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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此处的真正创新在于他推荐的训练演说者的思维的方法。《斐德若》为《王制》所描述的教育增加了一个新的知识分支。这个新的科目就是修辞学［雄辩术］，但他将它纳入了他在更大部头的著作中所描绘的知识框架之中。在《王制》中，他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未来的政治家，在《斐德若》中是训练演说家和作家。[71] 这两部著作的独特之处是它们都坚持某种类型的知识训练，这种知识训练对纯粹务实之人没有吸引力。[72] 《斐德若》是为演说家准备的哲学训练方案；它详尽地重复了《王制》的基本观念，即为了达到目标，走一条迂回曲折的长路是必须的。[73] 这是对《王制》中的教育理论的有意暗示。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王制》中，迂回曲折的弯路都是穿越辩证法训练的旅程。[74] 对任何希望学一点修辞学［雄辩术］技巧就满足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条极其漫长而艰辛的道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柏拉图的教育哲学总是旨在最高的目标，而非最低的目标；当我们登临绝顶，居高临下地看时，就会很清楚，在学习做演说家这件事上，没有令人愉快的平坦大道。[75] 毫无疑问，柏拉图是把演说家的作用作为一种道德功能来思考的。不过，正如我们已经承认的那样，即使我们认为这一目标设置过高，哲学的迂回之路仍然不可避免。原则上，修辞学［雄辩术］教师只满足于或然性和似是而非的证据，而不试图寻找真理。[76] 在《斐德若》中，柏拉图并没有试图说服他们言说真理。相反，（正如他经常这样做的那样）他以对手的立场为立场，证明了即使在此基础上，知识对演说家也是不可或缺的。在《普罗泰戈拉》中，［194］通过表明如果群众把快乐当作生活的最高的善［好］是正确的话，那么知识作为区分大善［好］和小善［好］、近善［好］和远善［好］的标准也是必不可少的，从而证明了知识的价值。[77] 与此类似，在《斐德若》中，通过表明如果演说家想发现可能是的东西（ ）——它是修辞学［雄辩术］论证的一般基础——那么，他首先必须知道什么是真的是的东西，从而证明了知识是演说家的必备之物。因为可能是的东西就是看起来像真的东西。[78] 当然，修辞学［雄辩术］的目的不是取悦人，而是取悦神——这才是柏拉图认可的最终目的。[79] 这就是我们从《王制》、《泰阿泰德》和《法义》中得知的学说。在柏拉图后期所教授的严格以神为中心的教化中，早期著作中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aporiai）最终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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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非常愿意承认职业演说家的文字技巧的重要性。不过，无论这种文字技巧多么杰出，都不是对神（God）的取悦。古埃及图特神（Theuth）发明书写（例如文字）的传说会使这一点非常清楚。[80] 当图特神将他的新发明带给底比斯的萨姆斯（Thamous），并向他夸耀说，这种技艺有助于人的记忆，从而可以为人的知识提供帮助时，萨姆斯回答说，书写这种技艺的发明很可能使人忽略他们的记忆，在他们的心灵中产生遗忘，因为这样一来，他们肯定会依赖写下来的文字，而不是将他们的记忆保持在活跃状态。[81] 因此，新发明会产生虚假的智慧，而不是真正的知识。柏拉图的全部伟大之处在他的这种对书籍和写作的态度中得到了呈现——这种态度对他自己作为一个作者的影响不亚于对修辞学家们的影响。在读了《斐德若》之后，要想不看到柏拉图与批评其他人一样批评自己是很难的；但如果我们怀疑这一点，那么《书信》七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柏拉图看到了将任何一种思想形诸文字的十足困难。一些不够资格的人发表了关于他的教导的一些评论；这导致他得出一个似非而是的结论，那就是，即使是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将他的学说形诸文字，因而根本就不存在关于他的哲学的成文版本。[82] 研究柏拉图的学者们，［195］很快将他在《斐德若》中的这种态度的类似表述，与他的特殊写作形式，即苏格拉底的对话相联系，并将这种联系视为下述观点的主要根据之一：即认为《斐德若》是其教育方案的一个早期宣言。然而，实际上，我们很难相信，如果柏拉图在年轻时就对书籍的价值抱这种怀疑态度的话，他居然会写下如此数量的著作；而如果他在晚年转而反对自己所有著作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一种对他自身自由的肯定：即使面对自己的著作，他也不会放弃自由的思考。他拒绝被自己曾经写下的东西所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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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晚年达到这种境界之后，他在《斐德若》中倾向于只承认书写技艺的有限价值，即使在修辞学［雄辩术］的高级运用中也是如此。一本书一旦形成，便会传到每一个人手中；有人懂它，有人不懂它；但如果它遭到曲解和虐待，它不会为自己解释或辩护。它需要另一本书来捍卫自己。[83] 最真实的书写不是僵死的文字，而是活生生的话语，是在学生灵魂中的书写，因为它有捍卫自己的力量。[84] 文字的唯一价值是提醒人他已经知道了什么。[85] 当代修辞学［雄辩术］越来越成为一种书写技艺、一种“图形语言”，因此，柏拉图用以下事实证明哲学的辩证法对修辞学［雄辩术］而言的教育优势：辩证法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塑造灵魂。智术师们曾经将教育比作农艺。[86] 柏拉图开始了这一比较。任何一个在乎种子，希望它长成庄稼的农夫，都不会将它种在春季植物之神“阿多尼斯［Adonis］的花园”里，不会乐意它在八天之内快速结出果实，而是会把种子撒在合适的土壤里，乐于在经过八个月的辛苦照料之后，最终看到它结出果实。[87] 柏拉图将播种和种植的意象运用到思想的辩证法训练之中。任何一个关心真正的理智教育的人，都不会满足于由修辞学［雄辩术］的阿多尼斯花园所出产的那点微不足道的早熟作物，而是会耐心等待，直到真正的哲学教育的果实臻于成熟。我们从《王制》和《泰阿泰德》就可以知道柏拉图捍卫哲学文化［教育］的方法，它建立在“长途跋涉”的原则之上；看到柏拉图如何一次又一次回归这一原则非常重要。[88] 柏拉图的教化的种子，（如《书信》七所言）只能与岁月共成长，［196］非职业培训的几个术语所可致。[89] 柏拉图的竞争对手们认为，柏拉图的哲学教育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因而，无论是此处，还是其他地方，表明这种精神的长途跋涉恰恰是其哲学教育的真正力量，始终是他的主要目标。当然，它只能在少数精心挑选的学生身上才能充分发挥其力量；[90] 对于那些只是“受过教育”的普通民众，修辞学［雄辩术］是一条广阔平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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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斐德若》238d，24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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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一点在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3.38中非常清楚，第欧根尼·拉尔修引用了逍遥派哲学家狄凯阿库斯（Dicaearchus）对柏拉图对话风格的谴责。狄凯阿库斯说它是 ［俗不可耐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奥林匹奥多罗斯（Olympiodorus）的柏拉图传第三章中的原始资料，从苏格拉底关于爱欲的激情洋溢的语言出发，来论证柏拉图是在其年轻时写就的这部作品。因此，很清楚，第欧根尼·拉尔修用来描述这篇对话的主题（subject-matter）的古怪形容词“年轻人的”，其本意是在通常意义上作为一种批评性描述——它用于对文体风格的修辞学［雄辩术］批评——来使用的，与对话的内容毫无关系。将《斐德若》的主题指责为“年轻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配得上第欧根尼·拉尔修这个大无知者的一个即兴之作。