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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阿泰德对柏拉图变得重要是在他人生中相对较晚的时期。当泰阿泰德于公元前369年去世时，柏拉图仍处于人生之盛年：因此，当柏拉图在数年之前将他的那些发现写进《王制》时，它们必定相当新颖。[541] 柏拉图与数学的首次接触，甚至在他遇到毕达哥拉斯派的人之前，必定早就发生了，因为像《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这样的对话——这些对话透露出作者对所论及的学科的明显兴趣——在柏拉图首次西西里之行前就写就了。在这一时期的雅典，必定有大量研究数学的机会。[542] 不幸的是，我们不能深入追究柏拉图与昔兰尼（Cyrene）之间的关联，据说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死后曾经访问过这个城市（尽管这一说法没有得到证实）。[543] 后来，当柏拉图写作《泰阿泰德》时，将泰阿泰德本人（他代表数学家中乐于接受哲学问题的年轻一代）与一名年长者［307］（即昔兰尼的西奥多鲁斯［Theodorus］，他是一位声名卓著的科学家，但对哲学问题无甚兴趣）作对比。这也似乎暗示了柏拉图对西奥多鲁斯有一些个人的了解。[544] 公元前388年的南意大利之旅，柏拉图遇到了当时毕达哥拉斯派的主要学者。可能其中之一就是塔伦特姆的阿尔基塔斯（Archytas of Tarentum），他是一位政治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派中最杰出的科学家。柏拉图和他共处了一段时间，并成了他的终生好友。[545] 确实，柏拉图的哲人教育的理想就是以他为基础建立的，他是活的原型。亚里士多德说，柏拉图的研究和教学体系本质上是对毕达哥拉斯派的模仿，尽管其中也包含着一些他自己的东西；这一引人注目的说法肯定主要是指他教学中的数学方面——这个方面在对话中并不突出，但在柏拉图学园中却扮演着重要角色。[546] 希腊传记作者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记叙——即亚氏进入柏拉图的学校时，“比欧多克索斯年轻（under Eudoxus）”——允许我们做出一个推论。亚里士多德经常连同学园一起提到大数学家欧多克索斯；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Ethics ）中说他本人认识欧多克索斯。因此，在亚里士多德本人进入学园时（公元前367年），欧多克索斯有一段时间肯定经常前往柏拉图学园。[547] 欧多克索斯自己的学校在基济科斯（Cyzicus），它与柏拉图学园的联系一直保持到下一代。[548] 这是柏拉图学派在数学进步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的显著证据。柏拉图晚年的秘书和最亲近的助手是奥普斯的菲利普，他是柏拉图遗著《法义》的编辑者，我们已经提到过他；他也是古代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而且著述颇丰。[549] 看来，他跟赫尔谟多罗（Hermodorus）和赫拉克利德斯（Heracleides）一起，是柏拉图学园中关于这些学科的主要权威之一。不过，赫拉克利德斯的研究似乎更多地代表的是天文学方面的沉思，菲利普是典型的研修生，尽管在《厄庇诺米斯》中（像所有柏拉图主义者一样），他将天文学看作神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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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实是对我们的一种警醒，使我们记得，柏拉图的著作无非是学园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的一种反映，它们显示了学园的内在结构。《王制》中提供的数学教学规则，［308］明确表明了数学在学园的哲学课程中所处的地位。很明显，柏拉图没有在研究和教学之间作出区分。整个知识领域清晰可见，因此，他只是引导未来的统治者研究整个学科，[550] 没有做任何挑选，他甚至欢迎像立体测量学这样的新生分支来扩展自己的课程计划。关于政治家的正确教育，我们很容易想像其他学校肯定有不同的想法。在任何抱着一种实用目的，也即修辞学［雄辩术］的目的的地方，比如在伊索克拉底的学校中，柏拉图对精确的数学知识在政治教育中的评价，肯定是太过夸大其词了，他们更多强调的肯定是经验的重要性。不过，柏拉图因为大力发展数学而遭受批评这一事实，强烈地表明了柏拉图将数学作为其教育体系的拱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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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较为简单的卫士教育中，还是在教育的这种高级形式中，柏拉图的教化都没有建立在纯粹的理论之上。