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59308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第八卷描述了教育的大致轮廓之后，进一步发展出了音乐的气质理论。他是在步柏拉图的后尘。不过，一如既往，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更加清晰地阐述了普通希腊人的感受。他同意音乐和节奏的确包含一种道德内涵于自身之内，并将其教育价值归诸于这种道德内涵。他认为，音乐的各种曲调和节奏表达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精神情感。[109] 然后，在问了我们通过听觉所获得并称之为“气质”的这种品质是否也存在于其他感官——味觉，触觉和嗅觉——之中后，他得出了它们并不存在的结论；[110] 在这一点上，谁会反驳他呢？但他居然断言，甚至在视觉所接受的印象中，比如美术作品所传达的印象中，也不存在气质之类的东西：只有少数绘画和雕塑例外，即使如此，也局限于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111]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样的绘画和雕塑并不是一种气质的真正表达，而是某个人通过色彩和形状呈现出来的标志而已。例如，在画家鲍桑（Pauson）的作品中，我们根本找不到所谓的气质，但它确实出现在波利格诺托斯（Polygnotus）和某些雕刻家身上。[112] ［228］另一方面，音乐作品直接就是对一种气质的模仿。希腊雕塑的崇拜者会反驳说，亚里士多德太不公平，由于他对雕塑和绘画有眼无珠，将太多的气质给了音乐艺术，给视觉艺术的则寥寥无几；他可能还会指出，亚里士多德断言耳朵是精神感官，而柏拉图则说眼睛与精神性事物有最紧密的亲缘关系，从而来支持自己的这一反驳。[113] 不过，事实仍然是，从来没有一个希腊人曾经想要给绘画和雕塑，以及视觉艺术的享受在教育中留一席之地，诗歌、音乐和节奏一直支配着希腊人的教育理想。（亚里士多德关于绘画的价值所说的一切，与美术欣赏毫无关系，也不能被拿来批驳这一论点。[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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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10 柏拉图也粗略地提到过绘画。在讨论了音乐教育之后，他说了一句，而且将其与纺织、刺绣和建筑相提并论。雕塑则忽略不计。[115] 他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认为这些艺术像音乐和诗歌一样具有一种精神气质，这还不完全清楚；[116] 不过，很显然，它们在这里更多地是为了论证的完整性而被包括进来的——作为严肃与优雅或者粗俗与奢华的一种普遍类型的表现，以及作为有助于创造某种良好的或不良的社会氛围的要素。[117] 无论如何，它们都不是希腊教育的真正梁柱。[118] 认识到这样一种社会氛围对教育的影响力，是希腊人的一种独特才能，不过，即使在希腊，也只有柏拉图对此有如此强烈而精微的感受。在讨论哲人王的教育时，我们还会看到这一点。[119] 即使在教育越来越理性化时，希腊人也从未忘记教育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教育”和“抚养”这两个原初意义几乎完全相同的希腊词语，一直保持着紧密的亲缘关系。[120] 主要的区别是，“教育”一词越来越隐含着智识教育的意义，而“幼儿的养育”则指幼儿成长过程中的前理性阶段。不过，柏拉图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将两个观念合二为一了：他不像智术师那样孤立地思考智识教育的问题，而是第一个意识到了智识教育也有某种与环境气候和成长氛围相关的前提条件。柏拉图的教育观尽管具有崇高的理性主义情怀，但他仍然认为教育与植物的缓慢生长一样——这是一种在智术师的个人主义教育方法中几乎完全缺席的思想。［229］这使我们想起柏拉图的其中一个政治和社会原则：即这样一种认识，人不是孤立地生活在真空中，人只有在一个适合于他的天性和禀赋的环境中才能茁壮成长。如果真要有什么教育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国家，一个城邦。国家是必需的，它不只是作为一个制定法律的权威机构，而且还是作为一种围绕着每一个个人的社会氛围。单靠纯粹的“音乐”文化这种灵魂的滋养品是不够的。每一种具有形式的艺术和手工艺产品，都必须同样体现高贵的精神，并努力参与创造得体的行为和完美的灵魂。每一个公民，从他最初的孩提时代起，都必须从周围环境中呼吸健康的空气。[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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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12 尽管艺术品和手工艺品有助于明确社会的精神氛围，但音乐仍然是滋养灵魂“最重要的营养”。[122] 与在其他地方一样，柏拉图在此绝没有为传统观念所束缚。他开始思考，在众多艺术形式中，音乐传统上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地位是希腊人的教育分派给音乐的——是否能够得到合理性证明。柏拉图得出结论，音乐有充分的理由获此殊荣，因为节奏和音调“最善于深入灵魂内部，牢牢地抓住它，给它带来高贵和优雅”。不过，柏拉图认为音乐最为紧要不仅仅是因为音乐的心灵穿透力：音乐比任何别的科目使我们得到更为精确的训练，经过音乐的熏陶之后，在辨别一件优秀的作品或者有缺陷的东西的是非优劣方面，我们会变得非常敏感和敏锐。