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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学科的专业研究者，与只将其作为一般文化教养的一部分而感兴趣者之间的区分，在此之前早就出现了。我们在那些雅典青年贵族身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迫切参加智术师们的讲座，但远没有达到自己想成为职业智术师的程度。[33] 在《普罗泰戈拉》中，柏拉图机智地表明，即使是智术师们的那些最热情的听众，也对他们的思想有所保留。[34] ［15］在医学领域，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色诺芬笔下的欧绪德谟，后者热衷于阅读医学书籍，但当苏格拉底问他是否想要成为一个医师时，他还是大吃一惊；[35] 欧绪德谟五花八门的图书馆藏书所反映的广泛兴趣，是新的“普世文化”的特征。色诺芬在“苏格拉底对教育（paideia)的态度”这一标题下记录了苏格拉底与欧绪德谟的对话。[36] 这表明，在某些特定的圈子里，“paideia”一词逐渐有了“普世文化”的意义。这里，我们的任务不是追溯任何一个特殊的文化分支的发展历程，而是在它所有丰富的表现形式中对它进行描述。医学文化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亚里士多德关于有医学素养或自然科学素养的人的观念，比柏拉图和色诺芬的更为清晰。当他说这样的人能够对事物作出判断时，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人有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只有职业的科学研究者才能了如指掌，但有文化素养者有能力对问题作出判断，其天赋往往高过那些在其自身领域内的多产学者。此类介于纯粹的专家和纯粹的外行之间的新型通识之士的出现，是智术师时代之后，希腊文化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亚里士多德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之事。我们可以在早期医学文献中最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些医学文献非常在意让外行进入自己的领域。接受特殊科学进入一般文化领域总是受到严格的社会标准的限制：除非它是那种一个博雅宏通之士理应通晓的知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也遇到了这样的道德准则——他从这一道德准则中得出了对文化发展极其重要的结论，即过度专业化（ ）不能与自由文化和真正的君子风度相适应。[37] 看一看，即使在科学所向披靡的时代，原有的贵族文化是如何仍然抬起其高傲的头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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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最早的医学文献中首次遇见希腊人所谓的“医生的技艺”的那段时间确实非常关键，它足以引起我们所描述的那类公众对这类问题的广泛兴趣。通过对希波克拉底时代的医学科学家常用科学思想的梳理，［16］我们试图重建自然哲学对医学的影响，并认识医学如何深刻地改变了当时的科学。要完全这样做并认识到医疗科学与其远古先行者之间的距离有多大，需要相当的历史想象力。纵然如此，如果不想假定一种高度发展的医疗科学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存在完全是一种不需要解释的理所当然之事，那么我们就必须做出努力。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之事，尤其是因为其许多观念在今天都非常流行，而在上个世纪时，我们还在细节上对其做了很大改进。通过其文献为我们所知的这段希腊医学的历史，始于其反抗自然哲学理论支配地位的斗争，这场斗争只是那场不可避免的伟大革命的一个征兆而已，实际上，那场革命在那时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已经完全结束了。从那之后，医学就建立在了关于下述规律的知识之上：这些规律支配有机体对既作为自然普遍进程之基础，又作为人们物质生活之基础的那些力量的影响的反应——无论是在正常情况下，还是不正常的情况下。一旦这个牢固的立足点得以建立，从这个立足点出发朝四面八方前进就很容易了：希腊人的头脑，连同其天生的目的性、敏锐性和逻辑性，开始在任其支配的经验许可的范围内探索知识的每一条道路。当医学吸收了自然哲学的那些伟大观念时，自然哲学的宇宙论思想与这些观念一同进入人们的头脑且使人们的思想混乱不安，就完全成了自然而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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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注意到，后来的自然哲学家们（如恩培多克勒）突破了原有的藩篱，学会了如何适应医学思想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恩培多克勒的以经验为依据的自然哲学与宗教预言的结合，也是同一种类型的综合。他作为一个执业医师的成功必定增强了他的医学教学的声望。他在哲学理论上的四元素说，在医学界关于热、冷、干、湿四种基本特质的学说中流传了几个世纪，它要么非常奇怪地与占主导地位的医学理论（即“四体液”说）结合在了一起，要么把所有对手都赶了出去，成了医学理论的唯一基础。