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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3402 [104] 在《论和平》69—70中，伊索克拉底说，雅典已经失去了其海上霸权，并且现在根本没有能力恢复这一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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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3404 [105] 在《战神山议事会辞》50及以下，伊索克拉底已经这样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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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3406 [106] 《论和平》77。在《论和平》63中，他将导致和平与正义的教化同雅典为获得权力和统治的努力所创造的教化相比较——在这篇演说辞中，他将后一种教化视为一种腐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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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3408 [107] 《论和平》9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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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3410 [108] 《论和平》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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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3412 [109] 参见本卷此处，注释[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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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3417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1707451309]

1707463418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六章　伊索克拉底为他的教育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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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3420 ［132］伊索克拉底经常在其演说辞中提到他自己；不过，在他最后撰写的其中一部作品中——其时，他已年过八旬[1] ——他才尽情释放这种写作自传的冲动，整篇演说辞全在谈论他自己的性格和工作。这就是他的那篇关于财产交换的演说辞，按照阿提卡的法律，称为antidosis，即“财产交换”。在雅典，一支舰队的装备和维护费用由少数最富有的公民来承担；为了确保这项义务分配公平，雅典通过了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任何一个被选出来担任三列桨战船船长且为此支付费用的人，如果他觉得这对他不公平，他可以说出一个比他更富有的公民，让这个人来承担他的义务；他可以向这个更富有的人提出挑战，与他交换全部财产，作为他确实比他指出的那个人要贫穷的证明。伊索克拉底年迈时，遭到了这种方式的挑战；在案件审理期间，他的反对者们多次攻击他的人品和修辞学［雄辩术］教学。严格说来，这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除非人们认为他作为修辞学［雄辩术］教师和政治评论家的工作赚得盘满钵满。[2] 他在政界普遍不受欢迎这一事实，即使在他的反对者们在演说中说出来之前，他也一定有所耳闻：因为，在《战神山议事会辞》和《论和平》中（也就是说，在他关于雅典内政的这两篇演说辞中），他都试图回答他是人民公敌的指控。[3] 从他三番五次地批评煽动民心的政客来看，我们很容易理解，针对他的这种不满和指控是如何产生的。现在，在《论财产交换》这篇演说辞中，他重整旗鼓，再次回应这种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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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3423 我们手上的这篇关于财产交换的演说辞其实并非伊索克拉底在诉讼中发表的演说。