在城邦卫士的教育中，他接受所有现存的传统文化（柏拉图以此指希腊文化），即民族的全部诗歌和音乐，作为教育的主要材料；只是他迫使这些材料净化自身，并准备实现其最高使命。在后者中，他将同时代科学的源头活水引入自己哲学教育的沟渠；只是他搜寻出可以为他的哲学目的直接服务的任何东西，并使其从属于这一目的。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柏拉图对那些在他的教学方案中没有提到的其他学科抱何种态度呢？如今，我们相信，科学的边界肯定不比人类经验的边界狭窄。这会使我们认为，柏拉图的教化给予数学的巨大声望是对重点的一种严重扭曲，或者，也许这是因为数学在柏拉图时代的支配地位。不过，尽管数学在学园中的首要地位肯定归功于那些孜孜以求的大家，以及他们所带来的自信感和进步，但它的重要性归根到底还是基于柏拉图哲学及其知识观念的特征。柏拉图将一切经验知识排除在教育之外。智术师试图培养百科全书式的“学术研究（scholarship）”的尝试，在柏拉图的学校中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309］在同时代的阿提卡谐剧的残篇中，我们发现了一些玩笑，这些玩笑针对柏拉图及其学生在讨论如何界定与划分植物和动物时的冗长乏味的辩论。这些间接提示证实了我们从柏拉图的对话中得出的印象。是谐剧家厄庇克拉特（Epicrates）的笑话给学园教学的秘传秘密投下了一道亮眼的侧光，尽管夸大其词，但他提出了正确的观点。哲学家们确实对植物所知不多，在试图对植物进行分类时，他们显得相当荒唐可笑——其可笑程度足以娱乐雅典剧场的观众。厄庇克拉特曾让一位西西里的名医（因而是经验知识的代表人物）——他碰巧参加了这些讨论——一言不发但粗鲁无礼地表达了他对此类讨论的厌倦，他的这种表达方式适合于一个“未受教育的自然主义者”。由于他所参与的是动物学和植物学研究，一些读者曾经错误地推论，学园中的教学实质上必定与《王制》里所描述的大不相同，学园中的教学活动必定给予经验知识以极大关注。[551] 不过，如果没有观察，即使是动植物分类的深入研究，也是无法完成的（尤其是如果这种研究旨在一种完整的系统性的话），学园中的科学家们绝不会试图收集所有已知的各种草木鸟兽，他们要做的是分门别类，然后在一个涵盖“一切存在物”的巨大逻辑框架内将它们纳入正确的位置——就像在柏拉图的后期对话中关于其他学科所做的那样。这些具体科学研究的真正目的是辩证法。如果柏拉图在《王制》中关于教育方法的叙述未曾给我们留下相同的印象，那是因为（如我们前述已经指出的那样）他只是概述了教育各阶段的大略而已。因此，厄庇克拉特间接提到的动植物分类应该被置于《王制》教育方案的第二部分，即紧随在数学之后处理辩证法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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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中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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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告诉他，迄今为止，他所设计的全部课程都极其困难。作为回答，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将其比作一首主曲（一种独唱曲）的前奏曲，［310］从而表明他所达到的程度，以及向最高阶段的转变。[552] 数学只不过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主曲的序曲而已。即使此间的专家，也算不上辩证法家。柏拉图暗示自己平生几乎未曾遇到过也是辩证法家的数学家。泰阿泰德是其中的凤毛麟角之一。在一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对话中，柏拉图刻画了新型的哲学的数学家形象（如我们前述所言）；与此同时，通过讨论数学和哲学共同具有的知识的大问题，他表明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数学家是如何经由辩证矛盾通向哲学的知识的。苏格拉底的主要对话者是一个天资聪颖而又急于求知的年轻数学家，这不只是一种巧合。柏拉图意在告诉人们，辩证法教育对那些做了最佳准备的人的影响究竟如何。《泰阿泰德》也表明，哲学的领悟与数学以及漫长而艰辛的教育成果相互关联。[553] 这篇晚于《王制》数年的对话，读起来像是对《王制》中给出的、经由辩证法的哲学教育的描述的一个延伸性解释。在制定教育的规则时，柏拉图无法为较早阶段的教育提供事例，当然，也无法提供辩证法的事例。