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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伊索克拉底将民主制度界定为对权力斗争的放弃。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仍然存在的唯一重要的民主政体应该自外于与其他政体的斗争呢（其他政体直截了当地追求权力，竭力达到相同的目标，而不受个体公民的宪政权利的制约）？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是在实际发生的事件迫使雅典（不管她愿不愿意）放弃其帝国主义的专断权力之后，伊索克拉底才呼吁雅典这样做。[109] 他对自由意志的道德诉求只是起一种事后辩解的作用，［131］安慰一下那些爱国者的愧疚之心而已，他们仍然以传统的权力-政治的方式来思考雅典的现实处境。政治家们宵衣旰食，忙着收拾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的残局，伊索克拉底只想尽可能地减轻他们的重任。他有理由运用其智识声望教育同胞接受这种新的放弃，因为长久以来，他一直支持雅典的海权理想。他所经历的精神革命，是在他有生之年发生的历史进程的一种象征；几乎难以置信，雅典这个他努力指引、想要让其平静隐居的城邦，在德摩斯梯尼的领导下，能够再度奋起，尽其所能作最后一战。这一次，雅典为之奋战的不是权力的获取和掌控，而是为了在失去帝国之后，能够继续维护剩下的唯一东西——自由——而最后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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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柏拉图本人在《书信》（7.326a）中提到苏格拉底死后数年雅典的情境时，关于这一主题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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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章关于《战神山议事会辞》的分析，基于本人对其写作日期、历史背景和政治目的的研究：《伊索克拉底〈战神山议事会辞〉的写作日期和雅典人的反对意见》，载《哈佛古典学研究》，Cambridge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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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伊索克拉底演说辞中关于此类虚构的其他例子，参见本卷此处，注释[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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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战神山议事会辞》1—2。译注：关于“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的性质和前因后果，以及雅典当时的形势，可参见徐岩松，《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述论》，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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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战神山议事会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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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战神山议事会辞》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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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战神山议事会辞》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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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伊索克拉底，《致腓力辞》47，《论和平》100，《泛雅典娜节演说辞》56及以下。译注：留克特拉战役，斯巴达与底比斯之间的一次会战，发生于公元前371年，标志着斯巴达的衰落，古代希腊进入底比斯主导的末代霸权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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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战神山议事会辞》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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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战神山议事会辞》7至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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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该演说辞的写作日期的文献资料，参见克莱恩-皮宁（F. Kleine-Piening）的明斯特（Münster）大学学位论文《伊索克拉底演说辞〈论和平〉与〈战神山议事会辞〉的写作日期》（Quo tempore Isocratis orationeset compositae sint），Paderborn，1930；另可参见拙文《伊索克拉底〈战神山议事会辞〉的写作日期和雅典人的反对意见》，前揭，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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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拙文《伊索克拉底〈战神山议事会辞〉的写作日期和雅典人的反对意见》，前揭，第412页及以下，第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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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战神山议事会辞》8—10，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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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战神山议事会辞》9—10，81。参见拙文《伊索克拉底〈战神山议事会辞〉的写作日期和雅典人的反对意见》，前揭，第416页及以下。在81中，伊索克拉底说，将军们已经向雅典人报告了其他希腊人对雅典的仇视，而波斯国王也已经送来了威胁的信件。演说者在某个给定的时刻要站出来说话时先解释自己说话的动机，这是一个演说者惯用的方法；但在这里，伊索克拉底是在虚拟演说的场景，为的是证明伊索克拉底将其政治思想注入演说辞的形式之中的合理性，当他说他是在公民大会上向他们说话，呼吁他们讨论面对的危机时，纯粹是一种虚拟；《论和平》和《论财产交换》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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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拙文《伊索克拉底〈战神山议事会辞〉的写作日期和雅典人的反对意见》，前揭，第432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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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战神山议事会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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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战神山议事会辞》14。在他后来的《泛雅典娜节演说辞》中，伊索克拉底再次讨论了雅典政制的核心问题，而且是从同一个观念（即“政制是一个城邦的灵魂”）出发来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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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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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战神山议事会辞》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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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战神山议事会辞》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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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战神山议事会辞》14；《泛雅典娜节演说辞》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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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根据《战神山议事会辞》20，是城邦（也即共同体）及其政体（也即其组织制度，其形式）通过败坏一切价值标准而破坏了公民的思想和言辞。为了描述城邦的塑造性，或毋宁说毁灭性影响，伊索克拉底使用了“ ［管教］”这个词！这证明他知道真正的塑造性力量不可能是由某个改革者的个人教育方案所创造的，这种塑造性力量必定是从社会和时代的品格特征中流溢出来的。当城邦的文化崩溃之时，那种客观的、非个人的教化，就只能作为一种从整体向各个部分传播的“腐败”力量，在消极的意义上存在。与此类似，伊索克拉底描述了消极意义上的“教化”，它起源于城邦对权力的贪欲和对公民精神的腐蚀性改变（《论和平》77）。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伊索克拉底肯定感觉到了，想要力挽狂澜，单凭教育本身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不过，除非一些人挺身而出，有意识地反抗时代的普遍潮流，否则“积极的”教化已经不可能在他那个时代存在，这是他那个时代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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