与绝大多数他的政治演说辞一样，这篇演说辞的内涵远比他自称的要丰富。[4] 表面上，为了反击公众的非难从而自证清白，他撰写了这部为自己的生活、性格和教育“辩护”的长篇大论——也就是说，他为自己的一生、自己的真正品质以及毕生所致力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自认为是正确的解释。在这篇演说辞中，［133］他提请人们注意他的这种法庭演说、自我辩护以及自传写作的特殊混合，[5] 希望人们理解，他将这种“多形式的混合”看作是其修辞技巧的一种特殊提炼。[6] 对他而言，以法庭自辩的姿态发表演说，使他有可能说出所有对他有利的论点，如果以自吹自擂、自我美化的颂词来发表自己的论点，势必引起听众的不快和嫉妒。[7] 柏拉图（凭借《申辩》）是第一个将辩护词转化为一种文学样式的人，一个伟大人物可以用这种文学样式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辩护，并由此传达一种信仰的告白。[8] 自我中心感极强的伊索克拉底必定深受这种新的自传体文学样式的影响，从而在《论财产交换》（Antidosis）这篇演说辞中，以自己的方式采用了这一文学样式。当然，他的一生没有任何奋勇拼搏的背景可以衬托苏格拉底在《申辩》中的那种高贵而坚定的形象；尽管如此，他还是清楚地觉得自己的处境与苏格拉底非常相似，因为他抓住一切机会，通过模仿柏拉图的话语来提醒读者他们的相似处境，提醒读者自己遭受的就是人们针对苏格拉底的那种指控。[9] 他坦率地承认，他的挑战者和威胁他的所谓“危险”只是舞台道具而已；他本人也认为，他的这篇最冗长的演说辞也是气势最弱的一篇。[10] 尽管如此，作为自传的第一个真正范例，[11] 或者作为一个伟人的生活和思想的自画像，[12] 这篇演说辞仍然有诸多魅力；不过，除此之外，作为伊索克拉底的教育目的及其成功实现的最为详尽的呈现，它本身也非常有吸引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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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3425 伊索克拉底假装正在回答的指控，是他败坏青年，教授他们如何在法庭上使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利。[14] 这显然是针对每一个修辞学［雄辩术］教师的指控，在为自己辩护时，伊索克拉底一开始就将自己与那些法庭演说辞的平庸写手区分开来——他们只知道训练学生从事法庭上的实际事务。在他最早的那篇教学方案-演说（即《驳智术师》）中，他曾明确地批评过这些被雇佣的廉价写手，[15] 当人们将他的政治和道德教育与他们那种枯燥乏味的法庭工作相混淆时，他就火冒三丈。[16] 他说，将他与他们相提并论，他觉得就像把雅典娜雕像的创造者菲狄亚斯称为石匠，或者把宙克西斯（Zeuxis）和帕拉修斯（Parrhasius）的艺术品与画匠的廉价涂鸦相比一样。[17] 他三番五次地表达自己作为一个大艺术家的自豪感。这部分地要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134］即他的演说辞在内容上与他人不同，关乎的是整个希腊民族的利益，而非个人生活中的经济纠纷。[18] 但在形式上，与那些在普通法律纠纷中宣读的昙花一现的演说辞相比，伊索克拉底的演说辞与诗歌和音乐的关系也更为紧密，展示事实的风格更为形象，因而其效果也更可与诗性想象的韵律性创作相媲美。[19] 这些演说辞的创作氛围不是日常生活的焦躁不安，而是一种高贵的闲暇。[20] 这就是为什么（他接着说）他的修辞学［雄辩术］技艺会吸引那么多学生，而那些法庭演说辞写手们却没有一个能够真正组建一所学校的原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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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3427 伊索克拉底通过摘录一些精华的段落来解释其演说辞的内容和形式；这是为了使他的书面演说更有说服力。[22] 他提供的入选段落，是可能的最清晰的证据，证明他的影响力建立在教导学生钦羡和仿效那些伟大典范之上，[23] 正如他在此处所言，我们可以很安全地从中得出他实际上就是这样教导的结论。与这里一样，他在自己的学校中不只是讨论语言和写作技巧——最终的灵感来自于教师本人的技艺。关于这一点，他在最早的教学方案-演说《驳智术师》中就使用了“模仿”这个词，[24] 而且模仿肯定已经成长为其教学方法的核心原则。他的教学方法意味着实际的完美是可以达到并获得认可的：那么，现在，在《论财产交换》这篇演说辞中，年迈的伊索克拉底就将他本人作为一个完美的典范、将他的作品作为人们模仿的范型呈现给了文学的世界。请注意，这就是全部古典主义的根源。因为《泛希腊集会辞》在形式上的出类拔萃，同时因为它最好地显示了伊索克拉底的爱国主义情怀，他将它置于其他所有作品之上。[25] 在他对这篇演说辞的评论中，他更多地强调的是自己的雅典情怀，而非泛希腊理想，[26] 显然是因为他的同胞曾对它提出过置疑。不过，既然早在两年前，他就已经公然把雅典海上帝国说成是万恶之源，[27] 那么他就不可能原封不动摘引《泛希腊集会辞》了（他曾经在其中明确地支持雅典海上帝国）。因此，在对这篇演说辞的简要概括中，伊索克拉底用“支配权（hegemony）”这个中性词取代了他原来称之为制海权的东西。