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59258

1707459259 柏拉图宣布，我们必须从灵魂的教育——也就是说，从“音乐”教育——开始。[55] “音乐”，在“ ”一词几乎无所不包的希腊意义上，不只是音韵声律之事，而且还（根据柏拉图强调的重点，主要地）是一件关乎说话（即逻各斯）的事情。在描述城邦卫士的教育时，柏拉图还没有到揭示其哲学原则的地步，但他第一句话就指出了哲学原则所在的方向。所有哲学家对谈话的兴趣都旨在发现一个给定的句子是真是假。不仅一个词的信息价值，而且它的教育价值，都有赖于它的真实性。当柏拉图坚持认为教育不是从真实开始，而是从“一个虚假的故事”开始时，这使得它更像一个悖论。[56] 柏拉图指的是给孩子们讲述的神话和传奇；即使他也想不出其他方式来开始教育。但是，在《王制》中，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当柏拉图在教育上有意允许欺骗的使用时，［212］他仍然对其运用做出了一种关键性的限制——这种限制显然是对传统教育方式的一种严肃批评。我们要讲给孩子们听的神话故事一般都不被当作是真实的；但它们仍然包含少量真实的东西。现在，教育和任何其他事情一样，最重要的是开头，因为它发生在人最不费力、最敏感的发展阶段。这是最容易被型塑的年龄，人们想用什么模子（typos）给他定型，他就属于什么类型。因此，没有什么比我们随随便便给孩子讲述各种虚假故事更不妥的事情了。他们把许多观念吸收到自己的灵魂中，这些观念经常与我们要求他们长大后应该持有的信念截然相反。因此，柏拉图宣布，我们首先必须对神话故事的讲述者进行仔细的审查，因为与孩子的身体被体育教练的双手塑造相比，孩子的灵魂会被这些故事更为永久地塑造。[57]

1707459260

1707459261 柏拉图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所有故事，无论篇幅大小，都应该用同一个模子来定型。[58] 城邦的创建者自身当然没法写作诗歌，但他必须明了诗人们用以创作各种故事的一般模型。柏拉图有时谈到一种类型［的诗歌］，有时又以复数形式谈到几种类型的诗歌。柏拉图的意思，并非诗人必须在类型学上要被严格限制在固定数量的规定类型之内，他的意思是说，涉及到道德价值的一切观念——它们是由诗人的作品植入孩童心灵的，都必须（尤其是如果它们关乎天神和人的德性本性的话）遵循一种一般的样式和轮廓。如果我们今天来阅读荷马和赫西俄德，也会遇到很多场景，如果运用我们自己的道德判断标准的话，我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批评这些场景。不过，我们通常都认为它们只是我们消遣娱乐的方式而已；这也是绝大多数柏拉图的同时代人对它们的看法。严格地说，没有人会说它们是孩子们的理想。我们也不应该将克洛诺斯（Kronos）吞吃自己刚出生的儿子和女儿的故事印刷在童书上。那个时候，还不存在童书一说。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有人给他们喝酒，给他们读真正的诗歌以滋养他们的灵魂。不过，当柏拉图以给孩子们讲述的故事开始他的教育讨论时，他对诗歌的批评不只局限于狭义的教学方法：他不只是想要一些删除了伤风败俗部分的故事集，或ad usum Delphini［青少年古典读本］。在柏拉图的话语背后，［213］潜藏着哲学和诗歌之间深刻的原则差异——这一差异支配着他关于教育的论证，并在这一点上变得非常尖锐。

1707459262

1707459263 柏拉图并非批评诗歌的第一位希腊哲学家。在他背后有一个漫长的诗歌批判传统；尽管在此种特定的批判态度上想要精确地描述柏拉图的先行者是不可能的，但任何低估此种传统的力量及其对柏拉图的影响，都将是一种历史性错误。柏拉图从批评荷马和赫西俄德开始，因为他们将诸神描绘成了人类的样子。这是塞诺芬尼在其对史诗的讽刺性批评中攻击的第一个要点。[59] 赫拉克利特重申了这一批评，而当时最新式的诗歌（在欧里庇得斯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也与此种哲学批评抱同样的见解。[60] 但是，埃斯库罗斯和品达，难道一点儿都没有同情过对荷马的这种批评？难道他们没有——尽管他们放弃了对荷马的否定性批评——将道德热忱的全部重量和个人信念的全部能量，贯注于以他们自己的更加纯粹的神性观来代替旧的不好的神性观？从这些对荷马的天庭的早期批评者到基督教教父们——他们经常逐字逐句地，直接从异教哲学家那里借用他们反对拟人化的希腊诸神的道德和宗教观点——之间，存在着一条未曾断裂的思想线索。第一个做出此类批评的其实是写作《奥德赛》的诗人——因为他费尽心力，显然是想让自己笔下的诸神（尤其是宙斯）的行为举止比他们在《伊利亚特》中更高贵一些。[61] 柏拉图直接从塞诺芬尼那里接收了一些详细的论证，诸如对天神和巨人之间的战争的批评，对不朽的天神之间所抱的各种仇恨的批评。[62] 柏拉图的控诉的最终根源与他的前辈们是相同的。与他们一样，柏拉图以他自己的道德标准来审视那些旧诗人讲述的神话故事，他发现，它们都配不上他所相信的神性的应有含义，从而断定它们是虚假的故事。塞诺芬尼已经批评过荷马——“因为他是希腊人永远的教师”，[63] 因为塞诺芬尼知道他自己拥有一种更高的真理。