恩培多克勒的例子足以表明哲学思想是如何挤入医学领域，医学对哲学的反应又是怎样各不相同的：一些医学科学家如何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它们，［17］并马上开始用热、冷、干、湿这些术语来进行思考；其他一些科学家又是如何努力将恩培多克勒的体质论嫁接到业已存在的“体液”理论之上，以便在这两种理论之间达到一种折中与调和；而另外一些人则干脆将其作为无用之物置之不理，或者仅仅作为内科医师的次要兴趣来对待。它使人们对这一职业的智力敏感性，以及医学对自然知识中的每一新进展的意识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那个时代的医师将未经足够检验的理论用于对医学现象的解释相当仓促和匆忙，但这只是希腊思想的局部性缺陷，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经验。在生理学和病理学中，理论推理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与对它的行动迅速和确信不疑感到吃惊相比，我们也就没多少理由对它的过分大胆或图式化感到惊讶了，医师的第一目标是治好病人，他们的目光总是盯着这一指标，希腊的医师正是以这种速度和自信，来防止不切实际的玄思冥想，让知识领域的真正进步在医学中畅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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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随着医学回归谨慎的经验实证，以及对每一个病例的详细观察的需要，它被明确地划分出来，作为一门独立于一切自然哲学的技艺（在医学的帮助下，自然哲学上升为科学），并最终成就了其真正自我。《古代医学论》的无名作者极有把握地做出这一断言。当然，在那个时代，他的这一看法并不孤单；这是我们可以公正地称之为一个学派的组织发出的声音。这个学派就是希波克拉底学派，无论希波克拉底本人是否写作了这篇专题论文；因此，将柯安的学校称之为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医学的创立者是正确的。这篇文章的论点是，医学不需要一个新的空洞“假设”，因为它长久以来就已经是一门真实存在的且名副其实的技艺。因此，他拒绝拥护持以下观点的医师，这些医师相信，对于一门真正的技艺来说，像哲学家们在其理论中所做的那样，确定一个单一的原理并将一切不同现象都归诸这一原理至关重要。[38] 他坚持认为，在确定疾病的原因时，这种信念无助于（如人们认为它有助于那样）医师摆脱那种非科学的迟疑不决；更不用说保证每一位病人都得到正确的治疗了。它只意味着抛弃经验的稳固立足点——迄今为止，医疗技艺一直站立在这一立足点之上——而青睐一种不确定的理论。在未知的黑暗领域，那［确定一个单一的原理并将一切不同现象都归诸这一原理］可以是唯一可能的方法，［18］通过这种方法，哲学摸索着蹒跚而行；但为了进入哲学领域，医师必须扔掉所有治疗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在它缓慢、艰苦、从其数个世纪之前的原初开端处稳步前进的过程中获得的。他从医生就是那个告诉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的人这一旧观念开始，使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了医学的这种发展。人们只有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才能一步步学会吃不同于动物所吃的食物，并在不同类型的食物之间作出区分。不过，医师给病弱者开出的某种特定食物，又是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因为健康人的食物对一个病人来说，与动物的食物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说一样危险。[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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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一进步，使医学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的技艺，因为没有人会把“技艺”这个词用于一种每个人都会的技能，如烹调。然而，健康人和病人的营养原则是相同的：都需要“合适的”食物。[40] 不过，所谓“合适”并不只是指要区分油腻且难于消化的食物与清淡且易于消化的食物，还意味着数量的确定，食物的数量因不同的体格而不同。病人会由于吃得太少而受到伤害，正如他会因为进食过多而受到伤害一样。一个真正的医生是由他估计每一个具体病例所适合的食物数量的能力得到确认的。[41] 他就是那个有把握为每个人决定合适的食物数量的那个人。这里不存在一个衡量的标准可以让人在一般基础上确定食物的数量，这必须全凭感觉（ ）来完成，由于缺乏这样一种理性的标准，因此感觉是唯一能够弥补的东西。[42] 这也正是执业医师犯错误最多的地方，不时犯点小错误的医生其实已经是这一职业里的高手了。绝大多数医生就像蹩脚的舵手；在风平浪静中掌舵时，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笨拙，而一旦暴风骤雨来临，则所有人都会发现他们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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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医学论》的作者反对一切泛泛之论。