[28] 在《论和平》中，作为一种荣誉性领导的温和类型，他给雅典推荐的是“支配权”；如果希腊的海权国家有可能重归于好、团结一致的话，那么与基于武力的海上帝国相比，这种类型的领导更为可取。[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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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3429 ［135］伊索克拉底本人是一个爱国者，他确信他的《泛希腊集会辞》在雅典仍然会受到爱国主义情感的热烈欢呼；然而，重要的是，就在他节录了赞颂雅典的历史和权力的段落之后，他又从其最新作品《论和平》中摘引了一段文字，来抵消这种赞颂——而且是选择了他在其中呼吁永久和平、呼吁雅典放弃海上雄心的那个段落。[30] 他很容易受到改变态度甚至彻底转变态度的指控；[31] 因此，对他来说，最容易的辩护就是，将《泛希腊集会辞》和《论和平》介绍的两种理想，作为同一种教育方针的两种不同表达来展示。他本人，在引用了《泛希腊集会辞》之后，说他的许多读者可能会认为，那时的雅典更需要对当下的错误进行谴责，而不是赞颂过去的成就，他从容不迫地将《论和平》这篇演说辞变成了他有意通过批评来教育雅典的一个例子。[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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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3431 伊索克拉底的第三段节录取自《致尼科克勒斯》这篇演说辞。很清楚，在一些圈子里，他由于与塞浦路斯国王的友谊而受到特别的诟病，他们指控他从他的那个王室学生那里接受了大宗礼物。[33] 他回应说，他收受这些礼物当然不是因为他做了他的反对者们指控他做的事，即培养未来的君主在法庭上做一个辩护者的雄辩才能——他本来就是他自己土地上的最高裁决者。[34] 他提醒公众，在《致尼科克勒斯》这篇演说辞中，通过坚持位高权重者的教育是一种特殊的必需品，他已经开创了一条新路线，而且他本人也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教育艺术典范。[35] 至于国王对人民的敌意，他指出，他已经敦促国王要把为民众谋福利作为头等大事。他希望他的听众可以由此推断出，既然他在面对一个君主时都尽最大努力来维护其人民的利益，那么，他肯定认为，这更是雅典这样的民主政体的义务。[36] 我们必须同意这是真的，伊索克拉底在此像《战神山议事会辞》描述的那样来解释“民主政体”。[37] 不过，《论财产交换》没有引用《战神山议事会辞》，这可以说是伊索克拉底的灵活策略（尽管这篇演说辞尤其反映了其教育观的特征）。有人从这一遗漏中得出结论说，尽管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战神山议事会辞》的撰写日期要更早一些，但那时它还没有写就；不过，笼罩整篇演说辞的自我辩护的动机使得这一结论根本站不住脚。[38] 对伊索克拉底而言，［136］在此时此刻回想自己不成功的尝试——通过将雅典置于一个小型的道德和教育权威的控制之下来限制雅典民主制度——会非常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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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3433 他对自己作为一名政治教师所做工作的重要性做了一些评论，以此来结束自己的演说辞节录——这些演说辞已经证明了其工作的重要性。他说，这些工作比立法者的工作更为重要，因为立法者的影响局限于商业契约和城邦内部事务的领域。另一方面，如果大家听从他的建议，不只是考虑自己城邦的利益，那么，他的教育会使整个希腊民族受益。[39] 在这方面，他用他自己的信念，即全希腊的利益是最高的道德法则，来证明他作为一个政治教育者的全部工作的正当性：因为，既然不存在一个泛希腊的国家通过立法来影响全希腊，从而实现他的某些目标，那么能够导致这样一种政治情境的唯一途径，就只能是教育和文化的力量。我们不能确定，在他所说的这些立法者中间，包不包括柏拉图在内。与此同时，年迈的柏拉图正在写作他的《法义》；雅典的所有智识人必定都知道这件事。柏拉图的这部著作在他行将就木之际，使人们对他的教育理想有了新的认识。不过，尽管柏拉图借此在众多的希腊立法者中占据了最后的一席之地，但伊索克拉底不会就因此而对他钦佩有加：因为，他说，“人们喜爱最古老的法律和最新的演说辞”。[40] 而这正是他自己的目的所在——他不想去跟希腊历史上的那些伟大立法者一争高下，而是要成为全希腊的政治顾问，在眼下这个危急关头寻求解救之道。[41] 不过，他作为一名教师的工作，（他继续说）也比那些劝诫人们要节制和正义的哲学家和智术师的工作更为重要：因为，他们对phronésis（即道德知识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的召唤，只对少数个人有效，而且只要能赢得少数人的共鸣，他们就心满意足了。[42] 然而，伊索克拉底的教育则旨在整个城邦；他竭力敦促全体公民去承担既能使他们自己幸福，又能将其余希腊人从他们目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的伟大事业。