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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短暂地偏离主题，看一下柏拉图的《法义》。在他关于教育立法的结束语中，柏拉图讨论他是否应该将狩猎看作一种合法的教育形式。他的讨论似乎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类似于色诺芬《论狩猎》的一些文学阐述早已存在，他准备接受狩猎在品格训练中的价值的主张。[122] 但是，他觉得如果想要接受狩猎的教育价值，就必须先清理“狩猎（ ）”一词的意义——该词包含了好几种不同类型的追捕活动，他必须从狩猎概念中切除一切配不上狩猎之名的东西。[123] 他拒绝承认一切称之为“狩猎”的东西都是教育。不过，无论如何，他没有为狩猎制定一条法律，取而代之的是（正如他在《法义》中经常做的那样），他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狩猎活动进行了赞扬或责备。[124] 他严厉谴责各种类型的捕鱼——无论是用渔网，还是钓竿，以及类似的猎取野禽——这些活动都无助于促进人的品格。[125] 除了追捕陆上动物，什么都不保留。即使是追捕动物，也必须在白天公开进行，不许在夜间动物睡觉时偷猎，因为这是懒汉的做法，要依靠充满活力的灵魂去征服猎物的体力和凶猛，而不是依靠罾网与陷阱。[126] 猎人必须骑马，带上猎犬，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做体力运动，是自己在打猎，全凭奔跑、搏斗和投掷标枪来取得成功。柏拉图在禁止捕鱼和猎取野禽这一点上超出了色诺芬，尽管色诺芬也对捕鱼和野猎不予理会。色诺芬对猎犬的训练和使用做了详尽的指导。一个有时被用来证明《论狩猎》是伪作的证据是，该书没有说人应该骑在马背上狩猎。因为这是所有希腊乡绅的狩猎方式；像色诺芬这样一位热心骑手居然没有提到骑马，真是怪事。[127] 不过，首先，这本书的志趣并不在于描述色诺芬本人如何狩猎，而是在普通公众中宣扬和普及狩猎；除此之外，对于这位斯基鲁斯的乡绅认为什么才是狩猎的正确形式，我们很难加以确定，也很难预先要求他与柏拉图的理论保持一致。［179］任何愿意这样做且能够这样做的人，可以骑着马去打猎。教他怎么骑马的不是狩猎术，而是骑术，色诺芬已经在另一本小书中对此做过讨论。不过，猎犬的训练完全适合于一本关于狩猎的书；在《居鲁士的教育》中，色诺芬记录了他在这方面的经验和结果，其中有许多引人入胜的细节，表明他是一个知犬爱犬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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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诺芬还声称他的这本书是对当代教育讨论的一个贡献。他在导言中说，狩猎是太阳神阿波罗与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这对双胞胎的发明，他们把它传授给了半人马喀戎，作为对他的正直的一种敬重。[128] 在希腊早期的神话传说中，喀戎以所有英雄人物的老师，尤其是阿喀琉斯的老师而现身[129] ——品达讲述了阿喀琉斯作为喀戎的学生，是如何向他学习狩猎的。[130] 通过追溯这一神话典型，色诺芬以老练的修辞手法，设法在喀戎身上体现出狩猎与年轻人在美善方面的训练之间的密切联系，以便让狩猎看起来是某种古老的、创造性的、值得尊敬的东西。他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名单上的著名英雄都曾受教于喀戎，[131] 并且说，他们在最高德性上的训练都应归功于“狩猎实践和其他的教育”，他通过讲述每位英雄的不同故事来证明这一点。[132] 这是最佳的证据，证明这些英雄的名录不是从某个真实的神话诗歌传统中全盘接收过来的，而是色诺芬本人为了加强自己的论点——狩猎自英雄时代开端以来，就一直是真正的教育的根基之一——而从他自己的传奇故事知识中编撰出来的。很明显，他觉得自己的主张，即狩猎有助于塑造人的品格，有悖于当代思想的普遍潮流，而其实令这本小书真正有趣的恰恰是这一点。我们在此不可能深究其技术细节，其魅力全在于隐藏在背后的丰富狩猎经验。当然，核心的兴趣是野兔的捕猎，这占据了《论狩猎》的大部分篇幅。[133] 除此之外，色诺芬花费了一些时间来讨论雄鹿和野猪的捕猎运动。他说，在他那个时代，狩猎猛兽——狮子、豹子、黑豹和熊——只发生在马其顿、小亚和中亚。[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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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应该思考一下《论狩猎》的结论了，［180］而且要将其与导言紧紧联系起来思考，因为结论部分再次强调了该书与教育主题的联系。[135] 智术师们认定的理想是人的教育单靠言辞就可以了，作者对此颇有异议。[136] 和往常一样，色诺芬的标准是一种道德的标准，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品格的陶铸，但这一点的基础是身体健康。狩猎使人体格强健、耳目锐利，能防止未老先衰。[137] 狩猎是最好的作战训练，因为它使人习惯于全副武装地长途行军，风餐露宿，忍受恶劣天气。[138] 它教导人鄙视那些低级趣味，与所有“真理教育”一样，使人公正自律。[139] 色诺芬没有说他的意思是什么，但很明显，他最看重的是接受管教、学会服从的那种强烈冲动；他把那种训练，那种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如此的训练，称之为“真理教育”。这使苏格拉底的理想有了现实的和实际的转变。《论狩猎》通篇受他对珀诺斯（Ponos，即努力和辛劳）的赞赏所激励，倘若没有这种努力和辛劳，就没有人能得到正当的教育。[140] 哲学史家们认为色诺芬的这一观点来自道德学家安提斯泰尼的影响，后者以此来解释苏格拉底的学说。不过，无论如何，色诺芬天生就是一个喜欢艰苦锻炼的人，一个如有必要就竭尽全力的人。