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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社会按照年龄划分为四个等级：孩童、学员、成年人、长老。只有父母负担得起、不让他们工作、而是把他们送进美善学校的年轻人，才能成为训练营的学员；只有那些在训练营服完兵役的年轻人才能加入成年人（ ）的行列，且在之后成为长老（ ）。[54] 这四个等级构成波斯民族的精英。整个国家都有赖于他们，因为国王通过他们来统治自己的国土。除了斯巴达有可能之外，这一切在希腊公众看来必定非常奇怪，斯巴达人会注意到波斯有许多制度与他们的非常类似。[55] 现代读者可能会想起像普鲁士这种军事国家的学员训练营，这种军事化国家源源不断地为军队输送青年军官，并且按照他们自己的精神对幼儿从孩提时代起就进行训练。这两种体制的社会基础完全一样，这一事实证明我们的这种比较是合理的，它们都是封建制国家。尽管色诺芬的描述似乎使财务自由取代了良好出身作为军事训练营的入职资格，[56] 但进入训练营的男孩必定差不多都属于拥有土地的波斯贵族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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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军人贵族阶层与斯巴达体制最为接近，色诺芬对军人贵族的钦羡在这种奇特的波斯体制中发现了第二个模范。我们不妨问一问，他写作《居鲁士的教育》的目的到底是纯粹理论性的呢，还是确实想传播和实现他正在描述的理想？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即使像色诺芬这样的历史学家，对教育主题抱有一种纯历史的态度是不可能的。［166］该书的写作试图告诉人们，色诺芬是在斯巴达仍拥有霸权的时代构想的这本书，作为一个来自雅典的逃亡者，他觉得自己应该通过描写军人气质在波斯所是的样子，告诉有教养的雅典人，真正的军人气质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在斯巴达的工作服务于同样的目的。尽管如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想要写一本纯粹的宣传手册。他在这两本书的结尾附加的评论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在《居鲁士的教育》的结尾，他着重谴责了当时的波斯，并解释了其衰落的原因。[57] 在《斯巴达政制》的结尾，他对当代斯巴达人进行了相同的评论。[58] 这在阿格西劳斯还活着的时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阿格西劳斯于公元前360年死后，色诺芬为其撰写的一篇颂词中，色诺芬将其作为斯巴达德性的化身赞扬有加。这两本书的结论及其历史暗示，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将它们置于色诺芬职业生涯的后期，那时，斯巴达的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59] 然而，一个像色诺芬这样有想法的人，除了出于当时的政治考量，还很可能想让波斯的教育精神传诸后世，永垂不朽。他多次预料可能会有的反对意见，即有人会认为他是在宣扬东方的生活方式和一种野蛮的专制制度：他小心翼翼地在自己那个时代的堕落的波斯人和波斯帝国创建时期的英侠武士之间作出区分。他认为，通常被认为是波斯人的那些奢靡生活方式，其实是米底亚人的，[60] 一旦波斯人认识到了他们自己的优势，它们就成了波斯打败并吞并米底亚帝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居鲁士时代的波斯人不是奴隶，而是具有平等权利的自由人；[61] 只要居鲁士还在当政，这种精神就依然活在新国家的各种政制之中。是他的继承者们断绝了与这种精神的关系，也因而加快了他们自己的衰落。[62] 色诺芬认为，波斯的教育是他们早年德性的最后遗存、现存的唯一代表。尽管当时的波斯已经堕落，但他仍然深信，使波斯的教育连同其帝国的创建者和往昔的伟大永垂不朽，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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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与《居鲁士的教育》最为相似。［167］尽管其主题不是某个人的历史，而是对斯巴达整个政治架构的描述，但二者都以教育为起点，并由此引出它们接近主题的特定视角，这一事实表明它们具有可比性。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只包括这两本书的前面几章；但色诺芬认为教育是波斯和斯巴达的基础，而且他不断地提及教育的影响。