[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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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3435 《论财产交换》这篇演说辞，是伊索克拉底竖立的一块用来纪念和颂扬其教育学说的纪念碑。他的学说在碑上具体体现为一组他本人的作品，与之相对的是他的一群最伟大的学生——从其职业生涯的开端直至其这篇演说辞发表之日。［137］现代读者对这座纪念碑的文学方面更感兴趣：当我们看着它时，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但对雅典人来说，尤其是对那些不知道这篇演说辞的人来说，一连串在伊索克拉底的学校里历练过的政治家和伟大公众人物，其意涵肯定比其字面意思要丰富得多。因为他们是伊索克拉底教育力量的活的见证，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母邦的教育事业。任何人都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他说的教育是什么意思；在将他们培养成他们国家的领导者方面，伊索克拉底的工作几乎罕有其匹。后来，这种考察才扩大到他的竞争对手身上。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们，试图通过跟踪柏拉图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学生的政治生涯，来衡量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尤其是柏拉图的学园）的政治影响力。[44] 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有过作为政治实验者和革命者的短暂而激烈的生活经历。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解释过这一事实的原因：他们对理论问题的极端兴趣，常常导致他们成为思心玄微的遁世者；但从他们那个时代的现实国家的立场看，因其缺少权略机变而没有能力为其城邦做出现实的贡献、不能对城邦产生现实的影响，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典型特征。当伊索克拉底在《论财产交换》中写下其学校的历史时，他显然觉得，在雅典同胞的心目中，他的学生们为他们自己的城邦做了那么多，这一事实必定已经部分地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和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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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3437 不过，这再次引发了一个古老的问题：教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要为自己培养的对象负责？在《高尔吉亚》中，柏拉图曾经指责旧式的法律修辞学［雄辩术］，因为它为其行家里手传授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妖术。伊索克拉底曾经在其职业生涯的开端就抗议过这一指控，并坚持认为，宵小之辈滥用这个世上的好东西，罪在人而不在物。[45] 但在其职业生涯行将结束之际，他准备为学生们负全责：假如他们现在功绩昭彰，那么无可否认，他们所做的一切他都有份。[46] 他将这一切留给读者自己判断；但他显然在思考自苏格拉底之死开始的、关于苏格拉底与他的学生阿尔西比亚德和克里提亚的关系的讨论。苏格拉底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免除老师对两人在雅典历史上最阴暗的时期所作所为的责任。［138］但正如伊索克拉底本人所言，他没有必要隐瞒任何一个曾经伤害过雅典的学生的罪行。[47] 这会让所有读者想起他的全部学生中最著名的那位，科农的儿子提谟修斯。就在这篇演说辞发表几年前，提谟修斯曾经两次在第二次海上同盟中担任雅典的舰队司令和首领，两次将雅典带至权力的顶峰。然而，由于他在同盟战争中的行为，他遭到了弹劾，被解除职务，并判处高额罚金，且死于不久之后的自愿流亡途中。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他败坏了伊索克拉底的名誉；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二人的关系如何紧密。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关系不仅是友谊那么简单，而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政治同情关系。伊索克拉底曾数次担任提谟修斯的政治宣传员，[48] 而提谟修斯也将其政治原则归功于伊索克拉底的教导。因此，当现在伊索克拉底说，他准备为其全部学生的行为负全责时，他是在向公众的意见挑战——这对一个平日里小心翼翼、生怕冒犯大众敏感情绪的人来说，实在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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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3439 促使伊索克拉底以这种方式对雅典公众讲话的动机相当复杂。