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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如果想要知道他的观点何以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我们就必须认识到，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崩溃之后，雅典的处境发生了多么令人恐怖的变化。同盟宗主国的活动空间缩小到了提谟修斯领导期间它曾经达到过的最大范围的三分之一左右，同盟的成员也相应减少，因为同盟最重要的成员都已经弃之而去，其财政状况更是令人绝望。[90] 为数众多的财务和政治诉讼及判决——这是我们从德摩斯梯尼的早期演说中得知的——使人们对这个时代骇人听闻的道德堕落，以及政治家们为挽救这一处境所采取的可疑措施有了深刻的认识。[91] 带领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胜利前进的伟人卡里斯特拉图（Callistratus）和提谟修斯已经去世。雅典唯一可行的政策似乎只能是：她必须见风使舵随机应变，抛弃一切积极的对外政策，并逐步加强内部安全，尤其是在财政和经济领域。正是鉴于这种形势，伊索克拉底建议雅典回到“安塔基达斯和约（Peace of Antalcidas）”，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其对外政策：[92] 也就是永远放弃雅典的帝国梦。色诺芬的小册子《论税收》（On the Revenues ）出现于同一时期，旨在指出一种摆脱危机、实现财政平衡的方法，伊索克拉底的方针与色诺芬非常相似。[93] 现在掌握指挥权的是由政府的财政专家厄布鲁斯（Eubulus）领导的保守集团，他们与伊索克拉底和色诺芬所见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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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雅典民众提供一种政治教育这个问题上，《论和平》比《战神山议事会辞》更加深入。[94] 学者们现在已经习惯于将它们的写作日期定在同盟战争末期或稍后。不过，如上所述，从伊索克拉底在《论和平》中的态度变化看，很清楚，它们不可能属于同一时期。显然，它们都是在以同样的方式批判当时雅典的民主制度，因而二者的论证非常相似。但是，它们对雅典海上霸权的看法截然不同。如果我们接受流行的观点，即在《论和平》这篇演说辞中，伊索克拉底是鉴于盟邦退出同盟的惨痛教训，万不得已才提出放弃雅典称霸海上的雄心的话，那么，这一点也可以证实我们的结论，即《战神山议事会辞》属于危机变得十分严重之前的时期：［128］因为他在其中表明，他之所以建议增强战神山议事会的教育影响力，本质上是为了维持雅典的海上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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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战神山议事会的演说辞中，伊索克拉底从未对雅典的海上统治表示过丝毫怀疑，而是认为它对雅典乃至全希腊都大有裨益，是一件值得称道之事。在《战神山议事会辞》中，他仍然是原来《泛希腊集会辞》中的那个伊索克拉底，他宣称，为希腊世界考虑起见，恢复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被摧毁的海上力量是必须的。[95] 他将雅典海上力量的丧失称为“希腊人灾难的根源”。《论和平》中的悲观主义与此完全相反：他现在认为雅典建立海上帝国之时，就是一切罪恶开始之时。[96] 伊索克拉底的政治观点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战神山议事会辞》不是站在否定的一端（放弃海上帝国的一端），而是站在两个极端之间。[97] 伊索克拉底关于雅典帝国主义的观点完全逆转，与此相应，从《泛希腊集会辞》到《论和平》，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对“安塔基达斯和约”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泛希腊集会辞》中，和约遭到了猛烈的抨击，被当作希腊卖身投靠波斯的可耻象征——只有在雅典的海上力量崩溃之后才有可能的一种耻辱。[98] 在《论和平》中，他抛弃了这种民族主义态度（连同对雅典海上领导权的希望）：“安塔基达斯和约”被描述成一种理想的大政方针，为了整顿腐朽的政治生活，希腊人必须回归和约。[99] 《泛希腊集会辞》的任何一个读者都能明白，摒弃自己早期的观点，对伊索克拉底而言必定意味着异乎寻常的痛苦；而且我们很容易理解，一旦一个希腊事业的新“捍卫者”以马其顿王的名义横空出世，他的反波斯情绪又是如何在《致腓力辞》中再次喷涌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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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件事情使伊索克拉底放弃雅典海上帝国的梦想变得不那么困难。这就是他的道德观；他的道德观最初与他的帝国主义思想曾结成一个不稳定的联盟，最终又在《论和平》中战胜了这一思想。雅典帝国的合法性基础是它有益于全希腊人民。在《论和平》中，帝权（ ）与扩张（ ）遭到了彻底的谴责，他明确宣称，私人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同样有效。[100] ［129］伊索克拉底很慎重，（在《论和平》中）没有完全排除重新建立一个大型联盟组织的可能性，但他反对基于武力的统治原则，基于武力的统治是霸权主义的特征，而在《战神山议事会辞》中，他则将霸权视为最有价值的领导品质。[101] 对他来说，霸权意味着其他国家对雅典的自愿依附；他认为这样一种国家间的关系不是不可能的。他将雅典的这种领导权与古代斯巴达国王的地位相比拟，斯巴达的国王们也拥有一种不是基于武力而是基于尊荣的权威；他认为应该在大国和小国之间建立这种类型的权威关系。（此时此刻，他忘记了在斯巴达，国王们的权威总是受到国家力量的保护。）他把帝国和对权力的渴望描述为希腊历史上的万恶之源；他宣称，霸权主义本质上与僭主统治如出一辙，因而与民主精神水火不容。[102] 正如他所说，他撰写《论和平》这篇演说辞，是为了改变同胞们关于权力的观念。