第欧根尼·拉尔修显然是把《斐德若》开头吕西阿斯的演说的主题——他的演说当然是够幼稚的——当成了整部对话的真正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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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施莱尔马赫在十九世纪的柏拉图研究史中的地位，参见本人的讲座文稿《柏拉图在希腊教育重建中的地位》，载《古代文明》IV，1928，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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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赫尔曼（Karl Friedrish Hermann）和他的《柏拉图哲学的历史和体系》（Geschichte und System der platonischen Philosophie ，Heidelberg，1839）要对此种态度的改变负主要责任。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本人对十九世纪的柏拉图观的流变的概述（《柏拉图在希腊教育重建中的地位》，载《古代文明》IV，1928，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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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赫尔曼将《斐德若》与《美涅克塞努》、《会饮》、《斐多》相联系，将其列入他所谓的柏拉图第三期作品——在《王制》、《蒂迈欧》、《法义》之前。甚至乌西尼尔（Usener）和维拉莫维茨也为施莱尔马赫辩护，反对赫尔曼的观点，认为它是柏拉图的一部早期作品，尽管维拉莫维茨后来放弃了这一观点。阿尔尼姆（H. von Arnim）比赫尔曼走得更远，将《斐德若》说成是柏拉图的后期著作之一，参见其《柏拉图青年时期的对话和〈斐德若〉的写作时间》（Platos Jugenddialoge und die Entstehungszeit des Phaidros ），Leipzig，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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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一最终结论，是斯滕泽尔从阿尔尼姆的论证中得出的，参见其《柏拉图辩证法发展研究》（Studien zur Entwicklung der Platonischen Dialektik ），Breslau，1917，第105页及以下；《柏拉图辩证法的方法》（Plato’s Method of Dialectic ），Oxford，1940，第149页及以下。其中含有我们在西塞罗的《论演说家》13中发现的表述，即《斐德若》是柏拉图晚年的作品，这种表述可以追溯至希腊化时代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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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没有这样一种比较的共同基础，柏拉图就无法将他的哲学和吕西阿斯的修辞学［雄辩术］作比较。它们的共同基础是双方都声称自己代表真正的教育。伊索克拉底在其教学方案《驳智术师》中也区分了当代教育的三种主要形式：（1）苏格拉底派，（2）像阿基达玛（Alcidamas）这样的政治雄辩术教师，（3）像吕西阿斯这样的法庭演说的撰写者和演说辞写手（伊索克拉底，《驳智术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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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斐德若》27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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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斐德若》228a，25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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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西塞罗，《演说家》（Or. ）13.42遵循一位希腊化时期的学者，正确地说，haec de adolescente Socrates auguratur,at ea de seniore scribit Plato et scribit aequalis［苏格拉底对青年伊索克拉底进行了这番预测，而柏拉图就壮年的他写了那些内容，并且他是作为同辈人而写］。任何一个对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之间的文字关系进行过透彻研究的人，如亚历山大里亚的语文学家必定要做的那样，注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证据”，除了是一种毫无价值的虚构，永远不应该被当作别的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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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另可参见拙著《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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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果苏格拉底是真正的政治家（《高尔吉亚》521d），那么他必定是真正的修辞学家［演说家］：因为在柏拉图的时代，说一个人是政治家等同于说一个人是修辞学家［演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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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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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本卷此处 ，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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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版本与那些受雇的修辞学家们的手稿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他思考问题的哲学方法。关于这一点，参见索尔姆森，《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修辞学的发展》，载《新语文学研究》，耶格尔编，第四卷，第213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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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斐德若》228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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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罗列的作品中，这组文章的编号是71和72： ［爱欲论题］和 ［友爱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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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爱欲的主题，作为一个被大众接受的主题，也出现在《会饮》中，尤其是演说比赛的开头部分，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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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斐德若》234e及以下，23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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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译注：这里所谓的情人（the lover），指被爱欲所支配的人，即“爱（欲）者”，其对象即“被爱（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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