一些“内科医师和哲学家”断言，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人是什么，人怎样变成人，人的原始构造中有什么元素，那么他就不可能懂得医学；作者对此提出异议。理论上，这些思想家当然完全正确，如果每一个人都一直满足于此类经验论，［19］人们就永远都不可能发现现代药物化学。不过，鉴于当时元素知识的原始性——这是那个时代所能获得的一切，作者的怀疑论有其实践上的合理性。“他们的理论与哲学不谋而合，就像恩培多克勒和写了关于‘自然（Nature）’的著作的其他人那样。”在这样说时，由于加上了“就像恩培多克勒及诸如此类之人一样”的话，表明作者不是在攻击恩培多克勒本人（人们通常都这样理解他的话），而是在定义“哲学”（其时，哲学还未获得我们赋予它的含义）。[43] 他以自豪的评论来迎接对手们把医学提升到据说是自然哲学的更高层次的艰苦努力：“我相信，没有其他方法能够比通过医学更能获得关于自然的确切知识。当医学本身得到完全的、恰当的理解时，人们便获得了关于自然的确切知识。”[44] 虽然这些话在我们听来很奇怪，但在他那个时代，这些话非常贴切，恰如其分。其时，自然的研究者们还不懂得对知识的精确性的责任。在其他所有科学之前懂得这种责任的一门关于自然的科学，就是医学，因为在医学领域，治病救人的成功完全依赖于对细节的准确观察，而失败则意味着一条人命。我们的作者以之为核心问题的，不是人本身是什么，而是“人［的身体状况］与他吃什么、喝什么是什么关系，他的生活方式如何，所有这些又是怎样影响他的”。[45] 他警告医生不要以为说这样的话就已经足够了：“奶酪是一种油腻而难以消化的食物，吃得太多会让你肠胃不适。”他必须知道它“怎样”使你不适，为什么使你不适，到底是人体的哪个部分不能承受奶酪。不管怎样，奶酪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响，有的人可以吃饱，一点都不难受，他们甚至一致认为，奶酪使人力气大增；难消化的食物之难的原因各不相同。因此，在医学领域笼统地谈论“人的自然（human nature）”是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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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称之为《访问记》（Epidemiai，Visitis ）的七卷著作，为这种刻意保守的经验主义态度——这种态度是医学领域新潮流的典型——提供了正确的背景。它们绝大多数似乎是由长期行医实践中的案例记录组成的，这些案例主要集中于北希腊的岛屿和大陆。[46] 单独的案例通常以病人的姓名和居住的城镇来区别。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个体从业者的经验是如何成长为医学科学的宏伟大厦的，整部希波克拉底文集都见证了这一过程。这些“备忘录（ ）”的风格是这些医师据之行事的规则的最佳例证，［20］我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再次遇到了这一规则，即经验在记忆的帮助下从感官知觉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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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访问记》并非出自一个观察者之手。它是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箴言录》（Aphorisms ）开篇名句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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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短促，技艺长存，机会稍纵即逝，试验生死攸关，而临床诊断难之又难。[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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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真正的研究者不会止步于细节，尽管他不愿意放弃对病人的详细观察。真理永远不会消失于具体个案的无穷多样性中，或者，如果它会的话，它对我们也没有真正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那时的医学思想家们得出人的自然——人的身体结构，人的性情气质，人的疾病等等——的类型（ ）概念的原因。[48] “eidos”首先意味着“形式”；然后是将一组个体的形式与另一组区分开来的可见“征兆”；但它马上扩展到各种相关现象所共同具有的一切可识别的特征之上，从而（尤其是复数形式的eidos）有了“类（kind）”和“型（type）”的意义。这种概括和归纳甚至为《古代医学论》的作者所接受。[49] 他所拒绝的是以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的方式作出的断言，诸如“热是自然的本原，也是所有的健康和疾病的原因”这样的断言。根据作者的说法，人体中有咸、苦、甜、酸、涩、淡，以及许多别的性质，每一种对身体都有不同的影响，当这些性质混在一起、互相化合时，便不再表现出各自的特质，而对人体无害；[50] 但一旦某种性质与其他性质相分离而单独起作用时，就对人体有害。这是克罗同的阿尔克迈翁（Alcmaeon of Croton）的旧说——有机体中某种力量起主导作用（ ）就会引发疾病，各种力量的均衡（ ）就会健康。