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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教育在完全正义的城邦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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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城邦想要得以保全的话，必须要有一位能保持这种教育平衡的常任督察[157] ——或者，如柏拉图在后来着手处理这一想法并对其详加阐述时所说的那样，城邦里必须有某种要素，可使城邦创建者的精神借此得以永葆活力。[158] 这一要求涉及到另一个更大的新问题：即教育者的教育问题。柏拉图通过城邦的哲学统治者解决了这个问题。柏拉图在讨论完城邦卫士的教育之后，［235］没有像他在一篇体系严密的论文中可以做的那样，立即开始这一主题［教育者的教育问题］的讨论。他觉得，用一段漫长的插曲将这两种内在地相互关联的教育形式分离开来会更好，这样既能激发我们的兴趣，又能增加这一主题的重要性。但是，他从未想要瞒骗读者他的论证向之发展的方向：因为他接着立即问，这些人中哪些人将统治城邦、哪些人将被统治。[159] 他没有必要证明城邦的统治者只能是城邦卫士，因为他们代表了国家战时的最高德性与和平时期的最高德性。柏拉图认为，没有人可以在不拥有最良好的教育的情况下行使最高权力。但是，当一个年轻人被训练成城邦卫士之后，教育并没有结束。那些将要成为统治者的人尤其要在一个原则下精挑细选，这一原则就是这样的信念：凡是他们相信对城邦有利的事，他们会全力以赴去做，而凡是对城邦不利的事，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愿去做；起初，我们听说，只有在他们经受卫士训练时才运用这一原则。[160] 现在必须根据这一原则持久地观察那些有抱负的年轻人，并将他们置于各种考验之中，看看他们之中谁拥有真正的领袖品质——远见，才干，以城邦的公共福祉为己任。只有那些经受住从童年到青年再到成年长达数十年而不是数年的危险和诱惑的考验，意志坚定、无懈可击的人，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卫士。至于那些我们先前称作卫士的其他人，比较而言，只能叫作助手和执行者。[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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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柏拉图关于教育影响的全部见解而言，这套品格测试系统意味着柏拉图并不相信它会产生数学上的均衡结果。他考虑到了个体天性的千差万别。从政治的观点看，严格的、深思熟虑的选择原则对其理想城邦的结构也极其重要，因为城邦内部阶层-体系的保存依赖于这种选择。阶层-体系假定了遗传品格的规律性重现，这种经遗传获得的特殊品格是城邦的三个阶层的保持都想要的。不过，柏拉图相信，许多上层阶级的退化和堕落，以及第三阶层许多才华横溢的孩子脱颖而出，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强调精心的挑选和淘汰，柏拉图使这些要素的浮沉升降变得容易，让他们各得其所。[162] 统治者需要一种特别强悍的品格。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但在柏拉图的“最佳城邦”中尤其如此。在柏拉图的城邦中，绝对没有什么宪法保障来制约柏拉图置于城邦统治者手中的那种无可匹敌的、几乎毫无限制的权力。［236］保证他们会成为城邦共同体的保卫者而不是主人的唯一真正保障——他们不会从牧羊犬堕落为撕咬自己羊群的豺狼的唯一保障——是真正良好的教育。[163] 显然，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完全从宪法和政治经验的角度，批评柏拉图的理想城邦“缺乏保障”，指责柏拉图太过天真，以至于想象一个国家居然可以在没有任何现代复杂的宪政机制的情况下被统治，是错误的。很清楚，柏拉图并没有严肃对待这个问题的想法——因为他并不是对一个作为技术问题或心理学问题的城邦感兴趣，而是仅仅把城邦看作教育的一个框架和背景。我们可以因此谴责他，指控他把教育神化了，但事实仍然是，柏拉图的真正问题是教育问题。对柏拉图来说，教育是全部无法解决的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将尽可能大的权力塞到那些最不喜欢权力的人手中，并不是基于任何政治的理由。他的统治者是教育最高贵的产品，他们的职责就是成为最高贵的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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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卫士的教育——它最初以培养一种尽可能优秀的平均类型为目标——是否足以达到造就城邦统治者的目标，柏拉图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64] 但是，即使统治者的教育的特殊内容是不确定的，他也继续以这样一种方式描述统治者的生活，以便表明新的城邦是由教育理想所支配的。与此同时，柏拉图以极其简短的方式打发了政治方面的问题。统治者的外部生活是极其俭朴、贫穷、严肃的那种生活。