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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回忆苏格拉底》1.1—2中，色诺芬只谈到了单数形式的“控告者”，而柏拉图在《申辩》中，则谈到了复数形式的“控告者们”，这符合案件的实际事实。尽管色诺芬的《申辩》也是从回答起诉书开始的，但他主要是对波吕克拉底的小册子中对已逝的苏格拉底的指控（我们从其他资料来源知道这些指控）进行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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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迈尔《苏格拉底》第22页以下令人信服的论证；他还考察了色诺芬的“辩护”与他的《申辩》的关系。可以表明色诺芬如何能够将本来独立的一篇作品整合进一个更大的整体之中的例子，是《希腊史》（Hellenica ）的开头（1.1—2.2）。这部分本来意在续补修昔底德的历史，自然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结束为终结。后来，他加上了公元前404至前362年的希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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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描写对安提斯泰尼的依赖，首先是杜默（F. Dummer）在其两篇论文《安提斯泰尼》（Antisthenica）和《学园》（Academica）中考察的，然后祖尔（K.Jöel）在其严谨博学的大部头著作《真的苏格拉底和色诺芬的苏格拉底》（Der echte und der xenophontische Sokrates ，Berlin，1893—1901）中对此做了考察。不过，祖尔的结论太过依赖于假设，以至于不能令人信服。迈尔（《苏格拉底》，第62—68页）曾经试图挑出作者的夸张之处，并表明他真正达到了何种可以接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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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论苏格拉底作为哲学家的价值》（Ueber den Wert des Sokrates als Philosophen ）（1815），见《全集》（Sämtliche Werke ）III，2，第297—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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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这是策勒在苏格拉底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见其《希腊哲学史》（Die Philosophie der Griechen ）II，I5 ，第107、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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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译注：柏拉图的eidos（idea）有多种译法，考虑到耶格尔强调该词与希腊传统神话故事中的模型（模范、榜样）的一脉相承性，本书将其译为“型”，the theory of ideas译为“型论”；“型”既是理想的模型或模范，又是理性的视力之所见（“相”不能反映该词的神话故事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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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亚里士多德对此问题的评论——有时重复，有时互补——参见《形而上学》A.6.987a32—b10，M.4.1078b17—32，M.9.1086b2—7；《论动物部分》（de part. An. ）1.1.642a28。与他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关系的看法相一致，泰勒试图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二者之间的差异最小化。与泰勒相反的意见，参见罗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Aristotle’s Metaphysics ），Oxford，1924，I，第xxxiii页及以下，该书对亚里士多德所提供的证据的意义重新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证实了它的价值；亦可参见其《苏格拉底问题》（The Problem of Socrates），收录于《在古典协会上发表的主席致辞》（Presidential Address delivered to the Classical Association ），London，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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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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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策勒，《希腊哲学史》，第二卷，第107、126页。原则上，祖尔（《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的真实性》，第203页）和冈珀茨（《希腊思想家》，第二卷，第四版，第42页及以下）都认同策勒对亚里士多德所提供的证据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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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尤其可参见迈尔，《苏格拉底》，第77—102页；泰勒，《苏格拉底杂集》（Varia Socratica ），Oxford，1911，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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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参见迈尔的《苏格拉底》和泰勒——他与迈尔正好相反——的《苏格拉底杂集》与《苏格拉底》（Edinburgh，1932）。泰勒基本同意伯内特的观点——伯内特详细展示和论证了他的观点，参见伯内特的《希腊哲学史》（London，1924）和他撰写的“苏格拉底”条目（收录于哈斯丁［Hasting］编，《宗教和伦理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第十一卷）。里特尔（《苏格拉底》，Tubingen，1931）是另一个否定亚里士多德所提供的证据的价值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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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迈尔（《苏格拉底》，第104页及以下）认为关于苏格拉底的真实品格的主要证据，是由柏拉图的“个人”作品（《申辩》和《克力同》）所提供的；在它们之后，他相信，就是篇幅较小的对话，如《拉刻斯》（Laches ）、《卡尔米德斯》（Charmides ）、《吕西斯》（Lysis ）、《伊翁》（Ion ）、《游叙弗伦》（Euthyro ），以及两篇所谓的《希庇阿斯》（Hippias ）——他认为这两篇是虚构的，但在本质上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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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参见泰勒的著作和此处注释[26] 所引伯内特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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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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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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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之《西蒙传》4的开头和结尾，都提到阿尔克劳写给西蒙的诗，西蒙与阿尔克劳的关系可能和美米斯（C. Memmius）与卢克莱修（Lucretius）的关系一样。译注：美米斯是古罗马政治家，文学与艺术的保护者，卢克莱修的长诗《物性论》就是献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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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柏拉图，《申辩》2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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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关于苏格拉底对普通民众的爱，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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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见柏拉图，《申辩》31e中苏格拉底自己的话：“因为我可以确信，如果我真的去从事政治的话，我早就死掉了，这样对我自己和任何别人都没什么好处。你们不要因为我说实话就生气，事实就是：不管是在你们中间，还是在其他任何群体中间，一个诚实的反对国家政治中邪恶和不公的人，肯定都不得好死。从事政治的人要是真的想为正义而战斗，他如果想多活一会儿，就只能活在他的私人生活中，而不涉足政治领域。”这些话中的急切情绪其实是柏拉图自己的：它来源于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认知。当然，这些话旨在解释苏格拉底的实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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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柏拉图，《申辩》32a；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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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柏拉图，《高尔吉亚》454e及以下，459c及以下，以及其他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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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3.5.7和14，其中，苏格拉底谈到了雅典的“古德（ ）”的崩溃；另可参见柏拉图，《高尔吉亚》517b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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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柏拉图，《斐多》96a—9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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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柏拉图，《申辩》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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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柏拉图，《申辩》26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