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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参见本书第三卷，此处 、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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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王制》2.537c：真正的辩证法家是纵观全局者（the synoptic），他能将一切事物统一起来看。《斐德若》265d中有同样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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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对“eidos［相］”和“idea［型］”这两个词在柏拉图那里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没有一种可能是完全彻底的，除非这种研究将诸如 ［当某物存在/是时］、 ［存在/是自身］等等“多”中的“一”（One in Many）都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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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卷和N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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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游叙弗伦》6e。参见他运用eidos［型］和idea［型］的例子，收录于里特尔，《柏拉图新研究》（Neue Untersuchungen uber Platon ），Munich，1910，第228—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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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阐释，尽管有许多后继者提出各种意见，但迄今仍然真实有效的原因。肖里（Paul Shorey）的《柏拉图思想的统一性》（The Unity of Palto’s Thought ，Chicago，1904）坚定地坚持这一观点，即使这个观点已经不再流行；他指出“统一并不排除发展”（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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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五章 《普罗泰戈拉》：智术师的教育，还是苏格拉底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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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在《普罗泰戈拉》中，柏拉图第一次揭开了长期笼罩在其早期对话之上的面纱。对于柏拉图曾经讨论过的诸问题，《普罗泰戈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自由的审视。那些没有观察到早期对话背后的统一性的读者现在看到了它，因为它们都被集中到了同一个核心问题之上。从《申辩》开始，我们就知道苏格拉底是一名教育者。苏格拉底毕生孜孜以求的问题，即德性和知识的关系问题，在小苏格拉底对话中，是作为几个独立的问题来处理的。[1] 现在，在一部篇幅更大、范围更广的著作中，柏拉图将我们引向一种广阔的教育讨论之中——苏格拉底和智术师的时代充斥了这种教育讨论。在《普罗泰戈拉》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试图洞穿智术师喋喋不休的话语，牢牢抓住智术师为其教育制定的基本主张，并用他自己的学说、他自己的教育方针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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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泰戈拉》不像柏拉图的早期对话，[2] 它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上展开，比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对话有更多的人物围绕。