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私人生活的空间——甚至没有自己的家，或者在家里也不吃肉。他完全就是一个公共人物。他勉强足以维生的衣食由城邦共同体提供，但他不得拥有钱财和私人财产。[165] 使其统治阶层尽可能地幸福不是一个真正的城邦的义务，尽管他们在超越尘世名利的神圣独立方面可能是最幸福的。统治阶层理应为整个城邦共同体的幸福服务，而城邦共同体的幸福只有在每个人都各司其职，而不越俎代庖时才能得到保证。因为在柏拉图看来，每一个个体的生命，［237］都是通过他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获得其意义、其确证以及其局限性的，社会整体与活的有机体非常相似。城邦必须实现的至善就是整体的统一。[166] 不过，请注意这一点：个体的各项权力虽然受到了限制，但它们并没有为城邦的权力所取代。柏拉图并不希望城邦尽可能地富有和强大。城邦所渴望的，并非权力的强大、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无限制积累。它获取权力和财富的努力是有限度的。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城邦对它们的获取以有助于维持其想要的社会统一为限度。[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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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不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的理想。他相信，只要城邦公民坚持好一件事情，完全现实他的计划就会非常简单：这件事情就是良好的教育和培养，城邦以教育为根基。[168] 如果教育和培养的制度得到忠实的坚持，它就会在城邦共同体中造就公民良好的品格，而具有良好品格的公民再接受这种教育，就会超越前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169] 根据柏拉图的理想，其社会有机体观念并不依赖于个人的喜好或任意的意志。他认为，它是绝对的标准，它来源于“人性”，来源于人作为一个社会和道德存在物的本性。因此，这个体系必然是“静态的”。其中不存在进步，也没有发展。任何对其标准的偏离都是腐败和堕落。理想城邦的本质就是，任何与它不同的东西都注定是坏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话，我们就不能再指望对它有所改进——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保存它。但是，它只有通过创造它的那种方法才能得以保存。因此，关键之关键就是竭尽全力保持教育不受改变。[170] 这样的城邦不能承受任何外在的变化，“音乐”的类型一有变动，就会给城邦的整个系统带来危险，就会改变城邦根本大法的品格。[171] 因此，卫士们必须把城邦的精神据点建立在城邦的最高点之上，也即建立在“音乐”教育之上。[172] 如果音乐堕落了，它就会一点一滴、悄悄地侵入和渗透进人们的生活和事业，最后将非法的习俗和行为传遍整个社会，直至最终颠覆一切个人和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如果幼儿从小在玩耍中通过“音乐”养成遵守法律和秩序的精神，那么正确的行为习惯就会再次得到确立——尊敬长辈、孝敬父母、穿着得体、举止端庄。[173] 柏拉图取笑繁复的法律条文，他认为即使把这些都定成法律，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都保持不了多久，这种想法是对语言的力量的愚蠢夸张。［238］达到立法者理想的唯一道路只能是教育。如果教育真正有效，法律就没有必要了。当然，柏拉图经常将自己为建立理想城邦而制定的规则称为“法律”，但他的全部“法律”都只与教育的确立相关。教育使城邦不断地制定法律和改变法律（正如柏拉图时代的雅典的惯常做法那样）这种现象不再出现，教育使一切有关警察、市场［管理］、港口［税金］、侮辱与伤害，以及民事诉讼和陪审团制度等等的特定法令，都成为多余。[174] 政治家是在与九头妖海德拉（the hydra）进行一场无望的战斗。他们不停地努力治疗疾病的症状，而不是用自然的治疗方法，也就是正确的教育，彻底去除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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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优良政制的希腊罗马钦羡者也把斯巴达政制描述为一套国家的教育系统，因为斯巴达公民严格遵守支配他们全部生活的未成文法，斯巴达的教育系统使得专业的立法机构成为多余。我们在其他地方曾经指出，关于斯巴达的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公元前四世纪在像柏拉图的教育这样的革命性政治观念的影响下创造出来的；[175]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本人在设计自己的教育性国家时，完全没有借鉴斯巴达的先例。对现代管理和立法机制不屑一顾，摒弃不断地制定法律而宁愿选择支配他们全部生活的道德规范和教育体系的力量，为所有城邦卫士引入公共餐桌以代替私人用餐，由国家监督的音乐教育，将音乐作为国家的精神据点来尊崇——所有这些都是斯巴达的特征。