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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277 这种宗教信念与人完全要为自己的行为结果负责的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贯穿于全部希腊诗歌之中，尽管有时是潜藏于表面之下的。当苏格拉底宣扬他的激进思想，即人的全部生活都应该由道德标准来评断时，这一冲突注定要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柏拉图在其中建构其新秩序的德性世界建立在这一预设之上：每个个体通过毕生追求他所见的“善”来塑造他自己的道德路线。这就完全将命运对人的主宰排除在生活之外了。被那些像老辈诗人那样思考的人称之为“命运”者，并非上天的意志。如果神（God）能将人带向灾祸——尽管人们努力避免灾祸——那么，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教育完全失去其意义的世界中。如此，通过苏格拉底的信念，即人“天然”就意愿善并能认识善，柏拉图对前苏格拉底的世界观念做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在早期，希腊人主要将神设想为引发一切事物的力量：他们的诗人和思想家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219］柏拉图没有在抛弃这种信念的后果面前退缩。他承认，善和自由的王国为必然性（ananké）王国所抵消——他的前辈们将必然性王国描述为“自然（Nature）”。但是（如《蒂迈欧》所示），柏拉图认为自然的世界仅仅是质料（matter），形式（form）——它是神圣的善的型——在质料中实现作为更高的自然（Nature）的自身。与善（the Good）不一致的任何事物都是一种例外，都是纯粹存在的一种不完美的呈现，因而是一种畸形状态。柏拉图的教育是不可能在德谟克利特所设想的世界中存在的。德谟克利特的世界是原先诗人们的世界，被莫伊拉所主宰的世界；不过，正是这个世界被推到了科学的极端。柏拉图认为，除非教师和学生具备一种新的宇宙观（这个宇宙作为一种真正的秩序，是一种柏拉图意义上的世界-秩序）——除非他们被一个单一的善的原则所引导——以及除非整个教育工作与宇宙法则相一致，否则，教育人的伟大事业就是不可能的。在那种类型的宇宙中，教育确实是神（God）的工作，正如苏格拉底在《申辩》中称呼它的那样；在《申辩》中，他自豪地承认，他致力于“服侍神”并献身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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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280 在制定了描述神明的规则之后，柏拉图着手进行论证，即诗歌阻止了一个人的勇气和自制的发展，这个论证也得到了大量引证的支撑。柏拉图对传统教育的所有批评都建立在人有四种主要德性（即虔敬、勇敢、自制和正义）之上。他在这里没有将正义包括在内，但他在最后小心翼翼地解释说，我们还不知道正义到底是什么，它对我们的生活和幸福有何重要意义。[73] 在这个部分，柏拉图对原先的诗人也非常严厉。通过对冥府的可怕描写，（他说）荷马会让城邦的卫士贪生怕死。当然，他没有建议完全禁绝荷马，但确实试图对荷马进行剪辑（ ），删除了史诗中的整段文字，甚至毫不退缩地想要按照后来《法义》展示的计划改写诗人的作品。一个献身于真正的传统的学者必然认为，这是专制统治和专断意志最暴虐的破坏：因为他认为诗人写下的文字不可侵犯。但是，尽管我们几乎都本能地坚持这种看法，但这种看法却是一种已经接近其尾声的文化的产物，［220］这种文化认为古人的著作是幸运地保存下来的珍宝，它只能想到唯一一个改变这些著作的理由——从一个更纯粹的文本传统中发现了诗人的原作。不过，让我们记住，即使在诗歌还活着的时候，对柏拉图重写诗人诗篇的计划也已经有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方法，它大大缓和了柏拉图的建议的激烈程度。例如，梭伦曾经请求他的同时代诗人弥涅墨斯（Mimnermus）修改他已经问世的一行诗。温柔纤弱的悲观主义者弥涅墨斯曾经写到，人生六十之后应该死去。梭伦请求他重写这句诗，改成“八十之后”。[74] 在希腊诗歌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想要辩驳或纠正前辈关于最高德性的看法的事例，直接拿过前辈诗人的诗章，旧瓶装新酒。[75] 这种情况也无非是对前辈诗人作品的改写。传播荷马和赫西俄德诗章的吟唱诗人通过口耳相传，必定比我们现在能够证实的更为频繁地对诗章进行裁剪，以便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对它们进行重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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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282 当然，除非我们牢记，诗歌具有一种权威性的教育意义和传统声望——这对希腊人的意识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正如对我们来说非常奇怪一样，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一特定的现象。