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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对柏拉图在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之后数年内写作的对话有了基本的了解，［105］它清楚地表明了柏拉图的所有著作和所有哲学思想的有机统一。柏拉图借以开端的小苏格拉底对话，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为柏拉图思想的核心问题构建起一个导论；这个核心问题就是：什么是最好的国家？柏拉图以此问题与苏格拉底的信条“德性即知识”相联结。因为如果德性是知识，那么我们的一切精神能量就必须倾注在社会重建之上——这种重建是在“德性即知识”的原则之上经由教育来完成的。在柏拉图允许我们看到他心目中的结局之前，他的早期对话引导我们明确提出那个在结局实现之前必须了解的问题——德性和知识之关系的苏格拉底问题。当然，在阅读接下来的两篇对话（即《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之前，我们一直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没有充分的理解；在这两部作品中，柏拉图将这个问题与他知道的其所蕴含的全部广泛含义相联系。因此，如果止步于小苏格拉底对话，那么我们就会仍处于相对无知的状态。然而，我们感到自己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催逼向前，我们试图用比以前更广阔的视野来寻求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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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后期的著作会证实我们对柏拉图的这种方法的描述。当他写下它们时，当他从《申辩》走向《高尔吉亚》，又从《高尔吉亚》到《王制》时，他必定考虑到了这一计划：引导他的读者逐级上升，直至绝顶——他们可以由此绝顶俯瞰其思想王国的全部疆域。说柏拉图计划好了每部著作的准确时间，并且在写作之前就知道它们会如何与总体方案融为一体，会有点过分。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十九世纪的发展理论——本章早些时候批评过这种理论——对柏拉图作品之间的许多联系线索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这些线索是柏拉图勾画出来用以告诉我们，它们是朝着一个伟大的综合性体系前进的全部步骤——在这个体系中，每一部作品，从第一部到最后一部，都变得完全可理解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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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柏拉图的著作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其发展过程，然后再回到其著作的起点，我们就会看到，其主导思想是带领读者沿着苏格拉底对话的道路前行——苏格拉底的对话逐渐把柏拉图带入越来越深的哲学领域，并向他展示了各个孤立的问题之间的联系。为了设计这样一个计划，柏拉图必定感觉到了，最好是把哲学知识当作某种类型的教育来对待。柏拉图的对话是教育的典范，也是对教育的宣传。这些对话是教育性的，［106］不仅是因为它们激起了读者同情和期待的力量，使读者自己的才智免于羁绊的力量，而且还因为，通过看到对真理的诚挚追求的三番五次的失败，他得以认识到获得真知的艰难，他得以认识到理解那些迄今为止未经检验的预设的艰难——这些预设是他的生活赖以建立的基础；他看到自己思维中的错误是从哪里来的；他看到公共意见有多么不靠谱。他得以知道，对自己的判断负责，并希望他人为他们自己的判断负责，是清晰思考的最高法则。他得以知道，这不仅仅影响到哲学讨论，而且影响到人的整个生活和行为；自然而然地，他希望按照这一计划来安排他的生活，通过这样做，给自己的生活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和一个固定的方向。柏拉图的本意是，通过他自己的对话，使苏格拉底的教育力量（他自己体验过这种力量）得以成形，并征服世界——通过使这种力量更充分、更清楚地思考，直到它理解自己的本性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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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滕泽尔在其《柏拉图的辩证法的方法》（艾伦［D. J. Allan］译，Oxford，1940）中讨论了形式在柏拉图那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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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拉莫维茨最明显地提出了这一观点，参见其《柏拉图》，第一卷，第123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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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例如，维拉莫维茨（《柏拉图》，第一卷，第150页）将《伊翁》、《小希庇阿斯》和《普罗泰戈拉》诸篇的写作日期断定为公元前403—前400年间，他将这段时间视为“因为与苏格拉底的接触，柏拉图正在成形的时期，还不知道他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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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维拉莫维茨（《柏拉图》，第一卷，第122页）将柏拉图的这些内容欢快的著作（他认为它们是柏拉图的最早作品）冠之以“喧闹的青春”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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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阿尔尼姆在其《柏拉图年轻时期的对话和〈斐德若〉的形成时间》（Platos Jugenddialoge und die Entstehungszeit des Phaidros ，Leipzig，1914，第34页）中，走得比维拉莫维茨更远：他试图使《普罗泰戈拉》也成为柏拉图最早期的著作，尽管他的理由与维拉莫维茨不同（参见本卷此处，注释[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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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即使在其晚年，柏拉图也写了一篇对话，在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是主要人物（《斐利布》［Philebus ］）——尽管在其晚年的其他作品中，柏拉图让苏格拉底成了从属的次要人物：例如，在所谓的“辩证法对话”《巴门尼德》、《智术师》、《政治家》诸篇中，以及在论自然哲学的《蒂迈欧》中；而在《法义》中，苏格拉度干脆就不见踪影了，取而代之的是雅典的外乡人这一人物。