柏拉图让他的导师在大庭广众之下，与那个时代智识上最伟大的雄狮即智术师普罗泰戈拉、普罗狄科、希庇阿斯短兵相接。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雅典首富卡利阿斯（Callias）的家中，访问雅典的才智之士常常驻足于此，而每一位对社会和智识问题有兴趣的雅典人也都云集于此，对智术师们的讲演悉心聆听，仰慕赞叹。我们不必问在苏格拉底有生之年的某个时段是否真的发生过这一幕；柏拉图选择这样一些名闻遐迩的演员所要显示的目的是清楚的。他不仅仅将苏格拉底看作雅典的一个离奇古怪之人；鉴于所有苏格拉底与他的城邦之间的密切联系，尽管有那些使人们不能认识苏格拉底真正价值的讽刺性自贬，但苏格拉底思想的原创性和穿透力仍远超他那个时代所有备受瞩目的思想家。《普罗泰戈拉》将苏格拉底与智术师的教育的竞争描述为他那个时代的决定性战役之一，［108］描述为两个对立的世界在教育上的主导地位的斗争。对话发生在高堂广厦之中、大批观众之前；大智术师们都是些显赫一时、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的人物，成群结队的学生和崇拜者簇拥着他们；所有这些细节描述都增加了这一场合的隆重和意义。尽管如此，整部对话洋溢着青春的欢乐，闪耀着幽默的火花，与各种异想天开的机智一同跌宕起伏，胜过柏拉图的任何其他作品。柏拉图的其他作品，有些语言更为宏富，有些更深地触动我们的情感、激发我们的思想；但是，在人物刻画的清晰度和入木三分上，在结构的整齐和灵活上，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可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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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我们在此几乎不可能更多地谈论对话的生动生活和精致技艺。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显示柏拉图怎样通过表达智术师教育的特征，又怎样将其与苏格拉底的教育相对比，在字里行间诉诸我们的情感。一名历史学家不能与艺术家较量技艺，或者试图重现艺术家的艺术效果。即使是妙趣横生的、最忠实的复述也与柏拉图不可企及的创造天才相去甚远。因此，我们必须满足于在少量明暗对比中对《普罗泰戈拉》的概括性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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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晨，拂晓之前，一位苏格拉底的青年学生和朋友用手杖猛敲房门，进来看苏格拉底。他告诉苏格拉底，前天晚上回到雅典时，听说普罗泰戈拉也到了雅典，他为这一重大“事件”而兴奋莫名，并决心成为普罗泰戈拉的学生，与许多出身良好的雅典青年一样，支付高额学费。现在，他想请苏格拉底把自己介绍给这位大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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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出现了对话主体部分的一段序曲。天还没亮，他们两个在院子里悠闲溜达，等待天亮。这里出现了一段真正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苏格拉底考察年轻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矢志向学的坚定决心，并让他清楚地理解他即将冒险从事的事业。[4] 苏格拉底如此谦逊地与希波克拉底交谈，将自己完全置于与希波克拉底同等水平之上，以至于希波克拉底完全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大师一直与他并肩而行。（另外，在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被认为正当盛年，与年高德劭的普罗泰戈拉形成对比。）希波克拉底仅仅将苏格拉底看作一个建议者和朋友，这个朋友可以为他提供一张赴会的入场券，他对这位伟大的外乡人钦佩之至，完全不加鉴别。［109］然而，苏格拉底以几个目标精准的问题使他明白了自己既不了解普罗泰戈拉，也不明白一个智术师的真正之所是，不知道他将要得到的是何种类型的教导。这带出了问题的要点，这个要点在之后的苏格拉底与普罗泰戈拉的对话中将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年轻人想要被培养成一名医生，那么他应该在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医生——即与他同名的希波克拉底（Hipocrates of Cos）——门下学习；如果他想要成为一名雕刻家，他应该在波利克里托斯（Polyclitus）和菲狄亚斯（Phidias）门下学习。