[123] 任何一个受过真正的音乐教育的人，甚至在他还年轻，还处于无意识的精神成长期时，也能将优秀和高雅的东西吸收进灵魂；在享受美好事物和厌恶粗俗丑恶方面，他会发展出一种准确无误的品味，从而，当他的有意识的理性姗姗而来时，他会像欢迎老朋友一样格外欢迎她。[124] 在柏拉图为城邦卫士设计的教育体系中，他的计划是这样的，在缪斯将他们不知不觉地塑造成为某种理智类型的人之后，一旦时机成熟，理性意识得到完满的发展，哲学教学就会向他们揭示最高的知识；因此，哲学知识以音乐教育为前提。当柏拉图如此这般预示一种另外的、更高的文化［哲学文化］的存在时，他更加清晰地揭示了音乐教育的局限性——在早期希腊可以获得的教育方法中，音乐教育一直都是更胜一筹的理智训练的唯一类型。与此同时，柏拉图赋予了音乐一种新的重要性，他表明，音乐教育是纯粹哲学知识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准备，［230］如果没有音乐知识的根基，纯粹的哲学知识就会浮游无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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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14 熟谙柏拉图的人会注意到，这不仅仅是一句机智的无关紧要的哲学警句。这是从柏拉图的知识理论推断出来的一个基本的教育真理。在柏拉图看来，即使是最敏感最敏锐的才智超群者，也不可能直接进入价值知识的领域，关于价值的知识是全部柏拉图哲学的巅峰。他在《书信》七中说，获取知识的过程，是灵魂同化于它所努力领悟的那些价值的本质之中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的毕生修炼。在我们想方设法亲证其内在本质之前，“善（Good）”不能作为一种形式的、逻辑的、外在的观念被我们所理解。当“善”本身在我们的灵魂中成形，成为一种实在时，关于善的知识也在我们内心“生长发育”。[125] 因此，柏拉图认为，擦亮心灵之眼的最佳方式是训练一个人的品格，即这样一个过程：学生的天性在不知不觉间被诗歌、音调和节奏这些最高的精神力量如此这般潜移默化，以至于通过食髓知味的教育，他最终能够领悟最高原则的本质。苏格拉底以其惯常的方式，将塑造一个人的气质的缓慢过程与阅读和写作的基础课程作对比。[126] 只有学会从所有文字和复合词语中辨认出最简单的字母之后，我们才能真正说我们知道了怎样阅读。因此，除非我们学会了尽可能地发现和珍惜节制、勇敢、慷慨、高贵以及一切诸如此类的东西的表现“形式”——无论它们出现于何处，我们和我们声称要给予教育使其成为城邦卫士的人，都不能说接受过“音乐的”教育。[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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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16 对体育和医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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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19 现在，柏拉图已经确立了教育的其中一半（即“音乐”），并转向另一半（“体操”或体育）。[128] 柏拉图本人实际上对音乐教育更感兴趣，但身体训练对城邦卫士的教育同样至关重要，因而他们必须从最早的孩提时代起就从事体育运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柏拉图先讨论音乐教育了。这不仅是因为幼儿的教育首先要从“音乐”开始（像柏拉图开始时所说的那样）；[129] 而且原则上音乐教育也应该优先于体育：一个健全的身体不会因为其适合自身而使灵魂高尚，相反，［231］高尚的灵魂却有助于身体进入最佳状态。[130] 柏拉图的教育体系设计正是建立在这一事实之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首先要给幼小的心灵以充分的理智和精神训练，然后把照料身体这样的细节交由孩子们自己负责。这里，与在“音乐”教育中一样，柏拉图只满足于提出一些大致的轮廓，[131] 简明扼要，而不作长篇大论。数个世纪以来，希腊人一直认为竞技运动员是身体力量的最高类型；因为战士必须成为“最激烈的竞争”中的运动员，所以，城邦卫士的训练应该按照运动员高强度的训练模式来进行，是合乎逻辑的。[132] 例如，与竞技运动员一样，他们一定不能饮食过度。另一方面，对柏拉图来说，拳击运动员在训练中的许多饮食规则又太过夸张了。他认为他们使运动员过于敏感，过于依赖其饮食了，当然，运动员长时间的睡眠是不适合于必须警惕戒备的卫士的。他们必须能够经受住战场上的各种变化，无论什么样的饮水和食物都能下咽，他们的健康不应该依赖于“刀口的美味”。[133] 因此，柏拉图想要一种不同的体育类型，一种简单实用的体育训练方法（ ），与他刚才描述的“音乐”教育体系相类似。[134] 正如乐器与曲调已经删繁就简那样，[135] 身体的训练也应该摆脱放纵无度，回归严格的最小值。[136] 柏拉图认为“坏的”教育有两个显著的症状：法庭和医院。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法庭和医院的普遍流行标志着文明的高度，教育者的目标必须是，使它们在自己的城邦内成为多余。[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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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21 医生和法官之间的相似之处在《高尔吉亚》中我们就已经很熟悉了。