[63] 如果我们认为“教育”一词包括成人生活的那种监督（这种监督在这两个国家是惯例）的话，那么这两个国家的其他机构也带有同一种教育制度的印记，这种印记是根据其逻辑结论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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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可以获得的最早文献（即提尔泰奥斯的诗歌）中，我们曾经构想出斯巴达公民德性的理想。提尔泰奥斯是在美塞尼亚（Messenian）战争年代写下的这些诗篇，在美塞尼亚战争期间，迫于战争的可怕压力，新的斯巴达理想针对旧的更贵族化的原则树立了自己的权威。简言之，公民对城邦公共福祉的最大贡献就是加入保卫国家的行列，而他在城邦中的诸项权力也应该由他在履行这一最高义务时的勇猛程度来衡量，而不是由他的等级特权或财富多寡来衡量。由于斯巴达城邦共同体为了生存总是不得不战斗，或者随时准备战斗，个体和城邦之关系的这一基本观念从未遇到过挑战。在长达数个世纪的过程中，斯巴达城邦共同体发展出了其自身生活的独特制度。（我们没有其各个发展阶段的相关资料。在色诺芬和柏拉图的时代，实际上，早在他们之前，斯巴达秩序的形成过程已经结束和完成。任何有价值的斯巴达历史资料之所以得以幸存，完全是由于像色诺芬这样的著作家对斯巴达教育的兴趣所致）。[64] 其余的希腊人以惊奇和钦佩的眼光，来看斯巴达每一项服务于相同目的的制度，是如何使斯巴达公民成为全世界最好的战士的。他们很明白，这不可能是由于不间断的训练和操纵而造成的，而是从最早的童年时代起就培养他们的品格所致。这种教育不仅是军事训练，而且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和道德教育；但它又与希腊其他地方的政治和道德教育所包含的意思截然相反。在每一个希腊城邦中，除了有雅典民主制度的朋友外，还有对斯巴达精神深信不疑的崇拜者。［168］柏拉图并非他们之中的典型，因为他对此种斯巴达理想相当不满。柏拉图所钦佩的是斯巴达的那种逻辑彻底性——凭借这种逻辑彻底性，一种主导原则得以贯彻到斯巴达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斯巴达人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即在构建共同体的精神时，教育至关重要。[65] 色诺芬比柏拉图更是彻头彻尾的亲斯巴达代表，在贵族阶层中间，他尤其显得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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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色诺芬对母邦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但他对当时雅典民主制度的批评不时出现在《回忆苏格拉底》之中；这使他羡慕雅典政治对手斯巴达的诸多事物，他认为这些事物是雅典未曾解决的问题的明智解决方案。在他看来，他那个时代的民主制度的全部麻烦都源于一个原因，即个人对自我的过分强调，个人似乎认为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没有义务，只有权利，相信自由的本质就是拥有城邦保证的这些特殊利益和权力。由于色诺芬的理想是严明的军纪，他必定发现这种义务感和责任感的缺乏尤其令人反感。他的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不是个体实现其自身理想的要求，而是使城邦共同体的生存得以可能的外在条件。这么多当代思想者所批评的雅典民主制度的缺陷，其公民在一个充满嫉妒和敌意的世界中为国而战时的逡巡不前和无能为力，在他看来，简直愚蠢之极，幼稚而荒谬，会很快使雅典失去她骄傲地吹嘘的自由。斯巴达的纪律当然不是经由多数公民的自由决断而引进的，它被纳入到城邦的法律体系之中，在色诺芬看来，斯巴达的法律体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天才（即带有神话色彩的吕库古）的作品。[66] 色诺芬很清楚，斯巴达人为什么将他们古老的生活方式，作为统治一个外来的和被征服的种族的永久守备，在一种战争状态中保持下来——这种战争状态大约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不过，他没有提及这些历史事实。他将斯巴达秩序看作一种自我完善的政治艺术作品；他对其独创性推崇备至，并相信这一作品是其他民族仿效的模范。[67] ［169］他的意思当然不是亦步亦趋地照搬照抄。柏拉图的政治著作是理解希腊人所说的模仿的最佳钥匙。那时的希腊人还远没有像现在的我们那样倾向于接受一种合乎逻辑地构造而成的艺术作品［政治制度］或思想体系（它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质和存在条件），还远没有像现在的我们那样将它看作一种独特的［不可拆分的］个体事物；一旦他们被迫承认任何一种制度［艺术作品］或思想体系的优点，就会试图模仿其中看来是好的和有用的东西。