因此，如果他投在普罗泰戈拉门下，追随普罗泰戈拉，那么他似乎是想要成为一个智术师。希波克拉底坚决拒绝了这一想法。[5] 现在，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在智术师的教育和技艺的教育之间出现了。智术师普罗泰戈拉的学生中，只有一些特定的学生为了成为与智术师们一样而学习他的技艺；[6] 而许多教养良好的雅典青年之所以簇拥在普罗泰戈拉周围，聆听他的讲演，乃是“由于文化之故”，一个并非某个方面的专家的自由人该当这么做。不过，年轻的希波克拉底并不确切地知道这个“文化（paideia）”究竟是什么，我们觉得希波克拉底是所有那些热衷于此的年轻人的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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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希波克拉底被迫承认自己的无知，他的朋友苏格拉底给了他一个警告性的劝诫。正如在柏拉图的《申辩》中一样，他坚持认为人必须“关心他们自己的灵魂”，[7] 他提醒希波克拉底他的“灵魂”将要遭遇的危险，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一个外乡人，但他却无法对自己解释清楚这个外乡人的目的何在。[8] 这首次为我们理解智术师教育的特征提供了一个侧面的线索。透过苏格拉底的眼光来看，这种教育看起来是非常可疑的。普罗泰戈拉从外地来到雅典，提供各类知识的教育服务（收取学费作为报酬）；[9] 明智的苏格拉底觉得，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普罗泰戈拉像一个行商和小贩，为了赚钱，兜售贩来的货物。不过，二者之间还是有点差别的，这一差别于智术师很不利。商人叫卖身体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人们可以用自己的容器把它们带回家，在吃喝之前，先行品尝；但年轻的希波克拉底则必须将普罗泰戈拉兜售的灵魂食物“装进自己的灵魂”才能离开，而他却不知道这些学识于自己的灵魂是有害，还是有益。[10] 甚至在主要的对话开始之前，我们现在就能区别这两种类型的教师了：智术师——他不加区别地将各种类型的知识一股脑儿塞进人们的头脑（他不就是迄今为止所有时代的中等教育的典型代表吗？），［110］和苏格拉底——灵魂的治疗者，他坚持认为学识是“灵魂的食物”，[11] 且以问这食物是有益于灵魂，还是有损于灵魂开始。[12] 当然，苏格拉底并不称呼自己为灵魂的医生，但当他说，关于身体的食物的疑问可以由教练或医生来解决时，人们不得不问：谁又是可以解决关于灵魂的食物的疑问的专家呢？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二者之间进行启人深思的比较，就必须确切地描述真正的教师的本质，如苏格拉底心目中的教师所是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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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卡利阿斯家的途中，希波克拉底和苏格拉底都在仔细考虑什么样的教师才是真正的教师的问题。白昼已经来临，时候不早了。是时候去拜访智术师们了——他们从早到晚都被来访者所困扰和包围。[13] 卡利阿斯的门人已经烦得不行——可见这两人不是首批来访者。最后，他们设法进了大门，看到普罗泰戈拉正在廊前踱步谈话，旁边跟着一大群仰慕者。普罗泰戈拉的一边是东道主卡利阿斯，以及卡利阿斯的同母异父兄弟，即伯利克里之子帕拉洛斯（Paralus），还有格劳孔的儿子卡尔米德斯；另一边是伯利克里的另一个儿子克珊西普（Xanthippus），斐里庇得斯（Philippides），还有普罗泰戈拉最受器重的学生安提谟鲁斯（Antimoirus of Mende），此人是未来的一名智术师。他们身后跟着一些雅典人，更多的是来自各城邦的外邦人；他们对普罗泰戈拉亦步亦趋，普罗泰戈拉就像俄耳甫斯，用声音迷住了这些人，他们竭尽全力捕捉前排人说的一言一语；他们都小心翼翼，绝不抢在普罗泰戈拉迈步之前挡住他，要是普罗泰戈拉本人折回，他们就跟着沿同路反向折回，以军人的姿势整整齐齐地分列两旁，绕圈转身，重新列队。[14] 对面廊下，希庇阿斯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围着他的几条凳子上，坐着其他一些著名的雅典人和外邦人，像是希庇阿斯的学生。希庇阿斯正在向他们解释天象学问题。[15] 第三个风度翩翩的人是开俄斯人普罗狄科，他在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是卡利阿斯急急忙忙清理出来，装修成客房供外邦人寄宿的。普罗狄科这会儿还躺在床上，身上层层叠叠地裹着羊皮和毯子以及好多东西。还有许多杰出的来访者坐在四周的沙发上。