[51] 不过，《古代医学论》的作者并没有理会热、冷、干、湿四质说和著名的四体液论（血液质、粘液质、黄胆质、黑胆质），后者后来——尤其是在盖伦之后——被认为是希波克拉底医学的基础。[52] 在这方面，希波克拉底与写作《人之自然论》的这位图式化教条主义者正好相反，而后者却一度被认为是希波克拉底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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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古代医学论》的作者强烈反对“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那种哲学，尽管他有时也对那些短视的经验主义者给予迎头痛击，似乎他想要故意冒犯别人似的，但想要不对大量哲学探索的新途径不感到惊讶是不可能的。［21］虽然他不想被称为“智者”，但很难让人觉得他本人对这些一无所知。的确，研究医学史的现代语文学家们把哲学式医师看作类似这位作者的经验科学家的反面，他们通常遵循他的思路，把哲学式医师看作这样一个人：他满脑子宏大的宇宙理论，开口闭口都是从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家那里借来的高贵言辞——类似四卷本《饮食论》（On Diet ）的作者所说的那些，该作者的话听起来有时像赫拉克利特，有时又像阿那克萨哥拉或恩培多克勒。但是，医学打开哲学思想新领域的大门，并非因为几个内科医师发现和采用了现成的自然哲学理论，而是因为其中最能干的研究者，在一种真正开创性的、一种哥伦布式的航行中，开始寻找“自然”到底是什么——从自然中的一个领域［医学］开始，在他们之前，还没有人如此密切相关地、如此感同身受地、或对其特殊规律有如此充分的理解地研究过这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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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表明，柏拉图从一开始就以其坚定的直觉与医学保持密切的联系。不过，我们在这里可以更详细地解释一下他的这种联系：因为就其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影响而言，没有比医学的新方法和新观念更好的例证了。这里研究医学对哲学的影响的另一个极佳理由，就是它提出了教育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当柏拉图在建立其道德哲学和政治学时，他既不是以数学知识为模型，也不是以思辨的自然哲学为模型，而是（如他在《高尔吉亚》以及其他许多著作中所言）以医学科学为模型，这绝非偶然。在《高尔吉亚》中，柏拉图通过医学解释了他心目中的真正技艺是什么，他从医学的例子中提取了技艺之为技艺的特质。[53] 一门技艺就是关于一个对象的自然［本性］的知识，它旨在造福人类，因而在它被付诸实践之前，作为知识，它是不完整的。根据柏拉图所言，医生就是这样的人：因为有关于疾病的反面（即健康）的知识，所以他能识别疾病，从而也能找到办法和方式使患病之人恢复正常状态。医学就是柏拉图为哲人准备的典范，［22］哲人要为人的灵魂以及灵魂的健康做同样的事情。柏拉图的科学（即“灵魂的治疗”）和医生的科学之间的这种对比，说明了二者共同具有的两个特征，并使其变得鲜明而生动。两种知识都将其判断建立在关于自然本身的客观知识之上——医生致力于对身体的自然的洞察，而哲人则致力于对灵魂的自然［本性］的理解，但两种知识各自不仅将自然作为一连串的事实来探索自身的特定领域，而且还希望在身体或灵魂的自然结构中，找到规定哲人和教师或医生之行为的主导原则。健康，医生称之为人的物理存在的正常状态；而柏拉图的道德和政治学说是要洞察人的灵魂，灵魂的正常状态就是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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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尔吉亚》中，柏拉图对医学的兴趣主要指向对真正的技艺的形式和本质的讨论，但他在《斐德若》的另一段文章中关于医学所说的话，对医师的方法的关注超过了对技艺的本质的关注。他坚持认为，医学应该成为真正的修辞学的典范[54] ——“真正的修辞学”意指（与在《高尔吉亚》中一样）他自己的政治哲学技艺，意在引导人们找到对自己最好的东西。那么，柏拉图认为什么是医学方法的要点呢？我相信读者经常会被他先前半开玩笑的话所误导，他说，由于伯利克里从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那里学会了关于“自然（Nature）”的大话（ ），所以他成了一个影响力强大的演说家和精神领袖。现在，对话进一步断言，“除非了解整体的性质”，否则就不可能理解灵魂，并以希波克拉底为例来证明这一断言——希波克拉底将同一原则运用于有关身体的知识之上。因此，学者们常常得出结论说，柏拉图是将希波克拉底用作那些略懂自然哲学知识的内科医师——如《古代医学论》的作者所抨击的肤浅哲学家——的类型名称。但是，接下来对希波克拉底的方法的确切描述却导致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柏拉图在此处说的话意思也很简单，他只想为其修辞学及其治疗灵魂的技艺提供一个范本。（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说）希波克拉底教导说，我们首先必须问，［23］我们想要获得真正技艺的那个对象的性质是单一的，还是复杂多样的（ ）。