如果一首诗成了经典，那么对它进行修改，使它与一系列变化了的价值标准相一致，是非常自然的，尽管相当天真，同时它多少也是一种荣誉的象征。所有的哲学家都借用这种换语（epanorthosis）观念，并将其运用在对诗人的阐释上；基督教的教父们又从他们那里接过了这种方法。“给银币盖上一个新印章”是一种传统的口号，这种传统还没有寿终正寝，只要其代表人物意识到他们作为继承者和传递者对它的分享，它就继续处于活跃状态。[76] 因此，那些以“一个理性主义者缺乏对诗人的理解”来指责柏拉图的人，恰恰是他们自己犯了某种历史性错误，误解了诗歌传统对柏拉图以及他那代人的真正意涵。例如，斯巴达诗人提尔泰奥斯称赞勇敢是德性之冠，直到柏拉图自己的时代，他的作品仍然是斯巴达的圣经，当柏拉图在《法义》中说我们应该对提尔泰奥斯进行改写，用“正义”来代替“勇敢”时，[77] 就很容易明白，提尔泰奥斯的诗篇是如何牢牢抓住了一个人的心灵，［221］以至于柏拉图觉得只有经过对他的改写，才能履行他对诗人和对真理的双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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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284 但是，柏拉图并没有像老一辈思想家在重铸智慧的旧币时所做的那样天真地批评一件事情。一种温和的反讽抚平了他那双严肃的、检察官般的紧皱双眉。他没有与那些试图为审美娱乐留一席之地，并说荷马对哈德斯冥府的描绘使史诗更有诗意更有趣的人争吵。只不过这些描绘越有趣，就必然越不适合孩子们和那些要成为自由人的耳朵：因为他们应该惧怕奴役甚于惧怕死亡。[78] 因此，他毫不留情地删除了荷马诗歌中那些著名人物的全部“哀叹和哭泣”，也剔除了奥林匹斯诸神那无法抑制的笑声，这笑声会使读者也任意放纵他们自己的笑声。桀骜不驯、纵情享乐、贪婪无度和行贿受贿，也因容易腐蚀灵魂而被清除。柏拉图对史诗的人物也做了同样的批评。[79] 阿喀琉斯从普里阿摩那里收取赫克托尔尸身的赎金，从阿伽门农那里收取补偿金，这些都违反一个世纪之后的道德情感，就像他当时违背了老师菲尼克斯的教导——菲尼克斯建议他接受阿伽门农的礼物并与他和解。阿喀琉斯对河神斯珀尔凯俄斯（Spercheius）的藐视，对太阳神阿波罗的辱骂，对高贵的赫克托尔的尸体的凌辱，以及他将俘虏杀死在帕特洛克罗斯的火葬柴堆上，都不值得相信。荷马英雄的道德准则使他们不可能神圣——要不然就是荷马对他们做了错误的描述。[80] 从所有这些来看，柏拉图并没有得出结论说，荷马史诗相当陈旧和原始，因为它们反映了原始时代的思想。柏拉图坚持自己的观点，即诗人应该提供德行的榜样和典范，而荷马笔下的英雄还远不是示范性人物。以历史的观点为这一事实开脱会错失论题的整个要点，因为这会变成剥夺诗歌的规范性力量——诗歌指引人类的主张必然建立在这种规范性力量之上。诗歌只能用一种绝对的标准来衡量。因此，它必须要么被驱逐，要么服从于柏拉图所坚持的真理的管理。[81] 柏拉图的“真理”与我们通过艺术的现实主义所理解的截然相反，尽管这种艺术的现实主义确实存在于柏拉图之前的时代。柏拉图认为，描述人的丑陋和弱点或者神治理的世界中的显著错误，［222］只是记下了事情的表面现象，而非真相。尽管如此，柏拉图从未提议，作为一种教育力量，我们应该将诗歌完全废除，或者用抽象知识（即哲学）来代替。相反，批评背后的苦涩能量归根结底源于他的知识：他深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那些数百年来备受赞赏的音乐和诗歌杰作的塑造力量。即使哲学能为全部生活找到一种最高标准的救赎知识，柏拉图仍然会觉得，在新真理像赋予身体以形式的灵魂那样穿上一套新诗歌的衣服之前，教育的任务仍有一半还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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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287 艺术作品的教育效果不仅取决于其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形式。因此，柏拉图对公认的音乐教育的批评分为两个部分。我们刚才已经考察过的第一部分，处理的是神话故事［的内容］；第二部分将探讨其语言和艺术风格。[82] 柏拉图对诗歌风格（ ）的讨论特别有趣，因为它是希腊文学中第一个着手讨论诗歌风格的段落，它阐明了一些基本的诗学概念，并将其视为某种既定的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我们首次在一个更大的系统性语境中遇到了这些基本概念。不管怎样，柏拉图不是为了理论化而提出他的诗歌理论的。他的理论是对诗歌作为教化的批评。早些时候，柏拉图曾从同一个根源——我们从模仿获得的快乐——得出所有艺术的形式；[83] 但当他描述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的说话方式时，我们看到他是在戏剧模仿或言行模仿（mimic imitation）的有限意义上使用“模仿”一词的。诗歌表现事物的类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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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289 1. 