1707459264

1707459265 柏拉图的批评沿着相同的道路前进，但走得更远。他不是偶然地批评诗歌对流行思想的坏影响；在《王制》中，柏拉图是在修正希腊教育的整个体系。诗歌和音乐一直是心灵教育的基础，［214］它同时也涉及到信仰教育和道德教育。柏拉图认为诗歌具有教化力量的看法是如此自然而然，以至于他从未试图去寻找这种力量的确切原因，而每当他谈到诗歌的本质时，他要么假定诗歌具有教化的能力，要么明确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定义之中。对我们来说，在今天——在现代“艺术”痛苦但最终胜利地将自己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早期的“道德化”倾向剥离不久之后，要理解这一点尤其困难。我们绝对确信对一件“艺术”作品的欣赏完全无关于任何道德价值。至于这种认识到底是真是假，与我们这里的论述无关。关键是希腊人不认为这种认识是对的。当然，我们也不必认为，关于诗歌的教育使命及其崇高意涵，他们全部持有与柏拉图相同的想法；但这样的想法绝对不是柏拉图个人特有的想法。不仅早期希腊传统持有这种想法，而且绝大多数柏拉图的同时代人也持有这种想法。阿提卡的演说者们经常援引城邦的法律，来确定他们所诉诸的法令的确切内容。当没有成文法可以引用而必须诉诸未成文法时，他们常常同样以极其自然的方式引用诗人的表述。[64] 伯利克里在其对雅典民主制度的自豪颂扬中，指的正是这种未成文法的力量。尽管我们将其称之为“未成文的”，但它已经在诗歌本身中成文了，如果一个论证缺乏理性的基础，那么荷马的一行诗永远是最佳的替代，即使是哲学家们，也不以引用荷马为耻。[65] 以此种方式被使用的诗歌权威，只有基督教信仰的淳朴时代的圣经和教父权威差堪比拟。

1707459266

1707459267 除非我们牢牢记住希腊人认为诗歌是全部知识和文化包罗万象的纲领、诗人的表达是所有人交口称赞的一种标准，否则就无法理解柏拉图对诗歌的批评。柏拉图现在着手以一种更高的标准来衡量这种标准，他知道，由于自己的哲学知识，他拥有一种更高的标准。在塞诺芬尼的言下之意中已经潜藏着较高标准的观念：他抱怨荷马和赫西俄德对诸神的描述是“不适当的”。[66] 但柏拉图的全部思想从头至尾都明确地旨在为人的行为找到最高的道德标准。以这样一种最高的道德标准来判断，传统诗人的理想部分是高尚的，部分是可鄙的。从一种更高的角度来看，［215］柏拉图对诗歌的批评注定要采取一种更加激进的形式。如果我们以哲学为我们打开的关于真实存在的知识来评断诗歌，那么诗人为我们描述的那个貌似真实的世界，就必然会无可避免地融化成一个仅仅是现象的世界。当然，柏拉图以不同的角度来看诗歌，有时将诗歌当作一种规范行为的标准，有时又当作一种获致绝对真理的途径。他在《王制》的第十卷，在他最后一次讨论诗歌时——他在其中将诗歌看成摹本的摹本——就以获致绝对真理的角度来看待诗歌。不过，在那里，柏拉图是从纯粹知识的最高顶峰来看诗歌的，而在这里，在描述城邦卫士的教育问题时，他还处在一个较低的阶段——仅仅只是意见（doxa）的阶段，全部“音乐”教育都行进在意见的道路上。因此，柏拉图采取的是一种比较包容的态度。他在此处保留了诗歌，将其作为最佳的教育方式，作为一种较高的真理的表达形式，[67] 但也因此必须毫不留情地改造或压制诗歌中任何与其哲学标准不相容的东西。