如果是单一的，那么我们应该探究其有何力量影响其他事物或受其他事物的影响；如果是有许多种类（ ），那么我们应该对其一一清点，且以同样的方式，通过探究其如何影响其他事物或者受其他事物的影响，搞清楚其中的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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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希波克拉底方法的这一描述并不适用于通过定义宇宙及其根本原因开始治疗感冒的那类医生，而更像是真正的观察者的操作程序，这种程序从头到尾贯穿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的最佳作品之中。与柏拉图对希波克拉底的描述相对应的，与其说是因高谈阔论人的自然而受《古代医学论》抨击的“哲学式医生”，还不是如说是《古代医学论》的这位“经验主义”的作者本人——针对那种哲学的观点，他坚持认为，人的体质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因而奶酪对他们的胃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说，《古代医学论》的作者乃是希波克拉底本人，那就太仓促了：柏拉图的描述同样非常适用于《急性病摄生论》和《访问记》的作者。学者们一遍又一遍地尝试，试图把柏拉图的这一描述作为检验标准，将希波克拉底的真正著作从文集的其余部分中分离出来。然而，最终，他们都失败了，这不只是因为他们误释了柏拉图的这段话，而且还因为柏拉图的这一描述的宽泛性和模糊性——它只是以希波克拉底之名来例示一种广泛流行于公元前五世纪后期和前四世纪的希腊医学界的态度而已。也有可能是希波克拉底创始了这种方法。不过，在这些幸存的医学著作中，似乎有许多是由从他那里得知这种方法的其他医生完成的。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人之自然论》一书作者特有的那种对自然哲学的宽泛概括（盖伦把柏拉图的话用在了这位作者身上），或者被《古代医学论》所抨击的那种态度，几乎与柏拉图所描述的希波克拉底的方法完全相反，希波克拉底的方法是：对身体性质的仔细分析（ ）、列举各种类型（ ）、确定各自的治疗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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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要想看明白柏拉图在此所描述的医学的特有程序实际上是他本人所使用的程序，尤其是他后期著作中所使用的程序，并不需要多少关于柏拉图对话的知识。阅读医学文献并发现其怎样预示着柏拉图所刻画的“苏格拉底”的方法，真是令人吃惊。我们已经看到，在事实的强迫下，以经验为依据的医师们怎样开始处理他们通过长期研究而确定为同一性质的个案，并“将其一并看作”（用柏拉图的话说）同一种类型或种类（ ）。当医书的作者们在谈论许多这样的类型或种类时，他们将其叫作 ；但当他们只想揭示现象的复杂性背后的统一性时，他们就用“one Idea”，“one Form”——也即一种样态或表现形式（ ）这样的概念。对eidos和idea的表达形式以及柏拉图（在不涉及医学文献时）使用它们的方法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55] 这些首先为医生们在研究身体及其功能时所使用的概念，被柏拉图转用到他正在研究的特定主题（即道德哲学领域）之上，又由此转用到他的整个存在论之上。在他之前，医学已经认识到了疾病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一个大问题，并努力确定每种疾病的确切类型[56] ——正如柏拉图在其辩证分析中所做的那样，柏拉图也把自己的辩证分析叫作将一般概念划分或分解为它们的类型。[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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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医学和哲学作比较时，柏拉图主要是在思考其规范性特征。因此，他提到了航船的舵手作为具有相同类型的知识的另一个例子，亚里士多德也随乃师有样学样，但他们二者都是从《古代医学论》那里借用的医生和舵手之比。[58] 不过，柏拉图主要关注的，是舵手和医生都学会了识别行为的标准这一事实，而亚里士多德则用这一联想性的比较来证明另一论点。他的《尼各马克伦理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将一种普遍的标准运用于个人生活和不同事例中——这些个人生活和不同事例乍一看来很难为一般规则所解决；这一问题在教育领域尤其重要；［25］在《尼各马克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在个体的教育和共同体的教育之间进行了一个基本的区分，并以医学为例作为这种区分的支撑。[59] 不过，他也用医学来说明个人怎样才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正确的标准：因为医学表明了，正当的道德行为就像健康的饮食一样，在于持守过与不及之间的中庸之道。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道德规范关乎我们的本能——欲望和厌恶——的管控，如果记得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他的上述表达。在他之前，柏拉图在讨论强烈的欲望时曾经使用过填满和清空的医学概念，并得出结论说，强烈的欲望是需要控制的可以“多一点或少一点”的领域之一。