对色诺芬来说，在全部伟大的希腊城邦中，斯巴达就是居鲁士营帐中的军人德性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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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诺芬很清楚，个人主义者和自由爱好者——他们在他那个时代是如此普遍——必定会认为，斯巴达的文教制度和生活方式是一个彻底的悖论。[68] 他经常小心翼翼地隐瞒自己对吕库古制度的认同，将他的立法是否有利于国家这一问题，留待善于思考的读者自行判断。他必定已经预料到读者们会各持己见，预料到许多人会认为，为了这点好处，付出的代价过于高昂。[69] 尽管如此，他显然期待绝大多数同时代人的赞同，而且不只是在下述那样的城市和城邦中获得赞同：在那里，他的著作所包含的那种文学兴趣被认为是多余的——就像这种文学兴趣在斯巴达可能会有的遭遇一样。[70] 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意识形态问题。色诺芬因其在一个开明的民主环境中支持这样一种不合时宜的理想而被称为一个浪漫主义者，但他不是诗人：他是一个务实的人。因其作为一名战士的早期职业生涯，色诺芬对斯巴达怀抱同情之心，他作为一个乡绅和农夫的政治观必定增强了这种同情之心。他了解这个城邦及其人民。他看得很清楚，从城市无产者着手的任何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尝试，都无补于国家和农夫。甚至在他还在遥远的埃利斯的角落里种地时，他就参加了那里的政治斗争。我们从关于埃利亚的党派政治的准确知识中得知这一点，这是他在《希腊史》终章所透露的：他给这一主题分配了不相称的篇幅，并以一种亲眼目睹者的权威口吻说话。[71] 在这些社会斗争中，保守的斯巴达和民主的阿卡迪亚（Arcadia）都发挥了它们的作用，色诺芬有很好的机会研究这二者。［170］在以农耕为主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民主运动（是在斯巴达遭受留克特拉之败后，由底比斯所助长的）是某种相对新颖的事物，是对原有固定模式的背离——在斯巴达的指引之下，伯罗奔尼撒人已经在这种固定模式中生活了数百年。即使在美塞尼亚人和阿卡迪亚人退出斯巴达政治体系之后，他们中的保守派仍然站在斯巴达一边。在埃利斯，阿卡迪亚的新扩张主义的影响是不受欢迎的。色诺芬认为，雅典在她对底比斯的突然崛起深感焦虑之时，与深感屈辱的斯巴达人结盟，真是非常幸运。这有助于使雅典读者更容易接受对斯巴达状况的一种平和但批评性的描述，使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因为描写了雅典的世仇斯巴达而暴露于政治怀疑的火力之下。[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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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教育体系（agogé）的细节众所周知，这里无法从色诺芬的叙述中一一抄录。其要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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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养育健康儿童的官方监管从很早——在受孕和怀孕期间，甚至在受孕之前——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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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优生优育花大力气保证种族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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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幼儿由国家指定的老师来教育，而不是由其父母或者像其他国家那样由奴隶-保姆和家庭教师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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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遴选一个有城邦最高职位选举资格的人来负责幼儿的全部教育事宜，此人被称为督导（paidono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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