1707459268

1707459269 希腊的诗人和希腊人民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但现代读者并不总是能理解柏拉图的诗歌批评与这种特殊关系的联系。即使是十九世纪的“历史研究法（historical approach）”，在判断以往的历史时，也不能完全摆脱他们那个时代哲学上和道德上的先入之见。学者们要么试图为柏拉图辩护，要么证明柏拉图的论述其实比它们看起来的要无害得多。他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将这些论述解释为柏拉图的理性对其诗性想象的反叛，或者从历史学的角度，将其解释为诗歌在他那个时代不断堕落的结果。这些解释虽然不无道理，但都误解了柏拉图对诗歌的态度的根本原则。他们都太过拘泥于“艺术是自由的”这一政治观点。那些竭力想把艺术从教会和国家的监护中解放出来的人，经常引用希腊人的话语，但柏拉图显然不太适合这种画面。因此，为了让柏拉图看起来不那么像英国大法官（the Lord Chancellors），康斯托克（the Comstocks），以及艺术的其他政府审查官，他们试图对柏拉图的作品进行润色和修正。不过，柏拉图并不是想要说明，如何组织一个审查机构才能取得最大的实际成功；如果僭主狄奥尼索斯当初有意实现柏拉图的理想国，那他肯定会在这一点上畏缩不前，否则他就会不得不遵循柏拉图的严厉裁决，并首先焚毁他自己的剧作。［216］在《王制》中，哲学对诗歌进行改造的真正意义是精神上的；仅就在每一种精神理想的表达中都包含着共同体建构的力量而言，它才是政治上。这就是柏拉有权在其新建构的共同体中制定以下原则的原因：即诗歌的写作应该与“型（the Ideas）”相一致，否则就要被权衡并确定为不合格的东西。柏拉图不是想要烧毁与他的标准不符合的所有诗歌；他没有质疑诗歌的审美价值。不过，这一价值确实不适合他正在建构的那种精干有力的国家，而只适合富足的国家。

1707459270

1707459271 因此，希腊人赋予诗歌的独特价值已经注定了诗歌的命运。当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道德标准——这是国家的世俗特征永远要阻止它达到的一种标准——来衡量城邦国家时，国家以同样的方式遭到了其所主张的道德权威的非难和指摘。当然，作为一种教育因素，诗歌和国家都无法被废除，但在《王制》中，它们必须把之前的领导权移交给哲学，即关于真理的知识：因为哲学能够告诉它们，为了证明它们的教育主张，它们必须如何改变自己。实际上，它们拒绝改变：因此，柏拉图的诗歌批评唯一可见的结果就是一条无法填平的鸿沟，这条鸿沟从此之后将希腊人的灵魂分为两半。但是，柏拉图折中艺术对美的渴望与艺术的高级教育使命这一显然徒劳的期望，有一个积极的结果，这就是柏拉图自己的对话的哲学诗。凭借《王制》中建立的标准，柏拉图的著作成为一种全新的作品，完全取代了旧式的诗歌——即使柏拉图的作品仍然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诗歌类型（尽管有人试图模仿它）。但是，柏拉图为什么不直接说他自己的著作就是应该给予教师和学生的真正诗歌呢？只因为他假装是在记录别人之间的谈话，而不是他自己的思想。他在晚年抛弃了这种伪装，并告诉这个堕落的世界，他自己的《法义》才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诗歌类型。[68] 如此，垂死的诗歌再次在其最伟大的控告者的著作中呈现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

1707459272

1707459273 柏拉图关于城邦卫士的教育所说的绝大多数话语，牵涉到将要被排除在卫士教育之外的诗歌“类型”。柏拉图这样做有两个理由。［217］通过宣布没有道德和宗教价值的所有观念都应该从“音乐”教育中被根除，他让我们意识到他的信念，即一切教育都应该由一种非常崇高的标准来掌管。他对诗歌的所有批评，以及根据神话故事的道德和宗教价值对其所做的选择，都预设了一个无法反驳的原则。这一原则首先在此处的实际使用中间接地出现；当苏格拉底使他的听众同意这一原则应该有效时，他们的同意只不过是一种情绪上的认同，而非理智上的认同。不过，即使就此而言，我们也觉得这一原则需要一种更深层次的哲学来证明其合理性。这个阶段指向一个更高的、后来要达到的直观阶段，那时，柏拉图会揭示他在此处将其作为一种独断性预设的原则规范的真正意义。他的第一所指就是“神学的类型”——关于天神和英雄的本性与行为所说的一切范型。[69] 诗人们之前对它们的叙述被比作一幅拙劣的肖像画：[70] 诗人们的本意是说出一些它们的真实情况，但他们实在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们谈论天神之间的仇恨与暴力。但柏拉图坚定不移地确信神（God）是完全的善且完美无缺。传奇故事归诸于神的那种恶意和罪行，以及一切魔鬼品性，都与神的真实本性不符。因此，神不可能是世上一切罪恶的原因，神只能以一种有限的方式为发生在人身上的事情负责：不像诗人们所说的那样，是神将一切厄运和麻烦加诸我们的生活。[71] 以前的希腊人的信念——即天神使犯错的凡人落入犯罪的圈套，以便摧毁他和他的家族——是不虔敬的和渎神的。但是，倘若果真如此，那么希腊人的整个肃剧世界就完全倒塌了。无辜之人的苦难从来就不是神造成的；当一个罪人受苦时，这不是一种灾难，而是一种赐福。柏拉图用诗人们的丰富事例和引证来证明这些论点。因此，柏拉图正式宣布，应该禁止以下全部神话：这些故事表明完美的、不变的、永恒的神（Divinity）经常改变其形状并呈现出各种类型的凡人的外貌，或者让神（God）为欺骗和错误负责。这种类型的诗歌不仅要被排除在教育之外，而且还要被逐出城邦之外。[72]