相反，在其他所有的柏拉图对话中都有相关事例，它们记录了对某些特定问题的辩证探究，过程的本质对跟随它并观察其逻辑结果的读者而言完全一清二楚。但是，赋予柏拉图的描述——他在《王制》中将辩证法教育描述为教育的最高阶段——以特别的兴趣和魅力的，是柏拉图对他自己的发现的态度，以及他将这些发现的价值和问题作为一种教育的手段来描述的努力——在他二十五年的经验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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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这里，在辩证法的定义方面，柏拉图所提供的也不比我们从早期对话中已经知道的更多。就在教育的这一最后阶段的开头，他将辩证法定义为“提出某种论点并对之作出解释的能力”，并由此提出了它的起源。[554] 这个定义不过是苏格拉底的老方法的传统描述，苏格拉底的方法就是通过与别人的论辩和辩驳，即“辩驳论证（elenchos）”，来达到共识的方法，柏拉图的逻辑理论和辩证法技艺就是从中生长出来的。[555] 柏拉图明确认为，他在苏格拉底的谈话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巨大的转化力量，［311］证明了辩证法哲学乃是真正的教育这一主张的合理性。从这一高度看，教育的第一阶段，即数学，就下沉为一种前期教育（propaideia）。[556] 但是，什么才是我们在数学这一序曲中首次聆听、然后又在辩证法中得以完成的“主曲”呢？为了理解它是什么，我们必须回到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中去。洞穴比喻是灵魂的上升之旅的一个视觉意象。当灵魂的眼睛转过身来、灵魂离开洞穴进入真实世界之后，它试图看清的，首先是活的动物，然后是星辰，最后是太阳本身。就这样，一步接一步，它学会了看清事物本身，不依赖它之前习惯的阴影。通过辩证法获致知识的人以同样的方式，靠思想而不靠任何感性知觉达到每一事物的本性，直到他透彻地把握住“善［好］本身，善［好］的真正之所是”，并由此达到可知世界的终点——就像太阳，这个洞穴的光源，是可见世界的终点一样。[557] 思想的这一上升“旅程（ ）”就是辩证法。[558] 已知的全部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把灵魂中最优秀的部分带上去看到最高贵的实在”。[559] 思想到了那里就完成了全部旅程，如同到了道路的尽头。[560] 柏拉图本人感觉到，这一简短的比喻性描述是何等勉强和概括，但他宁愿先将其作为一个大概写下来，因为他还要经常回到辩证法这一主题。[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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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的特性（ ）只有通过它与其他类型的知识的关系来界定。理解事物的本性有许多种方法。经验性的技术，即“技艺”，处理人的意见和欲望：它们或是生产和建造，或是照料（ ）由艺术或自然产生的事物。[562] 数学的诸分支比较接近真正的实在，但它们可以说只能像做梦一样触及到它，清醒的时候它们不能真正看到它。如前所述，它们从它们无法作出系统解释的假设（hypotheses）开始。因而，它们的“本原（principle）”是它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而其他一切东西都是从它们不知道的某种东西中“编织”出来的。这种类型的“一致认可（ ）”不应该被称为科学或知识（ ），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做。[563] 辩证法是一门“排除”其他科学的假设、并直接上升到一切事物的第一本原的科学，在数学的帮助下，［312］它“轻轻地把埋没在原始状态的污泥中的灵魂的眼睛拉出来”，并引导它向上。[564] 我们现在知道了实在和知识的各个不同阶段之间的比例的意义，这个比例是柏拉图早先为了说明其教育目的而给出的。意义就是这个。意见关乎生成，理性关乎存在，理性与意见相对就像存在与生成相对。就像思想与意见相对，所以真正的知识（ ）与感觉（ ）的证据相对，数学的思维与可见对象的阴影相对。[565] 换句话说，辩证法给出的知识对数学知识所包含的存在和实在的数量的优越性，就像可见世界中真正的对象对它们的阴影的优越性。因此，辩证法家就是能够理解每一个事物的真正本性并对之作出相应解释的人。[566] 同样，辩证法家必定能将“善［好］的型”从其他一切事物分离（ ）开来，也就是说，将“凭其本身就是的善［好］（good by itself）”与各种具体的事物、人物、行为等等——我们把这些东西叫作善［好］（good）——分离开来，用理性（logos）来界定它，就像在战场上“经受住各种攻击”，勇往直前，坚持到战斗的最后阶段，不让他的思想在任何地方绊倒。