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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泛希腊集会辞》47。根据伊索克拉底所言，主要是“哲学”（=对文化的热爱）帮助人发明了各种技艺和人类生活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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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第二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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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泛希腊集会辞》47；参见拙著《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第109页，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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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泛希腊集会辞》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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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泛希腊集会辞》49： ［文化（教养）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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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泛希腊集会辞》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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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泛希腊集会辞》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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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在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中，对雅典在战争中的英雄业绩的处理，修昔底德也比绝大多数演说者要粗略得多，他把强调的重点放在了雅典文化的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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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泛希腊集会辞》51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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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在修昔底德对雅典的描述中，有这种理想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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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泛希腊集会辞》51—59论述雅典在战争中为希腊所做的贡献。在《泛希腊集会辞》100中，伊索克拉底再次为第一次雅典海上同盟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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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泛希腊集会辞》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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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泛希腊集会辞》122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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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这是维拉莫维茨和德雷鲁普的观点。另可参见马蒂厄，《伊索克拉底的政治思想》，Paris，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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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后来，在《致腓力辞》中，伊索克拉底说，“赞颂演说（panegyric speeches）”并不比那些智术师们写下的“法律和制度”对实际政治（这是他此处所关切的）更有用处。这明显是影射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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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甚至在伊索克拉底的《普拉提亚人》（Plataicus ）中，雅典海上帝国也很少展现出泛希腊的思想，更多的是排他主义的思想和雅典的面貌。关于这本政治小册子的写作日期，参见拙著《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Demosthenes, Origin and Growth of his Policy ），Berkeley，1938，第199—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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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值得注意的是，城邦在德摩斯梯尼的领导下抵抗外敌的最后战斗中，泛希腊理想越来越清晰地成为一切努力的思想基础，参见拙著《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第170—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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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四章 君王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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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伊索克拉底的演说辞《致尼科克勒斯》（To Nicocles）写于《泛希腊集会辞》之后若干年，但是属于与后者联系紧密的一组作品。在内容和结构上，它看起来都与《泛希腊集会辞》这篇著名的演说辞截然不同；然而，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它们关心的显然都是伊索克拉底的学校及其教育方案的问题。《致尼科克勒斯》的写作日期和写作计划将其与《埃瓦戈拉斯》（Evagoras）和另一篇稍微有点长的演说辞《尼科克勒斯》（Nicocles）联系在一起。这三篇作品都与塞浦路斯岛的萨拉米斯国王埃瓦戈拉斯有关。《埃瓦戈拉斯》本身就是一篇在他去世之后发表的对他的颂词。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尼科克勒斯是伊索克拉底的一个学生，（用西塞罗的名言说）伊索克拉底的学校似乎是特洛伊的那匹木马，从里面出来的都是国王。[1] 在《尼科克勒斯》中，伊索克拉底让年轻的国王演说他的新主题，并解释他的统治原则。最后，《致尼科克勒斯》这篇演说辞将我们带进他的政治智慧的源泉之中：因为它是由伊索克拉底本人对这位国王说的，尽管这位国王刚刚登上王位，但他仍然觉得自己是伊索克拉底的学生。[2] 一个更有意思的方面是，伊索克拉底的虚荣促使他以自己的学生为傲。