1707459274

1707459275 基于良好而充足的理由，柏拉图在这一点上对诗歌做了最尖锐的批评。他的批评关乎诗人的神观念和城邦的神圣治理。从荷马到阿提卡肃剧都认为，［218］人的命运依赖于诸神的力量是希腊早期诗歌最具本质性的特征之一。我们人类的生活，不能在纯粹心理学的基础上，单从它们自身得到解释。掌管宇宙的力量通过一条不可见的线索参与到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达到理想的努力在英雄的德性中达到极致；但在我们之上屹立着神圣的命运女神莫伊拉，她无法动摇而又无可回避，有死的凡人的一切意志和全部成功最终都受制于她。希腊诗歌的内在精神，本质上是肃剧精神，因为它在我们凡人的命运中看到了每一件事，甚至是我们人类最高贵的努力，与天庭的统治之间都有一种无可化解的联系。在公元前六世纪，生活变得越来越理性化，希腊人开始感到人要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和苦难负责。但是，这种感受的变化，对像梭伦或泰奥格尼斯、西蒙尼德斯或埃斯库罗斯这样的思想者的道德情感的侵袭，并没有达到摧毁他们对命运的信念的地步，他们心中最后的强大堡垒仍然根深蒂固——对命运的信念仍然活跃在公元前五世纪的肃剧中，这种信念相信“诸神想要毁灭谁，就会先使他疯狂”。该有的悲惨和不该有的悲惨，都是“诸神的命定”：因为神（God）是人世间一切事情发生的原因，无论好坏。

1707459276

1707459277 这种宗教信念与人完全要为自己的行为结果负责的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贯穿于全部希腊诗歌之中，尽管有时是潜藏于表面之下的。当苏格拉底宣扬他的激进思想，即人的全部生活都应该由道德标准来评断时，这一冲突注定要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柏拉图在其中建构其新秩序的德性世界建立在这一预设之上：每个个体通过毕生追求他所见的“善”来塑造他自己的道德路线。这就完全将命运对人的主宰排除在生活之外了。被那些像老辈诗人那样思考的人称之为“命运”者，并非上天的意志。如果神（God）能将人带向灾祸——尽管人们努力避免灾祸——那么，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教育完全失去其意义的世界中。如此，通过苏格拉底的信念，即人“天然”就意愿善并能认识善，柏拉图对前苏格拉底的世界观念做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在早期，希腊人主要将神设想为引发一切事物的力量：他们的诗人和思想家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219］柏拉图没有在抛弃这种信念的后果面前退缩。他承认，善和自由的王国为必然性（ananké）王国所抵消——他的前辈们将必然性王国描述为“自然（Nature）”。但是（如《蒂迈欧》所示），柏拉图认为自然的世界仅仅是质料（matter），形式（form）——它是神圣的善的型——在质料中实现作为更高的自然（Nature）的自身。与善（the Good）不一致的任何事物都是一种例外，都是纯粹存在的一种不完美的呈现，因而是一种畸形状态。柏拉图的教育是不可能在德谟克利特所设想的世界中存在的。德谟克利特的世界是原先诗人们的世界，被莫伊拉所主宰的世界；不过，正是这个世界被推到了科学的极端。柏拉图认为，除非教师和学生具备一种新的宇宙观（这个宇宙作为一种真正的秩序，是一种柏拉图意义上的世界-秩序）——除非他们被一个单一的善的原则所引导——以及除非整个教育工作与宇宙法则相一致，否则，教育人的伟大事业就是不可能的。在那种类型的宇宙中，教育确实是神（God）的工作，正如苏格拉底在《申辩》中称呼它的那样；在《申辩》中，他自豪地承认，他致力于“服侍神”并献身于它。