但是，在雅典民主制度衰落期间，只有一个在对立中成长起来的哲学家，才能将斯巴达描述成一个幸运地避免了极端个人主义的政治体系。雅典的骄傲是宪政国家［的性质］和对成文法的尊重，以及时时处处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它维持每一位公民（无论贵贱）的平等权利，并有一套错综复杂的管理体制。当然，柏拉图对这些原则的贬抑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夸张，只有当我们想起他那个时代雅典面临的精神危机时才能心知其意。柏拉图曾经得出这一悲观的结论：法律和宪法只不过是形式，除非国家有一个强大的道德核心，以便法律和宪法得到保护和尊重，否则它们毫无价值。［239］保守派人士甚至相信，实际维系民主制度的，是某种完全不同于民主意识形态（人们将其作为民主制度的支撑来赞扬）的东西。他们说，维系民主制度的不是公民新近赢得并精心守护的批评自由，而是传统和习俗的超个人力量——这种力量在民主国家中格外强大，公民们自己甚至也没有认识到这种力量，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的公民也很少意识到这种力量。这种未成文法的持久生命一直是雅典民主制度在其英雄时代的力量之源；它的崩溃将自由变成了无法无天，尽管国家仍有全部成文的法律。柏拉图相信，在吕库古的范式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严格教育，是恢复传统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它们可以将城邦再次结合在一起——的唯一方法，而不是恢复他的许多贵族同胞所向往的那种传统的贵族门第的唯一方法。如果我们指望柏拉图制造城邦生活的各种因素的均匀混合物，我们就误解了隐藏在柏拉图的教育建议背后的深层情感和政治背景。柏拉图以不可遏制的道德信念将一个伟大的真理置于他的国家讨论的核心和焦点之上，这一真理是他通过他那个时代的极度痛苦，以及他那个时代的最伟大人物所遭受的苦难而认识到的。柏拉图的教育理论表面上可能是非常非雅典的，但是，赋予其生命的那套深思熟虑的“斯巴达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除了在雅典，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其最内在的精神本质绝对是非斯巴达的。它是雅典民主制度的教育意志的最后努力，雅典民主制度在其最后的发展阶段，与其自身的崩溃迎头相遇，殊死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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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最后，让我们问一问城邦卫士的教育与正义有何关系。归根结底，我们是从什么是正义开始的。柏拉图已经说了，对教育问题的一种通盘考察有助于发现正义的本性。[176] 这个承诺实现了。最初，对城邦卫士教育的漫长探究是否真的是一种发现正义的方式，或者还是柏拉图认为这种探究本身就值得去做，我们对此心怀疑虑；[177] 现在，我们发现，城邦的整个结构都建立在正确的教育之上——或者，［240］更确切地说，城邦的整个结构就与正确的教育相一致。[178] 如果这是对的，那么，我们不仅发现了真正的教育的目标，而且还实现了真正的正义：我们剩下所要做的一切，就只是更充分地理解正义意味着什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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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之故，柏拉图回到了他为构建城邦所给出的早先动机：他说，他描述城邦的建构过程，为的是当城邦终于建立起来时，我们就可以认识城邦之中的正义了。[179] 柏拉图对自己将正义设想为一种居住在人的灵魂内部的品质从未有过真正怀疑，但他仍然认为，用城邦的类比使正义在灵魂中的本性和效果变清晰更容易一些。现在，我们看到，是“城邦有机体的观念”引导他进行这种比较。他相信，城邦中的正义是一个原则，城邦有机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按照这一原则尽可能完美地实现其恰当的功能。[180] 统治者、卫士和劳动阶级，每个阶层都有其固定和确切的义务。如果三个阶层的每一个都尽可能做好自己的工作，由这三个阶层的合作形成的城邦就会成为设想中的最佳城邦。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特定的德性：统治者是智慧，[181] 战士是勇敢。[182] 第三种德性，即审慎的节制，不是与前两种德性相同意义的德性——它不是第三阶层的专属品质，但对第三阶层而言，拥有此种德性尤其重要。它是三个阶层之间的协调一致，建立在本性较坏的部分对天性和训练较好的部分的自愿服从的基础之上。它贯穿于三个阶层之中，但最需要它的阶层是那个最被期望忠实地服从的阶层。[183] 如此，传统行为规范的四大主德都在城邦中找到了自己的正确位置和自己适合的社会阶层——除了正义之外，正义没有其自身特定的位置，没有一个阶层可以将自己与正义相捆绑。因此，直观的问题解决方案就在我们眼前。正义就是城邦中的各个阶层借此以表达其特定德性和实现其特定功能的那种完整性。[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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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必须牢记，这并不是准确意义上的对正义的真正阐释。