他三番五次地提到这一点，并且在《论财产交换》中以相当长的篇幅详尽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可能会非常好奇，如果没有这种温暖的情感的话，其散文的优雅外表会不会看起来不过是冷漠和肤浅的平顺光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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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篇作品都是伊索克拉底学校中训练时用的修辞技艺的展示品。当《泛希腊集会辞》奠定其整个教育体系的基础（即泛希腊世界的联合）时，关于塞浦路斯人的这三篇演说辞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要点：即他的教育有了关于这种联合的现实开端。在公元前四世纪多半已经民主化的希腊世界，一所远离日常统治事务的政治理论学校是怎么可能发挥其社会影响力的呢？如果我们一开始还觉得理解这一点比较困难，那么，这些演说辞会把我们直接引向一个问题——［85］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一定意义极为重大——那就是“通过对统治者的教育，从而使文化影响整个国家”的可能性问题。纵观公元前四世纪的全部文献，这个问题同时出现在各种品格和态度的作家和思想家身上——出现在柏拉图的哲学之中，出现在他指导僭主狄奥尼索斯的实际努力之中（在《书信》七中，他将这次努力的失败描述为教育的悲剧）；出现在伊索克拉底关于尼科克勒斯的作品中，出现在他写给叙拉古的狄奥尼索斯的书信中，出现在他的《阿基达摩斯》（Archidamus ）和《致腓力辞》中，并且首先出现在了他与学生提谟修斯（Timotheus）的交往中；出现在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Cyrus ）这部伟大的教育小说中；出现在亚里士多德与阿塔纽斯的赫尔米亚僭主（Hermias of Atarneus）的友谊中，尤其是出现在了作为未来世界的统治者（即亚历山大大帝）的家庭教师的工作中。[3] 这些都只是一些最为人所知的事例：我们很容易添加更多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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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有许多贤哲之士作为顾问、劝诫者或者教师为大人物们服务。现在，正如哲学家先于学者一样，诗人在这方面也先于哲学家。公元前六世纪出没于僭主宫廷的诗人们，并不如柏拉图指责自己时代的诗人们所是的那样，都是贪婪的寄生虫和溜须拍马者，当机会出现时，他们也转而颂扬民主政治。[4] 在品达的最后一首伟大诗歌中[5] ——这首诗是写给西西里的新君主的——他放弃了胜利颂歌中的通常模式，转而向国王们提出建议，而不是赞扬有产阶级或体育比赛获奖者的英勇无敌；这些颂歌都是伊索克拉底对同时代的君王们的劝告演说的先行者。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骑士的镜子”，即泰奥格尼斯的格言诗，其中充满了早期希腊贵族的道德规范。[6] 伊索克拉底非常清楚他那个时代的智术师的散文作品，在风格和内容方面，都是原有的诗歌形式的继承者：在他的《致尼科克勒斯》中，[7] 他明确地提到了赫西俄德、泰奥格尼斯和福西里德斯的格言诗，因而伊索克拉底作为他们的传统的继承人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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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篇塞浦路斯演说辞显示了一个君王的教育的不同方面。对埃瓦戈拉斯的颂词（eulogy），［86］正如伊索克拉底有意用原有的“颂辞（encomium）”之名所表明的，是一篇与品达的颂辞相似的散文作品；[8] 但伊索克拉底的颂辞不仅是一首胜利的赞歌（hymn），还是对埃瓦戈拉斯整个一生的生活、工作和品格的德性的一种赞颂。伊索克拉底采用了颂辞这种形式，随着诗歌形式的颂辞的原初教育特征大大增强，颂辞这种形式盛行于伊索克拉底同时代人之中，并很快得到了全方位的模仿。[9] 这本质上属于一种古代的观念，建立在崇高榜样的基础之上。[10] 这里，伊索克拉底将埃瓦戈拉斯这个榜样展示给他的儿子和继承者。必须注意的是，伊索克拉底是如何将其政治教育的泛希腊理想融入他对塞浦路斯君王的描述中的。伊索克拉底不是将他表现为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将他呈现为希腊德性和希腊品格的捍卫者，在最东边的前哨阵地上，以希腊文化对抗波斯的亚洲权力。[11] 伊索克拉底使历史人物成为真正德性的化身，而柏拉图在其苏格拉底形象中则将事实与理想奇妙地混合（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形象同样旨在为人们提供一个伟大的榜样），我们可以将这两种策略相互比较——尽管伊索克拉底对埃瓦戈拉斯的赞美从未达到柏拉图的人物刻画所达到的那种真正的人物个性，而毋宁是根据其创作目的，使其表现对象成为一切政治德性的典范和标准，尤其是君王的全部德性的典范和标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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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尼科克勒斯》和《尼科克勒斯》这两篇演说辞中，通过为其理想的君王的描绘添加一种更为深刻和普遍的原则框架——一位君王应该按照这一原则框架得到政治训练——伊索克拉底完成了他的这幅政治教育图景。表面上，第一篇演说辞是伊索克拉底的一个劝告，他在其中就统治者这一职业的真正本质对他之前的学生尼科克勒斯讲话；而在第二篇（即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演说辞中，则是尼科克勒斯本人对萨拉米斯的人民讲话。[13] 第二篇演说词的前提是他们之前已经听过伊索克拉底对他本人的讲话［即《致尼科克勒斯》］——给人一种将政治哲学家和老师置于君王本身之上的感觉。伊索克拉底因而成了事物的更高秩序的代表，事物的更高秩序仅因其道德真理就值得尊重。《致尼科克勒斯》的读者肯定牢牢地记住了这一点，它使伊索克拉底成了一个理想化的立法者，而他的地位也因其与年轻国王的关系而得到了明确的认可。［87］希腊人通常认为僭主统治无非是个人意志的独断专行，但在这里，无论如何，它成了政治理想的一部分，从而被合法化了：僭主的意志被解释为根据既定的法律和一种更高的道德准则对其人民实施统治的意志。在公元前四世纪，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将僭主制转化为“一种更温和的政体”。在伊索克拉底的这两篇演说辞中，这个问题占据了大量篇幅。[14] 我们几乎没有必要回想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公元前四世纪，人们常常将“温和”称赞为民主政体的真正特征。[15] 如此这般，除了将僭主制作为权力-政治中的一个既定事实来接受之外，伊索克拉底还在其君王教育规划中做了更多的事情。他将僭主制置于一种理想标准的控制之下；从而他可以公平合理地解释这种君主政体是政治制度的最佳形式。通过向人们展示那些因其政治成就而被人羡慕的国家（比如，迦太基和斯巴达），在和平时期是寡头制，而在战时是君主制，伊索克拉底证明了这一点；而波斯帝国作为一种世界范围的权力，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要归功于它的君主制度；即使是雅典的民主制度，在战时也总是保持一位将军的统一领导权；最后，即使是天庭中的诸神，也统一于君王宙斯的领导，众神也偏爱这种政体。[16] 这里，与别处一样，伊索克拉底努力设计和建立的标准，不只是建立在理想之上，而是同时建立在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之上。伊索克拉底提到雅典在战时由一位将军（strategos）实施绝对的领导权，而伊索克拉底的学生提谟修斯在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建立之后正领导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这使我有很大的把握将该演说辞的写作日期定于这次战争期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希腊世界内部的政治问题——这是民主制度无法回避的问题——会在伊索克拉底后来的《战神山议事会辞》中再次遇到，他花了更大的篇幅来分析这个问题。[17] 不过，伊索克拉底并没有想用成文的法律和制度来限制僭主的权力。他的主题很明确，就是认为君主的话就是他们的法律。[18] 除了正义和节制的德性，没有任何东西能制约他。正义和节制——而不是通常归之于伟大君王的尚武好战——才是尼科克勒斯的统治支柱，他郑重地声称自己拥有这些品质。[19] 因此，它们的唯一来源就是君王接受的教育。尽善尽美的教育即德性，德性是一切美好事物之最美好者。[20] ［88］那些确信德性是善之善者的人（国王向他的臣民保证）会终生奉行德性的指导。[21] 君王的德性是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他对服从和忠诚的要求才能得到保证。[22] 我们没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在演说的这个部分中发展出来的社会道德学说，即关于一个好君王的好臣民所应履行的政治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