1707459278

1707459279

1707459280 在制定了描述神明的规则之后，柏拉图着手进行论证，即诗歌阻止了一个人的勇气和自制的发展，这个论证也得到了大量引证的支撑。柏拉图对传统教育的所有批评都建立在人有四种主要德性（即虔敬、勇敢、自制和正义）之上。他在这里没有将正义包括在内，但他在最后小心翼翼地解释说，我们还不知道正义到底是什么，它对我们的生活和幸福有何重要意义。[73] 在这个部分，柏拉图对原先的诗人也非常严厉。通过对冥府的可怕描写，（他说）荷马会让城邦的卫士贪生怕死。当然，他没有建议完全禁绝荷马，但确实试图对荷马进行剪辑（ ），删除了史诗中的整段文字，甚至毫不退缩地想要按照后来《法义》展示的计划改写诗人的作品。一个献身于真正的传统的学者必然认为，这是专制统治和专断意志最暴虐的破坏：因为他认为诗人写下的文字不可侵犯。但是，尽管我们几乎都本能地坚持这种看法，但这种看法却是一种已经接近其尾声的文化的产物，［220］这种文化认为古人的著作是幸运地保存下来的珍宝，它只能想到唯一一个改变这些著作的理由——从一个更纯粹的文本传统中发现了诗人的原作。不过，让我们记住，即使在诗歌还活着的时候，对柏拉图重写诗人诗篇的计划也已经有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方法，它大大缓和了柏拉图的建议的激烈程度。例如，梭伦曾经请求他的同时代诗人弥涅墨斯（Mimnermus）修改他已经问世的一行诗。温柔纤弱的悲观主义者弥涅墨斯曾经写到，人生六十之后应该死去。梭伦请求他重写这句诗，改成“八十之后”。[74] 在希腊诗歌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想要辩驳或纠正前辈关于最高德性的看法的事例，直接拿过前辈诗人的诗章，旧瓶装新酒。[75] 这种情况也无非是对前辈诗人作品的改写。传播荷马和赫西俄德诗章的吟唱诗人通过口耳相传，必定比我们现在能够证实的更为频繁地对诗章进行裁剪，以便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对它们进行重铸。

1707459281

1707459282 当然，除非我们牢记，诗歌具有一种权威性的教育意义和传统声望——这对希腊人的意识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正如对我们来说非常奇怪一样，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一特定的现象。如果一首诗成了经典，那么对它进行修改，使它与一系列变化了的价值标准相一致，是非常自然的，尽管相当天真，同时它多少也是一种荣誉的象征。所有的哲学家都借用这种换语（epanorthosis）观念，并将其运用在对诗人的阐释上；基督教的教父们又从他们那里接过了这种方法。“给银币盖上一个新印章”是一种传统的口号，这种传统还没有寿终正寝，只要其代表人物意识到他们作为继承者和传递者对它的分享，它就继续处于活跃状态。[76] 因此，那些以“一个理性主义者缺乏对诗人的理解”来指责柏拉图的人，恰恰是他们自己犯了某种历史性错误，误解了诗歌传统对柏拉图以及他那代人的真正意涵。例如，斯巴达诗人提尔泰奥斯称赞勇敢是德性之冠，直到柏拉图自己的时代，他的作品仍然是斯巴达的圣经，当柏拉图在《法义》中说我们应该对提尔泰奥斯进行改写，用“正义”来代替“勇敢”时，[77] 就很容易明白，提尔泰奥斯的诗篇是如何牢牢抓住了一个人的心灵，［221］以至于柏拉图觉得只有经过对他的改写，才能履行他对诗人和对真理的双重责任。