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把男孩和刚成年的青年安排到军事单位，把青年与未成年的男孩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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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个年龄段的人由比他们更可靠的成员独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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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只给男孩们吃适量的粗茶淡饭，穿少量的粗布衣服，以磨炼他们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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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育一直由国家负责到成年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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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读者看来，这里面有很多部分显得夸张和粗鲁；但雅典的哲学家们认可其潜在原则的正确性，即教育应该由国家或城邦来接管，［171］由政府公开任命的官员监管。通过将这一原则纳入他们关于理想城邦的规划，他们使这一原则征服了几乎整个世界。[73] “教育应该是国家关心的问题”这一设定，是斯巴达对文化［教育］史的真正贡献，其意义怎么评估都不为过。斯巴达教育体制的第二个要点，是其青年强制兵役制，这是斯巴达教育的一个本质性部分。在斯巴达，青年的服役期比希腊民主国家要长得多，一直延续到成年期的生活为止。如我们所见，这一点也为柏拉图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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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具有色诺芬这样的理念的人来说，当斯巴达体制在留克特拉——在那里，不可战胜的斯巴达军队惨遭失败——遭受致命一击时，这必定是一种强烈的震撼。在《斯巴达政制》的结尾部分，色诺芬指责当时的斯巴达人贪图金钱、迷恋高位、沉湎感官享受，暗示是这些恶行毁了斯巴达的霸权。[74] 在他的《希腊史》中（色诺芬的《希腊史》不仅是对修昔底德的历史的外在接续，还是对其内在精神的继承，即解释历史事件背后的必然性），他严厉批评斯巴达人在他们统治希腊期间所犯的错误。对斯巴达从权力顶峰的悲剧性跌落，除了说这是复仇女神无可逃避的报应：抱负越高，报应越重，弓拉得越紧，反作用越大，色诺芬无法以其宗教观作出别的解释。尽管他仰慕斯巴达，但仍然保持着一个雅典人的足够清醒，对斯巴达人的严酷专制颇有隔阂。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在斯巴达衰落之后写一部关于斯巴达教育的著作，也确实使他以有保留的赞赏态度来看待斯巴达的政教制度，与他在《居鲁士的教育》中看待波斯的态度如出一辙。实际上，在这部有关斯巴达教育的著作中，真正最有教育意义的是他的那种劝诫态度。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希腊史》看作伟大的希腊教育的组成部分，它所教导的不是内在于历史事实本身的东西，就像那位无比伟大的前辈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做的那样。色诺芬开诚布公，以一种传道的热忱亲自提供他的教导。斯巴达的留克特拉之败和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的崩溃，［172］是他生命中经历的两个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二者共同铸就了他对一种植根于正义的神圣的世界秩序的信念。[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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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诺芬关于苏格拉底的著述——对话和对老师的个人回忆——属于其作品的一个特殊类别。它们与教育主题的关联，我们无需多言。色诺芬天然倾向于看到事物的道德方面和引人深思的方面，正是苏格拉底给了他发展这方面天性的最大动力。