它只不过是正义的放大了的形象投射到了社会结构上而已：因此，我们必须在人的灵魂中寻找正义的本性和起源。[185] 与在城邦中一样，灵魂中也有三个相同的部分。统治者的智慧对应于灵魂中的理性，［241］卫士的勇敢对应于灵魂中的志气，第三阶层（它总是寻求利益和快乐）的节制，当它使自己的欲望臣服于理性的最高洞见时，对应于灵魂中的欲望部分。[186] 柏拉图确实暗示，这一证明灵魂三分论的方式相当粗略，但他说他不想用太过精细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太过精细的方法会导致我们远离主题。[187] 如果城邦三个阶层的心理差异不是作为明显的或可区分的要素已经存在于人的灵魂中，那么它们来自何处呢？[188] 正如身体的一个部分在另一个部分静止不动时可以移动，在我们的灵魂中，欲望的因素渴求，理性的因素给欲望确立界限，志气的因素打击欲望并与理性结盟。[189] 灵魂包含制约和激励两种力量：是它们的相互作用创造了人格完整的和谐。不过，除非灵魂的各个部分“各司其职”，否则想要创造这种统一的人格是不可能的。理性应该充当领导，因为它拥有智慧，而精神志气则应该服从和支持理性。[190] 它们的协调一致是“音乐”教育和体育教育正确结合的产物。[191] 当这种类型的文化让志气自由，又不断地控制它，用和谐与节奏来驯服它时，这种文化支撑着理智，并用高尚的思想和知识滋养着理智。如果理智和志气都受到这种方式的教育，如果它们学会了真正的各司其职，那么，它们二者就会一起节制欲望。欲望是灵魂中更大的部分，欲望天然贪得无厌，永不满足。欲望从来不会因为得到满足而去做自己的事。如果得到满足，欲望就会变得强大，接管权力，从而彻底颠覆拥有欲望之人的全部生活。[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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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义不是一个规定鞋匠制鞋、裁缝缝衣的有机政治体系。[193] 它是灵魂的一种品质，凭借这种品质，灵魂的各个部分各司其职，凭借这种品质，个体能够控制自己，让构成其灵魂的各种互相冲突的力量团结一致。[194] 我们可以用城邦生命体的类比，讨论灵魂的有序生命体。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到达了柏拉图的城邦和教育思想的正中心。在《高尔吉亚》中得到高度强调的医生和政治家之间的对比，在此关键节点重新出现。[195] ［242］如果我们用健康意指道德完美的话，正义就是灵魂的健康状态。[196] 正义不在于单个的行为之中，而在于 ［状态］之中，即在于灵魂拥有一个“善良意志”的持久状态之中。[197] 正如健康是身体最大的善［好］，正义是灵魂最大的善［好］。因此，行正义之事、做正义之人对灵魂究竟是否有利的问题就暴露了其全部的荒谬性：[198] 因为正义就是灵魂的健康状态，而偏离正义就是灵魂的病态和堕落。[199] 没有正义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因为即使是一种没有身体健康的生活，也是难以忍受的。[200] 医疗问题和政治问题之间的比较表明，正义是一种内在的品质，不受一切外在力量的变化所影响。它是一个真正自由的领域。不过，这并没有竭尽其全部涵义。柏拉图进一步得出结论，正义只有一种形式，但它的堕落却有许多形式；由此，他再次使我们想起了医学。只有一种建立在正义之上的“自然”状态，和一个与此相对应的正义的灵魂；但堕落的状态和灵魂却有许多种形式。[201] 如此，教育的任务马上得到了扩展，即去占领一个巨大的新领域。迄今为止，教育的任务似乎局限在陶冶正常类型的和“自然的”状态与灵魂。现在，我们看到，教育必须将灵魂的非自然的状态以及与它们相对应的个体文化的堕落状态包括在内。[202] 这两个部分是德性的生理学和病理学。柏拉图《王制》的一个基本目的是将它们联系起来，他的方法只有在引进医疗科学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和证明。但是，现在，苏格拉底没有进一步深入探究这个有趣的病理学问题（pathological eidology），[203] 而是转向了妇女的教育问题，以及妇女在城邦中的地位问题，从而在教育的这一出伟大哲学戏剧中拉开了新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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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和儿童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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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关于妇女与儿童共有制度的附录，无论是在柏拉图本人的时代，还是柏拉图之后的时代，比《王制》中的任何其他插曲都激起了人们更具轰动性的兴趣。苏格拉底本人对阐述这一似非而是的提议犹豫不决，因为他怕它会激起人们的怒火。[204] 但是，他相信，这是他关于城邦卫士的教育所说的一切的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结果。