1707459283

1707459284 但是，柏拉图并没有像老一辈思想家在重铸智慧的旧币时所做的那样天真地批评一件事情。一种温和的反讽抚平了他那双严肃的、检察官般的紧皱双眉。他没有与那些试图为审美娱乐留一席之地，并说荷马对哈德斯冥府的描绘使史诗更有诗意更有趣的人争吵。只不过这些描绘越有趣，就必然越不适合孩子们和那些要成为自由人的耳朵：因为他们应该惧怕奴役甚于惧怕死亡。[78] 因此，他毫不留情地删除了荷马诗歌中那些著名人物的全部“哀叹和哭泣”，也剔除了奥林匹斯诸神那无法抑制的笑声，这笑声会使读者也任意放纵他们自己的笑声。桀骜不驯、纵情享乐、贪婪无度和行贿受贿，也因容易腐蚀灵魂而被清除。柏拉图对史诗的人物也做了同样的批评。[79] 阿喀琉斯从普里阿摩那里收取赫克托尔尸身的赎金，从阿伽门农那里收取补偿金，这些都违反一个世纪之后的道德情感，就像他当时违背了老师菲尼克斯的教导——菲尼克斯建议他接受阿伽门农的礼物并与他和解。阿喀琉斯对河神斯珀尔凯俄斯（Spercheius）的藐视，对太阳神阿波罗的辱骂，对高贵的赫克托尔的尸体的凌辱，以及他将俘虏杀死在帕特洛克罗斯的火葬柴堆上，都不值得相信。荷马英雄的道德准则使他们不可能神圣——要不然就是荷马对他们做了错误的描述。[80] 从所有这些来看，柏拉图并没有得出结论说，荷马史诗相当陈旧和原始，因为它们反映了原始时代的思想。柏拉图坚持自己的观点，即诗人应该提供德行的榜样和典范，而荷马笔下的英雄还远不是示范性人物。以历史的观点为这一事实开脱会错失论题的整个要点，因为这会变成剥夺诗歌的规范性力量——诗歌指引人类的主张必然建立在这种规范性力量之上。诗歌只能用一种绝对的标准来衡量。因此，它必须要么被驱逐，要么服从于柏拉图所坚持的真理的管理。[81] 柏拉图的“真理”与我们通过艺术的现实主义所理解的截然相反，尽管这种艺术的现实主义确实存在于柏拉图之前的时代。柏拉图认为，描述人的丑陋和弱点或者神治理的世界中的显著错误，［222］只是记下了事情的表面现象，而非真相。尽管如此，柏拉图从未提议，作为一种教育力量，我们应该将诗歌完全废除，或者用抽象知识（即哲学）来代替。相反，批评背后的苦涩能量归根结底源于他的知识：他深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那些数百年来备受赞赏的音乐和诗歌杰作的塑造力量。即使哲学能为全部生活找到一种最高标准的救赎知识，柏拉图仍然会觉得，在新真理像赋予身体以形式的灵魂那样穿上一套新诗歌的衣服之前，教育的任务仍有一半还未完成。

1707459285

1707459286

1707459287 艺术作品的教育效果不仅取决于其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形式。因此，柏拉图对公认的音乐教育的批评分为两个部分。我们刚才已经考察过的第一部分，处理的是神话故事［的内容］；第二部分将探讨其语言和艺术风格。[82] 柏拉图对诗歌风格（ ）的讨论特别有趣，因为它是希腊文学中第一个着手讨论诗歌风格的段落，它阐明了一些基本的诗学概念，并将其视为某种既定的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我们首次在一个更大的系统性语境中遇到了这些基本概念。不管怎样，柏拉图不是为了理论化而提出他的诗歌理论的。他的理论是对诗歌作为教化的批评。早些时候，柏拉图曾从同一个根源——我们从模仿获得的快乐——得出所有艺术的形式；[83] 但当他描述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的说话方式时，我们看到他是在戏剧模仿或言行模仿（mimic imitation）的有限意义上使用“模仿”一词的。诗歌表现事物的类型有：

1707459288

1707459289 1. 纯粹的叙述，如酒神赞歌

1707459290

1707459291 2. 通过戏剧模仿的再现

1707459292

1707459293 3. 叙述与模仿相结合的表现，其中，叙述者的人格隐藏不见：就像在史诗中，叙述和直接说话（一种戏剧表现手段）相辅相成。[84]

1707459294

1707459295 理所当然，柏拉图不可能假设其读者在没有某种介绍的情况下就能理解这一点。这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新方法，他用来自《伊利亚特》的例子来说明诗歌表现事物的艺术手法。

1707459296

1707459297 这里，柏拉图不得不再次作出决定，［223］前面哪种诗歌类型将被允许存在于完美的城邦中。要回答这个问题，只需要一个基准：城邦卫士的教育需要哪种类型的诗歌？事情又回到讲清楚这一原则：即每个人应该完全了解他自己的工作而不做别的任何事情，柏拉图解释说，一个好卫士的品质不允许他有模仿许多其他事情的愿望和能力。一般来说，即使是肃剧演员，也不能适当地出演谐剧，而诗歌朗诵者也很少适合戏剧演出。[85] 城邦卫士必须是一个专职的阶层，只知道一种工作：那就是保卫国家。[86] 旧的教育不是想要培养专业人士，而是想要培养普遍适用的公民。柏拉图确实也为自己的城邦卫士主张过全能（kalokagathia）的理想，[87] 但是，一个努力扮演戏剧角色的外行，与他自己那个时代高度专业化的职业演出相比，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柏拉图将卫士教育中允不允许戏剧诗歌［模仿］存在的问题，转化成了两种竞争能力之间的测试问题，两种竞争能力还是不发生冲突比较好。柏拉图自己作为一位通才，却如此决然地支持专业化，是一件奇怪但可以理解的事情。这显然是一种内在冲突的征兆，这种冲突在这里与在许多其他要点那里一样，迫使他采取一种非自然的解决方式。从“人的本性被分成许多细小部分”这一事实出发，柏拉图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一个战士来说，有意识地成为片面的专才更好。[88]