他可能是因为那些不负责任的批评而深感忧虑，这些批评一直在流言蜚语中传播，指控他是体现在其学生提谟修斯身上的那种政治守旧的精神教父。既然他在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的失败和瓦解一事上全力支持提谟修斯，他必定会觉得确保其朋友的名声不受玷污非常重要——至少在那些他很尊敬的人的记忆中不受玷污。再者，这一事件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也关系到伊索克拉底自己的学校及其教学的声誉；[49] 而且，他害怕他的教育和实际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伊索克拉底对这种联系深感自豪，从一开始就试图建立和保持这种联系——会危及其平生志业。所有这些事实紧密相连，伊索克拉底做出决断，必须用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和道德家的全部声誉来支持这位伟大学生的事业。他对“反民主倾向”指控的恐惧，对这一事件真正事实的洞察，最重要的是对提谟修斯品格的认知，都给了他勇气做出这一反击——这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是独一无二的。［139］演说辞向我们展示了伊索克拉底职业生涯——它表面上如此成功——的全部悲剧：对他而言，这种悲剧也是雅典城邦的悲剧。归根结底，这还是那个老问题，即当一个伟大人物与民众在希腊民主制度的框架内互动时，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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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3441 伊索克拉底绘制了一幅提谟修斯的伟大品格的画像，并将其置于他作为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的将军和领导者的光辉业绩的背景之下。不过，伊索克拉底对他的慷慨赞颂并非夸大其词，他功勋显赫，名至实归。伊索克拉底历数提谟修斯攻占过的城市，他发现，与早先雅典将军们的胜利成果相比，提谟修斯远远超过他们所有人。[50] 他的那些最重要的胜利的名称，就像聚集在纪念碑基座上的那些象征性人物：西海岸的科西拉（Corcyra）、伊奥尼亚的萨摩斯（Samos）、赫勒斯滂的塞斯托斯（Sestos）和克利托特（Crithoté）、色雷斯海岸的波提狄亚（Potidaea）和托罗涅（Toroné）；阿尔吉亚（Alyzia）之战；与斯巴达在海上交锋，并迫使斯巴达签订和平协议，确立雅典的海上领导权，导致斯巴达在与底比斯的留克特拉决战中惨败，并最终推翻了卡尔西迪亚联盟（Chalcidian League）。[51] 尽管赢得这些胜利的提谟修斯声名卓著，但他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人，全然没有早期将军们的那种英姿勃发。他不是体格强健、身经百战的勇士，而是一个纤弱而敏感的人。与满身战伤的霸气剑客卡莱斯（Chares）相比（卡莱斯是激进派的偶像，尽管伊索克拉底没有指名道姓，但这个人无疑曾浮现在他脑海中），他是现代将军的十足典范。提谟修斯任命卡莱斯这样的人为将领和副官，而他自己则处处展现一个优秀的统帅在军事和战略方面的素养。[52] 他把每一场战争看作是一个整体，首要的能力是要知道谁是自己的敌人，谁又是可以依靠的盟友，他在这方面的判断力无人能及。他永远把战争既看作军事问题，又看作政治问题。在所有军事行动中，他想方设法不受后方供给的影响，自己筹措绝大部分战争费用，不从城邦获取帮助，但他仍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让全希腊输得心服口服。[53] 在打造一支军队以达成任何一个目标方面，他是一位大师，他知道怎样与士兵一起生活，忍受军旅生活的艰辛和困苦，又能寻找军需物资来保存自己。[54] 他的力量不在于武力威胁；他是一个道德征服者。通过赢得友谊和信任，他获得了一切，而他的继承者们则因激起了希腊人对雅典的仇恨而失去了一切。与关心自己在军中的威望相比，他更在乎雅典在希腊人中的声望。[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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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3443 ［140］希腊其他城邦对雅典的猜疑和敌意造成了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的崩溃，[56] 伊索克拉底对提谟修斯品格的全部刻画显然都着眼于这一点。伊索克拉底虽然没有明确这样说［提谟修斯的德性和智慧使雅典得到了其他城邦的信任和尊敬，反对派则收获了猜疑和敌视］，但他将雅典所有的不幸都归结为这样的事实：即他们不能辨别出谁才是他们的真正领袖。他将提谟修斯与另一位当时备受尊崇的领导者，即斯巴达的莱桑德（Lysander）相比较，认为前者才是最理想的将军，而后者只是凭偶然的机遇才一举成名。提谟修斯在处理各种困难时总能头脑清醒，妥善应对，而事情的结果也总是能证明他的英明。