[567] 这种教育教导人“以最科学的方式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568] 它的真正力量在于它使人处于完全清醒和警觉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将其称作最高意义上的卫士教育（也就是城邦统治者的教育）的原因。“卫士”对统治阶级来说是一个相当奇怪的名字，柏拉图似乎是着眼于理智警觉性的哲学德性而选择的这个名字，这种理智的警觉性正是城邦的统治者要培养的。[569] “卫士”这个名称首先是给全体战士阶层的，随着选拔的深入进行，它越来越被限定在统治者身上，[570] 他们是参与到高级教育中的少数人。柏拉图说，任何不以接受此种教育为乐的人，都是在睡梦中打发一生，在他醒来之前就进入了哈德斯的世界，并且永远沉睡下去。[571] 在科学的体系中，辩证法是一切学科的盖顶石（ ），人类的知识都以此为顶点：没有任何别的学科能比它更高，或者凌驾于它之上。[572] 关于“意义”的知识是关于“存在”的知识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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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哲人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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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可以问，谁适合上升到如此高度，戴上文化的皇冠。当柏拉图在解释如何将卫士训练得具有统治者的德性时，［313］他说，只有那些具备最坚定、最勇敢的天性的人才能被选来作为哲学的统治者，同时他们必须尽可能地英俊、高贵且以此为荣。[573] 不过，他们还必须把这种最优秀的品质（kalokagathia）与那些接受高级教育的必备品质（即目光敏锐、理解迅速、博闻强记和坚韧不拔）相结合。参与辩证法这种敏捷游戏的人，在甘心吃苦方面决不能是一个瘸子。也就是说，他决不能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一半甘心吃苦，另一半不愿吃苦，就像一个人喜欢体育和打猎，甘心在一切涉及身体的事情上吃苦，并乐此不疲，但很容易在需要理智劳心费神的事情上放弃，不愿学习、听讲和研究，而且痛恨这类工作。在真假问题上，他决不能只是一个真理的半吊子热爱者——他憎恨存心编造的谎言，不仅不容忍，当别人撒谎时，他还会充满愤怒，但他能容忍无意的不实之词。当他被无知所困扰时，他必须对自己非常恼火，决不能像一头猪一样在无知的污泥中自得其乐。除非他的灵魂与身体一样健康，否则没有人能够称其为统治者。[574] 因此，仅仅只有之前为未来的统治者规定的性格测试是不够的；[575] 必须用一套经过精心设计的人才甄选体系对其进行补充，这样的甄选体系将考察和证实那些适合辩证法学习的人，使他们适得其所。在柏拉图的时代，所有这些想法都是全新的，与对人的健全理智的盲目信任有天渊之别——对人的健全理智的盲目相信，是那些除了日常生活，什么都不学的人的固有特征。自柏拉图时代以来，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学校和考核情况，尽管我们不能确定，如果柏拉图死而复生，他是否会认为它们之中每一件事情都是他曾经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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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发现这极少数将要统治理想城邦的男人和女人（也许只有一个），选拔工作必须在人年少时而且在一个很广泛的基础上早早开始。尽管柏拉图之前反对过在人刚刚成年的那几年集中学习哲学的想法，[576] 但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年轻人根本就不能学习哲学。数学这样的预备性功课，在他们还是孩子时就开始了。[577] 不过，每一种早早开始的教育尝试都会碰到一个巨大的障碍，那就是孩子们不想学习，但我们不能强迫他们学习，因为抱着害怕惩罚的奴隶心态去学习与自由教育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各种身体锻炼，即使在强迫中得以进行，也不会使身体不如以前，［314］但用暴力强行灌输的知识不能久存于灵魂。[578] 因此，柏拉图明确断言，在教育的这个阶段给孩子们介绍知识，应该像是在玩耍一样。[579] 毫无疑问，柏拉图的这一断言是根据他那个时代不断增长的“填鸭式”教育产生的糟糕结果所得出的，只要那些新兴学科不是只保留给那些最热切、最有天赋的学生，而是想大水漫灌，把它们也灌输给资质平平的普通学生，就会产生这种糟糕结果。