至于他在说些什么，外面的人很难听到，因为他嗓音低沉，屋子里响着一阵嗡嗡嗡的回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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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现在将自己的年轻朋友介绍给普罗泰戈拉，跟普罗泰戈拉说他想成为他的学生。苏格拉底说希波克拉底有志于政治，他希望得到普罗泰戈拉的帮助。苏格拉底附带补充说，［111］希波克拉底是大户人家的贵族子弟，雄心勃勃又富有才华。普罗泰戈拉也相应地解释了他的教导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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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epangelma［教师的“宣称，声明”］或“职业（profession）”是巡游智术师的常规策略——在不存在一个具有固定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正规教授阶层的情况下，尤其需要这种自我宣扬。[17] 我们知道，像医生这类巡回职业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宣扬他们自己，[18] 在那个时代，这样做并不像我们现在那样离奇。对我们来说，要习惯于这样一种观念是困难的：即在智术师时代，在像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他们这样建立固定的学校之前，一个教师通常需要四处游历，寻找学生，而当他抵达（ ）一个陌生的城市时，年轻人常常找机会聆听他们的讲演；epangelma，即教师的“宣称，声明”，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崛起的最清晰的证据之一，这个社会阶层正在从教育青年中造就一种职业。在此之前，一个年轻人想要得到教育，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与其熟人圈子里的长者的私人交往（ ）；而这其实就是苏格拉底与他的年轻“伙伴们”之间的那种关系。诚然，这是一种相当陈旧和非专业化的关系。因此，智术师的教育具有全新的吸引力，柏拉图在希波克拉底这个人物身上熟练地表现出了智术师教育在他那里唤起的热情。这看起来似乎有点相互矛盾，柏拉图本人是一个学校的创建者，但他却如此激烈地攻击智术师们的职业化教育。不过，柏拉图的学校建立在友谊（ ）之上，目的是在更高的水平上，通过私人关系和谈话，传承旧式的高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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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泰戈拉推荐自己的技艺不是因为它的新颖和时髦，而是因为它的古老和历史悠久。[19] 这是为了消除这些智术师及其新奇教育在许多国家所遭遇的不信任，这项技艺曾经使他们中的许多人避免使用智术师的名称，而采用其他一些称呼——医生、教练或音乐家。[20] 他们习惯于仰仗自荷马至西蒙尼德斯这些大诗人为生，将他们的智慧宝库改造成道德格言的复制帖。普罗泰戈拉现在要改变这种关系。他把这些古老的精神英雄描述为他自己这门技艺的祖先，［112］他们选择隐藏他们都是智术师这一事实，一概把自己叫作诗人，以此避免同时代人对他们的不信任。[21] 与他们相反，普罗泰戈拉不怕公之于众，他认为如果他试图掩饰自己的技艺，那只会引起人们对他的文化的更大的不信任，所以他“承认”自己是一名智术师，一种高级文化的职业教师，他“教育世人”。[22] 他非常乐意有这个机会，可以在卡利阿斯家中济济一堂的众人面前详细解说这种文化的性质。苏格拉底猜想普罗泰戈拉肯定为又赢得了一个新的崇拜者而自豪，因此建议他邀请普罗狄科和希庇阿斯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一起聆听他的谈话。普罗泰戈拉高兴地同意了这一建议。[23] 在热切的崇拜者们匆忙将椅子和长凳搬过来围成一个议事间，大家竖起耳朵准备就绪之后，演出就开始了。普罗泰戈拉正式承诺他的教导会使希波克拉底一天比一天更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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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现在问普罗泰戈拉的教育将以何种方式使他的学生变得更好——因而重新提起他之前与希波克拉底关于智术师教育的性质和目的这一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25] 他说，如果一个年轻人想要成为宙克西普斯（Zeuxippus）的学生，而宙克西普斯声称他会使他变得更好，大家都知道他会使他在绘画上变得更好；如果他去求教于底比斯的奥达哥拉斯（Orthagogras of Thebes），那么任何人都知道他会使他在吹箫上变得更好。