[57] （他说），雅典人肯定会觉得，他对这样一个被他们罢免了三次的将军的赞颂是对他们自己的严厉谴责，因为提谟修斯占领了如此众多的城邦，且从未失守任何一个城邦，却被处以叛国之罪。从绝对公正的立场看，伊索克拉底无法拒绝这样的结论：即雅典人对他们自己最伟大的公民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残忍而可耻。然而，如果考虑到人性的愚昧和无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那种忌妒心理（它主宰着人们的行为，使每一件伟大而光辉的事情都变得黯淡无光）、理解时代的混乱和困惑。[58] 不仅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提谟修斯本人也促成了人们对他的这种误解。以承认这一点为前提，伊索克拉底自然而然地离开了政治辩论，走向自己的领地，即教育领域。（他指出）提谟修斯既不反对民主制度，也不是人类的敌人；他既不傲慢自大，也没有类似的恶劣品质；他的高贵灵魂对一个将军而言非常有益，但却使他在日常交往中寸步难行，使他在他人看来非常傲慢和严厉。[59] 在这里，伊索克拉底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一事实对我们评估他与他的学生的关系极其重要，因为它表明了他对提谟修斯的教育影响力，在提谟修斯停止其“受监护人身份”［学生身份］（in statu pupillari）之后还在发挥作用，直至其职业生涯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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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3445 他经常听我这样说：一个希望获得公众认可的政治家，必须选择最佳的、最有用的行动，他的言词必须最真实、最公正——但与此同时，他必须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万分小心，以便赢得宅心仁善与和蔼可亲的令名。[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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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3447 此处，伊索克拉底插入了一整段对提谟修斯的劝诫讲话。这段话不是想要对实际上已经说过的话做大量的重复，而是作为他曾经给予提谟修斯的那种教导的一个显著例证。在直接生动的讲话中，伊索克拉底向读者表明了，［141］作为老师，他是如何以私人谈话的力量来掌控英雄的高傲灵魂的。没有人不会想到这件事在荷马那里的原型，当伊索克拉底撰写这一真实和幻想相混合的演说辞时，他必定想起了荷马的原型——《伊利亚特》第九章中菲尼克斯对阿喀琉斯的警告。此处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怎么才能束缚住一个“巨大的灵魂（megalopsychos）”，一个自尊自重、自视甚高的人的感情？怎么才能让一个勇力非凡、超凡脱俗的英雄适应人类社会的框架——人类社会并不总是向他们表达他们应得的谢忱和感激之情？这种努力的悲剧性失败——无论是在荷马那里，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都是因为英雄自身的高傲本性——在提谟修斯和伊索克拉底的这一幕中投下了冷酷而不详的阴影。[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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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3449 伊索克拉底对提谟修斯解释说，大众的本性喜好喜眉笑脸，与为他们寻求实际利益的人相比，他们更喜欢投其所好的奉承者。他们宁愿被那些对每个人都笑脸相迎的人出卖，也不愿意接受那些随从众多、出行前呼后拥之人的帮助。而提谟修斯却从未对此稍加留意，因为他相信，如果他在城邦的对外事务中取得成功，国内的政客与民众也会对他以诚相待，与他和睦相处。然而，实际情况往往相反。[62] 他不明白，他们不是根据他的行为的真正性质来判断他，而是按照他们自己对他的感觉是否良好来判断他的。如果他取悦他们，如果他们喜欢他，那么无论他多么失策，他们都会忽略不计；一旦成功，他们就会说他功高盖世。[63] 尽管在外部政治中，他运用各种方式为雅典寻求全希腊其他城邦的善意，因为他知道这种善意会带来巨大的好处，但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也需要来自雅典的善意，没有意识到这一因素在国内政治中的重要性。[64] 尽管他知道那些得到民众信任的人的权力，但他无法做到降志辱身，对那些煽动民心的政客妥协让步，与他们同流合污。[65] 在其他一些演说辞中，伊索克拉底完全同意提谟修斯对那些煽动民心的政客的评价；[66] 但在这里，为雅典和提谟修斯计，伊索克拉底似乎倾向于稍稍收回自己的话；他批评提谟修斯毫不妥协的自重，因为他拒绝这些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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