纯粹的叙述，如酒神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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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291 2. 通过戏剧模仿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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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293 3. 叙述与模仿相结合的表现，其中，叙述者的人格隐藏不见：就像在史诗中，叙述和直接说话（一种戏剧表现手段）相辅相成。[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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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295 理所当然，柏拉图不可能假设其读者在没有某种介绍的情况下就能理解这一点。这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新方法，他用来自《伊利亚特》的例子来说明诗歌表现事物的艺术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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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297 这里，柏拉图不得不再次作出决定，［223］前面哪种诗歌类型将被允许存在于完美的城邦中。要回答这个问题，只需要一个基准：城邦卫士的教育需要哪种类型的诗歌？事情又回到讲清楚这一原则：即每个人应该完全了解他自己的工作而不做别的任何事情，柏拉图解释说，一个好卫士的品质不允许他有模仿许多其他事情的愿望和能力。一般来说，即使是肃剧演员，也不能适当地出演谐剧，而诗歌朗诵者也很少适合戏剧演出。[85] 城邦卫士必须是一个专职的阶层，只知道一种工作：那就是保卫国家。[86] 旧的教育不是想要培养专业人士，而是想要培养普遍适用的公民。柏拉图确实也为自己的城邦卫士主张过全能（kalokagathia）的理想，[87] 但是，一个努力扮演戏剧角色的外行，与他自己那个时代高度专业化的职业演出相比，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柏拉图将卫士教育中允不允许戏剧诗歌［模仿］存在的问题，转化成了两种竞争能力之间的测试问题，两种竞争能力还是不发生冲突比较好。柏拉图自己作为一位通才，却如此决然地支持专业化，是一件奇怪但可以理解的事情。这显然是一种内在冲突的征兆，这种冲突在这里与在许多其他要点那里一样，迫使他采取一种非自然的解决方式。从“人的本性被分成许多细小部分”这一事实出发，柏拉图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一个战士来说，有意识地成为片面的专才更好。[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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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299 是的，这是一种激烈而夸张的论辩方式。尽管如此，在这种论辩方式之下潜藏着柏拉图对真理的深刻理解，即模仿（尤其是长期的模仿）会影响模仿者的品格。所有模仿都意味着一个人灵魂的改变——也就是说，暂时放弃某人自己的特有形式，将自己同化于被模仿典型的品格之中，无论被模仿的典型是好是坏。[89] 因此，柏拉图规定城邦卫士不应该与演出有任何关联，除非是扮演那些拥有真正德性的人物。他完全禁止卫士模仿妇女、奴隶、行为或品格卑贱者，以及那些以实用为目的的人物（那些与kalokagathia［美善］完全无关的人）。一个行为端正的年轻人不会去模仿（除非是闹着玩）动物的嘶吼、河流的喧哗、大海的咆哮、隆隆的雷声、呼啸的风声，以及车轮的吱吱声。[90] 品德高尚的人自有一种谈论的方式，与他们相反的人另有一种方式。如果一个卫士候选人想模仿什么人，［224］那他应该选择模仿那些高尚的人物。[91] 他应该只有一种风格——作为一个彬彬有礼的人，这样是合适的——而不应该有一种充满各种格调和节奏、不停地变化的混合风格。[92] 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大师，他凭本事能够成为任何人，模仿任何事物，这样的人，如果他来到我们的城邦，我们会拜倒在他脚下，但让他留在这里并不合适，我们会把香水洒在他头上，给他戴上羊毛编织的花冠，然后将他礼送出境，去到另一个城市，因为在我们这个纯粹教育的城邦中没有他的位置。理想的城邦只认可比他严肃但不像他那么有魅力的诗人。[93] 柏拉图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贬低戏剧诗歌［模仿］，而偏爱刚才以荷马诗歌为例说明的那种叙述方法，并认为，即使在史诗中，由直接说话构成的戏剧因素也要尽可能地限制。[94] 当然，柏拉图在这一点上的处理方法，是从当时他那个阶层的年轻人对戏剧诗歌和剧院的热忱与迷恋出发的。柏拉图本人，在他遇见苏格拉底之前，是一个肃剧的热爱者，他必定见过这种热忱对他本人以及其他人的伤害性影响。显然，柏拉图的话充满了个人体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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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02 在希腊文化中，诗歌和音乐，“一对幸福的女海妖”，是一对不可分离的孪生姐妹。