柏拉图提到这一点，表明了这是其教育理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138] 立法者和体育教练之间的相似使柏拉图的教育理论变得完整，立法者和教练处理健康的灵魂和身体，而法官和医生则处理病态的灵魂和身体。[139] 在《王制》中，大体的计划是一样的，除了在这里与体育训练相对应的不是像《高尔吉亚》中的立法，而是“音乐的”教育：因为音乐教育包含了人的行为的所有高级标准，任何一个掌握了它的人都不需要司法意义上的立法。[140] 司法公正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232］对应于医学在身体健康方面的角色——柏拉图称其为“服务于疾病的教育法”。[141] 对一种真正的预防性的教育影响而言，当一个人真的陷入病态时就太晚了。柏拉图时代医学的发展，以及一直以来对饮食的特别强调——这种强调在那时开始控制一些医疗体系，证明哲学连同其“健康人也与病弱者一样需要照料”的主张，代表了对于这一问题的最先进看法，而且确实极大地促进了它们的发展。[142] 城邦卫士的教育为柏拉图提供了一个机会，将更多的注意力贯注于健康的保持：因为体育训练——为了健康，这是必需的——在职业战士的一生中占据了很多时间。实际上，卫士的体育训练是健康的理想案例。每一个阅读过希腊医学著作的人都知道，医学是如何根据病人的社会阶层以及他所从事的工作类型的变化而变化的。医师给出的指导常常只是对富贵之人而言的，富贵之人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为自己的健康而生活，或者说，为自己的疾病而生活。[143] 这种生活不适合于柏拉图的世界，在柏拉图的城邦世界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一个生病的木匠怎么可能花费数周时间在治疗上而不做自己的工作？他只有一个选择：干活，或者死去。[144] 然而，即使是一个有钱人，如果他生病的话，他也无法遵循福西里德斯（Phocylides）的明智格言“先谋生，后修德”所推荐的工作。[145] 如果他过分关心自己的身体调养，远远超过体育锻炼的一般限度，一天到晚怀疑自己有病，那么，无论是在家庭生活，还是在公共生活中，他能实践什么德性呢？首先，他就不能进行精神文化的实践，不能学习和沉思——如果他做了，他肯定会把自己的头晕目眩归咎于哲学。[146] 实际上，在柏拉图式的哲学和一个因严格训练而完全健康的身体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而然的亲缘性。没有什么比病态的性格特征与柏拉图哲学更格格不入的了。在《斐多》中，柏拉图宣扬灵魂与感官世界相分离，这样灵魂就可以凝聚自己来沉思纯粹的抽象真理；但是，《王制》所描述的体育教育精神是对柏拉图《斐多》中的教导的必要补充。如果不将此二者并观，我们就不可能理解真正的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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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23 柏拉图并没有贬低医学技艺，或者干脆完全抛弃的意思。［233］当然，在他谈到医师在当时世界的地位，及其在理想城邦中扮演的角色时，他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医师的。在柏拉图的奇思妙想所创造的原始但健康的共同体中，他不是按照公元前四世纪先进的医学科学，而是按照荷马描述的英雄时代的治疗者来设想医学的作用的。柏拉图认为，关于身体健康的真正政治家是神医阿斯克勒庇厄斯（Asclepius）自己。[147] 是他发明了如何治疗遭受局部和临时伤害的健康人，以便减轻这种伤害。不过，荷马的诗歌没有表明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如何治疗完全腐败和感染了的身体。当欧律皮洛斯（Eurypylus）受重伤时，照顾他的妇女给他喝了调有麦仁和奶酪粉的葡萄酒，这种混合酒甚至可以杀死一个健康的人。当墨涅拉奥斯（Menelaus）为潘达罗斯（Pandarus）的毒箭所伤，阿斯克勒庇厄斯的儿子马卡翁（Machaon）把伤口的淤血吸出，并敷上镇痛的药粉。这表明英雄时代的医师早知道希波克拉底医学所代表的真理：一个天性健康的身体，如果它得到正确治疗的帮助的话，本身就可以自愈。但是，那些彻底败坏了的身体就应该让它死去，就像那些灵魂被罪恶无法挽救地感染了的人，法官判处他们死刑一样。[148] 让体育训练治疗难以治愈的慢性疾病，而不是将健康人的教育越来越移交给医学，这完全不合情理。在这一点上被提到的犯错者是希罗迪库斯（Herodicus）——他将体育和医学以柏拉图认为是错误的方式混合在一起，并获得了巨大的医学荣誉。他所做的一切就是首先将自己折磨至死，然后又将别人折磨至死。他长年不断地在死亡边缘挣扎，因为得了不治之症，而又无法找到根治的办法，于是他就小心翼翼、处心积虑地不断在死亡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忍受该死的疾病的折磨，除此之外，什么也干不成；就这样，他居然活了好多年才死。[149] 在柏拉图的理想城邦中，由于有“音乐”教育之助，城邦卫士们不会需要陪审员和诉讼法庭；同样，由于有体育训练之故，他们也没有必要去求医问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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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25 城邦卫士为什么必须完成所有的运动并经历体操所规定的全部辛苦？