甚至柏拉图自己也没有把这个阶段的标准定得太高：他说，组成这些基础教育的游戏，目的是为了显示哪些可能是最有天赋的学生。柏拉图还将这种游戏性的学习体系与同时期付诸实施的其他学习方法相比，这种方法就是将幼儿带到战场观看战斗场景：让他们像幼兽一样“尝尝血腥味”，克服对学习的恐惧心理。[580] 即使在这个阶段，他们也决不机械地学习任何东西。他们的老师应该把适合他们年龄的数学问题“推荐（ ）”给他们。这是柏拉图首次提到专注于“问题”的学习，这种学习在柏拉图的数学课程的后期高级阶段中会变得越来越明确。[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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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选拔在完成强制性体育训练之后进行。柏拉图说这种体育训练会持续两三年。在此期间，头脑完全没有得到训练，因为极度疲劳和困倦是学习的大敌。不管怎样，体育锻炼中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本身就是一个考察和选拔的重要因素。[582] 智力训练从二十岁重新开始的事实表明，强制性体育训练是在十七岁到二十岁之间——柏拉图将这种强制性训练与早期和晚期的自愿性体育训练相区别。十七到二十这个年龄段是雅典的合格青年作为军校学员（ephéboi）接受训练的时期：他们的服役时间从十八岁开始并持续两年。柏拉图仿效了其时间段，但又觉得有必要再加上一年。[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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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就开始了另一个教育过程，学生们必须把自己早先分散学到的各门知识统一起来：将各门学科相互比较，直到对“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存在的本性”达到一种“综合把握（synopsis）”，一种全面而统一的理解。［315］尽管这种综合把握始于数学，但这个阶段的知识不是数学的知识，而是辩证法的知识，因为辩证法家就是能看清不同领域和不同对象的知识之间相互关系的“纵观全局者”（the “synoptic”）。[584] 通过声明选拔出来的学生首先要像在战斗中“坚守到底”一样，在学习中“坚定不移（ ）”，柏拉图表明他正在把军人荣誉准则的最高戒律转移到理智的领域，就像他总是把他从斯巴达借来的东西转移到一个更高的精神水平一样。[585] 经过十年的辩证法学习，在学生们年满三十岁时，再对那些第一次入选的人进行二次选拔（ ），并给他们更大的荣誉。[586] 然后，三十岁到三十五岁的这五年，应该看看他们之中谁能不依赖感官知觉，只靠自己的辩证思维能力就继续前行，跟随真理达到真正的存在（Being）。[587] 柏拉图说，这最后的五年意在与两到三年的强制性体育锻炼相对应。[588] 它们是辩证法的体操训练，其与前十年辩证法的辩驳和综合的学习的关系，就是柏拉图《政治家》和《智术师》中的抽象而系统的辩证法与更基本的早期对话的关系。[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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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的学习和训练现在已经持续十五年了，但它还没有得出真正的结论。它绝对清楚地表明了柏拉图自己的知识观，揭示了他作为一名作家的工作性质。他的著作只是对辩证法进程的各个阶段的再现。乍一看，这十五年的学习看起来像这样一名专家的愿望梦（wish-dream）：这位专家从未得到足够的时间（他认为要透彻地理解该学科所必需的时间）教授他的学科，现在他终于抓住了一个教育乌托邦的机会，将许多年时间献给了他那门通常只需教数月的学科。但是，这些不是柏拉图需要十五年的真正理由。在这很久以前，他说得非常清楚，他要将哲学学习的课程限制在数年之内，就像他那个时代的学校曾经并仍在做的那样，他不指望教授哲学对年轻人有什么好处。[590] 在《书信》七中，他将人们理解善［好］（这是柏拉图全部教育的目的之所在）的进程描述为灵魂中的一种内在进程，要经过漫长的岁月和共同的切磋才能趋于完成，终于有一天，时节因缘一到，就会像突然迸发的火花在灵魂中生成，并马上成为不证自明的东西。[591] ［316］这是他们的天性的一种逐渐转化——在《王制》中，柏拉图称之为灵魂向实在的转向。同一封信描述了当两个人加入到哲学学习中时实际发生的情况，柏拉图说他们每个人都“友好地接受了问答式辩驳”；[592] 这与《王制》对学生“经受住对方各种程度的辩驳”的描述相一致。[593] 柏拉图所理解的“善［好］”的知识在灵魂及其目标之间假定了一种内在亲缘性。