在这里，色诺芬分明是根据他自己的个人体验来说的。在狩猎中，劳役之神珀诺斯是教育人的基本要素。受教于喀戎的古代英雄们的崇高德性，是由珀诺斯所铸就的。[141] 智术师们用以开启其学生的教育的那些书籍，缺乏任何真正的内容（ ），除了无用的幻想，一点儿都不适合年轻人。[142] 色诺芬不敢相信，真正的美善能够从那样的种子中生长出来。他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外行在说话；但他的人生经验告诉他，在任何事情上，我们都是从自然本身知道什么是好的：或者是从接近自然本身的人那里知道什么是好的——这些人拥有某种什么是真正的好和有益的知识。[143] 现代教育试图用人为的虚假的话语来炫耀自己。色诺芬向我们保证他对智术师们的伎俩一窍不通。[144] 他说，德性的真正食粮，不是言辞（ ），而是内容（ ）和思想（ ）。[145] 他说这话并不是想排除一切对文化（ ）的真正热爱，而是要将智术师们排除在外——他用“智术师”一词来指称一切“能说会道者”。[146] ［181］在参与共同体生活方面，好的猎手也能受到最好的教育。[147] 自私和贪婪与围猎精神背道而驰。色诺芬希望他自己的伙伴们健康圣洁，所以他确信猎人的工作是神所喜悦的。[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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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谬恩丘（Karl Muenscher）的《希腊-罗马文学中的色诺芬》（Xenophon in der griechisch-römischen Literatur ，Leipzig，1920）一书，尤其是第四章论罗马帝国的希腊文学中的色诺芬，谬恩丘在其中以大量的证据，描述和阐明了色诺芬在雅典主义（Atticism）时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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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远征记》3.1.4中，色诺芬讲述了他是如何加入居鲁士麾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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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色诺芬的《远征记》3.1.5只强调了一个事实：居鲁士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支持斯巴达对抗雅典，自此之后，在雅典和居鲁士之间就有了敌意。不过，在色诺芬从亚洲的远征中回归之后，他加入了斯巴达，为斯巴达效力，斯巴达人正在国王阿格西劳斯的带领下为小亚细亚的希腊人的自由而战，后来，色诺芬与斯巴达国王一起回到了希腊（《远征记》5.3.6）。他明确地说，他“穿过波奥提亚”回到希腊，这可能意味着他与斯巴达人一起亲历了喀罗尼亚（Chaeronea）战役。关于色诺芬加入斯巴达一边，参见克鲁瓦塞（Alfred Croiset）在其《色诺芬：其性格和天赋》（Xénophon，son caractè et son talent ，Paris，1873）一书中深思熟虑的判断（第118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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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色诺芬，《远征记》7.7.57，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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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色诺芬，《远征记》5.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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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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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1.2.12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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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伊索克拉底，《布希里斯》（Bu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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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试比较伊索克拉底是如何洗清自己及其学生提谟修斯反民主倾向的指控的，参见《战神山议事会辞》57，《论财产交换》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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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波吕克拉底（Polycrates）控告苏格拉底的书的最晚问世时间（terminus post quem）是公元前393年，因为（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2.39中法沃里努斯［Favorinus］的说法），他在书中提到了科农对长墙的重新修建。