[103] 与在《战神山议事会辞》中一样，他再次表明，除非全盘改造雅典的道德准则，否则雅典的政治处境就不可能得到改善——尽管在此我们忍不住觉得，他的这种政治态度其实部分地是由于现实的压力和历史的必然使然。[104] 与其说他放弃了对原有思想的忠诚，不如说他随时准备从经验中吸取教训。我们早已看到过他这样做：在《战神山议事会辞》中，他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崩溃和斯巴达在留克特拉会战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现在，在他年已八旬，在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瓦解之后撰写的《论和平》中，我们再次看到了这一点。在《战神山议事会辞》中，他曾经用雅典和斯巴达的惨痛教训来警告自己的同胞，切忌那种悲剧性的傲慢自负；在《论和平》中，他用这些惨痛教训来证明放弃一切帝国主义企图的合理性，这种企图仅仅是为了获取权力。当然，在伊索克拉底眼中，帝国主义无非是指一个希腊国家对其他希腊国家的统治：因为，即使在现在，当他告别自己早期的帝国梦，转身离去并伤感不已时，他也没有放弃希腊人生来就注定要统治蛮族人的念头。从超民族的道德准则的角度看，他的这种局限性使《论和平》中的道德说教变得软弱无力，很难得到辩护。不过，即使希腊人的政治生活与伊索克拉底希望的理想状态相去甚远，他的道德准则也是希腊城邦之间态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征兆。［130］在《王制》中，柏拉图为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制定了一种新的道德规范；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将伊索克拉底与柏拉图等量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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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克拉底深信，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教育问题。对权力的强烈渴望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想要将其连根拔起，需要一种强烈的精神努力。他设法表明，是权力（ ）让人变得骄奢淫逸。他认为，应该对此负责的不是他的同时代人，而是他们的先辈——第一次雅典海上同盟的辉煌一代，眼前的黑暗给他们昔日的光辉投上了阴影。[105] 就像他在《战神山议事会辞》中坚持认为早期雅典人遵纪守法的品性和小心节制的生活教会了他们全部德性一样，在《论和平》中，他也将目前的一切邪恶和混乱归咎于民众及其领导者受到了权力的腐化教育这一事实。[106] 因为他很清楚是什么要素实际塑造了他那个时代的希腊人的生活。塑造人的品格的，不是那些数不胜数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技巧——人们以教育的名义运用这些计划和技巧来消除和削弱道德败坏的影响——而是城邦共同体的整个精神。塑造了人的品格的，是贪婪，即对权力的贪得无厌（ ）。只要这种贪婪支配城邦及其行为，它就会成为主导个人行为的最高法则。伊索克拉底号召民主精神起来反对这种权力冲动，这种权力冲动是真正的僭政，它在各种类型的城邦中都非常重要。[107] 多少年来，民主制度对权力的忠诚超过了对其他任何事物的忠诚，全心全意，不遗余力，却全然看不到它因而不仅牺牲了别人，还牺牲了它自己。[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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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伊索克拉底将民主制度界定为对权力斗争的放弃。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仍然存在的唯一重要的民主政体应该自外于与其他政体的斗争呢（其他政体直截了当地追求权力，竭力达到相同的目标，而不受个体公民的宪政权利的制约）？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是在实际发生的事件迫使雅典（不管她愿不愿意）放弃其帝国主义的专断权力之后，伊索克拉底才呼吁雅典这样做。[109] 他对自由意志的道德诉求只是起一种事后辩解的作用，［131］安慰一下那些爱国者的愧疚之心而已，他们仍然以传统的权力-政治的方式来思考雅典的现实处境。政治家们宵衣旰食，忙着收拾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的残局，伊索克拉底只想尽可能地减轻他们的重任。他有理由运用其智识声望教育同胞接受这种新的放弃，因为长久以来，他一直支持雅典的海权理想。他所经历的精神革命，是在他有生之年发生的历史进程的一种象征；几乎难以置信，雅典这个他努力指引、想要让其平静隐居的城邦，在德摩斯梯尼的领导下，能够再度奋起，尽其所能作最后一战。这一次，雅典为之奋战的不是权力的获取和掌控，而是为了在失去帝国之后，能够继续维护剩下的唯一东西——自由——而最后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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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柏拉图本人在《书信》（7.326a）中提到苏格拉底死后数年雅典的情境时，关于这一主题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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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章关于《战神山议事会辞》的分析，基于本人对其写作日期、历史背景和政治目的的研究：《伊索克拉底〈战神山议事会辞〉的写作日期和雅典人的反对意见》，载《哈佛古典学研究》，Cambridge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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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伊索克拉底演说辞中关于此类虚构的其他例子，参见本卷此处，注释[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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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战神山议事会辞》1—2。