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获得身体的力量，而是为了激发他本性中的精神勇气。[150] 因此，认为体育只锻炼身体而“音乐”陶冶灵魂的看法（如柏拉图本人起初所假定的那样）是错误的。[151] 体育和音乐首先都旨在陶冶灵魂，但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完成这一工作，如果其中一个被置于另一个之前，那么它们的效果就会有所侧重。［234］单纯体育训练会使人太过生硬和暴力，而专搞“音乐”则会使人过于柔弱和驯顺。[152] 如果把自己的灵魂长期交托给悠扬婉转、缠绵凄恻的吕底亚调，他就先会被软化，像钢铁被软化并变成有用的器具那样。然后，如果还像着了魔似地继续沉湎于其中，不能适可而止的话，他就会完全被溶化，志气消磨，直至筋骨全无。[153] 另一方面，如果他不辞辛苦，终日训练，饮食也很讲究，但不培养任何哲学和音乐的兴趣，一开始，他会由于身强力壮而精神焕发，自信满满，而且越来越勇猛。但是，如果他其他事什么都不干，不学习，不讨论，根本不和缪斯有任何往来，那么，即使他有热爱智慧的本性，也会变得又聋又瞎。最终他会成为一个厌恶谈话的反智主义者——一个不相信头脑的人，憎恨缪斯的人。他不再能够凭论证以理服人，而是像一头野兽一样，以野蛮和暴力来达到所有目的，生活于无知和愚昧之中，毫无节奏和风度。[154] 这就是为什么天神将体育和音乐这两种统一的教育交给我们的原因。它们不是作为身体训练和理智教育而孤立存在的。它们是陶冶志气和理性的两种力量。谁能最出色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并恰如其分地塑造自己的灵魂，谁就是缪斯的更大宠儿，远超第一位使所有琴弦相互和谐的传奇英雄。[155] 柏拉图不可能将其教育学说的精髓比这一比喻阐述得更好了，他用这一比喻结束了对城邦卫士的教育的描述。[156] 它确实是一件精妙的乐器，有好多琴弦：对于那些不会弹奏的人而言，它默不作声，对于那些只会拨弄一根琴弦的人而言，它单调乏味，难以忍受。不过，如果想数弦并作，而且发出的不是不和谐的刺耳声音，而是一曲优美的和谐之音，那么它就确实是一项难乎其难的教育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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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28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教育在完全正义的城邦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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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30 柏拉图的城邦想要得以保全的话，必须要有一位能保持这种教育平衡的常任督察[157] ——或者，如柏拉图在后来着手处理这一想法并对其详加阐述时所说的那样，城邦里必须有某种要素，可使城邦创建者的精神借此得以永葆活力。[158] 这一要求涉及到另一个更大的新问题：即教育者的教育问题。柏拉图通过城邦的哲学统治者解决了这个问题。柏拉图在讨论完城邦卫士的教育之后，［235］没有像他在一篇体系严密的论文中可以做的那样，立即开始这一主题［教育者的教育问题］的讨论。他觉得，用一段漫长的插曲将这两种内在地相互关联的教育形式分离开来会更好，这样既能激发我们的兴趣，又能增加这一主题的重要性。但是，他从未想要瞒骗读者他的论证向之发展的方向：因为他接着立即问，这些人中哪些人将统治城邦、哪些人将被统治。[159] 他没有必要证明城邦的统治者只能是城邦卫士，因为他们代表了国家战时的最高德性与和平时期的最高德性。柏拉图认为，没有人可以在不拥有最良好的教育的情况下行使最高权力。但是，当一个年轻人被训练成城邦卫士之后，教育并没有结束。那些将要成为统治者的人尤其要在一个原则下精挑细选，这一原则就是这样的信念：凡是他们相信对城邦有利的事，他们会全力以赴去做，而凡是对城邦不利的事，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愿去做；起初，我们听说，只有在他们经受卫士训练时才运用这一原则。[160] 现在必须根据这一原则持久地观察那些有抱负的年轻人，并将他们置于各种考验之中，看看他们之中谁拥有真正的领袖品质——远见，才干，以城邦的公共福祉为己任。只有那些经受住从童年到青年再到成年长达数十年而不是数年的危险和诱惑的考验，意志坚定、无懈可击的人，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卫士。至于那些我们先前称作卫士的其他人，比较而言，只能叫作助手和执行者。[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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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32 对柏拉图关于教育影响的全部见解而言，这套品格测试系统意味着柏拉图并不相信它会产生数学上的均衡结果。他考虑到了个体天性的千差万别。从政治的观点看，严格的、深思熟虑的选择原则对其理想城邦的结构也极其重要，因为城邦内部阶层-体系的保存依赖于这种选择。阶层-体系假定了遗传品格的规律性重现，这种经遗传获得的特殊品格是城邦的三个阶层的保持都想要的。不过，柏拉图相信，许多上层阶级的退化和堕落，以及第三阶层许多才华横溢的孩子脱颖而出，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强调精心的挑选和淘汰，柏拉图使这些要素的浮沉升降变得容易，让他们各得其所。