因此，当思维朝着知识前进时，人的性格必须沿着相同的道路发展，而这两方面的运动的结果就是“善［好］”的知识。[594] 但是，学生不能马上全部理解这一影响深远的学习和领悟的学思进程。灵魂的本性如此，以至于它只能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接近目标，就像《会饮》以其意象表明的那样，使灵魂进入低级的和高级的神话故事之中。不过，在《会饮》中，柏拉图只是在描述一种普遍的宗教符号，而在《王制》中，他是在阐释一种学习哲学的具体方法，这种方法因为以下事实而变得复杂了：它必须把治理城邦的实际任务的训练包括在内。在这个方案中，统治者的教育的知识基础，是二十岁到三十五岁期间的辩证法传授。但是，这一进程并不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以对“善［好］”的领悟而告结束，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在十五年的周期结束之后，在“善［好］”能够被认识之前，柏拉图设想了另一个十五年的学习。这一课程从三十五岁延续到五十岁。[595] 在此期间，那些接受完整的教育的学生会获得积累经验的机会，没有这种治理城邦的实际经验，他接受的教育和他的文化知识就会无用武之地。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在行动中接受各种考验，磨炼他的性格。这就构成了十五年的理论学习和十五年的实践锻炼：这个比例表达了精神的两个方面之间的和谐理想及其在统治者身上的结合。它与卫士教育中较低层次的体育和“音乐”之间的和谐理想相对应。[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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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作为未来统治者的教育而言，还是对他所接受的智识教育的正当使用而言，第二个十五年的性格磨炼都是必须的。柏拉图深知辩证法带来的危险。它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接受过教育的优越感，并导致精于此道者使用新技术辩驳他人，把耍嘴皮子的游戏当作目的本身。[597] ［317］这种忧虑时常浮现在柏拉图心头，只不过没有哪个地方像在这里那样得以充分展开，辩证法的教育价值在这里得到了讨论。通过揭示辩证法的消极方面，并放弃被它所掩盖的积极方面，柏拉图对辩证法的危险性的警告成了他描述辩证法的实际构成部分。因为如果辩证法诱使年轻人将其当作一种智力游戏来练习，那不只是因为他们太过年轻而不明白不该这样做，而且部分地是由于辩证法的本性及其形式特征所致。在同时代人（尤其是那些教育上的竞争对手）针对柏拉图的批评中，他的辩证法与争辩术（纯粹为争辩而争辩）之间的相似性一目了然。辩证法和争辩术实际上被置于了同一水平之上。[598] 争辩术自身的学习者要对其臭名昭著负责。柏拉图迫切地想让自己的读者意识到paideia和paidia（即教育和游戏）之间的区别。在希腊语中，这两个词词根相同，因为二者起初都指孩子（pais ）的活动；不过，柏拉图是第一个讨论这两个概念的关系问题的人。[599] 这在其中一个概念，即教育（paideia），获得如此综合性的意义以至于成为“文化”的同义词的时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终其一生，柏拉图都对游戏这一主题兴致盎然。这一点没有一个地方比《法义》这部晚年著作体现得更加明显了，在这部著作中，我们会遇到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的相同问题。[600] 亚里士多德重拾这一问题，并用以说明他自己的文化理想——与纯粹的消遣相对立的科学的闲暇。[601] 柏拉图迫切地想把游戏因素包括在他的教化之内：卫士的孩子们要通过游戏来学习功课，这意味着游戏有助于教育。无论如何，辩证法是一个更高的阶段。它不是游戏，而是严肃认真的事情，即 。[602] 自从许多现代语言接手这两个古典概念之间的对比以来，我们就很难认识到究竟是何种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努力创造了它。直到《法义》之前，“认真”或“认真的活动”（即spoudé）的观念，就没有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出现过；但当柏拉图把那些为自己开心而滥用辩证法技艺反驳他人的初学者，比作喜欢追逐和撕咬其他狗的小狗时，显而易见，柏拉图一直将此问题铭记于心。[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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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有骚扰他人的危险，它还会导致学习者本人失去对传统的敬畏。