[76] 作为关于苏格拉底的知识的历史证据，我们已经对他《回忆苏格拉底》中的那些回忆进行过评价；我们不可能将其作为色诺芬的教育观念的反映再认真讨论一遍。[77] 我们对其作为历史证据的价值的评论，包含一种关于色诺芬的思想意识的判断。我们愉快地看到，色诺芬是如何让苏格拉底提出他自己最钟爱的理论，又是如何让苏格拉底成为雅典复兴（这是色诺芬所希望的）时代的潜在教师的；[78] 苏格拉底为骑兵长官的职责和战术教学提供专业的军事建议，他与小伯利克里会面，小伯利克里是后来阿吉纽西（Arginusae）海战的司令官之一，他当时正因为雅典的一系列挫折而深感沮丧；苏格拉底告诉他，如果雅典引进严明的军纪，并再次认可战神山议事会的道德权威的话，那么自己对雅典未来的统治力量充满信心。[79] 这些想法显然都借自保守派的方案，而且是在我们发现伊索克拉底对它们表示公开支持期间提出来的[80] ——在此期间，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破裂，善于思考的人自然而然地想起一系列相应的事件，想起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阶段的崩溃。不过，在《论家政》中，色诺芬甚至更无拘无束地以苏格拉底的名义来表达他自己的想法。这篇对话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因为它特别提到了色诺芬认为具有本质意义的一点，即文化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从而发展了他的一般教育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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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术师们常常把他们的教育理论建立在教育青年和耕种土地之间的对比之上。[81] 不过，尽管他们承认文明起源于耕作土地和收割庄稼，但他们的教育却仍然是城市的产物。［173］他们离赫西俄德的时代已经太过遥远了——在赫西俄德的《劳作和时日》中，乡村生活及其规则是其自身道德规范的起点。城市-国家已经成为希腊文明的主宰。到色诺芬的时代，“乡下的”已经开始指“未受教育的、不开化的”意思。[82] 农业耕作想要保持之前的那种尊严几乎是不可能了。色诺芬本人出生于城市，但他的天性和命运都使他倾向于乡村生活。他必定觉得，必须在其文学和维持其生活的艰辛而熟练的农夫职业之间找到某种精神联系。城乡冲突的全面影响出现在文学中，这是第一次。雅典的旧谐剧曾涉及过这个问题，但它只是表明，对最新式的智术教育来说，想要适应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有多么不可能。[83] 在色诺芬的《论家政》中弥漫着一种新的精神。庄园主和农夫的世界认识到了其自身的价值，并显示出了其自身对文明的重要贡献。这里显露出来的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同样远离希腊田园诗的那种对田园生活的伤感，远离阿里斯托芬谐剧中那种农夫场景的滑稽闹剧。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需要夸大乡村世界本身的重要性。尽管我们无须对这种文学农夫的现象一概而论，但这一点仍然是正确的：色诺芬的著作表明了，“土地”是全部人类生活永世不朽和万古常新的根源。在地狭人稠、紧张不安的城市背后，与城市的活动和文明相辉映地舒展着宁静、广阔、舒适的乡村世界。色诺芬的著作还表明了，苏格拉底的教育理想是多么的鲜活和持久：它能洞穿城墙，到达外面的世界——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城市居民，苏格拉底本人不会进入这个世界，因为那里的树木和园林不会教给他任何东西。[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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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或家政管理的性质的开场白，把苏格拉底和克利托布鲁斯（Critobulus）带到了农业耕作（ ）的主题上。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构成了《论家政》的主要部分。克利托布鲁斯请苏格拉底告诉他，作为像他那样的一个自由民，哪些类型的实践活动和知识是最高尚的且最合适他学习的。[85] 他们欣然同意希腊人所谓的一些实用行业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在各个国家都不太受尊重；［174］它们还伤害人们的身体，因为这些行业和技艺迫使他们长时间坐着工作，从而也使他们的思维变得迟钝。[86] 苏格拉底向他推荐了农耕生活，而且在讨论的过程中向他显示了数量如此惊人的农业专门知识，以至于色诺芬觉得必须为此给出一个特定的理由。