译注：关于“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的性质和前因后果，以及雅典当时的形势，可参见徐岩松，《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述论》，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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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战神山议事会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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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战神山议事会辞》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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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战神山议事会辞》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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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伊索克拉底，《致腓力辞》47，《论和平》100，《泛雅典娜节演说辞》56及以下。译注：留克特拉战役，斯巴达与底比斯之间的一次会战，发生于公元前371年，标志着斯巴达的衰落，古代希腊进入底比斯主导的末代霸权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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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战神山议事会辞》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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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战神山议事会辞》7至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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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该演说辞的写作日期的文献资料，参见克莱恩-皮宁（F. Kleine-Piening）的明斯特（Münster）大学学位论文《伊索克拉底演说辞〈论和平〉与〈战神山议事会辞〉的写作日期》（Quo tempore Isocratis orationeset compositae sint），Paderborn，1930；另可参见拙文《伊索克拉底〈战神山议事会辞〉的写作日期和雅典人的反对意见》，前揭，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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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拙文《伊索克拉底〈战神山议事会辞〉的写作日期和雅典人的反对意见》，前揭，第412页及以下，第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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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战神山议事会辞》8—10，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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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战神山议事会辞》9—10，81。参见拙文《伊索克拉底〈战神山议事会辞〉的写作日期和雅典人的反对意见》，前揭，第416页及以下。在81中，伊索克拉底说，将军们已经向雅典人报告了其他希腊人对雅典的仇视，而波斯国王也已经送来了威胁的信件。演说者在某个给定的时刻要站出来说话时先解释自己说话的动机，这是一个演说者惯用的方法；但在这里，伊索克拉底是在虚拟演说的场景，为的是证明伊索克拉底将其政治思想注入演说辞的形式之中的合理性，当他说他是在公民大会上向他们说话，呼吁他们讨论面对的危机时，纯粹是一种虚拟；《论和平》和《论财产交换》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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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拙文《伊索克拉底〈战神山议事会辞〉的写作日期和雅典人的反对意见》，前揭，第432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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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战神山议事会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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