[205] ［243］一名卫士，在被培养成完全献身于城邦共同体的事业之后，没有家庭，没有财产，没有私人生活，他又怎么可能成为自己家庭的一家之主？如果每一次私人财富的积累，都因为它培养了个体家庭经济方面的自私自利，并由此妨碍了公民之间的彻底统一的实现，而遭受谴责，那么柏拉图就几乎不可能不谴责作为一种法律和伦理组织的家庭。因此，柏拉图废除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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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极端的逻辑推演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加清晰地表明了柏拉图的《王制》是何等地乌托邦，但柏拉图的政治理想主义以及他对社会统一的那种堪称神秘的崇拜，拒绝任何妥协和折中。当然，正如他所承诺的那样，他注定要对这一社会和道德革命如何可能的问题作出解释。[206] 需要妇女儿童共有的唯一证据，是因为它的必要性，目的是限制个体的权力，建立一个绝对统一的社会组织。实际上，让个体成为城邦全心全意的永久仆人的努力，[207] 注定要与家庭生活产生冲突。在斯巴达，统治阶层的男子们几乎把全部生命都贡献给了军事和公民义务的实现，家庭只扮演一种非常次要的角色，而妇女们放纵的道德品行（在一个清教徒式的城邦中）在全希腊都臭名远扬。关于对斯巴达妇女的批评，我们所知道的主要来自亚里士多德，[208] 但是她们的表现越出了他那个时代：在留克特拉（Leuctra）灾难之后，底比斯入侵期间，素称英勇的斯巴达妇女的惊慌失措震惊了所有希腊人。[209] 柏拉图的理想国与斯巴达的相似之处，由于统治阶层中家庭生活的缺席，主要是由柏拉图对斯巴达男子的共餐制的借用道出的。[210]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觉得他应该为妇女地位问题及其与丈夫和孩子的关系问题找到一种非斯巴达的解决方法的原因。柏拉图特别强调把妇女儿童的共有局限在城邦卫士阶层之内，而不延伸到广大劳动群众之中，因为卫士时刻要为城邦服务。后来的教会通过引导祭司（即基督教自己的统治阶层）保持终生不婚不育而解决了相同的问题。柏拉图自己虽然终生未婚，但他没有采用这一解决办法——这既是因为柏拉图不像教会那样相信结婚比独身和禁欲在道德上更败坏，也因为在他的城邦中，［244］作为少数的统治阶层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是出类拔萃的精华，因而其子孙有必要繁衍一批新的精英。禁止私有财产（包括拥有一位妻子），与种族的优胜劣汰原则相结合，导致了卫士阶层必须妻子和孩子共有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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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是第一个关心妇女（她们将要成为城邦卫士的妻子）的“教育”问题的人。实际上，她们不仅要成为卫士们的妻子，而且她们本身就是卫士。[211] 柏拉图认为卫士的妻子能够为建设城邦共同体做出创造性的贡献，但他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期望她们通过家庭生活做出她们的贡献。柏拉图的想法与流行的观点相反，他不认为她们天生只适合于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他承认，她们在体力上普遍弱于男性，但他认为这并不妨碍她们参与卫士的义务。[212] 现在，如果她们真要做与男人一样的工作，那么就应该享有一样的培养（ ）和教育（ ）权利。因此，统治阶层的妇女必须与男人一样，也接受音乐和体育这两种艺术的教育，而且必须训练她们加入战斗。[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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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非常清楚这一法则的结果。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它会引发人们放声大笑。妇女们一丝不挂地在体育场上与男人们一起锻炼身体——不只是年轻妇女，还有满身皱纹的老年妇女，就像体育馆里的那些老头经常参加常规锻炼一样。不过，柏拉图并不认为他的规章制度会危及社会道德。无论我们对柏拉图的建议作何感想，但这一建议可以被提出本身就已经表明，自伯利克里时代以来，在两性关系上发生了怎样的革命性变化——在伯利克里时代，希罗多德通过讲述巨吉斯和坎道列斯的故事写到，如果一个妇女脱掉衣服，那也就等于是把她应有的羞耻之心也一起脱掉了。[214] 柏拉图注意到，当时的蛮族人认为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赤身裸体更为可耻；受他们影响，小亚细亚的希腊人的道德情感与他们相差无几。[215] 古风时代的希腊人很少描绘裸体妇女，甚至到公元前五世纪时仍然如此。但是，在体育锻炼及其身体德性理想的影响下——体育及其德性理想剧烈地改变了长期建立起来的道德端庄情感，雕塑艺术刻画男性运动员的裸体已经很多年了。[216] ［245］这一点标志着希腊艺术与东方艺术之间最深刻的差别。通过使希腊艺术崇尚体育，教育的理想为希腊艺术确立了发展方向和道德理念。因此，柏拉图的新规（即妇女也应该裸体锻炼）不过是公元前四世纪不断变化的观念——前四世纪的艺术家们已经开始描绘裸体的妇女——的一个象征符号而已。