为了给他对农耕的兴趣提供一个普遍的理由，为了表明农耕在社会上并非不入流的鄙陋之事，苏格拉底引证了波斯国王的例子，波斯国王认为，除了行军作战之外，只有一个行业值得他们去做，那就是耕种土地和栽培园林。[87] 色诺芬的这一说法当然来自他对波斯的熟知。不过，从苏格拉底口中说出对居鲁士的美妙庄园的这样一种详尽描述，听起来着实有些奇怪。[88] 色诺芬还加上了一段关于斯巴达将军莱桑德（Lysander）的个人回忆；莱桑德在墨加拉（Megara）有一次对一个朋友说，当他携带着盟国的礼物去看望居鲁士的时候，居鲁士对他各种殷勤款待；除了这些款待之外，居鲁士还亲自指引他参观萨迪斯（Sardis）的美妙庄园：美丽的树木、匀称的间隔、笔直的行列、整齐的角度，莱桑德对这一切大为赞赏；他听居鲁士亲口对他说，他每天都在那里劳作，这一切都是他亲自测量、亲自规划的。苏格拉底应该是从这个朋友那里听说这些的。[89] 这段显而易见的编造旨在说明，色诺芬——他在此是借老师苏格拉底之口来说话的（如柏拉图通常所做的那样）——是从莱桑德那里听说的这个故事。色诺芬曾带领上万希腊雇佣军从亚洲撤退，他可能是作为一个勇敢的将领被介绍给了莱桑德。他们都是居鲁士的朋友，没有人比色诺芬更能分享莱桑德对已逝王子的追忆。后来，当色诺芬自己成为一个庄园主的时候，他必定觉得，对这种耕战结合的热爱[90] 是赞赏波斯传统的一个新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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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诺芬发现，要想说明苏格拉底为什么对农耕细节感兴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让苏格拉底重述了一段他与一个杰出乡绅的对话来摆脱这一困境；他还给他起了伊斯霍马库斯（Ischomachus）——“坚定地战斗”（Staunch in Battle）——这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苏格拉底说，他听说了伊斯霍马库斯作为“美善（kalokagathia）”的真正化身的方方面面。当克利托布鲁斯请苏格拉底确切地阐明“美善”的性质时——每个人都用这个词来概括德性和高贵，但对其含义普遍没有一种清晰的概念——苏格拉底所给予的最佳回答，就是描述伊斯霍马库斯，一个他实际遇见过的美善者。[91] ［175］在苏格拉底现在重述的对话中，伊斯霍马库斯是理所当然的主人公。苏格拉底只提出问题，以便让他畅所欲言。被证明为是真正的美善的，无非是一个好庄园主的生活，他以真正的快乐和充分的理解来践行自己的职业，而且他心地纯正，襟怀坦荡。色诺芬的一些个人经验在这一描述中发挥作用。色诺芬将他自己关于理想的人的形象和理想的农夫如此这般相融合，以至于我们很容易看到，伊斯霍马库斯就是色诺芬本人的翻版，在诗歌中理想化了的翻版。色诺芬当然没有声称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模范人物。与波斯贵族是战士和农夫的结合一样，色诺芬通篇想要说的是，农耕教导我们的就是军旅所要教导的东西。他以他的理想农夫表明了这一点。色诺芬的文化理想，就是农夫与战士的才干和忠诚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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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论家政》中得到了更多的讨论。对色诺芬来说，农事方面的成功永远是适当教育的结果，不只是对庄园主本人的教育，而且还是对他的妻子和帮工，尤其是对管家和工头的教育。[92] 因此，色诺芬认为，庄园主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教导”他的一家人；我们可以认为这是色诺芬个人关于农耕生活的观念。庄园主的最重要的学生是他的妻子，[93] 她被描述为庄园里的主要人物，蜂房里的蜂后。[94] 一个不谙世事的十五岁少女，直接脱离了她母亲的照顾，成为房子和地产的女主人：[95] 她丈夫让她接受一些教育显然有必要的。[96] 伊斯霍马库斯对自己设计的课程相当自豪。他假定年轻的妻子和她的母亲都希望她从他卓越的知识和品格中学到一切：[97] 他开始向她描述她必须履行的职责，让她对开始从事艰苦的新工作充满自豪和幸福。那种消极被动的城里老婆在一个大农场里是不顶事的，她们带着仆人，日复一日地做着那点相同的家务活，将时光消磨在穿衣戴帽、涂脂抹粉、蜚短流长上。如果我们没有色诺芬对一个重要乡绅的妻子的教育的描绘，［176］我们关于希腊妇女的认识就会缺乏许多最精华、最根本的特征。当我们思考那个时期的妇女教育的解放时，我们通常不会超出欧里庇得斯肃剧中那些雄辩滔滔的女性智识者。[98] 不过，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在欧里庇得斯的聪慧的墨拉尼佩（Melanippe）和眼界狭窄、兴趣有限的一般雅典妇女之间，正如色诺芬在最美好的乡村生活和农耕文明传统中所描述的那样，存在着为她自己思考和行动、有她自己的广阔领域的妇女。