[162] 统治者需要一种特别强悍的品格。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但在柏拉图的“最佳城邦”中尤其如此。在柏拉图的城邦中，绝对没有什么宪法保障来制约柏拉图置于城邦统治者手中的那种无可匹敌的、几乎毫无限制的权力。［236］保证他们会成为城邦共同体的保卫者而不是主人的唯一真正保障——他们不会从牧羊犬堕落为撕咬自己羊群的豺狼的唯一保障——是真正良好的教育。[163] 显然，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完全从宪法和政治经验的角度，批评柏拉图的理想城邦“缺乏保障”，指责柏拉图太过天真，以至于想象一个国家居然可以在没有任何现代复杂的宪政机制的情况下被统治，是错误的。很清楚，柏拉图并没有严肃对待这个问题的想法——因为他并不是对一个作为技术问题或心理学问题的城邦感兴趣，而是仅仅把城邦看作教育的一个框架和背景。我们可以因此谴责他，指控他把教育神化了，但事实仍然是，柏拉图的真正问题是教育问题。对柏拉图来说，教育是全部无法解决的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将尽可能大的权力塞到那些最不喜欢权力的人手中，并不是基于任何政治的理由。他的统治者是教育最高贵的产品，他们的职责就是成为最高贵的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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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34 城邦卫士的教育——它最初以培养一种尽可能优秀的平均类型为目标——是否足以达到造就城邦统治者的目标，柏拉图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64] 但是，即使统治者的教育的特殊内容是不确定的，他也继续以这样一种方式描述统治者的生活，以便表明新的城邦是由教育理想所支配的。与此同时，柏拉图以极其简短的方式打发了政治方面的问题。统治者的外部生活是极其俭朴、贫穷、严肃的那种生活。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私人生活的空间——甚至没有自己的家，或者在家里也不吃肉。他完全就是一个公共人物。他勉强足以维生的衣食由城邦共同体提供，但他不得拥有钱财和私人财产。[165] 使其统治阶层尽可能地幸福不是一个真正的城邦的义务，尽管他们在超越尘世名利的神圣独立方面可能是最幸福的。统治阶层理应为整个城邦共同体的幸福服务，而城邦共同体的幸福只有在每个人都各司其职，而不越俎代庖时才能得到保证。因为在柏拉图看来，每一个个体的生命，［237］都是通过他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获得其意义、其确证以及其局限性的，社会整体与活的有机体非常相似。城邦必须实现的至善就是整体的统一。[166] 不过，请注意这一点：个体的各项权力虽然受到了限制，但它们并没有为城邦的权力所取代。柏拉图并不希望城邦尽可能地富有和强大。城邦所渴望的，并非权力的强大、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无限制积累。它获取权力和财富的努力是有限度的。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城邦对它们的获取以有助于维持其想要的社会统一为限度。[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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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36 柏拉图不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的理想。他相信，只要城邦公民坚持好一件事情，完全现实他的计划就会非常简单：这件事情就是良好的教育和培养，城邦以教育为根基。[168] 如果教育和培养的制度得到忠实的坚持，它就会在城邦共同体中造就公民良好的品格，而具有良好品格的公民再接受这种教育，就会超越前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169] 根据柏拉图的理想，其社会有机体观念并不依赖于个人的喜好或任意的意志。他认为，它是绝对的标准，它来源于“人性”，来源于人作为一个社会和道德存在物的本性。因此，这个体系必然是“静态的”。其中不存在进步，也没有发展。任何对其标准的偏离都是腐败和堕落。理想城邦的本质就是，任何与它不同的东西都注定是坏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话，我们就不能再指望对它有所改进——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保存它。但是，它只有通过创造它的那种方法才能得以保存。因此，关键之关键就是竭尽全力保持教育不受改变。[170] 这样的城邦不能承受任何外在的变化，“音乐”的类型一有变动，就会给城邦的整个系统带来危险，就会改变城邦根本大法的品格。[171] 因此，卫士们必须把城邦的精神据点建立在城邦的最高点之上，也即建立在“音乐”教育之上。[172] 如果音乐堕落了，它就会一点一滴、悄悄地侵入和渗透进人们的生活和事业，最后将非法的习俗和行为传遍整个社会，直至最终颠覆一切个人和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如果幼儿从小在玩耍中通过“音乐”养成遵守法律和秩序的精神，那么正确的行为习惯就会再次得到确立——尊敬长辈、孝敬父母、穿着得体、举止端庄。