[217] 作为艺术领域的一场革命性变革——其变革之巨大完全堪比柏拉图建议妇女裸体参加体育锻炼，人们必定普遍地感受到了这种观念上的变化。柏拉图非常清楚这一建议会招致反对，但在回答质疑时，他问到，从男人们开始裸体锻炼到现在有多久？这事在当时不也激起了愤怒和讥讽的暴风骤雨吗？根据柏拉图所追溯的传统，男子裸体锻炼始于克里特人，又从克里特传入斯巴达，最后传遍全希腊所有城邦。[218] 正如我们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在他的考古学附录中）所读到的，与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完全赤身裸体相反的最后遗存，即在腰间系一块遮羞布的习惯，也在不久前被摒弃了，只有亚细亚的异族人才系这种腰带。[219] 不过，在提议妇女也裸体锻炼时，柏拉图心里想的也许是斯巴达，因为那里有斯巴达少女赤身裸体锻炼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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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柏拉图允许妇女进入男子的职业，与他自己的原则，即正义在一个城邦有机体内就是每个人只干适合自己天性的工作，不是自相矛盾吗？事情的关键在于那些天赋不同的人应该干不同的工作。[220] 无论如何，柏拉图相信对自己的原则的这种运用是一种辩证法的错误。这种错误在绝对的意义上理解“不同天赋”的观念，而不是集中注意力于特定类型的活动——根据这种活动的类型，我们被赋予了类似的或不同的天性。一个未被赋予制鞋能力的人，不应像一个被赋予了这种能力的人那样做同样的工作。但是，一个秃顶的人和另一个满头浓发的人就都有资格成为鞋匠，尽管他们的头发这一“装备”特别不同。毫无疑问，男女之间的天然差异对生活的影响远比头发之有无更为深远，但仍然可能被赋予了从事相同职业的能力。[221] 男性的优势意味着他在各个方面都优越于女性，即使在那些被认为是女性的专属领域——有些人坚持认为女人是一种家庭动物，适合于烹调、烘烤和纺织；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工作是只有男人或只有女人才能干，而另一种性别不能干的。[222] ［246］女人在医疗和音乐上都非常成功：为什么在体育运动和舞枪弄棒上就不行呢？[223] 因此，对妇女进行音乐和体育训练并不违背她们的天性；倒是当今这些与之相反的风俗习惯违背了她们的天性，使她们的天赋得不到发展。[224] 这是一个始于伯利克里和欧里庇得斯时代的进程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当然，在早期雅典，妇女既没有接受身体训练，也没有接受智力训练。她们被束缚在家庭之内。从那时起，她们明显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当时的理智生活之中，尤其是对教育感兴趣。肃剧中伟大的女性角色数量的增加表明，人们已经发现女人也是人；人们开始公开谈论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225] 柏拉图给他的妇女教育计划添加了一些斯巴达的色彩。但是，如果我们从妇女的教育中减去那些旨在将她们锻造成亚马逊女战士的规则，那么剩下的基本上就是妇女教育的现代方案了。柏拉图强调说，实现这个方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可取的：它通过使男性和女性接受完全相同的教育，增进了城邦的统一，给了将要成为统治者的人对被统治者的优势，这种优势是他们在城邦中的统治地位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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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的生育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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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将最佳城邦定义为最优秀者的统治。他认为这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与自然相一致，因而在绝对完美的城邦中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最优秀的男人和女人的统治的字面意义就是“贵族制（aristocracy）”；[226] 但是，与此同时，这种类型的贵族制与现实存在的宪法的关系没有得到研究。柏拉图所谓“最佳”的意思，在他详细解释选择原则之前，一直没有得到界定——选择原则就是教育，那些注定要统治这个理想城邦的卫士的内部圈子要接受的教育。不过，柏拉图对妇女教育的描述将我们带向了正题：她们在结束了音乐和体育训练之后，准备完成作为母亲的职能，生育下一代。因此，柏拉图现在开始介绍有关男女关系和孩子养育的规章制度；［247］这［不仅］是它们在逻辑顺序中的适当位置，而且，让对妇女教育问题的讨论通往卫士教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也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个前提条件就是那些注定要统治城邦的阶层的种族选择问题。