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61209
1707461210
[643] 参见泰奥弗拉斯托斯，《论植物的原因》（De Causis Plant ）5.8及以下。尤其是“非自然（ ）”这一概念的双重意义。
1707461211
1707461212
[644] 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1707461213
1707461214
[645] 《王制》546b。
1707461215
1707461216
[646] 《王制》546c。
1707461217
1707461218
[647] 《王制》547c5。
1707461219
1707461220
1707461221
[648]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2.1.1260b中明确说出了斯巴达和克里特这两个国家的名字，认为它们的政制为人羡慕（ ）：因为该卷开头的话提到对这两个国家的描述，以及对第九至十一章的迦太基的描述。另可参见第十一章结束时的那些描述。关于《劝勉篇》中的相同问题，参见拙著《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第77页的论证。在《王制》544c中，柏拉图说斯巴达和克里特的政制为多数人所称道。伊索克拉底在《泛雅典娜集会辞》41中也对斯巴达持相同的看法，另可参见《泛雅典娜集会辞》109、200、216。
1707461222
1707461223
[649] 《王制》545b6。
1707461224
1707461225
[650] 《王制》547d。在这一点上，更重要的是《法义》第一、二卷对斯巴达的直接批评，参见本书第三卷，此处 及以下。
1707461226
1707461227
[651] 《王制》547b。
1707461228
1707461229
[652] 《王制》547c。
1707461230
1707461231
[653] 《王制》547b—c。
1707461232
1707461233
[654] 《王制》547d。
1707461234
1707461235
[655] 《王制》547e—548a。
1707461236
1707461237
[656] 《王制》548a—b。
1707461238
1707461239
[657] 《王制》548b—c。
1707461240
1707461241
[658] 《王制》548c9—d。
1707461242
1707461243
[659] 《王制》548e—549a。
1707461244
1707461245
1707461246
[660] 《王制》549a2。在这两种对立的观念之间，柏拉图补充了一句话：“他不像一个真正受过教育的人那样蔑视奴隶，而是对奴隶严厉且凶狠。”“ ［一个真正受过教育的人］”的意思，是不像斯巴达人呵斥奴隶时那样，对奴隶的坏行为大发雷霆。
1707461247
1707461248
[661] 人们很容易在色诺芬的文化理想中辨认出这种斯巴达类型的特征。
1707461249
1707461250
1707461251
[662] 《王制》549a9—b7。正是在此语境中，当柏拉图在批评斯巴达类型的性格时，他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短语“ ［理性的力量与音乐的力量协调一致］”来说明在另一种令人钦佩的性格中缺少的是什么。
1707461252
1707461253
[663] 《王制》549c—550b。
1707461254
1707461255
1707461256
[664] 这种描述国家政制类型的心理学新方法，是柏拉图对伦理和政治科学最大的贡献之一。这种新方法产生于柏拉图的兴趣从作为一种成文法结构的国家向国家的教育功能和教育本质转移的过程中，是自然而然且合乎逻辑的。其中的重点在于关注国家的精神气质（ ），而非国家的政治制度，因为决定每个个体的典型结构的，是整个共同体的精神气质。在比较各种不同政制时，柏拉图最感兴趣的是其产生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个体。因为在柏拉图的时代，各城邦之间政制方面的差别并没有任何新奇之处。这也是柏拉图为什么能够如此轻易地忽略各个政制的法律方面的原因。
1707461257
1707461258
[665] 这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和个体之关系的定义，参见《政治学》1.2.1253a19，1253a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