[26] 但是，如果他受教于普罗泰戈拉，他又会以何种方式变得更好呢？苏格拉底的问题意思很清楚：智术师自己宣称的关于某个特定学科的特定知识是什么？这一特殊的技艺是什么？普罗泰戈拉说，他不能替所有那些自称是智术师的人们回答这一问题，因为他们对此众说纷纭，没有一致意见。例如希庇阿斯，他现在就在场，而且正在倾听谈话，他由于其“自由艺术（liberal arts）”，尤其是因为后来称之为四艺（Quadrivium)——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的知识而出类拔萃。就这些学科都是某种技艺而言，提到这些学科就已经足以回答苏格拉底的问题了。然而，普罗泰戈拉回答说，他更喜欢传授社会科学。他认为那些已经接受过一般基础教育的年轻人需要一种高级教育，这种高级教育不是为任何特定的职业做准备，而是为从政做准备。因此，他们不希望更多地投身于职业技艺的学习；[27] 他们需要其他的东西，［113］而他刚好可以为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良好的持家能力和最佳的治国能力，在行事和说话两个方面。[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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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普罗泰戈拉没有把自己的能力叫作某种专业特长或技艺（不像数学学科那样），但当苏格拉底问他，他传授的是否是“政治技艺”时，他同意了，并许诺要造就好公民。[29] 苏格拉底说，这是一门好技艺，但他又说，他不相信这种治邦术是可以教的，并以许多众所周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民众大会上，在公众生活中，建筑和造船问题，以及其他特定的职业或技艺，都是由最杰出的专家的建议来解决的；如果一个外行想要置噱，一定会被讥笑，或者被纠察呵斥撵走。[30] 不过，一旦涉及到政治问题（在城邦治理方面没有专家，因为涉及到城邦治理，没有特定的技艺），每一个人，木匠、铁匠、鞋匠、商贾或水手，无论穷人还是富人，贵族还是平民，都站起来献言献策，而且没有人因为他谈论了一个从未向老师学习过的话题而向他叫喊，让他闭嘴坐下。人们显然认为治理城邦的技艺是不可教的。[31] 同样的道理适合于私人生活；即便雅典最聪明、最优秀的人，也没法将自己的超凡德性传授给其他人。比如伯利克里，两位在场的年轻人的父亲，他教育儿子时，凡是从老师那里能够学到的，都教育得很好，但他本人的［政治］智慧，他既不能亲自教给他们，也不能找人将其教给他们。他们不得不“像牲口到处找草吃一样（ ）”，纯粹碰运气在哪儿撞上德性。[32] 苏格拉底经常回到“为什么那些伟大人物的儿子不像他们的父亲一样”这一问题上。现在，苏格拉底从历史上很著名的几个家族中提到其他一些例子，尤其是在现场的一些人。[33] 苏格拉底将德性不可教的断言建立在这些例子之上。[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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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品达所代表的贵族阶层的基本信念之一的哲学重述：在智术师学说的新理性主义中，与其说它与智术师的学说相矛盾，毋宁说它被忽视了。[35] 智术师的教育乐观主义是无止境的。[36] 他们关于教育目的的强大理性观念鼓舞了这种乐观主义信念，事实上，这种信念也似乎与时代的潮流相一致，尤其是与民主化运动相一致。[37] 但是，使旧贵族们怀疑教育的普遍功效的不仅仅是一种阶级偏见；［114］他们为自己的德性和传统感到骄傲——它们产生了希腊高级教育的全部理想；[38] 在经历了长期且痛苦的经验之后，他们已经学会了不信任这些新奇事物。苏格拉底对智术师教育的怀疑主义态度，是对品达关于人的可教性问题的一种重述。他并不怀疑智术师在智识文化方面的显著成功，[39] 但他对以同样的方式传递公民和政治家的德性是否可能感到怀疑。这就是为什么既不是埃利斯的希庇阿斯（他擅长数学），也不是开俄斯的普罗狄科（他擅长文法），而是普罗泰戈拉自己成为对话的核心的原因。因为普罗泰戈拉是认为伦理和政治教育的问题是核心问题的思想派别的真正领袖。普罗泰戈拉认为，通过对“社会科学”的研究，这个问题终究能够得到解决。在这次于理性的基础上，为传统旧贵族的严格训练寻找现代替代品的尝试中，他表现出一种对当代社会的需要和已经变化了的环境的敏锐理解力。尽管如此，正是在这一点上，最清楚地显示出了智术师教育的真正弱点。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我从不认为人的聪明才智可以使人变好”，我们在这里听到了品达的贵族信念的准确回声，品达相信德性乃是神明恩赐的礼物，[40] 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看到品达的这种宗教信念与苏格拉底清醒的现实主义——它建立在无数次徒劳无功的努力之上——交织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