色诺芬已经在公元前394年与阿格西劳斯（Agesilaus）一起从小亚细亚回到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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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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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将这本小册子整合进《回忆苏格拉底》，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谓的重版，或者为绝版书发行一个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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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色诺芬回归雅典之后，是想在雅典居住，还是想访问科林斯——他在离开斯基鲁斯之后在那里度过了几年——很可能将永远无法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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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公元前362年之前，色诺芬当然一直忙于他的《希腊史》。我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他将斯巴达体制缺陷的新证据（即曼提尼亚之败）视为一个合适的结局：因为他的著作描述斯巴达的崛起直到权力的顶峰，然后是其衰落。这一主题，作为一个影响巨大的政治事件，作为与第一次雅典海上同盟的衰落相似的当代事件，出现在伊索克拉底以及色诺芬的其他同时代人那里。正是这一主题赋予了色诺芬的历史以内在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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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关于一些学者删除这一结尾的提议，参见本卷此处，注释[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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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所有这些作品都写于公元前360至前350年之间。柏拉图的《克里提亚》及其对雅典的理想化描绘，如果想要得到恰当的理解，也必须将其置于同一智识文化的背景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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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描述苏格拉底与青年伯利克里之间的对话的一章（《回忆苏格拉底》3.5），以底比斯是雅典的主要敌人为前提，并举出古斯巴达的德性作为雅典人仿效的对象（还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这一章只可能撰写于雅典和斯巴达联合对抗崛起的底比斯期间，大约在公元前370至前35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苏格拉底和伯利克里举行那场对话的时候，也就是雅典在阿吉纽西（Arginusae）海战中击溃斯巴达舰队（公元前406年）不久之前，阿提卡没有面临来自波奥提亚的入侵的危险。不过，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色诺芬在《论骑术》7.2及以下中关于面临波奥提亚的入侵所提供的建议。《回忆苏格拉底》中的这一章属于同一个时期，其时，针对这样一种入侵的预防措施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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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论骑术》中的这些指导并非普遍适用，它们主要是为改进雅典的骑兵而提出的一些建议。作者的主要关切是保证阿提卡面对波奥提亚入侵的防御，参见《论骑术》7.1—4。他说，雅典必须努力以同等优秀的阿提卡重装步兵来对抗底比斯令人称羡的重装步兵，并把骑兵打造得比波奥提亚的骑兵更优秀。《论马术》也考虑到了雅典的情况，参见第一章。在最后一句中，它提到了《论骑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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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论家政》5.9提到了福基斯人（Phocians）撤走了德尔菲的避难所，福基斯人曾经在神圣战争（the Sacred War）中长期占据此地。这件事把我们带至公元前355至前350年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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