同一个希腊词“ ［音乐］”包括了它们二者。因此，在制定了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的规则之后，柏拉图开始探讨我们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之为音乐的东西。[95] 抒情诗是一种边缘情形，音乐在抒情诗中与语言艺术融合成一个更高的统一体，但在柏拉图通过主要来自口头诗歌（史诗和戏剧）的例子说明了对诗歌内容和形式的裁定之后，他就没有必要再对用来吟唱的抒情诗做专门的讨论了。为史诗和戏剧这两类诗歌确立的规则也适用于抒情诗。[96] 但是，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或“曲调”必须在与语言无涉的情况下得到讨论。进入诵诗和舞曲的还有另一种要素：也就是节奏。柏拉图把歌词（logos）、曲调（harmonia）和节奏（rhythmos）三者的结合定为诗歌的最高法则——曲调和节奏必须服从歌词。[97] 柏拉图由此说明他为诗歌制定的规则对音乐也有效，并证明了从一个单一的角度来看语言、曲调和节奏是可能的。语言是理性的直接表达形式，而理性应该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在柏拉图的时代，这显然不是音乐的现状。［225］在舞台上，表演压倒了诗歌，并产生了柏拉图所谓的“剧场政体（theatrocracy）”；[98] 音乐会也是如此，诗歌从属于音乐。我们对那个时期的音乐生活的这种描述，与人们对它的谴责是一致的，那时的音乐充满了喷涌的激情和夸张的兴奋。[99] 音乐得到了解放，成了一个蛊惑民心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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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04 柏拉图对音乐的批评的最佳明证就是，它使古代世界的所有音乐理论家都深信他是正确的，但柏拉图不是在试图制止我们这个堕落的世界：归根结底，音乐的本性是不受约束的，柏拉图让音乐走它自己的路。音乐自身的过度会对它进行矫正。时候一到，它自然会向另一端回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柏拉图是在思考一个健康、精干、强壮的城邦——它“首先”得生存，而不是“后来”那种肥胖的城邦——它必须有厨师和医生。他用全新的方法使城邦变得简单。他在它开始之前就阻止它了，而不是先得到一个完整的过程，然后又迫使它后退。他关于音乐的规则，甚至比他将诗歌限定在某种“类型”之中更清晰地表明，他不是试图发展出一种全面的艺术理论。他的讨论没有承担太多的技术性细节，他像一个真正的立法者，只画出几条大致的线条来设定界线，人们绝不可越雷池一步。在这方面，他表明自己是一个高超的艺术家——尽管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可以惋惜他的惜言如金，因为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少量事实，是我们了解希腊音乐的曲调的基础。对我们来说，想要为希腊的“体育”和“音乐”给出一个详尽的描述是不可能的，尽管它们是希腊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的教育的基础。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这就是本书没有对它们进行独立探讨的原因。相反，它们是在诗歌和哲学中被随机讨论的——无论在什么地方被提到；想到柏拉图和我们主要都不是旨在讨论专门的技术问题，我们就聊以自慰。柏拉图自己总是说，专职人员会决定曲调的技术关键；由此暗示苏格拉底熟谙那个时代的伟大创新者达蒙的音乐理论。[100] 我们所知道的是吕底亚复调和吕底亚高调应该被删除，因为它们是适用于哀歌和悲叹的音乐曲调，而哀歌和悲叹在前述诗歌讨论中早就被禁止了。［226］同样，柔靡的吕底亚调和伊奥尼亚调适合宴饮，也应该接受审查，因为醉酒和色欲不适合城邦卫士。[101] 苏格拉底的对话者——也就是柏拉图的年轻兄弟格劳孔（他是他那个时代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兴趣的代表）——得意地说，这样的话，就只能留下多利安调和弗里基调（Dorian and Phrygian modes）了，以此炫耀他关于音乐理论的专业知识；但苏格拉底对这些技术性细节不感兴趣。柏拉图是在召唤我们关注这一事实，即苏格拉底是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他对本质性的东西天生异禀，但却无意与专家竞胜负。一个专业人士必须强调准确无误，但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这会显得学究气，一个自由公民看不上这些。[102] 因此，苏格拉底大略地说，他只想保留那种类型的音乐——这种音乐的音调和重点模仿的是面对危险、重伤和死亡仍然坚忍不拔的勇敢者，模仿的是在和平时期通情达理、处事得当、行为端正的清醒者。[103] 苏格拉底还反对繁复多变的音乐调式和多种多样的乐器。他说，乐器的价值不是以它们产生的调式的数量或它们的弦涵盖的音域来估量的。长笛、竖琴和所有多弦乐器绝对要禁止。