1707459298

1707459299 是的，这是一种激烈而夸张的论辩方式。尽管如此，在这种论辩方式之下潜藏着柏拉图对真理的深刻理解，即模仿（尤其是长期的模仿）会影响模仿者的品格。所有模仿都意味着一个人灵魂的改变——也就是说，暂时放弃某人自己的特有形式，将自己同化于被模仿典型的品格之中，无论被模仿的典型是好是坏。[89] 因此，柏拉图规定城邦卫士不应该与演出有任何关联，除非是扮演那些拥有真正德性的人物。他完全禁止卫士模仿妇女、奴隶、行为或品格卑贱者，以及那些以实用为目的的人物（那些与kalokagathia［美善］完全无关的人）。一个行为端正的年轻人不会去模仿（除非是闹着玩）动物的嘶吼、河流的喧哗、大海的咆哮、隆隆的雷声、呼啸的风声，以及车轮的吱吱声。[90] 品德高尚的人自有一种谈论的方式，与他们相反的人另有一种方式。如果一个卫士候选人想模仿什么人，［224］那他应该选择模仿那些高尚的人物。[91] 他应该只有一种风格——作为一个彬彬有礼的人，这样是合适的——而不应该有一种充满各种格调和节奏、不停地变化的混合风格。[92] 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大师，他凭本事能够成为任何人，模仿任何事物，这样的人，如果他来到我们的城邦，我们会拜倒在他脚下，但让他留在这里并不合适，我们会把香水洒在他头上，给他戴上羊毛编织的花冠，然后将他礼送出境，去到另一个城市，因为在我们这个纯粹教育的城邦中没有他的位置。理想的城邦只认可比他严肃但不像他那么有魅力的诗人。[93] 柏拉图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贬低戏剧诗歌［模仿］，而偏爱刚才以荷马诗歌为例说明的那种叙述方法，并认为，即使在史诗中，由直接说话构成的戏剧因素也要尽可能地限制。[94] 当然，柏拉图在这一点上的处理方法，是从当时他那个阶层的年轻人对戏剧诗歌和剧院的热忱与迷恋出发的。柏拉图本人，在他遇见苏格拉底之前，是一个肃剧的热爱者，他必定见过这种热忱对他本人以及其他人的伤害性影响。显然，柏拉图的话充满了个人体验的力量。

1707459300

1707459301

1707459302 在希腊文化中，诗歌和音乐，“一对幸福的女海妖”，是一对不可分离的孪生姐妹。同一个希腊词“ ［音乐］”包括了它们二者。因此，在制定了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的规则之后，柏拉图开始探讨我们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之为音乐的东西。[95] 抒情诗是一种边缘情形，音乐在抒情诗中与语言艺术融合成一个更高的统一体，但在柏拉图通过主要来自口头诗歌（史诗和戏剧）的例子说明了对诗歌内容和形式的裁定之后，他就没有必要再对用来吟唱的抒情诗做专门的讨论了。为史诗和戏剧这两类诗歌确立的规则也适用于抒情诗。[96] 但是，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或“曲调”必须在与语言无涉的情况下得到讨论。进入诵诗和舞曲的还有另一种要素：也就是节奏。柏拉图把歌词（logos）、曲调（harmonia）和节奏（rhythmos）三者的结合定为诗歌的最高法则——曲调和节奏必须服从歌词。[97] 柏拉图由此说明他为诗歌制定的规则对音乐也有效，并证明了从一个单一的角度来看语言、曲调和节奏是可能的。语言是理性的直接表达形式，而理性应该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在柏拉图的时代，这显然不是音乐的现状。［225］在舞台上，表演压倒了诗歌，并产生了柏拉图所谓的“剧场政体（theatrocracy）”；[98] 音乐会也是如此，诗歌从属于音乐。我们对那个时期的音乐生活的这种描述，与人们对它的谴责是一致的，那时的音乐充满了喷涌的激情和夸张的兴奋。[99] 音乐得到了解放，成了一个蛊惑民心的政客。

