用。[62] [38]这篇对话将苏格拉底与大智术师普罗泰戈拉相对比,在我们面前展示了智术师用以教学的各种套路和形式:神话故事、论据证明、解释一首诗、问-答形式的查问;但苏格拉底自己独特的讲话方法,连同其所有古怪的迂腐和反讽的谦逊,被描写成幽默的和生动的。在《申辩》和《普罗泰戈拉》中,柏拉图告诉我们,苏格拉底谈话的这两种方法——劝告和检验——根本上是相互类似的。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个精神进程的两个不同阶段而已。这一点可以从《申辩》得到证实,在《申辩》中,苏格拉底将他的这两种方法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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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不会停止哲学实践,我会敦促每一个我见到的人,把我的想法告诉大家,说我常说的话:“我的朋友,你是伟大的、强盛的、富有智慧的、雅典城邦的公民,你那么在意积累金钱、荣誉、名声这种东西,而对有关善和真理的知识以及自己灵魂的完善却从不关心,你不觉得羞愧吗?”如果有人反驳我说,他很在意他的灵魂,我不会马上放他走的,我会诘问他,检验他,驳斥他;如果我认为他没有什么美德,而只是自称他有,我会责怪他贬低了生命中伟大的部分,而高估了无价值的东西。我会这样对待每一个我见到的人,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同胞还是异乡人——但首先是你们这些雅典公民,因为你们在血缘上与我更亲近。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你们必须知道这一点;而且我相信,对你们而言,没有比我对神的效劳更有意义的事了。因为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四处说服你们老老少少所有人,不要那么在意自己的身体和金钱,而是要关心你们的灵魂的完善。[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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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说他在从事“哲学实践”。显然,苏格拉底并非以此意指他从事抽象的哲学思考,而是说他在从事劝告和教育。他使用的方式之一就是苏格拉底式的检验,以及对一切虚假的知识和美德的拒绝。这种检验尽管看起来是这类进程最有独创性的方面,但它只是苏格拉底所描述的整个进程的一部分。[39]但是,在研究这种对话式的“对人的检验”——人们通常认为它是苏格拉底哲学的本质——的特征之前,我们必须更仔细地看一下他的告诫的开场白。当苏格拉底把总是渴望赚钱的生意人的生存,与他自己的高级理想相比较时,他的比较取决于人们最重视的对于外在善的关心或在意。苏格拉底劝告人们关怀自己的灵魂( ),而不是在意钱财。这一观念出现在苏格拉底申辩的开头,并且在申辩的结尾重现。[64] 但是,这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灵魂比身体和外在的善更加重要;它被假定为是不言自明的,尽管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并不真的如此行动。对我们来说,这一点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存在任何异常之处的;实际上,它似乎更像是一种老生常谈。但是,对那个时代的希腊人来说,它也像对我们——两千年基督教传统的传人——而言的那样不言自明吗?在《普罗泰戈拉》中,苏格拉底在讨论中向年轻人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其中,他也以这种方式——说他的年轻朋友的灵魂正陷入危险之中——来开始他的谈话。[65] 在这一点上,灵魂陷入危险的主题是典型的苏格拉底式的,而且最后总是导致他关怀灵魂的召唤。他像一个医生那样说话——只不过他的病人不是一个身体存在,而是一种精神存在。在苏格拉底学生的著作中,存在着数量极其巨大的段落,在这些段落中,苏格拉底将关怀灵魂描述为人的最高利益。这里,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苏格拉底对自己的职责和使命的看法:他觉得它就是教育的责任和使命,而教育的工作就是服侍神。[66] 它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一种宗教责任,因为它是“关怀灵魂”的责任。[67] 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灵魂是人身上的神性部分。苏格拉底将“关怀灵魂”与关于价值和真理的知识(即phronésis和alétheia)紧紧联系在一起来描述。[68] 与灵魂被从外在的善区分开来相比,它被更明确地与身体区分开来。这暗示了苏格拉底关于价值的一种等级观念,它将精神的善置于最高等级,身体的善处于精神的善之下,而财物和权力这样的外在善则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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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信心十足地展示了这些价值等级,[40]认为它们不言自明,但在这些价值等级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希腊人流行的看法,在一首古老精美的酒歌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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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终有一死的人来说,健康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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