只有里拉琴和吉塔拉琴被保留下来供城邦所用——因为它们除了简朴的音乐，不适合其他任何音乐；而在乡村，某种排箫可供牧民使用。[104] 这使我们想起一个故事，斯巴达官员禁止杰出的提谟修斯（Timotheus）这位最伟大的现代音乐首创者出现在斯巴达，因为他放弃了被传统视为神圣的泰潘德（Terpander）的七弦琴，而演奏一种更多弦、更富变化的乐器。传说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却很清楚地表明了希腊人是如何觉得音乐结构的一种根本变化是一种政治革命的，因为它改变了整个城邦赖以立足的教育精神。[105] 这种情感不是保守的斯巴达特有的一种情感。它在民主的雅典同样强烈，甚至更加强烈，尽管表达形式不同——正如我们可以从整个雅典谐剧时代对现代音乐的猛烈攻击中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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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06 节奏是运动的有序模式，它与和谐密不可分。[106] 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解释过，“节奏”这个希腊词语并不包含“运动”的含义，在许多段落中，它意指一连串事物之间的一种固定位置或关系。[107] ［227］希腊人能够在跳舞、唱歌或演说（尤其是有韵律的演说）过程中，在静止中与运动中一样看到一种格式（pattern）。根据一种节奏中的长短音节及其相互关系的比例，各种五花八门的顺序和格式出现在双脚和声音的运动中。在此，苏格拉底也不愿深究技术问题，这是音乐专家的事情；他只从中牢牢抓住能够激发他作为一个教育者的想象力的东西，即这样一种理论：和谐与节奏能够产生一种气质（ethos），一种道德品格。这是他选择和谐的基础。只有反映那些勇敢正直人士的生活节奏的音乐调式才被许可。[108] 同样，从几种可能的节奏中，柏拉图只选择了模仿相同的两种道德态度的节奏。从而，气质理论成了音乐教化和韵律教化的基础。与其说柏拉图证明了这一点，不如说他假设了这一点。他从达蒙这位苏格拉底时代的重要音乐理论家那里接受了音乐的教化理论这一事实表明，他不是在阐释某种特定的柏拉图式的东西，而是在描述希腊人特有的一种对待音乐的态度，这种态度从最早的时候开始，有意无意地，就已经决定了音乐和节奏在希腊教育和文化中的决定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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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08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第八卷描述了教育的大致轮廓之后，进一步发展出了音乐的气质理论。他是在步柏拉图的后尘。不过，一如既往，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更加清晰地阐述了普通希腊人的感受。他同意音乐和节奏的确包含一种道德内涵于自身之内，并将其教育价值归诸于这种道德内涵。他认为，音乐的各种曲调和节奏表达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精神情感。[109] 然后，在问了我们通过听觉所获得并称之为“气质”的这种品质是否也存在于其他感官——味觉，触觉和嗅觉——之中后，他得出了它们并不存在的结论；[110] 在这一点上，谁会反驳他呢？但他居然断言，甚至在视觉所接受的印象中，比如美术作品所传达的印象中，也不存在气质之类的东西：只有少数绘画和雕塑例外，即使如此，也局限于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111]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样的绘画和雕塑并不是一种气质的真正表达，而是某个人通过色彩和形状呈现出来的标志而已。例如，在画家鲍桑（Pauson）的作品中，我们根本找不到所谓的气质，但它确实出现在波利格诺托斯（Polygnotus）和某些雕刻家身上。[112] ［228］另一方面，音乐作品直接就是对一种气质的模仿。希腊雕塑的崇拜者会反驳说，亚里士多德太不公平，由于他对雕塑和绘画有眼无珠，将太多的气质给了音乐艺术，给视觉艺术的则寥寥无几；他可能还会指出，亚里士多德断言耳朵是精神感官，而柏拉图则说眼睛与精神性事物有最紧密的亲缘关系，从而来支持自己的这一反驳。[113] 不过，事实仍然是，从来没有一个希腊人曾经想要给绘画和雕塑，以及视觉艺术的享受在教育中留一席之地，诗歌、音乐和节奏一直支配着希腊人的教育理想。（亚里士多德关于绘画的价值所说的一切，与美术欣赏毫无关系，也不能被拿来批驳这一论点。[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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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10 柏拉图也粗略地提到过绘画。在讨论了音乐教育之后，他说了一句，而且将其与纺织、刺绣和建筑相提并论。雕塑则忽略不计。[115] 他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认为这些艺术像音乐和诗歌一样具有一种精神气质，这还不完全清楚；[116] 不过，很显然，它们在这里更多地是为了论证的完整性而被包括进来的——作为严肃与优雅或者粗俗与奢华的一种普遍类型的表现，以及作为有助于创造某种良好的或不良的社会氛围的要素。