1707459303

1707459304 柏拉图对音乐的批评的最佳明证就是，它使古代世界的所有音乐理论家都深信他是正确的，但柏拉图不是在试图制止我们这个堕落的世界：归根结底，音乐的本性是不受约束的，柏拉图让音乐走它自己的路。音乐自身的过度会对它进行矫正。时候一到，它自然会向另一端回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柏拉图是在思考一个健康、精干、强壮的城邦——它“首先”得生存，而不是“后来”那种肥胖的城邦——它必须有厨师和医生。他用全新的方法使城邦变得简单。他在它开始之前就阻止它了，而不是先得到一个完整的过程，然后又迫使它后退。他关于音乐的规则，甚至比他将诗歌限定在某种“类型”之中更清晰地表明，他不是试图发展出一种全面的艺术理论。他的讨论没有承担太多的技术性细节，他像一个真正的立法者，只画出几条大致的线条来设定界线，人们绝不可越雷池一步。在这方面，他表明自己是一个高超的艺术家——尽管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可以惋惜他的惜言如金，因为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少量事实，是我们了解希腊音乐的曲调的基础。对我们来说，想要为希腊的“体育”和“音乐”给出一个详尽的描述是不可能的，尽管它们是希腊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的教育的基础。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这就是本书没有对它们进行独立探讨的原因。相反，它们是在诗歌和哲学中被随机讨论的——无论在什么地方被提到；想到柏拉图和我们主要都不是旨在讨论专门的技术问题，我们就聊以自慰。柏拉图自己总是说，专职人员会决定曲调的技术关键；由此暗示苏格拉底熟谙那个时代的伟大创新者达蒙的音乐理论。[100] 我们所知道的是吕底亚复调和吕底亚高调应该被删除，因为它们是适用于哀歌和悲叹的音乐曲调，而哀歌和悲叹在前述诗歌讨论中早就被禁止了。［226］同样，柔靡的吕底亚调和伊奥尼亚调适合宴饮，也应该接受审查，因为醉酒和色欲不适合城邦卫士。[101] 苏格拉底的对话者——也就是柏拉图的年轻兄弟格劳孔（他是他那个时代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兴趣的代表）——得意地说，这样的话，就只能留下多利安调和弗里基调（Dorian and Phrygian modes）了，以此炫耀他关于音乐理论的专业知识；但苏格拉底对这些技术性细节不感兴趣。柏拉图是在召唤我们关注这一事实，即苏格拉底是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他对本质性的东西天生异禀，但却无意与专家竞胜负。一个专业人士必须强调准确无误，但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这会显得学究气，一个自由公民看不上这些。[102] 因此，苏格拉底大略地说，他只想保留那种类型的音乐——这种音乐的音调和重点模仿的是面对危险、重伤和死亡仍然坚忍不拔的勇敢者，模仿的是在和平时期通情达理、处事得当、行为端正的清醒者。[103] 苏格拉底还反对繁复多变的音乐调式和多种多样的乐器。他说，乐器的价值不是以它们产生的调式的数量或它们的弦涵盖的音域来估量的。长笛、竖琴和所有多弦乐器绝对要禁止。只有里拉琴和吉塔拉琴被保留下来供城邦所用——因为它们除了简朴的音乐，不适合其他任何音乐；而在乡村，某种排箫可供牧民使用。[104] 这使我们想起一个故事，斯巴达官员禁止杰出的提谟修斯（Timotheus）这位最伟大的现代音乐首创者出现在斯巴达，因为他放弃了被传统视为神圣的泰潘德（Terpander）的七弦琴，而演奏一种更多弦、更富变化的乐器。传说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却很清楚地表明了希腊人是如何觉得音乐结构的一种根本变化是一种政治革命的，因为它改变了整个城邦赖以立足的教育精神。[105] 这种情感不是保守的斯巴达特有的一种情感。它在民主的雅典同样强烈，甚至更加强烈，尽管表达形式不同——正如我们可以从整个雅典谐剧时代对现代音乐的猛烈攻击中看到的那样。

1707459305

1707459306 节奏是运动的有序模式，它与和谐密不可分。[106] 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解释过，“节奏”这个希腊词语并不包含“运动”的含义，在许多段落中，它意指一连串事物之间的一种固定位置或关系。[107] ［227］希腊人能够在跳舞、唱歌或演说（尤其是有韵律的演说）过程中，在静止中与运动中一样看到一种格式（pattern）。根据一种节奏中的长短音节及其相互关系的比例，各种五花八门的顺序和格式出现在双脚和声音的运动中。在此，苏格拉底也不愿深究技术问题，这是音乐专家的事情；他只从中牢牢抓住能够激发他作为一个教育者的想象力的东西，即这样一种理论：和谐与节奏能够产生一种气质（ethos），一种道德品格。这是他选择和谐的基础。只有反映那些勇敢正直人士的生活节奏的音乐调式才被许可。[108] 同样，从几种可能的节奏中，柏拉图只选择了模仿相同的两种道德态度的节奏。从而，气质理论成了音乐教化和韵律教化的基础。与其说柏拉图证明了这一点，不如说他假设了这一点。他从达蒙这位苏格拉底时代的重要音乐理论家那里接受了音乐的教化理论这一事实表明，他不是在阐释某种特定的柏拉图式的东西，而是在描述希腊人特有的一种对待音乐的态度，这种态度从最早的时候开始，有意无意地，就已经决定了音乐和节奏在希腊教育和文化中的决定性地位。

1707459307

[ 上一页 ]  [ :1.70745925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