柏拉图允许自己脱离自己的习惯，因为《斐利布》的道德主题是苏格拉底式的，尽管它的处理方法与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大异其趣。同样的道理适用于《斐德若》：关于其写作日期，参见本书第三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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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A 6.987a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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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现代柏拉图学的创立者施莱尔马赫，将其对柏拉图著作的理解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即柏拉图思想的内在统一性在其作品中逐步呈现出来。施莱尔马赫之后，赫尔曼以其《柏拉图哲学的历史和体系》（Geschichte und System der Platonischen Philosophie ，Hiedelberg，1839）一书创始了柏拉图思想的“发展-理论”。关于柏拉图学及其阐释在现代的历史，参见宇伯威格（F. Ueberweg）的那部过时但有用的著作《柏拉图著作的真实性和年代顺序研究》（Untersuchungen uber die Echtheit und Zeitfolge platonischer Schriften） ，Vienna，1861，第一部分；参见本人《柏拉图在希腊教育重建中的地位》的导论——这篇演讲的名称是“十九世纪柏拉图形象的变迁”（Der Wandel des Platobildes im 19. Jahrhundert），首次发表在《古代文明》IV，1928，第85页及以下，然后作为一部独立的著作在柏林出版；最后，可参见莱泽冈（H. Leisegang），《当代的柏拉图阐释》（Die Platondeutung der Gegenwart ），Karlsruhe，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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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维拉莫维茨，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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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三位持此意见的学者分别是雷德尔（H. Raeder，《柏拉图哲学的发展》［Platons Philosophische Entwicklung］ ，Leipzig，1905）、迈尔（《苏格拉底》，Tubingen，1913）和波伦茨（M. Pohlenz，《从柏拉图时代开始》［Aus Platos Werdezeit］ ，Berlin，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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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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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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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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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申辩》36c，其中，苏格拉底用一个简短、详尽的最后说明概括了他的全部影响力。他说，他千方百计说服每一个人关心他自己，而不是关心他的营生，使自己尽可能地完善和智慧；要关心“城邦本身（ ）”，不要总想着城邦的事务。请注意关心城邦事务和关心城邦本身、使城邦尽可能完善和智慧之间的区别：这是苏格拉底所理解的政治和通常意义上的政治之间的根本区别。其他提到苏格拉底对城邦的使命的段落见于《申辩》30e、31a等，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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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克力同》5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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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拉刻斯》179c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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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卡尔米德斯》161b，161c。译注：这是卡尔米德斯在与苏格拉底讨论什么是节制时提到的一个定义：“所谓节制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苏格拉底说，“这句话就像一个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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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王制》，第四卷，4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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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卡尔米德斯》171d—e，17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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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卡尔米德斯》170b，173b，174c，其中，与在《高尔吉亚》、《王制》和《政治家》中一样，作者将医学技艺与领航技艺相提并论，并与“善的知识（ ）”相比较，尽管前二者从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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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普罗泰戈拉》319a。在《普罗泰戈拉》中，一旦提到“政治技艺”，讨论就马上转向了对四种公民德性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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