[117] 无论如何，它们都不是希腊教育的真正梁柱。[118] 认识到这样一种社会氛围对教育的影响力，是希腊人的一种独特才能，不过，即使在希腊，也只有柏拉图对此有如此强烈而精微的感受。在讨论哲人王的教育时，我们还会看到这一点。[119] 即使在教育越来越理性化时，希腊人也从未忘记教育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教育”和“抚养”这两个原初意义几乎完全相同的希腊词语，一直保持着紧密的亲缘关系。[120] 主要的区别是，“教育”一词越来越隐含着智识教育的意义，而“幼儿的养育”则指幼儿成长过程中的前理性阶段。不过，柏拉图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将两个观念合二为一了：他不像智术师那样孤立地思考智识教育的问题，而是第一个意识到了智识教育也有某种与环境气候和成长氛围相关的前提条件。柏拉图的教育观尽管具有崇高的理性主义情怀，但他仍然认为教育与植物的缓慢生长一样——这是一种在智术师的个人主义教育方法中几乎完全缺席的思想。［229］这使我们想起柏拉图的其中一个政治和社会原则：即这样一种认识，人不是孤立地生活在真空中，人只有在一个适合于他的天性和禀赋的环境中才能茁壮成长。如果真要有什么教育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国家，一个城邦。国家是必需的，它不只是作为一个制定法律的权威机构，而且还是作为一种围绕着每一个个人的社会氛围。单靠纯粹的“音乐”文化这种灵魂的滋养品是不够的。每一种具有形式的艺术和手工艺产品，都必须同样体现高贵的精神，并努力参与创造得体的行为和完美的灵魂。每一个公民，从他最初的孩提时代起，都必须从周围环境中呼吸健康的空气。[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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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12 尽管艺术品和手工艺品有助于明确社会的精神氛围，但音乐仍然是滋养灵魂“最重要的营养”。[122] 与在其他地方一样，柏拉图在此绝没有为传统观念所束缚。他开始思考，在众多艺术形式中，音乐传统上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地位是希腊人的教育分派给音乐的——是否能够得到合理性证明。柏拉图得出结论，音乐有充分的理由获此殊荣，因为节奏和音调“最善于深入灵魂内部，牢牢地抓住它，给它带来高贵和优雅”。不过，柏拉图认为音乐最为紧要不仅仅是因为音乐的心灵穿透力：音乐比任何别的科目使我们得到更为精确的训练，经过音乐的熏陶之后，在辨别一件优秀的作品或者有缺陷的东西的是非优劣方面，我们会变得非常敏感和敏锐。[123] 任何一个受过真正的音乐教育的人，甚至在他还年轻，还处于无意识的精神成长期时，也能将优秀和高雅的东西吸收进灵魂；在享受美好事物和厌恶粗俗丑恶方面，他会发展出一种准确无误的品味，从而，当他的有意识的理性姗姗而来时，他会像欢迎老朋友一样格外欢迎她。[124] 在柏拉图为城邦卫士设计的教育体系中，他的计划是这样的，在缪斯将他们不知不觉地塑造成为某种理智类型的人之后，一旦时机成熟，理性意识得到完满的发展，哲学教学就会向他们揭示最高的知识；因此，哲学知识以音乐教育为前提。当柏拉图如此这般预示一种另外的、更高的文化［哲学文化］的存在时，他更加清晰地揭示了音乐教育的局限性——在早期希腊可以获得的教育方法中，音乐教育一直都是更胜一筹的理智训练的唯一类型。与此同时，柏拉图赋予了音乐一种新的重要性，他表明，音乐教育是纯粹哲学知识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准备，［230］如果没有音乐知识的根基，纯粹的哲学知识就会浮游无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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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14 熟谙柏拉图的人会注意到，这不仅仅是一句机智的无关紧要的哲学警句。这是从柏拉图的知识理论推断出来的一个基本的教育真理。在柏拉图看来，即使是最敏感最敏锐的才智超群者，也不可能直接进入价值知识的领域，关于价值的知识是全部柏拉图哲学的巅峰。他在《书信》七中说，获取知识的过程，是灵魂同化于它所努力领悟的那些价值的本质之中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的毕生修炼。在我们想方设法亲证其内在本质之前，“善（Good）”不能作为一种形式的、逻辑的、外在的观念被我们所理解。当“善”本身在我们的灵魂中成形，成为一种实在时，关于善的知识也在我们内心“生长发育”。[125] 因此，柏拉图认为，擦亮心灵之眼的最佳方式是训练一个人的品格，即这样一个过程：学生的天性在不知不觉间被诗歌、音调和节奏这些最高的精神力量如此这般潜移默化，以至于通过食髓知味的教育，他最终能够领悟最高原则的本质。苏格拉底以其惯常的方式，将塑造一个人的气质的缓慢过程与阅读和写作的基础课程作对比。[126] 只有学会从所有文字和复合词语中辨认出最简单的字母之后，我们才能真正说我们知道了怎样阅读。因此，除非我们学会了尽可能地发现和珍惜节制、勇敢、慷慨、高贵以及一切诸如此类的东西的表现“形式”——无论它们出现于何处，我们和我们声称要给予教育使其成为城邦卫士的人，都不能说接受过“音乐的”教育。