[227] 柏拉图的“贵族”可不是什么出身上的高贵——如果出身高贵指的是任何一个出生在贵族家庭的人都有权进入统治阶层的重要岗位的话。无能的或不够格的男子和妇女是要被降低身份的，而能干的够格的则要不时擢升到统治阶层之中。尽管如此，柏拉图仍然认为，一个人的出身和血统在形成其理想城邦的精英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深信，龙生龙，凤生凤，统治者的孩子一般而言都会与其父母一样出类拔萃——也即是说，如果他们的父母经过精心挑选和匹配的话。如果最优秀的男人和女人的统治要建立在最好的教育之上，那么最好的教育本身就需要最优秀的自然禀赋。柏拉图的时代熟悉这一原则，其主要来源是智术师们的教育理论，[228] 但智术师们只是在发现这种自然禀赋时抓住它，而没有思考如何通过深思熟虑的政策制造这种自然禀赋。品质育种（breeding for quality）确实是早期希腊贵族行为规范的一种遗风。任何一个坚定不移地相信 （即遗传类型）是一切德性之根的贵族，都注定要为维护其珍贵的血统而焦虑不安。当城邦中那些穷困潦倒的贵族试图通过与富裕平民的女子通婚来挽回他们破碎的财富时，泰奥格尼斯曾经给他们写劝诫诗；他预言，品种的混合会给原有高贵血统的保持带来致命的危险。他宣称，严格筛选的婚姻（正如动物的交配繁殖一样）是维持最高贵的家族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他是为我们所知的第一人。柏拉图以理性化的形式接过了这一原则，认为只有最优秀的父母才能生出最优秀的孩子。[229] 柏拉图宣称，精英阶层一旦确立，由官方控制的一套特殊生育体系来保证精英阶层的存在是必需的。泰奥格尼斯做梦也不会想到事情会走到这一步。泰奥格尼斯的贵族理论与柏拉图的贵族理论的中间阶段就是斯巴达的教育，斯巴达的教育体系特别注重统治阶层的优生优育。在柏拉图成长的时代，雅典的贵族阶层一直对隐藏在斯巴达背后的教育理论深感兴趣。［248］色诺芬说，从婴儿的孕育和出生开始就对其进行严格的斯巴达式的训练是斯巴达的一项特殊法律。[230] 克里提亚的散文也以同样的原则开始，将斯巴达作为一个模范城邦来颂扬。它断言父母双方在受孕和孕期开始之前就应该进行体育锻炼并加强饮食。[231] 这篇散文直接把我们带到柏拉图那里。克里提亚是柏拉图的叔叔；在柏拉图还很年轻时，他肯定耳闻过这些思想的讨论，并阅读过相关著作。《王制》中还有其他两三个论点好像也是来自克里提亚的著作。贵族的出身必须要用真正的德行（virtus）来证明其特权的合理性，这一原则（哈登［Ulrish von Hutton］这样的贵族人文主义者在文艺复兴时期使这一原则得到重生）在民主制度的雅典可能是贵族反对派所持的观点：否则，他们何以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柏拉图本人认为，除非一个人拥有远超人类平均水平的能力，否则没有人可以在城邦中要求一种领导地位。不过，柏拉图并不指望把一种血统上的贵族训练成有德之人；他想要选择那些代表最高德性的人，并用他们创造一个新的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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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已经禁止城邦卫士拥有私人生活和私人财产，这种优生优育的想法更导致他得出结论：他们不应该有婚姻——男女永久结合意义上的婚姻。作为一种没有人情味的生儿育女的方法，柏拉图用男女之间的临时结合来代替婚姻。在柏拉图为城邦制定的所有法律规章中，没有任何一种比这一点更单刀直入，而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任何一种比这一点更令人惊骇，他怎么能要求其统治阶层为了城邦的利益而放弃全部个人利益呢？这一点摧毁了个人主义的最后残存，从未有任何一个别的城邦冒险挑战过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权力。因为当柏拉图在另一处说，城邦卫士除了自己的身体，真正一无所有，从而来描述卫士的无产状态时，考虑到他自己关于夫妻关系的观点，他事实上是在做夸张之语。他的意思只能是他们“有”自己的身体，而不是他们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当然，他确实说过，在本能的驱使下，青年男女通过相互接近会有性爱交往，[232]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有个人感情。不过，屈服于这种个人感情，从而进入任何不被政府许可的结合都是被严格禁止的。[233] ［249］柏拉图故意模棱两可，但很清楚，“政府许可”的意思不是简单地指从政府官员那里获得正式许可。它的意思是说，政府官员会亲自了解申请结婚者的情况，以便做出他们相信是“最有用的”的选择。这就是柏拉图称之为“神圣婚姻”的定义。[234] 显然，柏拉图努力想用宗教的核准在临时的两性结合——他用这种临时结合取代永久的婚姻和共同生活——周围投上一束神圣的光环。基于同样的理由，柏拉图建议把一些特定的节日和祭礼固定下来，让新郎新娘伴随着节日的颂歌和祭礼的供品结合，[235] 但决不允许私人感情或自由意志影响性伴侣的选择。为了城邦共同体的利益，柏拉图甚至允许其官员使用诡计，以确保最优秀的男人与最优秀的女人结合，最差的男人与最差的女人结合。[236] 至于有多少人可以结合交媾，取决于城邦公民数量的需要。[237] 在柏拉图看来，既然完美的城邦宁可小而便于监督，也不要大而无当，那么人口的规模也必须受到限制，所以统治者会倾向于减少城邦中新生儿的数量，而不是增加。