[173] 柏拉图取笑繁复的法律条文，他认为即使把这些都定成法律，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都保持不了多久，这种想法是对语言的力量的愚蠢夸张。［238］达到立法者理想的唯一道路只能是教育。如果教育真正有效，法律就没有必要了。当然，柏拉图经常将自己为建立理想城邦而制定的规则称为“法律”，但他的全部“法律”都只与教育的确立相关。教育使城邦不断地制定法律和改变法律（正如柏拉图时代的雅典的惯常做法那样）这种现象不再出现，教育使一切有关警察、市场［管理］、港口［税金］、侮辱与伤害，以及民事诉讼和陪审团制度等等的特定法令，都成为多余。[174] 政治家是在与九头妖海德拉（the hydra）进行一场无望的战斗。他们不停地努力治疗疾病的症状，而不是用自然的治疗方法，也就是正确的教育，彻底去除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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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38 斯巴达优良政制的希腊罗马钦羡者也把斯巴达政制描述为一套国家的教育系统，因为斯巴达公民严格遵守支配他们全部生活的未成文法，斯巴达的教育系统使得专业的立法机构成为多余。我们在其他地方曾经指出，关于斯巴达的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公元前四世纪在像柏拉图的教育这样的革命性政治观念的影响下创造出来的；[175]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本人在设计自己的教育性国家时，完全没有借鉴斯巴达的先例。对现代管理和立法机制不屑一顾，摒弃不断地制定法律而宁愿选择支配他们全部生活的道德规范和教育体系的力量，为所有城邦卫士引入公共餐桌以代替私人用餐，由国家监督的音乐教育，将音乐作为国家的精神据点来尊崇——所有这些都是斯巴达的特征。但是，在雅典民主制度衰落期间，只有一个在对立中成长起来的哲学家，才能将斯巴达描述成一个幸运地避免了极端个人主义的政治体系。雅典的骄傲是宪政国家［的性质］和对成文法的尊重，以及时时处处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它维持每一位公民（无论贵贱）的平等权利，并有一套错综复杂的管理体制。当然，柏拉图对这些原则的贬抑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夸张，只有当我们想起他那个时代雅典面临的精神危机时才能心知其意。柏拉图曾经得出这一悲观的结论：法律和宪法只不过是形式，除非国家有一个强大的道德核心，以便法律和宪法得到保护和尊重，否则它们毫无价值。［239］保守派人士甚至相信，实际维系民主制度的，是某种完全不同于民主意识形态（人们将其作为民主制度的支撑来赞扬）的东西。他们说，维系民主制度的不是公民新近赢得并精心守护的批评自由，而是传统和习俗的超个人力量——这种力量在民主国家中格外强大，公民们自己甚至也没有认识到这种力量，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的公民也很少意识到这种力量。这种未成文法的持久生命一直是雅典民主制度在其英雄时代的力量之源；它的崩溃将自由变成了无法无天，尽管国家仍有全部成文的法律。柏拉图相信，在吕库古的范式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严格教育，是恢复传统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它们可以将城邦再次结合在一起——的唯一方法，而不是恢复他的许多贵族同胞所向往的那种传统的贵族门第的唯一方法。如果我们指望柏拉图制造城邦生活的各种因素的均匀混合物，我们就误解了隐藏在柏拉图的教育建议背后的深层情感和政治背景。柏拉图以不可遏制的道德信念将一个伟大的真理置于他的国家讨论的核心和焦点之上，这一真理是他通过他那个时代的极度痛苦，以及他那个时代的最伟大人物所遭受的苦难而认识到的。柏拉图的教育理论表面上可能是非常非雅典的，但是，赋予其生命的那套深思熟虑的“斯巴达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除了在雅典，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其最内在的精神本质绝对是非斯巴达的。它是雅典民主制度的教育意志的最后努力，雅典民主制度在其最后的发展阶段，与其自身的崩溃迎头相遇，殊死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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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40 现在，最后，让我们问一问城邦卫士的教育与正义有何关系。归根结底，我们是从什么是正义开始的。柏拉图已经说了，对教育问题的一种通盘考察有助于发现正义的本性。[176] 这个承诺实现了。最初，对城邦卫士教育的漫长探究是否真的是一种发现正义的方式，或者还是柏拉图认为这种探究本身就值得去做，我们对此心怀疑虑；[177] 现在，我们发现，城邦的整个结构都建立在正确的教育之上——或者，［240］更确切地说，城邦的整个结构就与正确的教育相一致。[178] 如果这是对的，那么，我们不仅发现了真正的教育的目标，而且还实现了真正的正义：我们剩下所要做的一切，就只是更充分地理解正义意味着什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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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42 为此之故，柏拉图回到了他为构建城邦所给出的早先动机：他说，他描述城邦的建构过程，为的是当城邦终于建立起来时，我们就可以认识城邦之中的正义了。