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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克拉底的建议的实施，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与其说来自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理想，还不如说来自希腊人对斯巴达的一致反对，但即使如此，这一事实也不会降低他在《泛希腊集会辞》中为修辞学［雄辩术］注入的新价值。作为对希腊人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抱负的一种新批评，他在全希腊面前一举树立了一种新理想。他向他的国家发表演说所站立的讲台并不依赖于实际的权力，而是建立在一些标准之上，这些标准得到无数同胞的认可，它们会把希腊最明智、最优秀的务实理想主义者带进他的学校。当哲学的教育者宣布，人的每个行为都必须隶属于对永恒价值的追求时，在大多数人看来，这种理想实在太过崇高；但还有一种普遍的需求，即政治应该为一种更高的原则所激励，而年轻一代中的许多人必定感觉到了，伊索克拉底的民族主义道德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一种愉快而及时的折中之道：一方面，是道德怀疑主义，另一方面，是哲学家们的绝对价值。极为重要的是，原有的城邦——苏格拉底甚至将自己全部奉献给了城邦——在接下来的一代中，［83］已经没有能量凭其自身创造这种新的政治道德了。[49] 因此，伊索克拉底所构想的修辞学［雄辩术］教育，与柏拉图的哲学教育有一个共同之处：它在理想的王国中确立自己的目标，超越了城邦传统形式的局限；在那里，它承认自己与当时的政治现实相龃龉；然而，它拒绝默认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政治体系，并从这一拒绝中得出一种新的不为原有希腊教育所知的张力和能量。曾经从整个城邦共同体得到其力量的那种文化，现在被伟大的个体人格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理想所取代。支持这种文化理想的既非占统治地位的贵族，亦非联合起来的民众，而是被选中的少数人，一场精神运动，一个深奥的学派。这样一个团体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塑造杰出领导人的品格——他要么真的能够，要么看上去能够改变这个社会——从而间接影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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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4；《海伦颂》12—13；《论财产交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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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埃斯库罗斯，《欧墨尼得斯》第980—987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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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伊索克拉底时代之前宣扬泛希腊理想的全部尝试，需要有一部专门的著作对其进行系统的考察。许多著作已经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凯斯勒（J. Kessler）的《伊索克拉底及其泛希腊思想》（“Isokrates und die panhellenische Idee ”，载《古代历史和文化研究》［Studien zur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s Altertums ］，vol.4，book 3，Paderborn，1911）只讨论了伊索克拉底本人的泛希腊思想；马蒂厄（G. Mathieu）的《伊索克拉底的政治思想》（Les idées politiques d’Isocrate ，Paris，1925）对伊索克拉底的前辈们的泛希腊思想做了充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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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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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邓克尔（H. Dunkel），《希腊肃剧中的泛希腊主义》（Panhellenism in Greek Tragedy ），Chicago，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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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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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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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7.7.1327b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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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泛希腊集会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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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塞诺芬尼将奥林匹亚赛会胜利者的德性与体现在他自己身上的那种理智力量的对比，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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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伊索克拉底对于自己的使命观念，正如他选择泛希腊集会这一特定听众所表明的那样，当然受到高尔吉亚及其《奥林匹亚辞》的启发。理智德性的代表公开站出来与竞技体育这一身体德性的最高榜样竞争，并让全希腊人来做裁判和法官。伊索克拉底后来关于其使命的看法的深刻变化表现在《论财产交换》1和《致腓力辞》12中——他放弃了他早期的颂词风格，因为在当时的希腊，这种风格收效甚微。在《致腓力辞》中，他不是在对全民族的大型集会讲话，而是对一个人讲话，他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全希腊人的未来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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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塞诺芬尼残篇2.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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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泛希腊集会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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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泛希腊集会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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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泛希腊集会辞》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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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泛希腊集会辞》17。其中，他用“ ［平分］”和“ ［共享领导权］”来描述雅典和斯巴达对霸权的分享。这就是我们必须理解的诸如“ ［争论领导权］”和“ ［归还领导权］”这类表达的语感：这类表达暗示了雅典海上霸权的恢复。凯斯勒（《伊索克拉底及其泛希腊思想》9）试图证明，在《泛希腊集会辞》中，伊索克拉底是在建议雅典应该成为希腊的最高领导，但他的这种证明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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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泛希腊集会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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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泛希腊集会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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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雅典对希腊世界的唯一统治权，而是说，如果一个城邦的霸权要以历史的优先性或是对希腊世界带来的利益为基础的话，那么，显然，雅典比斯巴达更有资格拥有这种权力，参见《泛希腊集会辞》23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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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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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这是在epitaphioi［墓志铭、碑文］或葬礼演说中采用的常规风格。甚至还有一个重新阐释民族的原初神话以支撑民族联合与民族权力的当代理想的更早事例。这就是雅典国王忒修斯（Theseus）联合阿提卡的传奇故事的重现，这些传奇故事最先出现在僭主庇西特拉图统治期间公元前六世纪的花瓶上，然后又进入了诗歌中。关于这一主题的充分讨论，参见赫尔特（H. Herter）的文章（《莱茵古典语文学杂志》，1939，第244页及以下，第289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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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