[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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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16 对体育和医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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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19 现在，柏拉图已经确立了教育的其中一半（即“音乐”），并转向另一半（“体操”或体育）。[128] 柏拉图本人实际上对音乐教育更感兴趣，但身体训练对城邦卫士的教育同样至关重要，因而他们必须从最早的孩提时代起就从事体育运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柏拉图先讨论音乐教育了。这不仅是因为幼儿的教育首先要从“音乐”开始（像柏拉图开始时所说的那样）；[129] 而且原则上音乐教育也应该优先于体育：一个健全的身体不会因为其适合自身而使灵魂高尚，相反，［231］高尚的灵魂却有助于身体进入最佳状态。[130] 柏拉图的教育体系设计正是建立在这一事实之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首先要给幼小的心灵以充分的理智和精神训练，然后把照料身体这样的细节交由孩子们自己负责。这里，与在“音乐”教育中一样，柏拉图只满足于提出一些大致的轮廓，[131] 简明扼要，而不作长篇大论。数个世纪以来，希腊人一直认为竞技运动员是身体力量的最高类型；因为战士必须成为“最激烈的竞争”中的运动员，所以，城邦卫士的训练应该按照运动员高强度的训练模式来进行，是合乎逻辑的。[132] 例如，与竞技运动员一样，他们一定不能饮食过度。另一方面，对柏拉图来说，拳击运动员在训练中的许多饮食规则又太过夸张了。他认为他们使运动员过于敏感，过于依赖其饮食了，当然，运动员长时间的睡眠是不适合于必须警惕戒备的卫士的。他们必须能够经受住战场上的各种变化，无论什么样的饮水和食物都能下咽，他们的健康不应该依赖于“刀口的美味”。[133] 因此，柏拉图想要一种不同的体育类型，一种简单实用的体育训练方法（ ），与他刚才描述的“音乐”教育体系相类似。[134] 正如乐器与曲调已经删繁就简那样，[135] 身体的训练也应该摆脱放纵无度，回归严格的最小值。[136] 柏拉图认为“坏的”教育有两个显著的症状：法庭和医院。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法庭和医院的普遍流行标志着文明的高度，教育者的目标必须是，使它们在自己的城邦内成为多余。[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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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21 医生和法官之间的相似之处在《高尔吉亚》中我们就已经很熟悉了。柏拉图提到这一点，表明了这是其教育理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138] 立法者和体育教练之间的相似使柏拉图的教育理论变得完整，立法者和教练处理健康的灵魂和身体，而法官和医生则处理病态的灵魂和身体。[139] 在《王制》中，大体的计划是一样的，除了在这里与体育训练相对应的不是像《高尔吉亚》中的立法，而是“音乐的”教育：因为音乐教育包含了人的行为的所有高级标准，任何一个掌握了它的人都不需要司法意义上的立法。[140] 司法公正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232］对应于医学在身体健康方面的角色——柏拉图称其为“服务于疾病的教育法”。[141] 对一种真正的预防性的教育影响而言，当一个人真的陷入病态时就太晚了。柏拉图时代医学的发展，以及一直以来对饮食的特别强调——这种强调在那时开始控制一些医疗体系，证明哲学连同其“健康人也与病弱者一样需要照料”的主张，代表了对于这一问题的最先进看法，而且确实极大地促进了它们的发展。[142] 城邦卫士的教育为柏拉图提供了一个机会，将更多的注意力贯注于健康的保持：因为体育训练——为了健康，这是必需的——在职业战士的一生中占据了很多时间。实际上，卫士的体育训练是健康的理想案例。每一个阅读过希腊医学著作的人都知道，医学是如何根据病人的社会阶层以及他所从事的工作类型的变化而变化的。医师给出的指导常常只是对富贵之人而言的，富贵之人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为自己的健康而生活，或者说，为自己的疾病而生活。[143] 这种生活不适合于柏拉图的世界，在柏拉图的城邦世界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一个生病的木匠怎么可能花费数周时间在治疗上而不做自己的工作？他只有一个选择：干活，或者死去。[144] 然而，即使是一个有钱人，如果他生病的话，他也无法遵循福西里德斯（Phocylides）的明智格言“先谋生，后修德”所推荐的工作。[145] 如果他过分关心自己的身体调养，远远超过体育锻炼的一般限度，一天到晚怀疑自己有病，那么，无论是在家庭生活，还是在公共生活中，他能实践什么德性呢？首先，他就不能进行精神文化的实践，不能学习和沉思——如果他做了，他肯定会把自己的头晕目眩归咎于哲学。[146] 实际上，在柏拉图式的哲学和一个因严格训练而完全健康的身体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而然的亲缘性。