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外貌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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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心安理得无可指责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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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青春、朋友和欢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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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思想增加了一些新东西——内在的世界。苏格拉底所谈论的这个内在世界的德性就是灵魂的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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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底什么是灵魂(这个苏格拉底称之为psyché的东西)?如果我们首先从语义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柏拉图笔下的还是其他人笔下的苏格拉底,都总是以一种格外的强调、一种热切的、恳求似的急迫运用“灵魂”这个词。在他之前,没有一个希腊人曾经以这种语气说“灵魂”这个词。我们可以感觉到,这是我们现在在某种语境中称之为灵魂的东西在西方世界的首次出现,尽管现代心理学家并不将其看作是一个“真实的实体”。由于“灵魂”一词的意义在其中得以发展的智识背景,我们总是在这个词中听到它的弦外之音,即它的道德或宗教意味。与他的“服侍神”和“关怀灵魂”一样,“灵魂”一词听起来好像是基督教的东西。但是,这个词首先是在苏格拉底的劝告性说教中获得了其崇高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不要问,苏格拉底的灵魂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基督教,无论是直接的影响,还是经由后世哲学中介的影响;也不要问,苏格拉底的灵魂概念与基督教的灵魂观念,在多大程度上相一致。我们这里必须要做的,是要认识到,这样一个划时代的观念在希腊的精神发展史上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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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请教罗德(Rohde)的巨著《魂灵》(Psyche ),就会发现,在希腊精神的发展中,苏格拉底似乎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罗德完全将他忽略不计。[70] 这部分地是由于他对苏格拉底的偏见,从年轻时代起,他就与尼采一样认为苏格拉底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但更多的则是由于罗德处理这一问题的特殊方式。尽管他自己不是基督徒,但他处理问题的态度仍然是基督教的,因而他将丧礼和对永生的信仰作为灵魂包罗万象的历史的核心来看待。我们立刻可以承认,苏格拉底在这些思想领域毫无建树。[41]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罗德从未注意到,psyché(即“灵魂”)一词,是从哪里,在何时,通过谁获致其特殊品格的——这种特殊的品格使之成为隐含于西方人的智识和道德人格之中的一切价值的真正代表。此事首先发生在苏格拉底教育性的劝勉演说中,一旦这一事实得到明确的说明,要想对它产生怀疑就是不可能的了。苏格兰学派的学者们已经强调过这一点;他们的著作完全不受罗德的影响;伯内特有一篇很好的论文,在该文中,他追溯了灵魂观念在整个希腊精神史中的发展进程。他表明,无论是荷马和史诗的幻影(eidolon),亦即哈德斯地狱的鬼魂(shade),还是伊奥尼亚哲学家们的气-灵魂(air-soul),或俄耳甫斯信仰的精灵(soul-daemon),或阿提卡肃剧的psyché[心灵],都不能解释苏格拉底赋予“灵魂”这个词的新含义。[71] 至于我本人,正如我上面所做的那样,通过分析苏格拉底演说的形式,早就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如果我们不能感受伴随苏格拉底运用“灵魂”一词而来的精神情感,那么就几乎不可能理解苏格拉底的劝告模式。苏格拉底的劝告式演说是长篇抨击(diatribe,希腊化时代巡游的犬儒和斯多亚教师发表的树桩讲道文章)由之而来的源头,这种长篇抨击文章进一步影响了基督教讲道文章的结构。[72] 不过,关键的要点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通过不同的年代和运用持续传承下来。学者们已经从文学形式的角度,通过追溯从劝告演说而来的独立主题如何被其继承者所接收和修改,详尽了解了其文体转换的细节。但是,所有这三种类型的演说的基础是这样的信条:“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灵魂,那么即使他得到了整个世界,对他又有何好处呢?”在其《基督教的本质》(Wesen des Christentums )一书中,哈纳克(Harnack)正确地将这种对个体灵魂的无限价值的信仰描述为基督宗教的支柱之一。[73] 但是,在此之前,它一直是苏格拉底的“哲学”和教育思想的支柱。苏格拉底讲道,并改变人的信仰。他为“拯救灵魂”而来。[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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