［318］学习辩证法使人习惯于批判一切流行的意见，因而很容易堕落成无法无天的人。[604] 他就像一个被收养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相信养父母就是亲生父母，但当他长大成人，有朝一日找到了他的亲生父母，就会鄙视他此前尊崇过的一切。柏拉图自己对正义问题的讨论就是一个他所说的那种实际例子。辩证法导致了对“什么是正义和美好”的流行意见的拒绝——例如，对那些学习者从小就在其中长大成人的法律和习俗的拒绝，好像它们就是他的养父母似的。[605] 柏拉图本人在《克力同》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服从法律的看法，它告诉我们，当苏格拉底将要被一个他认为是错误的判决处死时，他是如何自觉地服从城邦及其权威。柏拉图的学生色诺克拉底认为，哲学的本质就是教导人们自愿做那些绝大多数人只有在法律的强制下才做的事。[606] 当然，色诺克拉底的定义抹去了现行法律与绝对正义之间的冲突，而这在柏拉图对辩证法的描述中极其重要。[607] 不过，色诺克拉底的话肯定也有哲学遵守的是一种更高级的正义秩序的意思，这种更高级的正义要求的不比法律应得的少，而是比法律应得的多。柏拉图认为，防止理智和道德无政府状态的主要保障，是尽可能延迟辩证法教育的最后阶段（直到三十五岁），从而用磨炼性格的十五年实践工作来抵抗辩证法的破坏性影响。当他说辩证法的学习者有可能将其当作纯粹形式的工具来滥用时，我们想起了苏格拉底在《高尔吉亚》中对修辞学［演说术］的学习者的谴责。[608] 区别在于修辞学［演说术］不关注任何诸如善与恶、对与错这类问题，而这恰恰是辩证法的目标。因此，辩证法的滥用是对其真正本质的否定，而且，在柏拉图看来，这种滥用是这样做的学习者尚未洞察到真正的知识的一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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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十五年的理论学习和十五年的实践工作之后，辩证法的学习者们才能到达最终目标（即“善［好］的型”）。[609] 他们将灵魂的眼睛（即理智）转向一切光芒的源泉，在看到善［好］本身之后，他们会将其当作典范（即范型）来“安排”他们自己以及他人的公私生活。他们将自己的生活分为两个部分，［319］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哲学，小部分用于为城邦共同体服务，当轮到他们承担统治任务时，他们随时都做好准备，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光荣，而是作为一种应尽的义务来实施。[610] 他们还用同样的方法不断训练其他人，当对方接过班做了城邦卫士之后，他们将会辞世，前往福岛，这次可不是比喻意义上的前往福岛，而是字面意义上的前往福岛。不过，在他们活着时，他们已经移居福岛，过着潜心研究的平静生活，而他们前往福岛的旅程，现在只表示一条进入永恒的“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的通道的意思。他们在死后接受的荣耀就像希腊城邦赐予古代英雄们的荣耀一样。至于把他们像英雄一样奉为神灵的最终决定，就留待德尔菲的神谕了，如果皮提娅（Pythia）同意，就把他们奉作神灵，如果不同意，就把他们当作幸福无比、宛如天神的凡人。[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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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柏拉图对哲学的统治者（即哲人-王）的描述。柏拉图的教化的最高目的就是培养这样的人。只有通过他们，完美的城邦才能实现——如果说这是可能的话：柏拉图相信它是可能的，尽管困难重重。[612] 柏拉图设想这样的理想城邦会由一个或几个这种类型的人统治，他被赋予了全部的权力——因而是一个国王或者一个贵族。至于究竟是一个统治者，还是几个统治者，则无关紧要，因为数目的变化并不会改变城邦组织制度的性质，人们可以把他们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希腊文化自血统意义上的贵族开始，至其发展的结尾，它在柏拉图的视野中成了一种新的知识贵族的选拔原则——无论它实际上有无被这样的贵族所统治。在那些骑士精神的文化中，有两种因素相互合作。完美的城邦包含它们二者在内，就像两个相互补充的教育阶段：“哲学的理性与音乐的结合。”[613] 二者共同构成希腊天才的最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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