没有什么比病态的性格特征与柏拉图哲学更格格不入的了。在《斐多》中，柏拉图宣扬灵魂与感官世界相分离，这样灵魂就可以凝聚自己来沉思纯粹的抽象真理；但是，《王制》所描述的体育教育精神是对柏拉图《斐多》中的教导的必要补充。如果不将此二者并观，我们就不可能理解真正的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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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23 柏拉图并没有贬低医学技艺，或者干脆完全抛弃的意思。［233］当然，在他谈到医师在当时世界的地位，及其在理想城邦中扮演的角色时，他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医师的。在柏拉图的奇思妙想所创造的原始但健康的共同体中，他不是按照公元前四世纪先进的医学科学，而是按照荷马描述的英雄时代的治疗者来设想医学的作用的。柏拉图认为，关于身体健康的真正政治家是神医阿斯克勒庇厄斯（Asclepius）自己。[147] 是他发明了如何治疗遭受局部和临时伤害的健康人，以便减轻这种伤害。不过，荷马的诗歌没有表明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如何治疗完全腐败和感染了的身体。当欧律皮洛斯（Eurypylus）受重伤时，照顾他的妇女给他喝了调有麦仁和奶酪粉的葡萄酒，这种混合酒甚至可以杀死一个健康的人。当墨涅拉奥斯（Menelaus）为潘达罗斯（Pandarus）的毒箭所伤，阿斯克勒庇厄斯的儿子马卡翁（Machaon）把伤口的淤血吸出，并敷上镇痛的药粉。这表明英雄时代的医师早知道希波克拉底医学所代表的真理：一个天性健康的身体，如果它得到正确治疗的帮助的话，本身就可以自愈。但是，那些彻底败坏了的身体就应该让它死去，就像那些灵魂被罪恶无法挽救地感染了的人，法官判处他们死刑一样。[148] 让体育训练治疗难以治愈的慢性疾病，而不是将健康人的教育越来越移交给医学，这完全不合情理。在这一点上被提到的犯错者是希罗迪库斯（Herodicus）——他将体育和医学以柏拉图认为是错误的方式混合在一起，并获得了巨大的医学荣誉。他所做的一切就是首先将自己折磨至死，然后又将别人折磨至死。他长年不断地在死亡边缘挣扎，因为得了不治之症，而又无法找到根治的办法，于是他就小心翼翼、处心积虑地不断在死亡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忍受该死的疾病的折磨，除此之外，什么也干不成；就这样，他居然活了好多年才死。[149] 在柏拉图的理想城邦中，由于有“音乐”教育之助，城邦卫士们不会需要陪审员和诉讼法庭；同样，由于有体育训练之故，他们也没有必要去求医问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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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9325 城邦卫士为什么必须完成所有的运动并经历体操所规定的全部辛苦？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获得身体的力量，而是为了激发他本性中的精神勇气。[150] 因此，认为体育只锻炼身体而“音乐”陶冶灵魂的看法（如柏拉图本人起初所假定的那样）是错误的。[151] 体育和音乐首先都旨在陶冶灵魂，但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完成这一工作，如果其中一个被置于另一个之前，那么它们的效果就会有所侧重。［234］单纯体育训练会使人太过生硬和暴力，而专搞“音乐”则会使人过于柔弱和驯顺。[152] 如果把自己的灵魂长期交托给悠扬婉转、缠绵凄恻的吕底亚调，他就先会被软化，像钢铁被软化并变成有用的器具那样。然后，如果还像着了魔似地继续沉湎于其中，不能适可而止的话，他就会完全被溶化，志气消磨，直至筋骨全无。[153] 另一方面，如果他不辞辛苦，终日训练，饮食也很讲究，但不培养任何哲学和音乐的兴趣，一开始，他会由于身强力壮而精神焕发，自信满满，而且越来越勇猛。但是，如果他其他事什么都不干，不学习，不讨论，根本不和缪斯有任何往来，那么，即使他有热爱智慧的本性，也会变得又聋又瞎。最终他会成为一个厌恶谈话的反智主义者——一个不相信头脑的人，憎恨缪斯的人。他不再能够凭论证以理服人，而是像一头野兽一样，以野蛮和暴力来达到所有目的，生活于无知和愚昧之中，毫无节奏和风度。[154] 这就是为什么天神将体育和音乐这两种统一的教育交给我们的原因。它们不是作为身体训练和理智教育而孤立存在的。它们是陶冶志气和理性的两种力量。谁能最出色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并恰如其分地塑造自己的灵魂，谁就是缪斯的更大宠儿，远超第一位使所有琴弦相互和谐的传奇英雄。[155] 柏拉图不可能将其教育学说的精髓比这一比喻阐述得更好了，他用这一比喻结束了对城邦卫士的教育的描述。[156] 它确实是一件精妙的乐器，有好多琴弦：对于那些不会弹奏的人而言，它默不作声，对于那些只会拨弄一根琴弦的人而言，它单调乏味，难以忍受。不过，如果想数弦并作，而且发出的不是不和谐的刺耳声音，而是一曲优美的和谐之音，那么它就确实是一项难乎其难的教育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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