[179] 柏拉图对自己将正义设想为一种居住在人的灵魂内部的品质从未有过真正怀疑，但他仍然认为，用城邦的类比使正义在灵魂中的本性和效果变清晰更容易一些。现在，我们看到，是“城邦有机体的观念”引导他进行这种比较。他相信，城邦中的正义是一个原则，城邦有机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按照这一原则尽可能完美地实现其恰当的功能。[180] 统治者、卫士和劳动阶级，每个阶层都有其固定和确切的义务。如果三个阶层的每一个都尽可能做好自己的工作，由这三个阶层的合作形成的城邦就会成为设想中的最佳城邦。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特定的德性：统治者是智慧，[181] 战士是勇敢。[182] 第三种德性，即审慎的节制，不是与前两种德性相同意义的德性——它不是第三阶层的专属品质，但对第三阶层而言，拥有此种德性尤其重要。它是三个阶层之间的协调一致，建立在本性较坏的部分对天性和训练较好的部分的自愿服从的基础之上。它贯穿于三个阶层之中，但最需要它的阶层是那个最被期望忠实地服从的阶层。[183] 如此，传统行为规范的四大主德都在城邦中找到了自己的正确位置和自己适合的社会阶层——除了正义之外，正义没有其自身特定的位置，没有一个阶层可以将自己与正义相捆绑。因此，直观的问题解决方案就在我们眼前。正义就是城邦中的各个阶层借此以表达其特定德性和实现其特定功能的那种完整性。[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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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44 不过，我们必须牢记，这并不是准确意义上的对正义的真正阐释。它只不过是正义的放大了的形象投射到了社会结构上而已：因此，我们必须在人的灵魂中寻找正义的本性和起源。[185] 与在城邦中一样，灵魂中也有三个相同的部分。统治者的智慧对应于灵魂中的理性，［241］卫士的勇敢对应于灵魂中的志气，第三阶层（它总是寻求利益和快乐）的节制，当它使自己的欲望臣服于理性的最高洞见时，对应于灵魂中的欲望部分。[186] 柏拉图确实暗示，这一证明灵魂三分论的方式相当粗略，但他说他不想用太过精细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太过精细的方法会导致我们远离主题。[187] 如果城邦三个阶层的心理差异不是作为明显的或可区分的要素已经存在于人的灵魂中，那么它们来自何处呢？[188] 正如身体的一个部分在另一个部分静止不动时可以移动，在我们的灵魂中，欲望的因素渴求，理性的因素给欲望确立界限，志气的因素打击欲望并与理性结盟。[189] 灵魂包含制约和激励两种力量：是它们的相互作用创造了人格完整的和谐。不过，除非灵魂的各个部分“各司其职”，否则想要创造这种统一的人格是不可能的。理性应该充当领导，因为它拥有智慧，而精神志气则应该服从和支持理性。[190] 它们的协调一致是“音乐”教育和体育教育正确结合的产物。[191] 当这种类型的文化让志气自由，又不断地控制它，用和谐与节奏来驯服它时，这种文化支撑着理智，并用高尚的思想和知识滋养着理智。如果理智和志气都受到这种方式的教育，如果它们学会了真正的各司其职，那么，它们二者就会一起节制欲望。欲望是灵魂中更大的部分，欲望天然贪得无厌，永不满足。欲望从来不会因为得到满足而去做自己的事。如果得到满足，欲望就会变得强大，接管权力，从而彻底颠覆拥有欲望之人的全部生活。[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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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47 因此，正义不是一个规定鞋匠制鞋、裁缝缝衣的有机政治体系。[193] 它是灵魂的一种品质，凭借这种品质，灵魂的各个部分各司其职，凭借这种品质，个体能够控制自己，让构成其灵魂的各种互相冲突的力量团结一致。[194] 我们可以用城邦生命体的类比，讨论灵魂的有序生命体。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到达了柏拉图的城邦和教育思想的正中心。在《高尔吉亚》中得到高度强调的医生和政治家之间的对比，在此关键节点重新出现。[195] ［242］如果我们用健康意指道德完美的话，正义就是灵魂的健康状态。[196] 正义不在于单个的行为之中，而在于 ［状态］之中，即在于灵魂拥有一个“善良意志”的持久状态之中。[197] 正如健康是身体最大的善［好］，正义是灵魂最大的善［好］。因此，行正义之事、做正义之人对灵魂究竟是否有利的问题就暴露了其全部的荒谬性：[198] 因为正义就是灵魂的健康状态，而偏离正义就是灵魂的病态和堕落。[199] 没有正义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因为即使是一种没有身体健康的生活，也是难以忍受的。[200] 医疗问题和政治问题之间的比较表明，正义是一种内在的品质，不受一切外在力量的变化所影响。它是一个真正自由的领域。不过，这并没有竭尽其全部涵义。柏拉图进一步得出结论，正义只有一种形式，但它的堕落却有许多形式；由此，他再次使我们想起了医学。只有一种建立在正义之上的“自然”状态，和一个与此相对应的正义的灵魂；但堕落的状态和灵魂却有许多种形式。[201] 如此，教育的任务马上得到了扩展，即去占领一个巨大的新领域。迄今为止，教育的任务似乎局限在陶冶正常类型的和“自然的”状态与灵魂。现在，我们看到，教育必须将灵魂的非自然的状态以及与它们相对应的个体文化的堕落状态包括在内。