色诺芬本人所做的一切，可能就是将这种生活和文明理性化，并解释这种传统的义务，而传统中的教育内容与农耕本身一样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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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色诺芬那里，妻子是丈夫的真正帮手。[99] 丈夫在田野里指挥帮工时，她是家庭的女主人。丈夫负责把一切从农场弄进房子，而她负责储存和使用。她必须抚养和教育孩子，掌管地窖和厨房、安排烘焙和纺织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然和神的安排，神注定了男人和女人分管不同的工作。[100] 女人，由于胆小，更适合在家里保管谷物，而男人，由于勇敢，需要在户外田地里劳作。[101] 对婴儿的关心和爱护植根于妇女的天性之中；[102] 而男人更适合忍饥受冻，长途跋涉，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103] 妻子要把她的工作分派给每一个仆人，并看着它们一一落实；她还要照看谷物，使其不受损失，以备制成食物，注意让任何得病的仆人得到照顾。[104] 她要教会缺乏经验的女仆学会纺织和其他家务技能，训练一个好的管家做她的帮手。[105] 伊斯霍马库斯还告诉妻子奖惩和秩序的重要意义，在管理一个大家庭时尤其如此。[106] 他描述了各个房间的安排，什么东西该放什么地方，各类烹饪用品和餐具，日常使用的亚麻布和特殊情况下使用的亚麻布，彻底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一个希腊农家内部情况的独特机会。[107] 对年轻妻子的这一整套教育的结尾，是关于保持其健康和美丽的方法的课程。在获得他人尊重方面，［177］理想的乡村妻子也与城里的时髦妇女不同。他让她确信完全没必要涂脂抹粉、化妆打扮，而是把目标定在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灵活柔韧的健康身体上——她可以从劳作中比城里妇女更容易获得这一点。[108] 色诺芬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农村家庭这个小有机体的其他重要因素的教育。必须把管家训练得可靠、自律和忠实，而不是丢三落四，粗心大意，[109] 工头要无私地忠诚于他的主人，谨慎小心，能够管理其他人。[110] 如果主人想要教他不知疲倦地专注于他所管理的家庭，那么主人自己必须先树立榜样。[111] 他在工作中永远不应松懈，无论他的田野和牲口多么富有和丰产。他必须一大早起来，到田间地头溜达，看插秧、除草、播种、收获。[112]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逃过他的眼睛。[113] 他工作所需的专门知识比许多其他行业要简单；[114] 不过，尽管如此，农夫的生活不仅需要行军打仗时的那种井然有序，还需要战士领路和指挥的才能。当乡绅本人出现在田间时，如果帮工们不想发自内心地拉紧他们的肌肉，更有节奏地干活，那么他就缺乏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对他的工作至关重要，它是一切成功的内在原因，只有它才能使他的地位在他自己的领域中有点国王的味道。[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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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家政》中，色诺芬将其文化理想人格化于绅士-农夫身上，为了补充和完善这一文化理想，我们还应该读一读他的《论狩猎》一书。[116] 该书不只是一本专家手册：在一个日益技术化的文明中，为某种特定类型的活动提供各类规则。它充满了专业知识，人们在其中可以看到某种专业的态度和目标；但色诺芬的真正目的是某种更高的东西。他是一个热情的猎人，相信狩猎对他的整个品格以及生活态度都有宝贵的影响。[117] 他在《斯巴达政制》中也给予狩猎同样高的评价，[118] 在《居鲁士的教育》中将其描述为波斯教育的一部分。[119] 柏拉图在《法义》中也让他关于教育的立法包含狩猎练习的必要准备。柏拉图讨论狩猎的段落，［178］是在关于数学和天文的教育立法完成之后，在快要结束时松散地加上去的，远离体育和军事训练的教育法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狩猎是后来才加入的内容。[120] 甚至有可能是色诺芬《论狩猎》一书的出现，导致了柏拉图对自己的教育体系中这一缺口的注意。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论狩猎》出版的时期正值柏拉图撰写《法义》的时候。[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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