[60] 亚里士多德说，道德行为的标准就是中道——但不是两个极端之间严格固定的数学中点，也不是程度和等级的绝对中点，而是有关个体适当的中庸之道。因此，道德行为在于“力求达到”对我们来说是适当的过与不及之间的中道。[61] 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所使用的每一个词——过度、不足、中道 和恰当比例、力求达到 （aiming）和洞察 （ ）——以及他对一种绝对规则的存在的否定，还有他的断言（即必须找到一种适合个体自然［本性］的标准），所有这些都直接借自医学，而他的讨论实际上是仿照《古代医学论》进行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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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了保证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所谓“原创性”——这是我们可能会犯的现代错误——而试图限制他对医学的依赖，那么，我们应该相信自己对希腊的思维方式一无所知。这样的原创性是一种错误的标准，只会使其使用者误判事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通过在另一个平行的思想领域中获得的结果来支持他们的学说，从而赢得了更高的权威。在希腊人的生活结构中，每一个部分都支撑其他部分且为其他部分所支撑：每一块石头都相互支撑。在希腊思想成长的各个较早阶段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一原则在起作用，认识到这一原则现在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德性的核心学说这样一个关键点上得到证实非常重要。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类比问题，乍一看可能是这样。可以说，当对身体的正确治疗的医学思想体现在苏格拉底关于灵魂的正确关怀和治疗中时，［26］它就被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力量层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既包含身体的德性，也包含灵魂的德性。[63] 如此这般，医学就整个地被吸收进了柏拉图的哲学人类学（即关于人的科学）之中。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医学这门特殊科学在多大程度上隶属于教化的历史这个问题就有了全新的认识。医疗科学不只是让有知识的公众对医疗问题和医学思想略有所知。在哲学完成重新勾勒人性（human nature）的任务中，医学通过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的生活的一个领域，即身体的领域，为哲学的新发现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从而有助于哲学塑造更接近人类理想的新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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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们的目的而言，没有必要以同等的精确和详尽考察整个希腊医学思想。希腊医学很大一部分只关系到医学研究和医学实践的细枝末节，与我们的主题没有直接联系。不过，公元前五和前四世纪的希腊医学对塑造希腊理想的伟大精神进程还有一个贡献——某种最近才被现代医学认为是重要的、最近才得到应有发展的东西。这就是养生之道，它是希波克拉底派医学对教育科学所做出的真正的创造性贡献。只有在宇宙自然（universal nature）概念的广阔背景下——这一概念出现在那个时期的医学著作中——我们才能理解它。我们已经指出，希腊医学思想受“自然（nature）”观念的支配。不过，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希波克拉底派的研究者又是怎样阐释自然（physis）的力量的呢？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担负起研究早期希腊医学文献中的“自然（nature）”观念的任务，尽管这种研究会使我们对那个时代以及后来时代的整个智识发展史有一种更深的认识。在整个过程中，所有真正的医师都被认为是这样一个人：他永远不会在不考虑整体的情况下去考虑部分的情况，他永远从一个事物所起的作用和被其他任何事物所作用中来看待这一事物。这里，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柏拉图在《斐德若》中对希波克拉底的描述。[64] 柏拉图心中想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有机自然观。通过医学方法的例子，他想要表明，［27］在每一门科学中，在整体之内把握部分的功能从而确定部分的处理方法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医学为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提供了例证。在《斐多》中，[65] 柏拉图指责早期自然哲学家，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宇宙的内在目的的因素——这是与有机自然观密切相关的一点。因此，柏拉图在医疗科学中找到了他在自然哲学中没有成功地找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