[202] 这两个部分是德性的生理学和病理学。柏拉图《王制》的一个基本目的是将它们联系起来，他的方法只有在引进医疗科学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和证明。但是，现在，苏格拉底没有进一步深入探究这个有趣的病理学问题（pathological eidology），[203] 而是转向了妇女的教育问题，以及妇女在城邦中的地位问题，从而在教育的这一出伟大哲学戏剧中拉开了新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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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49 妇女和儿童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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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51 这个关于妇女与儿童共有制度的附录，无论是在柏拉图本人的时代，还是柏拉图之后的时代，比《王制》中的任何其他插曲都激起了人们更具轰动性的兴趣。苏格拉底本人对阐述这一似非而是的提议犹豫不决，因为他怕它会激起人们的怒火。[204] 但是，他相信，这是他关于城邦卫士的教育所说的一切的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结果。[205] ［243］一名卫士，在被培养成完全献身于城邦共同体的事业之后，没有家庭，没有财产，没有私人生活，他又怎么可能成为自己家庭的一家之主？如果每一次私人财富的积累，都因为它培养了个体家庭经济方面的自私自利，并由此妨碍了公民之间的彻底统一的实现，而遭受谴责，那么柏拉图就几乎不可能不谴责作为一种法律和伦理组织的家庭。因此，柏拉图废除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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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53 这一极端的逻辑推演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加清晰地表明了柏拉图的《王制》是何等地乌托邦，但柏拉图的政治理想主义以及他对社会统一的那种堪称神秘的崇拜，拒绝任何妥协和折中。当然，正如他所承诺的那样，他注定要对这一社会和道德革命如何可能的问题作出解释。[206] 需要妇女儿童共有的唯一证据，是因为它的必要性，目的是限制个体的权力，建立一个绝对统一的社会组织。实际上，让个体成为城邦全心全意的永久仆人的努力，[207] 注定要与家庭生活产生冲突。在斯巴达，统治阶层的男子们几乎把全部生命都贡献给了军事和公民义务的实现，家庭只扮演一种非常次要的角色，而妇女们放纵的道德品行（在一个清教徒式的城邦中）在全希腊都臭名远扬。关于对斯巴达妇女的批评，我们所知道的主要来自亚里士多德，[208] 但是她们的表现越出了他那个时代：在留克特拉（Leuctra）灾难之后，底比斯入侵期间，素称英勇的斯巴达妇女的惊慌失措震惊了所有希腊人。[209] 柏拉图的理想国与斯巴达的相似之处，由于统治阶层中家庭生活的缺席，主要是由柏拉图对斯巴达男子的共餐制的借用道出的。[210]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觉得他应该为妇女地位问题及其与丈夫和孩子的关系问题找到一种非斯巴达的解决方法的原因。柏拉图特别强调把妇女儿童的共有局限在城邦卫士阶层之内，而不延伸到广大劳动群众之中，因为卫士时刻要为城邦服务。后来的教会通过引导祭司（即基督教自己的统治阶层）保持终生不婚不育而解决了相同的问题。柏拉图自己虽然终生未婚，但他没有采用这一解决办法——这既是因为柏拉图不像教会那样相信结婚比独身和禁欲在道德上更败坏，也因为在他的城邦中，［244］作为少数的统治阶层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是出类拔萃的精华，因而其子孙有必要繁衍一批新的精英。禁止私有财产（包括拥有一位妻子），与种族的优胜劣汰原则相结合，导致了卫士阶层必须妻子和孩子共有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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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57 柏拉图是第一个关心妇女（她们将要成为城邦卫士的妻子）的“教育”问题的人。实际上，她们不仅要成为卫士们的妻子，而且她们本身就是卫士。[211] 柏拉图认为卫士的妻子能够为建设城邦共同体做出创造性的贡献，但他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期望她们通过家庭生活做出她们的贡献。柏拉图的想法与流行的观点相反，他不认为她们天生只适合于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他承认，她们在体力上普遍弱于男性，但他认为这并不妨碍她们参与卫士的义务。[212] 现在，如果她们真要做与男人一样的工作，那么就应该享有一样的培养（ ）和教育（ ）权利。因此，统治阶层的妇女必须与男人一样，也接受音乐和体育这两种艺术的教育，而且必须训练她们加入战斗。[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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