柏拉图的生育政策的要旨不在于增加公民的数量，而是改善他们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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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同样的原因，柏拉图规定了为人父母的确切年龄。女人只在二十岁到四十岁期间为城邦生育孩子，男人则是三十岁到五十五岁。[238] 这两个年龄段是生命的旺盛期（ ）。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没有参与集体生育的权利。[239] 这些优生学原则来自希腊当时的医学理论：因为希腊的医生们对为人父母的年龄做过特定的研究。在柏拉图的理想城邦中，政府会使那些最优秀的男人和女人结婚很容易，而使劣等的男女结婚很难。[240] 母亲们完全摆脱了照顾婴儿的重担；城邦会在特定地区建立养育所，健康的孩子会抱到那里养育。为了给孩子喂奶，母亲们会被允许进入养育所，但绝不能让任何母亲认出自己的孩子：每个母亲对自己孩子的慈爱都应该分享。[241] 正如柏拉图所知，希腊人有很强的亲情本能；它是社会结构的强大支撑，柏拉图想利用它；［250］他只是想让这种亲情远离排他性，想把在一个家庭的成员之间培育起来的那种休戚与共的纽带感延伸到整个公民团体之中，想将整个城邦编织为一个单一的家庭，在那里，所有成年男女都可以觉得自己是所有孩子的父母和教师，而孩子们都会待他们如父母。[242] 柏拉图的最高目标是每一个公民的悲欢成为全体公民的悲欢。[243] 他的自明之理是，最好的城邦是这样的城邦，在那里，当绝大多数公民对同一件事以同样的方式说“这是我的事情”时，指的不是某种个人的互不相关的事情，而是大家共同的事情——因为这样的城邦是联系最为紧密的城邦。[244] 柏拉图将城邦与人的身体作对比，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某人的手指受了伤，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感受到了痛苦。这个比喻也说明了柏拉图对个人和家庭的极端态度与城邦有机体观念之间的联系。[245] 每个公民的生活和行为都从城邦整体中获得其全部的意义。共有共享（ ）使城邦团结，各私其私、各亲其亲（ ）使城邦分裂。[246] 柏拉图没有想要将他关于婚姻的激进推论——这是他从上述原则得出来的——延伸到支撑城邦的劳动阶级身上。他的原则限定在统治和捍卫城邦的阶层之内。因此，城邦之所以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主要是由于他们；其次才是由于低级阶层的自愿服从，柏拉图希望统治者的无私和忘我能促成低级阶层的自愿服从。也就是说，城邦的统治者不是城邦的主人，而是保护者和辅助者，他们不会将普通人看作奴仆，而是看作纳税者和供应者。[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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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家本身（即“整体”）又从何处获得其最高价值及其对忠诚的要求呢？整体和共有的观念必定能够在极其不同的意义上得到解释，并且可以用来涵盖极其不同的领域吗？今天，我们最容易认定“民族”意指其本质和历史代表了那个特定整体的男男女女；而“国家”则是民族的政治存在和政治行为的形式。那样的话，繁育未来统治者的目的，就将是在组成一个特定民族的种族储备内部创造一个有德性的精英阶层。然而，这并不是柏拉图所想要的。柏拉图的完美城邦是一个城市-国家，因为柏拉图要与政治生活的普遍现实和希腊历史的趋势相一致。柏拉图确实不时地将其理想国称为一个希腊城市，[248] ［251］但它不代表全部希腊民族——因为还有其他一些它可以与之和平相处或者挥戈相向的希腊国家。[249] 因此，本质上，它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不依赖于其公民是希腊人这一事实。它甚至不妨存在于蛮族人中间——很久以前，也许它确实曾存在于他们中间，只不过我们一无所知而已！[250] 在柏拉图心目中，证明其理想国之合理性的不是其人口的种族特征，而是这样的事实：它是一个完美的整体，它的所有部分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体。[251] 这也是我们如何理解它作为一个城市-国家的特点的关键所在。柏拉图的理想国既不是一个大型的民族国家，也不是一个世界帝国，而是一个城市-国家。从人们有时称之为“历史的观点”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这只是因为柏拉图执着于历史事实而已——这些事实是历史碰巧放在柏拉图的政治经验面前的。其实不然。城市-国家只是柏拉图全部理想的一部分。柏拉图觉得，一个小而联系紧密的国家，与任何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相比，都将是一个更完美的统一体。[252] 希腊人的政治生活观念只有在城市-国家中才能以其无与伦比的强度得到发展，实际上也是随着城市-国家的消亡而消亡。柏拉图觉得他的国家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是一个真正的充分意义上的国家。他深信其中的人民会实现最高形式的德性和幸福。[253] 柏拉图所推荐的优质品种选择以及为此准备的教育，都致力于这一理想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